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0年代末，美国社会媒体评估认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事件是50年代白领数量的比例已超过蓝领，这标志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彼时，中产阶级的“美国梦”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风行一时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社会遂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世界性话语。如贝尔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总之，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就是服务性经济的创立、专业技术人员人数的增加和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进行管理和革新的，后工业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

2011年底，福布斯中文网发表了《当代最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中产的崛起》一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规模已超过了美国人口，并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并不是“占领华尔街”，也不是意大利面临的债务违约危机，而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全球未来的深远影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任李成（Cheng Li）在《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全球意义》中认为：“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讲，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而美国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顾问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则指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对于中国的内部前景，对于世界经济，甚至对于世界遏制气候变化的能力，都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1]

从全球化社会发展考量，中产阶层不仅具有市场能力、知识技能和消费水平，是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而且其形成及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公民权利的觉醒。基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具有推动作用这一社会客观事实，以及中产阶层话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深层蕴涵所构成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理论界兴起了中产阶层研究热，尤其对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因此，国内社会各界多认为只有当中产阶层日益壮大成为社会主流时，才是一种良性趋势；中产阶层占人口多数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布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安全阀”“平衡轮”等。

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路高歌的。如2009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中产“房奴”，因还不起贷款，有创纪录的280万套房产被拍卖，中产的亮丽生活图景也化为乌有。据统计，2005～2009年，美国平均家庭财富从96894美元下降到70000美元，降幅为28%，至少有20%的美国家庭处于零资产或负资产的境地。为此美国政要为凝聚民心纷纷“打响了中产阶级保卫战”。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时就颁布了“拯救中产阶级”的一系列措施，并于2010年9月美国劳工节上再次祭出“为中产阶级而战”的旗帜，重申拯救“社会脊梁”的承诺，实施延长减税期限、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可是，数年来美国中产境遇未见起色。这促使福山撰写《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度能够在中产阶级衰落时幸存下来吗》一文，表达了其关于自由民主制度与中产关系的困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曾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中认为，收入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权力精英手中，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难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顶层，而极少数富豪插手政治、左右局势，使政治体制严重扭曲。在此情境下艰难生存的中产阶层只能呈现出无奈与尴尬的社会经济特征。2011～2012年，美国爆发了由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群体发起的“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汽车工人联合会、全国轮机工程师福利会、教师工会等，以及全美国75所高校参与组织、支持了这一抗议运动。他们高呼“我们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高举“现在就革命”“资本主义要垮了，社会主义是选择”等标语，抗议银行金融富豪贪婪，反对“全球1%的人控制其余99%”，展开美国版的“颜色革命”。这一抗议运动不仅波及美国1400个城市，并已影响英、法、意、澳、韩等欧亚地区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形成全球性抗议运动。占领运动反映了以下方面的动态：一是中产阶级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对自己因危机而“下流化”[2]的不满。他们通过互联网相互联系，扬言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解放广场，要以民众运动的形式反对美国政治中的权钱交易、两党党争以及社会不公。二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虽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封杀，自身没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和运动纲领，也很难形成更强有力的政治浪潮，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口号与行动上的一致性，同时这一运动所蔓延的范围和延续的时间揭示着美国社会深刻的社会危机。三是美国学者克鲁格曼认为占领运动提出“我们是99%”，明确地将问题界定为中产阶层是与精英对立，而非是与穷人作对，正反映了中产阶层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表现之一“美国式的寡头政治”十分不满。四是占领运动亦可让精英集团进行反思，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单独创造和赋予社会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现实就是一个证明，没有他人的、其他阶层的自由和解放，任何人、任何单个阶层的自由和解放都是不可能的。五是占领运动实际上反映了在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背景下，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的回归。2011年底《牛津英语大词典》公布最热门的年度词语是“squeezed middle”（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英美两国评委一致认为，该词之所以中选，正是因为切实反映了当前严峻的经济前景，以及人们的普遍感觉。近年来的欧美新社会运动反映了中产阶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张力，对现有体制、政策和权威构成了挑战。2011年8月14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为何全球中产阶级都愤怒了？》，即为此起彼伏的中产阶层社会运动做出了上述相同的解读与诠解。

2012年3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结果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中最大的紧张来源，这一比例比2009年高出19个百分点。因此占领运动提出的“99%对抗1%”，虽然不仅是中产阶层的抗议，但抗议“可能变成无产阶级的威胁”。2013年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第3期刊登了美国佛蒙特大学名誉教授弗雷德·玛格多夫、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福斯特合写的《美国阶级战争蓄势待发》一文，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每况愈下的社会状况。文中指出，中产阶层家庭过去10年的收入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的54841美元减少至2011年的50054美元。这次“大衰退”带来的金融冲击给许多人造成灾难性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宣布破产，失去房贷抵押赎回权，变得资不抵债。中产阶层从数量到收入大幅缩水，美国的阶级鸿沟越来越深，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长期低迷，出现所谓的“大衰退”，进一步拉大了阶级间的差距，“阶级战争”（class war）在美国成了时髦语。2014年韦恩·艾林如特在其著作《中产阶级谋杀者》（The Murder of the Middle Class：How to Save Your Family from the Criminal Conspiracy of the Century）中认为：伟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亡，而这并非源于自然原因。从奥巴马的行政机构，到大企业、大媒体和大的工会组织，都对此负有责任。美国中产阶层不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群体，这是美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事实上，美国家庭的资产净值已经下降了40%，典型的美国家庭已经迎来了通货膨胀，调整后收益的下降持续了五年之久。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乐观地认为，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接受救济的美国人比有整年全职工作的人还要多，将近50%的美国人甚至没有500美元的储蓄。而未来，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袖的地位将很快被中国所取代，美国人将越来越依赖政府，临时工将变得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此书作者不仅指出谁应为此负责，还大胆提出了拯救美国资本主义、中产阶层和美国共和党的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反击的武器。

