专题一 政治发展与治理

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

崔玉军[1]

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少数几位学者在20世纪初期就注意到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种可称为民族主义的思潮，但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是在50年代之后才开始研究民族主义的，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列文森的研究，他提出的“文化主义”概念及其向民族主义的转变，为学术界观察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框架，民族主义因而成为美国学者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再度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迄今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为最近30年来国外国学界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这一时期国外学术界除了继续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之外，更多地集中于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各种特征的研究。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学术史简述。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从数量上看并不多，这种情况是与学术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从传统上看，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后来居上的），在清末民初之前曾经非常发达。但其研究大都集中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和语言方面，这种传统一般被称为“国外汉学”，对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兴趣不大。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饱受战乱之苦，也严重地影响了欧洲学者正常的科研活动。另外，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少民族主义意识，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较短，也难以引起足够的注意。此为本阶段的著述相对较少的两个主要原因。

真正开始严肃关注中国民族主义实践的著作应该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是费氏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首次出版于1948年，其后分别在1958年、1971年、1972年和1983年4次重版，一直是美国朝野上下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尽管民族主义话题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但费正清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却成为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费正清注意到，在19世纪之前，中国人的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显得特别落后。费正清指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的基础就是儒家思想——这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普遍适应的治国之道。只要统治者治国有方，只要其实施“仁政”，那么由谁来统治都没关系。费正清将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一种“非民族主义”的传统。[2]此外，费正清还提及，民族主义是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被动回应。19世纪以来，清政府积弱积贫，不能同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能适当地和及时地作出反应。在这一衰落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吸收了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这些因素开始发挥它们的改造作用。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费正清将之称为“新民族主义”，以便区别于此前的文化民族主义。[3]这就是80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界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的例证之一。

从1950年起，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开始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1950年，弗朗西斯（John de Francis，1911—？）撰写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一书在纽约出版。[4]弗朗西斯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主攻亚洲语言学，他在该书中主要讨论了汉字能否拼音化，是否应该拼音化，以及中国的现实政治与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避免民族分裂，那么中国文字就应该字母化，统一书写系统。该书出版之后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论，有的学者（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旅美学者杨联升先生）表示赞同，但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如宾州大学中国文化教授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就担心，如果真的采用罗马字母取代象形文字，那么中国3000年的文字典籍将不复存在，因为用以书写这些典籍的文字媒介是不可能被成功地字母化的。卜德还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和知识界的积极参与，任何罗马化系统都不可能成功。[5]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20—1969）撰写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也是“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实践者。《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但列文森在该书中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近代起源说，将费氏的理论进一步明晰化和理论化，并且首次区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认同转化，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50年代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进入“发展的十年”（decade of develop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中国的盟国身份，美国朝野上下了解中国的诉求日趋高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在冷战时期，中美对峙局面形成，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渐突出。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美国高校加强对中国语言的教学和训练，促进美国年青一代对中国的了解。而各高校相关院系和中国研究机构也从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大量研究资助，中国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6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很快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研究中国的重镇。

中国民族主义话题也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更多学者的研究范围内。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之后的30年间，国外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著超过20部，规模超前。

一 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

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外交、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民族主义是这种新兴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不过它是从属于后来备受争议的“冲击—回应”范式下的子课题。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主流看法是，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中国社会如果有变化，那么也是“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它不能依靠自身内在的动力走上与欧美一样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在外部（异质）文明的冲击、洗礼之下，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变。[6]上文中费正清所说的“新民族主义”，就是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而做出的选择。但在这个问题上，费正清并没有深入研究，倒是他的学生——著名中国学家列文森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分析。

列文森的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学说。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传统上并无民族主义观念，“中华帝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7]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中并无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其认同核心是华夏文化。但中国在近代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开始瓦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民族概念，希望通过培养民族主义意识反对西方列强和救亡图存。因为这样一来，所谓的中西问题就从文化优劣之争转向了国家/民族之争，中西关系不在于“中国与西方文明程度如何，而在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位如何”。[8]

