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坐标

威尔士学派作为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批判安全研究学派，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背景考察，是因为现实主义长期主导国际安全研究，核威慑、权力制衡成为安全研究的核心概念和议题，而冷战的戛然而止无疑是很多战略观察家始料未及的事情。这引发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反思，在学术界也有了比较集中的争辩，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争辩重新出现。针对冷战的悄然结束和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多的新变化，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思考回应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新问题。布斯和琼斯的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学养，对于批判思想和方法的使用，对于解放的重新界定和坚持，以及对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都使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独具特色。

一 威尔士学派的理论渊源

（一）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对威尔士学派的影响

批判理论传统要追溯到康德。而与批判理论联系最直接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它起源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在纳粹统治时期和二战期间，该学派的知名学者有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理论一词最早源于霍克海默，受他思想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人类认知三种旨趣的理论，即技术认知旨趣、实践认知旨趣和解放认知旨趣（批判的社会理论）。当一种理论所关注的是理论产生的过程，并清楚地了解理论产生的过程与理论源头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就是一种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把社会与权力关系以及制度看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反思它们的根源，反思它们能否以及如何参与变革的过程”。[1]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很深的学术渊源：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关注、对人类不公平和不正义的批判性思考，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传统和方法直接被威尔士学派的学者们用于安全研究领域。推动批判安全研究就是要认识和发展知识主体，发现各种流行观点的缺陷，与此同时，对各种不同理论持开放的思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但是，这绝对不是全部，下一个阶段应该超越自己，发展与众不同的安全理论。[2]

威尔士学派在解放、安全、共同体等核心概念上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法兰克福学派和威尔士学派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联系，还有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上的联系。林克耐特（Andrew Linklater）就从法兰克福学派阵营转移到了国际政治研究，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兴趣也更多集中于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范式。而作为威尔士学派的主要代表学者，肯·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批判有着直接关联。此外，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对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影响很大。

改造世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目标和理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坚守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改造世界比认识世界更重要。布斯和琼斯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维和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的安全研究，给安全研究带来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彻底变革。

世界主义、后实证主义给人类的认识带来了开放性。马克思的体系就是开放的体系，通过引进新的方法和理念进行革新，更为重要的是，批判安全研究把解放的概念和实践过程契合到安全研究之中，以解放来实现安全，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彻底的革命。[3]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关注人类福祉，布斯的著作重新界定了不安全、战争和解放这些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被界定为没有威胁，这个界定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而在很多情况下，除了偶然发生的拿破仑式的外敌侵犯之外，经济衰退、政治压迫、物质贫乏、人口膨胀和种族对立、自然环境的破坏、恐怖主义、犯罪和疾病，对人类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威胁更大。更有甚者，对于亿万民众而言，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外敌是他们安全的主要威胁。[4]

因此，传统的安全观、分析结构和方法都需要调整和变革。批判安全无疑带来了新的思想和力量，怎样使人类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中获得自由，成为批判安全研究的基本指向。

所有的批判理论家都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信条：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以来的所有批判理论家都在研究和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理论因而能够变成改变当今世界的力量。[5]这些思想成为威尔士学派的研究基础。

（二）世界社会学派对威尔士学派的影响

肯·布斯深受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世界社会学派的影响，主张把个人安全放到比国家安全更基本的位置上。布斯借鉴了霍夫曼等批判理论家的思想，主张平等主义的自由观、互惠式的权利，打破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壁垒，这些都是安全作为人的解放过程的必然结论。由于视角有别，这些目标可以被界定为自由、启蒙和普适原则、社会民主或全球人道主义。[6]批判安全研究的一个思想渊源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批判安全视角试图寻求对于政治现实主义的铁笼子的解放，尽管任何人都不能低估这种理论和政治的困难、障碍。”[7]

可以看到，布斯的批判理论和范围与更加广泛的批判社会和政治理论有直接关联，如批判社会学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以及当代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思想。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关注人类福祉，他在著作中重新界定了不安全、战争和解放这些概念。布斯还阐述了预防战争是人的解放的重要部分。“强大的理论构成了强大的行为，政治现实主义也不例外，它已经在塑造着政府的行为，这种理论是自洽的自我解释。它是罗伯特·考克斯所谓的问题解决理论，‘问题解决理论’接受一个先验的世界，试图去寻求让它工作、寻求重塑这个世界，考克斯以批判的视角比较了这些理论。该理论认为问题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8]

批判的安全研究把安全研究的中心从主权国家转移到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它重温了康德的一个观点，即“一般政治安全的世界体系”，把人而不是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安全的指涉对象不应局限于主权国家，更应该包括个人和其所处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安全研究不能从传统的战略意义上把安全的观念放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自身利益”之上加以对待。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够获得，也就是说，只有他者安全了自己才得以实现安全。安全取决于相互依赖。[9]

肯·布斯认为，个人是安全研究的中心，个人身处一个被全球威胁裹挟的结构之中。核心问题是安全、共同体和解放的互动。解放是最为核心的范畴，“解放就是帮助人们（包括个人和团体）从肉体的和人为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这些束缚阻碍了人们从事他们自由选择的活动。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是这些限制中的一种，此外，还包括贫穷、劣质的教育以及政治压迫等。解放，而不是权力和秩序产生真正的安全”。[10]

