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70年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

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正在迈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建设者面对自然灾害频发、生产力低下的严峻环境，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开启了可歌可泣、曲折艰辛、成就斐然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启动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就是如何处理好或者说协同好——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依赖自然而生存。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必须利用自然，或尊重或蔑视，或顺应或逆反，或保护或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或和谐或冲突。新中国70年经历了从农耕文明生产力低下的“靠天吃饭”、祈求“丰衣足食”到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荣、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70年改天换地，力塑河山；70年风雨兼程，艰难曲折；70年绿水青山，金山银山；70年生态建设，文明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就是人与自然从矛盾冲突到和谐发展之路。

系统地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举和伟业，我们发现，生态文明建设物理内涵的演绎过程，焦点在变化，重点在调整，难点在更替，具有明确的阶段性特征。70年的建设发展，虽然困难重重，但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尊重自然，平衡生态，成就斐然。在生态相对脆弱的自然环境下，一步一步地发展经济、改善自然，内在动因何在？70年从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到生态平衡，再到迈向生态文明的历程，需要加以学理分析、认知和解读。在全球生态文明转型进程中，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责任重大，信心满满。

生态文明传承“天人合一”的东方古典哲学智慧，但其物理内涵多在哲学层面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认知与实践上。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较为系统全面地界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物理内涵，即生态、环境和资源三大成分，生态得到改善，环境得到整治，资源高效利用。尽管在广义层面，将生态文明界定为相对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人类发展历程的社会文明形态，但更多的，在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操作层面，采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安排，将生态文明建设限定在较为狭义的具有具体物理内涵的层面。2015年，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中，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是“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目标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从广义、宏观和历史的视角看，是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但在狭义、技术和现实的层面，则主要包括资源节约即高能效、低物耗，污染控制即低排放、零排放，和生态保护即生物多样性保育、生态平衡的维系。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污染治理，抑或是资源节约，均源自或回归于自然环境本底资源。那么，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本底特征或状况如何呢？20世纪30年代，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2]，连接东北的爱辉，到西南的腾冲，此线西北一侧国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而人口只占全国的4%。经过80余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一结构依然存在，东南一侧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94%。根据中国自然气候和地形地貌特征，我国不适宜和临界适宜人类居住的面积高达527.48万平方千米；而在这广袤但却贫瘠的土地上，养育的人口只有区区450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只有3.44%。而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面积只占27.36%，养育的人口占比却高达78.12%。[3]这一自然资源本底特征，足以说明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艰辛，需要一再加大力度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内陆人口为5.42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22.00%。城市化水平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只有10.64%。粮食总产量1.13亿吨，人均只有208.49千克。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粗钢产量只有15.80万吨。[4]森林覆盖率只有8.60%。[5]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严重短缺，工业化水平低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基础条件并不优渥，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面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