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管理与规划建设·

中国古代聚落筑城演变探析[1]

王茂华 姚建根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城池数量众多，修城筑堡，是由来已久的共识。城池城墙从土城到砖石城演变是一个重要现象。处在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城池防御体系得以继续存在且稳步发展，到明末清初时达到完善。影响城池分布与沿革的因素主要有降雨、地震、地势等自然因素，战争、民变、政争、经济状况及城市化等人文因素。竹城建造成本远低于土城、砖城和石城的成本，石城的性价比最高。

关键词：筑城 统计分析 时空分布 促动力 城池成本

在中国古代，城池为地利之一。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及其周边的土地上，先人彼此厮守与厮杀。城池便是他们生存的据点、争夺的对象和存在的见证之一。筑城浚池，便成为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持续的现象。近些年来，学界已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城池的研究，《中国筑城史》[2]分析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筑城活动，尤其是注意到近现代史上的筑城活动；《中国城池史》[3]考察了从原始社会到清朝典型城池的建设；《中国の城郭都市》[4]描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特别是自唐至宋城市的变迁；《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5]探讨了唐末至明中叶中国地方建制城市外部形态演变的过程和变化原因、城墙修筑和废弃原因，以及城市规模和等级之间的联系等。学界还探讨了以下问题：先秦都城复原、中国史前城址考察、先秦城市史、先秦巴蜀城市史等；汉代城市、西汉城市地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北魏洛阳、村落，六代帝邑，挹娄、勿吉所建城址；唐朝两都，州县城郭的规模与构造，东北边、北边、西北边、西南边的边城，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等；辽金元时代辖区内的城址、城市类型、城郭营建制度等；宋朝两都，一些州县城市、边地军事要塞、城堡等；明朝都城，以及明朝九边，即今贵州、甘肃东部、云南、福建、河北北部等地的城池或城堡；清朝府城营建，以及台湾地区筑城情况。还有一些论著，或涉及个别区域、个别城市或个别中小城镇等地的兴建与变迁，或涉及砖窑与城砖生产等。[6]对中国古代城池与现存城址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富，对历朝都城的研究已臻成熟；区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个别区域，较少通盘视野下的成果，且有时多与研究对象的城市布局、经济状况、军防与战争、社会生活等内容相糅合。断代研究以先秦城市综合研究最为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最为薄弱，而对明清城池的研究与其庞大的规模极其不相当。近年来对明清城池的研究，数量有所增加，但与前代的研究相比，热度依然不够。就通论性的研究而言，有待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及其各个时期城池或城址总量统计与分析、城池群时空分布和城池规模与形制的演变等问题。另外，加藤繁先生曾指出，“城壁开始时是用土来筑造。秦汉以后，首都用的是专瓦（后作土专、砖），其他一般是用土；及至唐宋时期，京师以及一些重要府州用的是砖；然而明代在筑造修缮南北都市时大抵是用砖或石头，即使清朝也一样。砖筑城墙在明嘉靖以后增多，万历以后更盛，清康熙、乾隆以后，城墙几乎全部用砖所造（至今仍有少量土城存世）”。[7]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古代聚落城池修筑演变及其墙体从土城到砖石城演变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一 筑城概述

（一）史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史前城址有108座。其中有石城47座，它们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陕西境内。[8]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城址有数千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9]据研究，春秋时代1131个城邑，分属于当时的52个国，遍布在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湖北、安徽、甘肃、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兴起于春秋时代的城市，在战国时代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是泛指常数，“万家之邑”也成为常见现象。[10]迄今，被发现的春秋战国城址有450处，空间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春秋战国城址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续表

由表1可知，现存城址多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分别占32.75%、19.78%和10.55%。

秦始皇堕城给人以深刻印象，但秦时也有筑城行为。秦皇攻岭南百越之地时，筑“秦城”，[11]在北击匈奴后，“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12]今沿秦长城、直道遗址，发现10余座秦代城址，包头市境内秦长城内外，留有八九座古城遗址；[13]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秦直道遗迹东侧，自北至南，依次有城梁、苗齐圪尖、大顺壕3座秦城址。[14]前代修筑，经秦至汉仍沿用的城址有52座，分布在今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市自治区境内。[15]

汉高帝六年（前201），“令天下县邑城”，[16]自此，全国普遍筑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垒、堡、壁、固，是汉末以降筑城运动的产物，十六国时期则是它们的极盛时期。晋中地区有垒壁300余座，冀州郡县有堡壁100余座，关中地区则有3000余座。[17]坞壁多属山城性质，[18]坞壁的规模从几百到数千家不等，“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师，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19]此外，肃慎、挹娄、勿吉各部先后活动在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在佳木斯境内，发现该时段文化遗存有509处，其中山城城址94处，有土筑、土石混筑、石筑三类。[20]

（二）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除营建长安城与东都洛阳城外，还修筑郡县城池，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诏“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以）上者，徙就之”。[21]隋朝也建城堡，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22]从隋末唐初的征战中，也可看出境内城堡的情况，如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陟州刺史李育德曾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23]岭南地区也兴建了很多城邑。隋文帝时，岭南“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24]桂林总管令狐熙上任后，将寄政的地方官下派，“为建城邑”。[25]隋末，刘洎略地岭表，“得五十余城”，[26]由此可知该地城池数量不少。

唐及五代诸国、突厥、渤海、契丹、吐蕃、南诏等政权都有筑城活动。日人爱宕元《唐代州县城郭一览》一文，便列有331座州县城郭。[27]除渤海国281座现存城址外，经统计，唐五代十国时期另有城池至少741座。大部分文献对这些城池的记载不是筑城信息，而是能够证明某时间某城池业已存在的信息，故试析如下：在741座城池中，确定为前代遗留至唐朝的有179座，至迟唐朝出现的有504座城池，至迟五代时期出现的城池有58座；其中砖石城有31座：唐朝21座、五代十国10座；州郡（都护府）级别城池264座、县级城池326座、城堡等151座。

表2 唐五代十国时期城池时间、级别分布统计分析表

以唐朝诸道为基础，当时地域可分为关内、河北、河东、陇右、河南、淮南、江东、江西、山南、剑南、岭南、黔中、南诏、突厥等14个区域；以区域为变量进行统计，城池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河南、关内、河北。不同级别与类别的城池区域分布情况详见表3。