列文森在其另一本名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使梁启超解决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他用“非文化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non-culturalistic Chinese nationalism）来表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解释方法：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这种新的文化价值，就能“从作为‘天下’的中国的失败中取得作为‘国’的中国的胜利”。[9]他还用一章的篇幅重新论证了上述看法，并重申，“当文化至上论绝望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10]1968年列文森重申他的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民族情绪，是从19世纪来的，而不能回溯到18世纪”。[11]简而言之，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近代产生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放弃天下主义（文化主义）而代之以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

列文森的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得到了当时和此后多数学者的支持。哈里逊（James P.Harrison，生卒年不详）更明确地指出，民族主义是中国的一个近代观念。[12]按照他的说法，文化主义又称为天下主义（universalism），它含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文化原则。中国文化是天下唯一的、真正的文明，其完美的内在结构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自足性，其价值系统具有无可争议的“普适性”和不可挑战性。哈里逊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意识始于秦汉，虽然历经两千多年，尽管也有一些爱国主义、仇外主义以及对帝制和皇室的忠心耿耿，但占据中国人认同第一位的却是文化，不存在脱离了文化遗产的中国（Chinese State）或民族这样的概念。[13]二是政治原则。文化主义确认中国是“天下”的主体，其他国家或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华”（文明）与“夷”（野蛮）的关系。政治精英所忠诚的是儒家（也是中国）的统治方式和原则，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政权或民族，也即“华”“夷”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一旦“夷”人接受了儒家文化，他们也就成了中国人，甚至可以合法地入主中国（“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之亦然。因此，这种文化主义的基础“是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信仰的接受，而不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民族主义”。[14]惠特尼（Joseph B.R.Whitney）则将之表述为是中国“自文化实体到政治实体”的转化，儒家传统的天下观转而为外来的民族主义所代替。[15]这就是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化，或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近代起源。

二 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历史作用

列文森的近代起源说的逻辑终点就是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作用，即“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6]19世纪以来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激烈冲突和激荡之中，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与中国的处处受辱，在“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之下，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社会变迁剧烈，内忧外患不断，作为一种社会情感、政治运动或社会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被视为中国人民在民族生存危机下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动力和社会力量的动员手段。的确，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中的每一个新的起点都闪动着民族主义的影子。换言之，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持续的主题，而且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在社会和政治团体那里导致了“强国情结”的形成。

6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约翰逊（Chalmes A.Johnson，1931—）指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动力，或者一种主线，贯穿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所有历史。

1968年，著名学者芮玛丽（M.C.Wright，1917—1970）将民族主义的作用进一步拓展到中国近代革命，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动力（moving force）。[17]根据这种观点，民族主义假以各种社会群体（学生、媒体、知识分子、农民等），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及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理解成中国近代革命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以至于有的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要性人尽皆知。[18]

民族主义成了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约翰逊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共产党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他在该书中比较了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策略，认为日本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农民传统的乡土观念，农民相信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但是却不能产生本阶级的领导人物，共产党则及时满足了这种需要，于是地方军事组织因此产生，而共产党不但担任起了已经被动员起来的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的领导，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建设，并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这种成功的民族主义动员，使共产党获得了领导中国的权力和合法性，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19]上述意见也得到其他多数学者的肯定，认为“中共在思想上对国民党的胜利，部分来自他们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20]

另外有学者从青年学生运动那里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一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1935— ）撰写的《1927至1937年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主要研究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到1937年抗战之前这10年间的学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叶嘉炽（Ka-che Yip，1944— ）撰写的《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叶嘉炽利用已有的中文资料，分析了学生民族主义的由来和局限性，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学生的反基督教运动源于此时青年学生富国图强和反帝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因为学生运动在其天性上讲是软弱的，必须与其他政治组织联合起来。作为这种联合中弱小的一方，他们一般会失去对他们发动起来的运动的控制权，反而容易成为随后的镇压行动的目标。[21]

三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进展：研究范式的转变

90年代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进入第二次范式转化。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个不同，一是列文森的近代起源说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例如，有的学者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追溯到宋元甚至更早时期），但最主要的转变是他们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所谓的“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持续的、群体性的探索，已经从90年代之前的史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多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年来国外学术界仅是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文献中，专著超过15种，期刊论文则有120多篇，还召开过数次学术会议。传统上国外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主要以美国学者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华裔或华人学者，但这一时期欧洲（如英国）和亚太地区（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日本）有很多学者也加入进来。另外不少港台地区的学者，以及少数大陆学者的论著也在海外发表，这也是前一时期不曾有的。

