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认知

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70年，凸显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适意义，需要从学理上加以分析、揭示和梳理。从前述的动因分析看，西方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公地悲剧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理上可以部分解释，但难以全面解读中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21]

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知层面，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进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可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传统社会阶段，工业发展的规模比较有限，环境质量处于比较好的状况。在经济起飞准备阶段，工业发展规模快速扩张，环境质量趋于恶化。在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工业生产规模大，能耗高，污染加剧，环境质量恶化。到了工业化的成熟阶段，投入增加，技术改进，污染得到控制和治理，环境质量开始改善。在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环境质量成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环境质量水平大幅改善。[22]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是对自然环境刚性约束的认知。肯尼斯·波尔丁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一文中认为，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要使飞船延长寿命，就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但是，这只是一个假说，没有考虑人类自身的适应和调整。如果人类自身的调整和适应不会或不可能超越这一刚性约束的边界，这一假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也是一个生态化发展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23]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实践的学理认知，不仅需要规律性理解，更需要机理性解读。显然，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转型发展的过程。为什么要、为什么会转型发展，必然有其内在的机理。这些机理，从根本上，具有公理属性。[24]潜在经济增长的因子或内在动力，无外乎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自然资产的转换。人类通过狩猎捕鱼、砍伐树木、种植农作物、养殖家禽家畜、加工增值、市场交易等活动，将自然有机资产转换为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人类通过开发石油等矿产，生产燃油、化工原料、化学纤维、塑料制品等入市交易，以及形成横向或纵向一体化产业链，进行产品链延伸、衍生等活动，将自然无机资产转换为人类财富，拉动经济增长。只要有规模的扩张，就会加大对自然的索取，从而传递生态退化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基础设施或固定资产存量的扩容。之所以成为基础设施，是因为其公共属性、高投入属性、耐久属性，例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桥梁、城市道路、给排水工程和其他公共设施，以及房屋建筑、污水处理、发电设施，乃至于大型机械装备例如飞机、汽车等。这些设施或装备初始投入巨大，包括原材料消耗、劳动力需求、各种工程服务保障等，能够立竿见影催生就业、拉动需求、推进增长，而且是高速增长。但其环境和生态内涵则是：如果不加以管控和治理，污染排放数量增长，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消耗量增加，生态系统格局出现变化，很可能改变原生态环境。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最终需求，即人口因子。在消费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的增长与人口数量增长必然同步。这一增长，主要体现的是农耕文明的增长特质。工业文明的需求增长是生活质量的拉动。我们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用。衣，从遮体保暖到舒适体面；食，从吃饱、吃好到吃特色、吃品味；住，从挡风避雨的简易茅草房，到加固增强的砖瓦房，再到上下水、电器、网络完备的品质住房；行，从步行、骑马到自行车，到两轮机动摩托车，再到舒适安全的四轮机动车；用，例如农业器具，从人力、畜力到机械助力，再到机械化。需求产品品质的提升，必然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拉动经济不断扩张增长。真正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影响生态环境的，不仅是人口数量的简单扩张，而且是品质的不断提升。

第四个方面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和质量改进。没有工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仅靠工匠精神，可以将产品在既定技术格局下做到极致，但不可能引致产品的更新换代。例如，采光透风的窗户，在农耕文明技术条件下，高级工匠精神可以在窗户制作上精雕细琢，雕梁画栋，没有工业文明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不可能演化到透明采光、保温效果不断提高的单层玻璃或双层中空玻璃，以及充入惰性气体的双层或三层玻璃。窗户框架的材料，也从木材、铁质、铝材到铝合金，耐用、保温、采光、观感等性能得以不断改进。如果说这些技术是渐进性的创新，有些技术则是破坏性或颠覆性的，例如，光伏发电，直接接收转换太阳辐射能，而不是采用燃烧化石能源的方式产生电力。手机融入通信、照相、文件编辑等功能，就替代了传统的有线电话、相机，乃至于台式电脑。纯电动汽车不需要燃油，交通也就不会有尾气排放。

生态文明建设的物理内涵要求资源节约、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进一步从学理来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需要但并非一定要因循所谓的阶段论，存在但也并非一定受制于外在的刚性约束。自然资产的转换，首先存在一个容量或刚性的总量约束。例如，森林一旦砍伐殆尽，尽管可以再造林，数量上也只能是周期性更新。矿产资源，由于地球的物理边界的存在，既不可再生，也不可无限增加。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破坏生态，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不断提高，更有条件实现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发展。大量的农地撂荒、退耕还林、退湖还田，不是自然的物理刚性约束，而是技术发展使然。化石能源尽管是可枯竭的，但随着新能源的发展，石油、煤炭资源很有可能在枯竭以前就被替代了。有如石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石头的枯竭，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也并不必然等同于化石矿产资源的枯竭。

社会固定资产，也存在一个饱和和需求的问题。高速铁路、公路、房屋建筑，受物理空间的制约和需求量级的饱和，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因而，基础设施大投入时期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集中在建设时期。一旦建设完成，如果运行维护得当，寿命少则数十年，长则以世纪论。相对来说，使用和维护的能耗和排放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人口对资源的占用和消费，人类面临“马尔萨斯陷阱”，由此战乱周而复始，对资源的争夺只能是零和博弈。农耕文明的生育选择或策略，也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而在工业文明时代，物质财富可以极为丰富，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做大蛋糕，实现合作共赢。因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无须计划生育，更没有强制性政策，社会的生育选择或策略是少子化，人口数量不再增加，一些国家已经在实现峰值后下降。如果人口数量趋稳乃至于长远看趋降，那么，对自然的索取频次和强度、物质资产的存量、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就会趋稳或下降。在技术不断创新的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有可能从“马尔萨斯陷阱”的被动适应，经过工业化进程中的污染破坏，最终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

根据上述规律性和学理性认知，工业化进程、人口数量态势和生活品质提升，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条件。经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人口控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少子化的人口态势正在出现而且将持续甚至加剧。中国人口总量，从1950年的5.5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13.7亿人，[25]预计到2030年前后达到14.5亿人的峰值，然后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到21世纪末，人口总量将可能降至10亿人乃至于更低。中国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也正在趋近于饱和阶段，不再是物质短缺时代，而是物质极大丰富时代，人们寻求更多的是美好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