表3 唐五代十国时期城池级别与类型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三）辽宋西夏金元时期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的时期，在痛苦的磨合中，辽、宋、西夏、金等政权纷纷筑城。从统计情况看，有据可查的辽、金城池多集中于现在的东北与内蒙古地区，其他区域也有零星分布。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先后发现几十座古代城址。2011年8月，据王曾瑜先生转述的俄罗斯学者尼基京的演讲称，该地有数十座金代城址。因尚未查询到相关资料，故不能将之纳入统计。[28]辽、金至少有城池887座，以现在所在国家或省区为划分依据，其区域分布情况详见表4。

宋朝城市城墙由土墙向砖石墙演变趋向普遍。据黄宽重先生研究，砖城有广州、潭州、梧州、杭州、汀州、襄阳、蕲州、和州、庐州、衡州、洪州、泸州、福州、永州、六合、秀州、潮州、邕州、静江府、兴化军、泉州、安庆府、真州、江陵府、潼川府、宁都县城等26处，另广南西路宜州为石城。黄登峰博士指出，宋朝石城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并列举了小宁城遗址、钓鱼城、涪州治所3例。[29]据本文统计，宋朝修筑城市城池至少363座，以第一次修筑时间为统计标准，北宋为224座、南宋为117座、年代不详的为22座。其中，砖石城共计84座。

宋朝的砖石城前代遗留的有15座、北宋23座、南宋46座。其中河北2座，淮南11座，两浙9座，江东5座，江西11座，京西2座，荆湖9座，四川5座，福建8座，广东4座，广西15座，可见宋朝特别是南宋东南地区修筑砖石城的比较常见。另有一些城池的城墙部分包砖或城基为石，这类城池也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南方地区。如泗州城基为石甃。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岳珂）至盱、泗，招抚郭倪招宴泗之凝云楼。楼据城而高，城不甓，址以石。北望中原，无障蔽焉”。[30]也有疑似为砖石城的城墙，如楚州等，但证据不足。此外，宋朝还修筑了大量堡寨，详见表6。

其中特殊者有山水寨与山城。山水寨主要分布在两浙、江西、福建、淮南、广西等区域，山城则集中在四川。山水寨的特点是“阻险为固”。[31]为抵御元军，宋人在四川地区筑有许多山城。胡昭曦先生考证出山城44处，薛玉树先生考得72处。[32]

表4 辽金时期城池与城址的时间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表5 宋朝城市城池砖石城时间与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表6 宋朝堡寨时间与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西夏筑城见诸史书者寥寥。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赵德眀始城怀远镇而居之，号兴州”。[33]西夏也修筑为数不少的堡寨。宋朝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说：“昊贼弄兵，侵噬西蕃，开拓封境，僣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汉界缘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34]可见，西夏当时已修筑了300座以上的堡寨。西夏修筑堡寨不是一时一地之事。夏毅宗拱化三年（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夏人数扰代州边，多筑堡境上”。[35]除《宋会要辑稿》收录80余座堡寨外，西夏修筑堡寨的具体名称与位置已难考证。《党项西夏文献研究》地理卷列出辽、宋、金三朝与西夏交界相关城镇堡寨及其他地名的资料索引，《宋夏沿边堡寨兴废升降年表》《宋夏沿边同名堡寨一览表》不惧繁难，制表细密，堪供参考。[36]

元代在其政权建立之初，无疑对南宋军民利用城池等地利进行的顽抗有着深刻印象，故销毁原宋辖区内几乎所有的城池。但应指出的是，元灭宋后，保留了川蜀地区一部分城池，占该地原有城寨总数的39%以上。此外，其他地方也有零星城池得以幸免，如宿州、江浙行省的嘉兴路、富阳、兰溪州、台州，江西行省的龙兴，湖广行省的邕州、贺州等地。[37]因各地民变迭起，元末又陆续修筑城池。《宋、元以及明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主要依据天一阁方志，统计出元末地方建制城市修城共72次。[38]截至目前，经统计，元代至少修筑465座城池，其中有59座砖石城，占总数的12.69%，其区域分布情况详见表7。

表7 元代城池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续表

59座砖石城主要修筑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其中砖包砌城墙者16座，砖石包砌者17座，石包砌者23座，不知是砖还是石包砌者3座。将城墙甃筑砖石最多的是江浙行省、湖广行省、江西行省。

（四）明清时期

明代筑城最为频繁，砖石城大量涌现。截至目前统计，明代至少修筑4514座城池，其中砖石城1422座，占31.5%。将明代辖区划分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江西、浙江、广西、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福建、哈密等卫16个区域，以区域为变量进行统计，城池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山西、陕西、北直隶；砖石城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北直隶、山西、四川；筑城次数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山西、北直隶、陕西。具体情况详见表8。

表8 明代城池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续表

以第一次修筑时间为统计标准，以区域与在位帝王为变量，砖石城分布情况详见表9。

以区域为变量进行统计，砖石城数量分布情况为：北直隶247座，占砖石城总量的17.37%；山西154座，占砖石城总量的10.83%；四川141座，占砖石城总量的9.92%；山东111座，占砖石城总量的7.81%；湖广110座，占砖石城总量的7.74%；广东96座，占砖石城总量的6.75%；南直隶91座，占砖石城总量的6.4%；河南86座，占砖石城总量的6.05%；广西69座，占砖石城总量的4.85%；陕西62座，占砖石城总量的4.36%；云南57座，占砖石城总量的4.01%；福建56座，占砖石城总量的3.94%；贵州54座，占砖石城总量的3.8%；江西52座，占砖石城总量的3.66%；浙江36座，占砖石城总量的2.53%。

表9 明代砖石城时间与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

表10 明代布政司县州级别以上治所筑城与否统计分析表

续表

截至目前统计，明代县州级别以上城池至少修筑了1403座。其中有927座砖石城，占66.07%。另有前代遗留无修筑记录城池2座，附郭州县155个；县州长官司级别以上无城或城池无考者198个，且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的宣慰司与长官司。

由统计可知，明代砖石城数量远远超过前代。以在位帝王为变量，以第一次修筑时间为统计标准，砖石城数量列前三位的是明神宗、明太祖、明世宗时期。以区域为变量进行统计，县州所级别以上砖石城数量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四川、湖广、河南。王兆春先生曾评价，以南京、北京等城市和长城的修建和改建为代表的军事筑城技术，以及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战船建造技术，成为当时军事技术的两大世界之最。[39]在后金（清朝）军队拥有火器之前，明朝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同时辖区内城池林立，可谓天下无敌、高枕无忧。

明朝时，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境内多有城池，如鲁陈城（柳城）、火州城、盐泽城、土尔番（土鲁番）城、崖儿城等。[40]明人张海称，“土鲁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营者三，小如堡者十六”。[41]