如果说前期（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关注的是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到清末民初，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中国政治力量、民众动员和国家建设的源泉的话，那么后来（90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将视野扩展到整个近现代中国，从研究方法和范围上都显示出学科范式的转化。

第一，中国民族主义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进入国外学者的研究视域。这些研究既包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般论述，也包括对这一现象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可以说中国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国家建构及意识形态运动都被纳入了民族主义的视域中。民族主义似乎成为贯穿中国百年历史的核心线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受到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类别、性质、功能、特点及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等，都成为国外学者主要的研究内容，民族主义再度成为解读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第二，研究方法的整合和多样化。此前，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史学领域进行的。90年代之后的研究还引入了诸如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多个视角来审视、观察和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视角更为广阔和深刻。

第三，研究方法的实地（field）化。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从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早期，国外的中国学家在掌握中国文献方面遇到很多困难，他们的资料仅限于从港台地区获取的有限的中文出版物和无法证实的一些传闻。8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除了文献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之外，许多国外学者甚至可以亲身到中国来进行实地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大量地利用了第一手资料，包括大陆公开出版的政府公告、各种书刊杂志以及互联网上的聊天帖子、博文等。这与第一阶段颇为相似，但范围更广。

第四，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从原来的“学院派”课题逐渐社会化和国际化，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敌意和政治意图。除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之外，一些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也时有论作问世。我们当然承认民族主义本身就与意识形态联系密切，但也不能否认这是在“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的自然产物。与90年代之前相比，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无疑是与国际地缘政治话语密切相连的。

为什么9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会突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感兴趣呢？国外学术界的一般解释是，90年代以后在中国涌现出的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既与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兴起的一般原因有关（如苏联解体及随后该地区民族国家的出现、巴尔干半岛持续的民族冲突、欧美一些地区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等），也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就后者而言，归纳起来则有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的诱因。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易于引发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中国使馆被炸、战机撞毁等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是国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

1.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与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90年代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起因于政府寻求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以及普通民众对信仰和价值的诉求。这是多数西方学者的一致看法。

90年代前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引起了原共产主义地区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普遍质疑。面临价值观上的迷惘和多元，以爱国教育为主题的民族主义盛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22]由政府提倡（或引导）的国情教育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

在政府积极推动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爱国教育运动的同时，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则经历了从80年代初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到90年代对西方意图的怀疑的转化。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怀疑西方不愿意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因此一种反感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霸权、凸显中国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话语逐渐表现出来。[23]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方不想中国成为和西方国家那样的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也不想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24]这些人于是便从西方价值观的拥护者变成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中国可以说不》等系列著作的出版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对西方价值的批评也意味着对本民族传统的重新反思，在冷战期间被压制的民族主义则成为最好的选择。[25]这是自90年代以来以“新左派”和反西方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来源。[26]

2.强国情结、百年耻辱与挫折感的交织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融入全球化运动当中。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运动为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机会，这是国外学者理解“新”民族主义的中国背景。他们认为，90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与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后中国民众心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国内来说，经济的增长在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热情，中国普通民众希望中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90年代以来产生民族主义情绪的土壤。从国际上来说，一方面，中国外交中的某些挫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举动诱发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勾起了他们原本被暂时压制下的耻辱感。民族耻辱感是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的一个明显因素，而现在西方大国的阻挠让中国人再次回忆起了长达百年的世纪耻辱。[27]

一些西方学者还特别注意到了90年代大陆的一些出版物，认为它们为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蔓延和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提到了1996年中国出版的一些政论性的畅销书和影视作品，如《中国可以说不》《北京人在纽约》等，认为这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表现。这些作品在国外知识界的影响可能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如果要讨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不提到这本声名远扬的《中国可以说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28]这些作品为“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3.西方大国对中国的不尊重与不信任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中国的不尊重与不信任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尊重中国，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就可能获得满足并随之消失。[29]