从自诩为西方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的美国和中产阶层的状况来看，中产阶层不仅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构成，而且也是一定社会生活和制度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在中产阶层语境中一些预设的理论和愿景，是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文化、社会生态作为前提条件支撑的。201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为23%～25%，规模为3亿人。相比之下，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均GDP为5000美元时，60%的日本人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了。2014年9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的联合国的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以930万的移民数量，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而中产阶层则是移民主体。有关媒体已刊文指出“移民潮拷问中产生态”。此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这与美国财产状况类似），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在1%左右。这些数据显然提示我们，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注定艰难。正如学者沈瑞英在著作《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学者张伟在著作《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中均认为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产阶层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中产阶层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在社会矛盾与冲突凸显、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正统理想信念“祛魅”之间，在市场经济逻辑演绎与意识形态主张不平衡之间，在中产社会张力与传统政治生态之间，中产阶层不仅是社会冲突舞台上的主角，是一种变量与变数，而且其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导致的价值多元，进而形成的社会思想意识，应该引起有关层面的必要警觉、审思和严肃关注。尤其是在当前存在制度性、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的政治生态背景下，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成长发育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状况（可称为“中产病”），而这同时也正是社会道德和市场诚信大面积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权力腐败泛滥、社会组织异化、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下降等构成社会“亚稳定”的主要症结。而“倒丁字型”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不仅使“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渐行渐远，而且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出现“南橘北枳”和“被异化”现象。2010年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2011年初，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当前“穷困”价值观盛行，约1/4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同时人们更倾向于将“穷困”原因归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而较少认为是个人层面的原因。2011年报端披露，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50%，33.3%的企业预计这种情况将“永不会改善”；我国企业每年信用缺失导致的损失达6000亿元。2014年8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3.1%的受访者认为“保险都是骗人的”。又如法律是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但同年中国法学网对业内人士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认为我国法律实施状况很差的占60%，较差的占20%。如果80%的法律界业内人士认为法律实施状况差，那么社会秩序还能稳定吗？！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语境下，中产阶层由于各种压力而缺乏安全感、稳定感已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卫生部2011年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约51%的专业人士有抑郁征兆，这正是中产阶层负面情绪的一个脚注。同时，有学者指出，“种种悖论性事实揭示了，在捍卫个体权利面前，中产阶级不仅面临内部的分化、孤立，更大的阻力来自制度的剥夺、限制、排斥及维权困境”。

戴维·伊斯顿曾指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政治学家马克·沃伦在《民主与信任》中指出：“制度‘代表’和体现着某种价值观，而且为这些价值观的忠诚和向这些价值观的靠拢提供了激励和合理性证明。”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行为。”研究表明，后发型国家的中产阶层发育、成长并非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其发展壮大依赖经济发展和健康的市场社会环境，是制度公正和分配正义的安排与保障下的产物。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的时代，而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程度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就是社会公正。同样，社会公正取决于制度公正，制度公正不仅是公民社会的道德基础，而且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取向。良好的制度安排既构成中产阶层发展的重要环境，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因此，当前为了培育与推动中产阶层健康发展，避免中产阶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拉美陷阱”和“劣质民主陷阱”，避免中产阶层发展的扭曲与异化，我们就必须健全与完善制度与法律，创造公正的制度生态环境和法治环境，必须以制度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正以极大热情通过解读“中国模式”来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中国话语体系。这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然而，任何社会制度的与时俱进都不可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如2014年9月公布全国共查出体制内“吃空额”人员达11万多名。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有50名以上在职省部级官员因腐败落马，而2014年9月27日《京华时报》披露：“全国查出八万红顶商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领导一手掌权一手抓钱。”同月的第一期《时代周报》公布，仅在2013年被查处的党政干部就达18.2万人，2014年上半年则有8.4万人；有超过1/3的贪腐案件涉及煤炭、石油等与国家经济命脉息息相关的能源产业，涉案总金额可高达数千亿元。该文章意味深长地指出：反腐“指向的是整个政治结构的重整，因为一个被腐败侵蚀的政治结构已无法承担新的历史重任”。再如，1979年至2011年共有58次中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的内容，其中1985年颁发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2001年颁发的《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201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文件，专门对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做出规范，然而多年来腐败大案中，牵涉干部亲属子女官商勾结、权贵牟利的事件屡屡不绝。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14个省区和中央所属单位）整改情况通报显示，有半数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家庭成员“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的“亲缘腐败”现象。第二轮巡视的13个省区和中央所属单位揭示的突出问题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因此，如何监督与制约权力，如何制定权力清单，如何分清权力与市场的边界等，是当前中国模式中的问题和挑战。为此，本书不惜笔墨在第九章中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来阐论利益与价值观内在的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目的也在于此。故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仅成为意识形态的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必须“接地气”，实质且具体地落实到能有效维护、保障以及践行公民权益的制度中。最后还是离不开邓小平的这句话：“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制度的改革”。

何平立

于佘山北麓野马浜

2014年11月

[1] 李成：《“中产”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1～2页。

[2] 三浦展：《下流社会》，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