清代在继承明代的城池遗产后，多有修补，稍有添筑，并在西北与台湾等地新筑少数城池。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省通志完成于清高宗乾隆年间之前，府州县方志虽数量多，但远没有涵盖全部的府州县，这意味着收集的筑城信息并不完整。

二 砖石城出现的原因

对于南宋江南出现许多砖石城的原因，斯波义信先生认为华北黄土质地较好，直立性强，凝固性能好，以之夯土城墙相当坚实，再加上降雨量相对较少，自然力的破坏相应也小；江南雨多，土质较松，易于塌坏，加上南宋社会较富裕，有足够经济实力来支持大规模的烧砖筑城。[42]黄宽重先生认为除以上因素外，尚需考虑另外两个因素。一是战争形态的改变。自宋金战争爆发以来，火炮投入战场，产生相当大的破坏力，而江南土质较松软，城郭防御设施落后，则城墙更容易塌坏。以砖包砌的城壁，防御功能比土垣更好。二是有大批的人力尤其是军队加入烧砖筑城的行列，加上丰厚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专门技术相配合等。[43]下文仅对促进砖石城出现的主要因素略做探析。

（一）个案分析

在11626条关于明代筑城活动的有效信息中，共1409条记载有筑城诱因，占12.12%，尽管不能反映问题总体原貌，但可作为探讨筑城诱因的参照，故笔者据此对明代筑城原因予以整理与分析。详见表11。

表11 筑城诱因分析表

在这些原因中，单纯因城池自身致使筑城172次，占12.21%；单纯因自然力量对城墙破坏致使筑城计504次，占35.77%；单纯因人为因素致使筑城686次，占48.69%。可见这三者是筑城的主要诱因。在172次由城池自身原因致使筑城的记载中，159次筑城均与墙体不坚固有关，低薄、崩、倾、裂、坏、颓和陵（凌）等字词足可印证。在单纯因自然力量对城墙的破坏致使筑城计504次中，高居首位的是降水冲决或海水侵蚀原因引起的筑城，共计434次，占86.11%。倘若加上因飓风带来降水的6次，则占87.30%。显而易见，降水冲决或海水侵蚀是自然力量中对修筑城池影响最大的因素。在单纯因人为因素致使筑城686次的记载中，为防备民乱筑城447次，占65.16%；为抵御外敌（北方来敌、倭寇和海寇）168次，占24.49%；政府命令或地方军政机构申请57次，占8.31%。为抵御外敌而筑城，主要分布于北边和沿海地区，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关于“防备民乱”，上述比例可能与事实出入很大，但也可看出为防御外敌与抵制内部各类民乱的筑城是大量存在的。

抛开政治、军事、经济等条件不谈，就单纯筑城本身而言，提升城墙坚固度，应对降水等自然力的破坏，以备军事防御，是必然趋向。本文仅分析促使砖石城出现与普及的两个主要外在因素，即自然力和攻城武器。

（二）两个因素

1.自然力

土质影响城墙的稳固。《成都文类》卷3《龟化》记载：“君不见秦时张仪筑少城，土恶易败还颠倾，力疲智竭筑未就。”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6），鄂州城墙土恶善圮，年年修筑，“城土疏恶”，“土恶亟圮，岁增筑”，[44]类似情况还有陈州城，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45]南宋黄榦称安庆“郡无城壁，累政以土恶不可筑”。[46]眀初，增修甘肃徽县城时，“土疏善圮”。[47]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邹县城“增筑高厚，沙土不坚。岁加修补，邑人病之”。[48]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徐闻县加修城墙，“见土性易塌，实以粗石，重加筑建”。[49]再如蒙自县城“土性不坚，随修随圮”，[50]太平府城“土恶善溃，不必淫霖而隳也”。[51]潜江县城“土善崩，且易越”。[52]古人所提到的土恶、土疏、沙土不坚、土善崩，这些是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水文因素对城墙的影响也是比较严重。台州州治介于天台、栝苍两山之间，北达大海，山洪时常暴发，海水潮汐可溯江薄城，这座城池经常是汪洋一片，“每遇海潮大泛，与山水迎合，则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涨，则城中圜阓之水，便溢半壁”。[53]宋人的相关记载颇多。如宋理宗“绍定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吞原，隰官民庐居，杀禾稼，环百余里，漫为涛川”。[54]元代毁天下城郭，“独台城不隳，备水患也”。[55]

除土质、水文之外，对城墙有破坏作用的自然因素还有地震、海啸、飓风、雷电等，它们无一不促使城墙从土墙向砖石墙演变，且这些因素往往互相关联，同时出现。宋朝“化州并海，亡城郭，岁赋竹苇为藩，飓风至，飘卷为虚，居者不安，民疲于赋，且土疏不可城”。[56]

2.攻城武器

李约瑟的论著对中国古代抛射武器、攻城及其辅助器械等的形制与作用有详细介绍。[57]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火器的研制和使用也有详细探讨。[58]在此不再赘述，仅就宋以后日臻成熟的攻守技术略做探讨。明人茅元仪评论攻守城池器具时，认为“前乎宋，该于宋，后乎宋，稍有益也”。[59]辽宋金对峙时期攻守城技术与器械日臻成熟完善。辽军的攻城术似习自后唐时期的幽州人。五代后唐天祐十四年（917），后唐新州将卢文进叛入契丹，“招诱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为攻城之具，飞梯、冲车之类，毕陈于城下。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间，机变百端”。[60]北宋范仲淹称，“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点集床子弩并炮手，皆攻城之具，与昔时不同”。[61]宋高宗时，吕颐浩上奏：“自古外裔，不善攻城，惟金人剽勇坚悍，轻生不畏死，长于攻城。”[62]南宋陈规也慨叹“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虏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63]

在诸多攻守器械之中，最有威力的是炮与爆炸式武器，“攻守利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64]炮又有抛石机与管状火炮之别。