90年代之后，中国颇受一些外交事务的困扰。一方面，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的步伐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交往却屡受挫折（如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迟迟不能取得成果，一些西方国家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屡屡向中国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鼓动西藏独立，以及欧美等国还经常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等等）。西方学者认为，一些外交摩擦和意外事件刺激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历史耻辱感情和强国情结，使他们从对西方国家的理想化、幼稚的和狂热的迷恋中醒悟过来。[30]

实际上，西方学者已经习惯于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解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备受非议的“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也是让中国学术界和普通民众非常愤慨的一个论调。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必将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也会引起中国人重建历史上的帝国的冲动，因此要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前采取“围堵中国”的政策。[31]

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是由某个特定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在这种国内和国际环境下，90年代以来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规模不但是空前的，而且对中国民族主义特征的描述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它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自信的、强硬的、乐观的、武断的、进攻性的、好斗的、反传统的、务实的、防御性的、包容的、动态的、虚无的、“面子的”等，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品格和特征，有学者甚至将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比作《圣经》中约瑟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外套”，[32]说明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仍处于充满争议的情况。

较之欧洲，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更复杂的话题，不仅因为这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思想中很少出现的意识，而且还因为这种意识是伴随着近代史而进入中国的。一方面，我们在很多重大事件上看到了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反的、奇怪的现象。这倒是提出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作为一种自我认识，我们应该如何以及培养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希望国内学术界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话题。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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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崔玉军，男，1966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2]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98-100.

[3]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467.

[4] John de Francis，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

[5] 卜德对该书的评论参见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71（4），1951，pp.280-281。另外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和李方佳也都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56（4），Jul.，1951，pp.897-89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17（4），1951，pp.255-257。

[6] 详见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7] Immanuel C.Y.Hsu（徐中约），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rase，1858-188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

[8] J.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

[9]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0]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1] J.R.Levenson，The Past and Futur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Survey，67，April，1968，pp.28-40.

[12] James P.Harrison，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969，p.2.

[13] James P.Harrison，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1969，pp.3-14.

[14] James P.Harrison，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1969，pp.2-14.

[15] J.B.R.Whitney，China，Area，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p.160-162.

[16]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2000年，第87页。

[17] Mary C.Wright，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in Mary C.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3.

[18] Lucien Bianco，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trans.by Muriel Bell，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40.

[19] 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3.

[20] [美]费正清：《费正清集》，陶文钊选编，林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21] Yip Ka-che，Religion，Nationalism，and Chinese Student：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Bellingham：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0，p.3.

[22] Suisheng Zhao，A State-Led Nationalism：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31（3），1998，pp.291-299.

[23] Allan S.Whiting，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China Quarterly，142，1995，pp.297-315.

[24] Zheng Yongnian，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8.

[25] Jonathan Unger，Introduction，in 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1996，p.vi；Ian Seckington，Nationalism，Ideology and China’s “Fourth Generation”Leadership，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4（42），2005，pp.23-33.

[26] Suisheng Zhao，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0-212.

[27]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W.W.Norton，1997，p.34；William A.Callahan，National Insecurities：Humiliation，Salvation，and Chinese Nationalism，Alternatives，29，2004，pp.201-204.

[28] Zhang Xudong，Nationalism，Mass Culture，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 -Tiananmen China，Social Text，16（2），Summer，1998，p.131；Xu Guangqiu，Anti-Western Nationalism in China，1989-1999，World Affairs，163（4），Spring，2001，p.151；Ian Seckington，Nationalism，Ideology and China’s “Fourth Generation”Leadership，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4（42），Feb.，2005，p.27.

[29] Zheng Yongnian，1999，pp.156-159.

[30] Zhang Xudong，Nationalism，Mass Culture，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Social Text，16（2），Summer，1998，pp.111-112；Xu Guangqiu，Anti-Western Nationalism in China，1989-1999，World Affairs，163（4），Spring，2001，p.151.

[31] T.A.Metzger and R.H.Myers，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cy，Orbis，42（1），Winter，1998，pp.21-36；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Foreign Affairs，76，1997，pp.18-33。另外可参见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e 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Knopf，1997。

[32] Jonathan Unger，Introduction，in 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M.E.Sharpe，1996，p.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