抛石机也称发石车、炮车等。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65]唐朝军队“有抛车，飞三百觔石于一里之外者”。[66]抛石机种类丰富：有炮车，“大木为床，下施四轮，上建独竿，竿首施罗匡木，上置炮梢，高下约城为准，推徙往来，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准常炮法”；[67]有单梢炮、双梢炮、三梢炮、五梢炮、七梢炮、拄腹炮、旋风炮、独脚旋风炮、旋风车炮、旋风五炮、卧车炮、虎蹲炮。[68]这些抛石机威力不小，如七梢炮，“凡一炮，用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69]旋风五炮当有连续发放炮石的功能。宋人魏胜曾改良炮车，“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70]宋人陈规称“攻城用大炮，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旧制，楼橹无有不被摧毁者”。[71]金人攻太原城，“每攻城，先列炮三十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可如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72]元兵攻开封，“用炮则不然，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炮有至十三稍（梢）者，余炮称是，每城一角置炮百余，炮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73]此类都是石炮。蒙古人开始从西域引入所谓回回炮，是一种平衡锤式抛石机，无论在炮石重量还是射程方面，都胜过传统石炮，在攻樊城、襄阳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炮攻樊，破之”，“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74]“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75]

关于管状火炮，《明史》卷92《兵四》记载：“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罕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士兵“用红夷火药炮，赍以攻城，此炮一发，而流血成沟，骨肉糜烂，虽有韩岳之将，百万之师，无所用其巧矣”。[76]《筹海图编》卷13记载了火炮“铜发矿”的威力，“其石弹如小斗，大石之所击触者，无能留存，墙遇之即透，屋遇之即摧，树遇之即折，人畜遇之，即成血漕，山遇之，即深入几尺。不但石不可犯而已，凡石所击之物，转相搏击物，亦无不毁者，甚至人之支（肢）体血肉，被石溅去，亦伤坏”。“又不但石子利害而已，火药一热之后，其气能毒杀乎人，其风能煽杀乎人，其声能震杀乎人”。[77]

爆炸性武器，也称为火炮。古人可利用炮石机车，抛射火药球，以实施火攻。[78]在对辽宋战争中，金军已学会使用火药兵器，如使用铁火炮，“每一炮继以一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79]金朝末期有震天雷：“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礶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80]宋元双方均使用火炮于城池攻守。元攻沙洋，“顺风以火炮攻之，烟熖燎天，俄而城陷”。[81]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宋军固守静江府月城，最后“拥一火炮，坐燃之，声发如合数百雷霆为一，城土震落，烟焰蔽空”，“火灭，骨尽，无圭撮遗”。[82]可见火炮威力也不小。

在管状火炮出现前，威力最大的攻城兵器是石炮，而非火炮。抛石机抛射火药包，只是起燃烧作用，没有石炮重要。城墙的加固是为适应石炮威力的增大，而后又是为适应管状火器。[83]甃筑砖石以提高墙体强度，是必然的要务。同时，为减少城墙的被弹面，城墙应不再一味向高、厚发展。

三 城池城墙墙体类型与经济成本

砖石城是中国古代城池的成熟形态，相较而言，因险而建的山城，因陋就简的木城、竹城是中国古代城池的未成熟形态；夯筑土城则是其亚成熟形态。

（一）城池城墙墙体类型

1.山城

山城均利用陡峭的悬崖，辅以人工凭险而筑城墙，多采用土石混筑、石块砌筑与外壁贴砌石块的构筑方法。考古发现的先秦城址，大都为夯筑城墙。除夯筑城墙外，长城沿线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分布有若干石城带。这些石城的墙基多建在生黄土上，墙基上以大小不等的石头错缝垒砌石墙，缝间填以碎石块或黄泥。如河套城址群，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于河套地区，即凉城岱海周围、包头大青山南麓和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黄河两岸三个地区，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园子沟、威俊、阿善、西园、沙木佳、黑麻板、寨子塔、寨子上、马路塔、后城嘴等遗址。这批先秦城址距今5000～4300年，均为石城聚落，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群。夏家店文化是与夏王朝同时期的东北地区的文化类型。在流经河北、内蒙古和辽宁西部的阴河和英金河两岸的河谷台地上，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了几十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修筑的城堡。这些城堡的围墙都是用大石块垒砌的，往往或是面朝深沟险壑，或是修筑在陡峭的山坡上。再如最近发现的神木石峁古城遗址，位于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这座古城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年代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城组成。专家一致认为：石峁古城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和山西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古城，为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史提供了新的图示。更有专家推断，石峁古城可能是黄帝部族的居邑，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城。公元前37年夫（扶）余人朱蒙（亦称邹牟）建高句丽国，辖地约为今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江流域一带。东汉、魏晋南北朝也修建了为数不少的山城。

现存遗迹证明，自史前至辽、宋、金时期，在今东北与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一直存在着筑城活动，这是非农耕民族所为。上述区域自始至终均筑有石城或山城，这类城池城墙仰仗山体等天然屏障，只需对其稍作加工，是中国古代城池的未成熟形态。

2.木城、竹城

土质疏松、水资源充沛的筑城策略是因陋就简，故筑城历史中，有在聚落四周树立藩篱以为城者。有学者研究认为，商周时期古蜀国的城址可能是用木栅（木材、藩篱等）来代替城垣作为城市的防御设施。[84]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平两越前夕，淮南王上书曰：“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85]东汉零陵郡“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86]自晋以来，建康外城为竹篱环绕而成。至齐太祖建元二年（480），有人曾说：“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87]因此，萧道成下令建外城城墙。唐朝岳州绕篁为垣，有张说诗为证：“山郡不沟郭，荒居无翳壅。爱人忠主利，善守闭为勇。苟非小勤瘁，安得期逸宠。版筑恐土疏，襄城嫌役重。藩栅聊可固，筠篁近易奉。差池截浦沙，缭绕缘隈垄。矗似长云亘，森如高戟耸。预绝豺狼忧，知免牛羊恐。闾里宽矫步，榛丛恣踏踵。始果游处心，终日成闲拱。”[88]张说另有诗《岳州城西》：“水国何辽旷，风波遂极天，西江三汜合，南浦二湖连，危堞临清境，烦忧暂豁然。”由此可知，之所以绕篁为城，是由地处泽国、土质疏松、就地取材便利、避免增加民众劳动负担等因素促成的。五代时，汉州“无城堑，树木为栅”。[89]至宋朝，此类竹城、木城依然存在。迟至宋仁宗时，这类现象在四川地区比较普遍。宋仁宗时，下诏该地区筑府州县治所城池，但知昌州单煦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说：“以蜀地负山带江，一旦毁篱垣，而兴板筑，其费巨万，非民力所堪，请但筑子城。”[90]转运使遂采纳他的意见。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新州外城建竹城，“夷凹凸，裨狭虚，基址既坚，取野竹骈植之，环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旬而毕”。[91]由张说诗“矗似长云亘，森如高戟耸。预绝豺狼忧，知免牛羊恐”可知，竹城的视觉效果和防御性能还不错。这也为南宋人胡寅所证：“孰谓竹不可恃哉？凡物有同类而殊材者，斯竹也，引梢如针，分枝如棘，既众且多，森如蒺藜。其丛则轇轕致密，望隔表里，及岁久而愈繁，鸡鹜羔豚，不能道也。或者火之，叶毁干存，乃益悍劲。呜呼异哉！”[92]

3.砖石城

除以竹城、木城为权宜之计外，古人还认识到水性及其与城郭等的关系，提出水应因势利导、城郭不宜离水太近、城墙宜修筑坚固的看法：“盖水为发生导祥之源，静则利，激则害，顺则善下，逆则横流。城郭于江宜远不宜逼，宜坚不宜瑕，为水也计者，导其势。为城也计者，厚其基，裁成功力，固两相需也。”[93]砖石城便是既可取水利之便，又可克服土质疏松、易遭侵蚀的好办法，所谓“厥土为城，不易之道也，恐其未坚，则有登而筑之者矣。虞其易圮，则有甓而石之者矣”。[94]明人徐光启认为建造水库应因地制宜，以决定是否用砖石甃筑其墙。“江海之滨，平原易野，土疏善坏，必以甃墙。处于山者，如秦如晋，厥土骍刚，陶复陶穴，壁立不堕，若斯之处，掘地为池，虽无甃墙，而径涂之，不亦可乎！”[95]这与是否用砖石甃筑城墙相类。

由上文可知，宋朝砖石城较前代增多，其在区域分布上，位居前五的分别是广西、淮南与江西、荆湖与两浙、四川与福建、江东，都分布在降水充沛、土质疏松的南方地区。明代砖石城较前代大幅增加，据表10，其中布政司县州级别以上治所砖石城在区域分布上，高于平均百分比66.07%的区域依次有四川、湖广、河南、贵州、南直隶、广东、广西与福建，也是分布在降水充沛、土质疏松的南方地区。统治者对此有深刻认识。宋徽宗在大观元年（1107）时说：“东南城壁土恶，易于沦塌，往往作砖城、石城，或为木栅，或施瓦为屋，以覆城身，非西北比。可令帅府置壮城兵士四百人，望郡三百人，依元丰法制，以土起筑，仍开壕。如土恶，乃以砖石随宜施行。”[96]南宋朱熹曾说：“中原土密，虽城壁亦不用砖，今南方土疏，不砌恐易坏。”[97]对于南方地区多砖石城的原因，政府官员也存在不同认识。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左右，官员黄六鸿说：“鸿尝观北方州县，多无城郭，有亦间多土筑。斯岂村庄畏盗，而州邑独不畏贼邪？盖北方之土善碱，烧砖多窳裂无用，故惟筑不砌耳。东南土皆胶固，无地不窑，且村庄之外，每多池沼，若于空隙，实以砖垣，较之北方碱碛，濠墙不更坚久乎。”[98]这谈的是南方修筑砖石城的有利条件。

（二）城池经济成本

一座城池的成功修建，需具备防御需求、政府允许、建材生产与工程技术成熟、人力与物资充足等条件。研究显示，基于内外矛盾，修城几乎是历代特别是宋明两朝政府的共识，古代建材生产、城池工程设计、计量与计价、施工技术早已成熟。[99]那么修筑城池经济成本的多寡及古代经济与财力对其支撑的情况又如何呢？鉴于有关前代筑城成本材料的缺乏，本文以清代台湾地区修筑噶玛兰厅竹城、嘉义县土城、彰化县砖城、淡防（水）厅石城为例，略谈不同材质城池的修筑成本。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杨文显、吴尚新和蔡国香三人一同先后采集嘉义县土城、彰化县砖城、凤山县石城、淡防厅（即淡水厅）石城和噶玛兰厅竹城的信息，分别涉及这些城池修筑原因、筑城时间、城池规模与形制、筑城工料银等。这些信息的记录时间基本相同、计量单位相同，且这些城池筑城时间最早为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晚为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时间上也较近（38年间），以及生产技术、经济状况大体一致。故暂以此5城为例，对四种类别即竹城、土城、砖城、石城的修筑成本进行粗略比较。

1.刺竹城

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噶玛兰厅栽种刺竹以成城：

嘉庆十七年收入版图之后，善后事宜案内条列：五围地方应建城垣，挑挖濠沟，舂筑城基。时前台湾府杨廷理议将该处土产九芎树栽种为城。嗣通判翟凎莅任，以九芎树木过大，一时不能生根，而另栽之小树，又须十余年后方能成林，饬令该总理结首人等，于城基之上遍插刺竹，已经全活，再于城台之旁另栽小九芎树，将来树竹茂盛，多有空隙，亦可将竹枝编排城垣，愈形巩固。嘉庆二十四年，通判高大镛建门楼四座，于是年四月十八日兴工，八月初十日完竣，共用工料银六百一十二两八钱零二厘五毫。其城垣濠沟周围计六百五十丈，分为漳、泉、粤三籍民人按作五股捐建。[100]

修筑该竹城仅建门楼四座耗时不足5个月，耗费工料银612.825两。利用刺竹编排成城垣，用工省、成本低。单位工程价格为：612.825÷650≈0.9428两/丈。

2.土城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台湾府嘉义县修筑土城：

估建土城一座，东、西、南、北四门，除城楼、座券台外，城身通长七百四十四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底厚二丈，顶厚一丈五尺，海漫筑打灰土×。城上改砌垛子七百七十九垛，各宽七尺、高七尺、厚一尺五寸。每垛内空枪眼二个，各宽七寸、高八寸。又砌垛门口座七百七十九个，各宽二尺四寸、高二尺四寸。砌垛基高一尺，内面加砌战廊，长七百三十二丈二尺、高一尺二寸、厚一尺二寸。又帮筑卡房座四处，建盖卡房四座，城下看守兵房四座，并砌盖城楼、座券台、上城马道及门楼、水洞等项，共估需工料银四万四千零七十八两四钱一分八厘七毫，就于军需存留工程银内给发。[101]

嘉义县土城工料银共计44078.4187两，单位工程价格为：44078.4187÷[744.2×（2＋1.5）×1.8÷2]≈18.8029两/立方丈。

3.砖城

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至嘉庆二十年（1815），台湾府彰化县修筑砖城：

城身俱砌以砖，周围计九百二十二丈二尺八寸、高一丈八尺、基厚一丈五尺，上宽一丈，建城楼四、炮台一十有二、城堞七百八十有三、水洞六、守城兵房四。又于城东八卦山建寨设兵，以为犄（掎）角之势。计费工料银一十九万零。[102]

彰化县砖城工料银共计190000两，单位工程价格为：190000÷[922.28×（1.5＋1）×1.8÷2]≈91.5605两/立方丈。

4.石城

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六年（1826），台湾府凤山县筑石城：

城身俱用打鼓山石砌筑，计丈周围八百六十四丈，城基挖深三尺，用石填砌，以固根本。平地度以弓步量明，底宽一丈五尺，顶宽一丈三尺，自地至顶，筑高一丈四尺，雉堞高五尺四寸，统计一千四百六十八堵，并细按方隅，分筑东、西、南、北四门。建城楼，并筑水洞，以通城内沟洫；仍相度扼要之区，建筑炮台四座，以当其冲。即于是年七月十五日兴工，至道光六年八月十五日一律完竣，计费工料番镪银九万二千有奇。[103]

凤山县石城工料银共计约92000两，单位工程价格为：92000÷[864×（1.5＋1.3）×1.4÷2]≈54.3273两/立方丈。

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至九年（1829），淡水厅筑石城。整个工程的总费用：“统合全城四门工程，共享工料银一十四万七千四百九十两零八钱七分八厘；以一四折番银，二十万零六千四百八十七元二角二瓣九周二尖。”[104]

自东门至南门计二百五十丈，南门至西门计一百八十丈，西门至北门计一百八十丈，北门至东门计二百五十丈，周围合共八百六十丈，城墙内外俱用石砌成，城基底宽一丈六尺，入土深三尺，以资稳固。城面宽一丈二尺，高一丈五尺，城堞高三尺二寸，共高一丈八尺二寸。其四门城楼及看守兵房、出水洞，俱如式砌筑，以壮观瞻。于道光七年六月初十日兴工，迨九年八月二十日竣工，计费工料番镪银一十五万零。[105]

淡水厅石城工料银共计147490.878两，单位工程价格为：147490.878÷[860×（1.6＋1.2）×1.5÷2]≈81.6671两/立方丈。

不同类型单位工程价格比为土城：砖城：石城≈18.8029：91.5605：54.3273～81.6671。结合修筑竹城单位工程价格0.9428两/丈，可得出以下结论：在同等生产技术水平下，竹城成本最低、防御性能最弱，土城成本远远低于砖石城的成本，砖城与石城成本略有差别，石城性价比最高，但受石材供应限制。投入高，收益与保障必大。就不同材质的城墙坚固程度不同、筑砖城成本高，古人也有相关论述。“环植刺竹，编棘为篱，聊蔽内外而已”；[106]土城“台（湾）地彻底粉沙，筑之不坚，胶之不实”，“即使勉强堆筑，风雨一至，立见崩溃，将徒劳而罔功”。[107]“易土城为砖城，此诚一劳永逸之计，无奈工费浩繁，措办非易。”[108]

筑城者需要对筑城成本、军事需求、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自然环境等综合考量，量入为出，方可建造适合自身条件的城池。因成本高，砖石城的普及只能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唐敬宗时，鄂州土城易圮，当地财力不佳，以至修筑砖石城花费了5年的时间。至宋朝，筑城工期也十分漫长。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宿州欲夯土修筑外城11余宋里，“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余工，每夫用七十省钱，召（招）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约五年毕工”。[109]因土城不坚，砖城难继，该地官员忧虑“若待五年毕工，则东城未了，西城已坏。或更用砖，其费不赀”。[110]至明朝，筑城耗费仍是一项重大负担。明毅宗崇祯十年（1637），繁昌县筑砖石城，工料银共计约28059.3496两，筹自该县地亩田赋、厂田正税、群田正课，以及官地、屋基、官沟、火巷、州厂等加价。[111]当时该县有地206591亩，以每亩该银0.13两为准，共筹银26856.83两，占95.71%，也即凭借当年田赋，几乎可以支撑整个筑城经费。这与前代相比，有所进步。但全国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刘元霖曾谈道：“臣署部两年，适当铺商重困，兼之各工，并帑藏已穷。以大工待用数十万金，而十万边饷，八万修城，十余万为婚礼内供借发，至于今几欲炊而无米。”[112]工部两年内用于修城的费用为8万。据本文统计，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607～1609）3年，全国境内共计修城85次，仅占明代筑城次数的0.74%，且地方修城经费、物资与人力多来自于地方与民众自筹，“各省修河、筑城，名虽动官银，其实民自陪补甚多”。[113]据此大约可窥见明代筑城耗财之巨、民众负担之繁。清代以官员捐俸、民众捐助等作为筹措修城经费的主要方式。时人《筑城谣》，“城垣塌尽土没隍，盗贼夜上县君堂。县君闻之色仓黄，慨捐清俸筑城墙。三百青铜木尺五，三分雪花一板土。良吏分明特辛苦，恶役骚扰恶如虎。役衣裘，百姓愁，役食肉，百姓哭。筑城卫民民先死，盗贼仍在公门里”，透露出筑城花费大、百姓负担重等事实。[114]

结语

中国古代聚落筑城数量众多。截至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已有108座，其中有石城47座。夏商周时期城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兴起于春秋时代的城市，在战国时代得到较充分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坞、垒、堡、壁、固等已超过3400座。唐五代时期境内城池有据可查者逾千座。据笔者初步统计，宋朝至少修筑了363座城市城池，其中有84座砖石城；修筑堡寨等共计1711座。辽金城池共计887座，其中有17座砖石城。居于西北一隅的夏政权也修筑了大量堡寨。元代至少修筑465座城池，分布于辖区内绝大多数的行省，其中有59座砖石城。明代至少修筑4514座城池，至少有1422座砖石城。

城池城墙从土城到砖石城演变是一个重要现象。先秦时期的城池遗存基本不存在砖石包砌的城墙。秦代秦城有甃砖现象，至三国，城墙砌筑砖石的现象增多。有据可查的隋唐至五代时期砖石城较魏晋时期增多，比重继续增加，但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中国古代城墙由土城向砖城演变，宋辽金为重要的转变期。大批砖城的兴筑，对防城有重要作用。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之下，修筑更加坚固的砖石城以发挥守城战之长，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战术上的优点。处在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城池防御体系得以继续存在且稳步发展，到明末清初时达到完善。此时期构筑的城池城墙多以砖石包砌，附属设施如敌台、战台、垛城、悬眼、牛马墙、濠外品坑、附城敌台更加完备，构成有层次的防御工事，加上运用火器，城池的防御性能大为加强。

据《台湾采访册》5座不同类型城池成本记载，经分析可知，在同等生产水平下，竹城成本远远低于土城、砖城和石城的成本。石城的性价比最高，但无疑受到相关石材生产地域分布限制。基于抵挡频仍的内外战争与冲突之需求，限于以防御为主的国策，宋明两朝尤其是明朝政府不得不修筑更多更加坚固的城池。宋朝经济强于前代，但支持较大规模筑城活动，似乎显得捉襟见肘。尽管明朝经济和财力强于宋朝，但因需修筑更多的城池，尤其是砖石城，这一优势亦被消弭。因此，筑城是古代中国国家与民众的沉重负担之一。在冷兵器时代，筑城确有必要，但要完整地评价筑城，又不能单纯从军事着眼，还需综合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必是有利有弊的。

（作者：王茂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姚建根，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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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筑城研究”（编号：14YJA77001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辽宋夏金时期城池体系研究”（编号：2014M552474）的阶段性成果。

[2] 工程兵工程学院“中国筑城史”研究组：《中国筑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3]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4] 爱宕元：《中国の城郭都市——殷周から明清まで》，中央公论社，1991。

[5]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除上述几部专著外，鉴于涉及该领域研究的著述颇多，在此不再枚举，可参见拙文《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韩国）《亚洲研究》2008年第2期，第209～232页。

[7] 加藤繁：《支那学杂草》，生活社，1944，第114页。

[8] 参见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第1～16页；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曲英杰：《史记都城考》，商务印书馆，2007；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毛曦：《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等。另外，网络报刊信息搜集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15日。

[9]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142页。

[10] 参见潘英《中国上古史新探》，明文书局，1985，第230～262页；潘英：《中国上古国名地名辞汇及索引》，明文书局，1986；佐原康夫：《汉代都市机构の研究》，汲古书院，2002，第13～55页。

[1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兴安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第46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886页。另参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53页。

[13] 《秦长城遗址》，人民网，http：//unn.people.com.cn/GB/22220/53596/53599/3726773.html.

[14] 丁铭：《考古发现：秦直道沿线古城遗址与直道遗迹有密切关联》，新华网，http：//www.nmg.xinhuanet.com/zt/2007—04/05/content_9709628.htm；《（秦直道）遗址概况》，内蒙古新闻网，http：//news.nmgnews.com.cn/nmgmszt/article/20050722/62519_1.html；杨泽蒙：《回眸旷世秦古道》，《北方周末报》2011年6月30日。

[15] 参见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第146～170页。

[16] 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1962，第59页。参见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之〈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第164～171页。

[17] 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8～27页。

[18] 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2006。参见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第77～90页；欧源熙：《魏晋时期坞壁组织的性质及其作用》，《广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25～34页；黄宽重：《从坞壁到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杜正胜编《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吾土与吾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第227～280页。

[19] 罗振玉编纂《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182～183页。

[20] 高波：《东北三江流域古代城址——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城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第65～213页。

[21] （唐）李延寿：《北史》卷12《炀帝杨广》，中华书局，1974，第462页。又参见（唐）魏徴等撰《隋书》卷4《炀帝杨广》下，中华书局，1973，第85页。

[22]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24《食货》，第681页。

[2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中华书局，1956，第5846页。

[24]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56《令狐熙传》，第1386页。

[25]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56《令狐熙传》，第1386页。参见甘宁《治桂能臣令狐熙》，《南国早报》2009年6月28日。此时桂林总管十七州诸军事。

[2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4《刘洎传》，中华书局，1975，第2607页。参见《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九月，第5936页。

[27] 爱宕元：《唐代州县城郭一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97，第451～488页。

[28] 参见杲文川《远东滨海考古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2日；赵春青、陈春生等：《俄罗斯滨海地区2002年考古考察纪要》，《考古》2005年第8期，第74～90页；王禹浪、孙慧：《俄罗斯滨海地区及黑龙江流域的渤海古城遗迹》，《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5页。

[29] 参见黄宽重《宋代城郭的防御设施及材料》，吴企明点校，《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第182～223页；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黄登峰：《宋代城池建设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0] （宋）岳珂：《桯史》卷14《开禧北征》，中华书局，1981，第164页。

[31] （宋）袁甫：《蒙斋集》卷7《论流民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5册，第413页。

[32] 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薛玉树：《宋元战争中的四川的宋军山城及其现状》，《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第29～36页。

[3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中华书局，1992，第2234页。

[3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第3129页。

[35] （元）脱脱等：《宋史》卷316《唐介传》，中华书局，1977，第10329页。

[36] 杜建录主编，彭向前、李晓玉编校《党项西夏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1。另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孙伟：《北宋时期黄土高原城寨堡体系演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等。

[37]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10《静胜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6册，第194页。（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58《嘉兴府城池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第14册，第16302页；（清）叶广居：《重修城隍庙记》，汪文炳修，蒋敬时、何镕纂《富阳县志》卷11，中国方志丛书本，第908～910页；（明）冀权：《兰溪县城记》，王懋德修，陆凤仪纂《金华府志》卷2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第177册，第109页；（清）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洪若皋等纂修《临海县志》卷12，中国方志丛书本，第1178页；（明）宋濂：《元史》卷9《世祖六》，中华书局，1976；（明）林富、黄佐纂修《广西通志》卷32《兵防》，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41册，第405页；（清）张良金：《南宁府城隍庙碑》，汪森编《粤西文载》卷38，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66册，第310页。

[38] 成一农：《宋、元以及明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9] 王兆春：《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第189页。

[40] 参见（明）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咸宾录》，中华书局，2000。

[41] （明）张海：《安边方略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9，中华书局，1962，第1册，第384页。

[42] 斯波义信：《宋代的都市城廓》，《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03页；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43] 黄宽重：《宋代城郭的防御设施及材料》，第195～196页。火炮当时只是起燃烧的效果，破坏城壁的则是石炮。

[44]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7《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僧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16页；（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74《牛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第5230页。

[45]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4《赵珝传》，中华书局，1976，第197页。赵珝为时任陈州刺史赵犨的儿子。

[46]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与李敬子司直书》（安庆），《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7冊，第572页。

[47] （清）许容监修、李迪编纂《甘肃通志》卷7《城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7册，第280页。

[48]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14《兖州府部汇考六·兖州府城池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第9692页。

[49]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368《雷州府部汇考二·雷州府城池考》，第20199页。

[50]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472《临安府部汇考二·临安府城池考》，第21206页。

[51]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5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2册，第732页。

[52] （明）娄坚：《学古绪言》卷9《故贵州按察司副使朱府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5册，第122页。

[53] （宋）陈耆卿：《上丞相论台州城筑事》，林表民编《赤城集》卷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114册，第19页。

[54] （宋）吴子良：《临海县重建县治记》，林表民编《赤城集》卷3，第38页。

[55] （清）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临海县志稿》卷12，《中国方志丛书》，第1178页。

[56] （宋）晁补之：《鸡肋集》卷64《朝奉大夫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事杨（景芬）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5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6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8]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大象出版社，2004；王兆春：《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59] （明）茅元仪：《武备志》卷108《攻》，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64册，第372页。

[60]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8唐书4《庄宗李存勖纪第二》，第389～390页。

[6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六月壬子，第3636页。

[62] （宋）吕颐浩：《忠穆集》卷1《收民心》，《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1册，第734页。

[63] （宋）陈规、汤璹：《守城录》卷1，《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57册，第8页。参见《永乐大典》卷8335，中华书局，1986，第4册，第3878页。

[64] （宋）陈规、汤璹：《守城录》卷2，第16页。

[65] （汉）班固：《汉书》卷70《甘延寿传》，第3007页。

[6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中华书局，1975，第5323页。

[67]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本（即明正德刊本），第639页。

[68]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第640～647页。

[69]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第643页。（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4册，第144页）记载：“国初火炮起，而石炮遂废，然亦是近时始废耳”，“大约炮梢如人臂，炮窝如人手指，妙在虿尾活索，能开张如意耳，以之攻守最妙”。

[70] （元）脱脱：《宋史》卷368《王彦传》，第11461页。

[71] （宋）陈规、汤璹：《守城录》卷2，第16页。《永乐大典》（第3880页）写作“守者得术”。

[72]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97页。

[73] （元）脱脱：《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中华书局，1975，第2496页。

[74] （明）宋濂等：《元史》卷138《阿里海牙传》，中华书局，1976，第3125页。

[75] （明）宋濂等：《元史》卷203《亦思马因传》，第4544页。

[76] （清）姜宸英：《湛园札记》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9册，第625页。

[77] （明）郑若曾撰《筹海图编》，李致忠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899～900页。

[78]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攻城法》，第647页。

[79] （宋）赵与（上容下衣）：《辛巳泣蕲录》，《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第21册，第172～173页。

[80] （元）脱脱：《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第2496页。

[81] 《宋季三朝政要》卷4，《丛书集成新编》本，第116册，第696页。

[82] （元）姚燧：《牧庵集》卷21《少中大夫静江路总管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83] 王曾瑜：《致王茂华》，2010年3月8日，参见氏著《宋朝军制初探》，中华书局，2011，第381～388页。

[84] 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房屋建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16～19页。

[85] （汉）班固：《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8页。据高东辉、李珍、覃玉东先生研究（参见高东辉《岭南地区秦汉城邑试探》，江门市博物馆，http：//www.jmbwg.cn/en/xsyj.asp？ArticleId＝402；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http：//www.gxmuseum.com/a/science/31/2011/1014.html），关于淮南王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这也显示岭南地区郡县城邑没有城墙。但据考古发现，岭南地区的秦汉政治性城邑又是有城墙的。广西目前发现的汉代城址有10余处，规模较小，其性质主要为郡县治所和军事城堡，以郡县治所为主。

[86] （宋）范晔：《后汉书》卷56《陈球传》，中华书局，1993，第1831页。

[8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建元二年夏四月，中华书局，1956，第4238页。

[88] （唐）张说：《张燕公集》卷8《岳州行郡竹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5册，第715页。参见同卷赵冬曦《陪燕公行郡竹篱》《岳州山城》《奉和山城》《岳州晩景》等诗。

[8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4，天成元年三月，第8966页。

[90] （元）脱脱：《宋史》卷333《单煦传》，第10714页。

[91] （宋）胡寅：《斐然集》卷21《新州竹城记》，中华书局，1993，第454页。

[92] （宋）胡寅：《斐然集》卷21《新州竹城记》，第454页。

[93] （清）萧云举：《重修南宁府江城记》，《广西通志》卷10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8册，第211页。

[94] （宋）胡寅：《斐然集》卷21《新州竹城记》，第454页。

[95] （明）徐光启著，石汉英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20《泰西水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510页。

[9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8《壮城指挥》，《宋元方志丛刊》本，第8册，第7934页。

[9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8《坛饰》，《四部丛刊》本。

[98] （清）黄六鸿：《保甲三论》，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74上，兵政五保甲，清道光年间刻本，亦参见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2，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刻本。

[99] 参见拙文《宋代城池修筑管理体系与规范化述略》，（韩国）《亚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27～259页；《明代城池修筑管理述略》，《文史》2010年第3辑，第195～223页；《中国古代建材生产述略——以烧砖、采石、煅烧石灰为中心的考察》，（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2009年第15号，第37～70页；《中国古代城池工程的计量与计价初探》，《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2期。

[100] 《台湾采访册》之《噶玛兰厅城》，《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5册，第22～23页。

[101] 《台湾采访册》之《嘉义县城》，《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5册，第14～15页。

[102] 《台湾采访册》之《彰化县城》，《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5册，第15～16页。

[103] 《台湾采访册》之《凤山县城》，《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5册，第29页。

[104] 《淡水厅筑城案卷》之《淡水同知造送工料细数银两清册》，《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1册，第86页。

[105] 《台湾采访册》之《淡防厅城》，《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5册，第21～22页。

[106] 《凤山县采访册》丁部规制《城池》，《台湾文献丛刊》本，第73册，第135页。

[107] （清）蓝鼎元：《东征集》卷3《复制军论筑城书》，《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2册，第27～28页。

[108] （明）孙传庭：《白谷集》卷3《题覆华阴议修砖城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6册，第288页。

[109]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62《乞罢宿州修城状》，中华书局，1986，第3册，第987页。

[110]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62《乞罢宿州修城状》，第987页。

[111] 道光《繁昌县志书》卷3，《中国方志丛书》本，第177页。

[112] （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2《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刘元霖题》，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32页。

[113] （明）温纯：《温恭毅集》卷26《与申瑶泉相国条议抚浙事宜》（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8册，第728页。

[114] （清）钱九韶：《筑城谣》，张应昌编《清诗铎》卷8，中华书局，1960，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