批判安全研究从多个方面对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提出质疑，核心的质疑是现实主义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真实的、现实的问题么？（或者说对谁而言是真实的、现实的）现实主义有没有准确把握和回应现实问题？

二 威尔士学派和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

（一）两者的共同点

1.对安全的重新界定与反思

斯蒂文·斯密斯把批判安全研究分为两大类：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和狭义的批判安全研究。

广义批判安全研究就是一个学术集合体，包括所有对主流安全研究提出批评和质疑的学术流派，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也是非理性主义的集合，包含了后实证主义的许多学派。[11]广义批判安全研究学派众多，存在较多的理论分歧，但是其共同的目标是对安全的重新定位和反思，对作为主流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战略安全进行批判性反思。所有这些理论都把批判的方向指向了对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广义批判安全研究的主要学术代表有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和平研究等。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在安全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是安全化理论和综合安全思想。布赞等人对安全的界定为被安全化的主体主观认知的安全威胁。布赞把安全分成了安全化的过程，一个安全化的过程的完成要让受众参与和裹挟进来。简而言之，安全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实践过程。这个威胁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被表达和传递出来的，安全是工具性价值，而不是观点和信条。[12]

以琼斯和布斯为代表的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其理论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主流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学术批判，提出通过建构安全共同体推动人类安全和解放的实现。布斯和琼斯的狭义批判安全研究主要强调了对解放的坚持。他们对解放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挖掘，重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回解放这个核心范畴并对其进行了新的界定，把理论的建构和解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也是对现实主义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批判包括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现实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一是由结构性的压迫所导致的不安全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国家中心、西方中心、男权中心、军事中心的特点，都导致了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二是由人类偶然的错误所导致的不安全问题。这两种情况所导致的安全问题都是批判安全研究关注的中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威尔士学派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理论的批判，是针对现实主义的实证主义、问题解决理论模式、物质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完全忽视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不安全问题，以及由贫困、环境恶化、疾病传播、政府腐败等所导致的个人不安全问题。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不安全，现实主义也没有关注这些问题。这就是肯·布斯批判的所谓政治现实主义不现实的一面。[13]威尔士学派的方法内核是批判，对于已有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先验前提的质疑是其主要的方法。现实主义把国家视为先验的安全行为主体，忽视了国家安全的历史进程，忽视国家作为安全行为主体的历史就会导致忽视甚至反对国际安全主体多元化进程。现实主义的已有结构完全是国家权力中心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结构性安全问题也和国家的中心地位密切相关，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和中心地位密切关联。如果把这个进程和已有的结构看作先验的，那么将完全忽视人的主体地位，也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不安全，这些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中不难印证。因此，批判的思考需要进入所谓的先验的结构寻找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就是威尔士学派强调的批判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的结合。

2.安全主体多元化

批判安全研究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民族、性别、种族等主体的安全问题。主体的多样性反映了理论家视野的开放性，也折射出批判安全研究理论背后的政治价值和道德关切。安全主体多元化实际上反映了国际安全问题多元化的现实。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增多折射出这样的事实：国家只是全球化时代安全行为主体之一而不是全部。威尔士学派强调安全主体的多元化恰恰表明其道德关切迥异于现实主义。传统的安全研究把国家看作安全研究唯一的指涉客体，战略安全成为其研究的中心。批判安全对安全主体的多元化、维护安全手段的多样性、安全议程的拓展、安全价值的系统反思等问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同时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出了许多的质疑和批评。

（二）两者的学术差异

1.威尔士学派强调建构安全共同体以寻求安全

对于安全的准确界定一直是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理论与克劳斯、威廉姆斯的批判安全理论是有很大差别的。威尔士学派也因此遭受了来自批判理论阵营内部和传统现实主义的攻击和批评。肯·布斯认为与其担心形成所谓新的正统范式，还不如严肃思考。[14]批判研究也应该有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立场，而不该是折中主义，更需要对于批判和安全有清晰的理解和界定。而那种把旧的理论加入批判安全研究的做法，所导致的代价就是死亡、疾病、贫穷和压迫。正因为如此，威尔士学派更需要发展一套完整的理论。因此，威尔士学派的研究清晰地定义安全，安全就是解放。而解放要建立在全球性的共同体基础之上，这个共同体是居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和道德共同体，而不是现实主义思维模式下的权力共同体。[15]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解放，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作为个体和人类的彻底的安全，超越现实主义范式的建立在他人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在冷战期间，安全概念在使用中并未被充分质疑或扩展，而是作为与和平研究相对立的概念常被现实主义者用来进行学术讨论或政治辩论。”[16]批判安全研究阵营内的许多学者和流派对安全的内涵也存在许多争论。威尔士学派批判了权力共同体给人类带来的安全问题，认为安全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与和平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的很多安全问题就存在于“和平”中。安全涉及亿万人的权利，因此，安全绝不是简单与和平对应的学术概念。传统的安全研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安全，而批判安全研究从安全研究的主体、方法和实践的进程等诸多方面，超越了现实主义，拓展了国际安全的研究议程。威尔士学派更是把解决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的问题，并力争通过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类的福祉作为其理论研究的目标。

作为广义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学者，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并没有提供严谨的安全理论，他们也没有这样宣称。他们并没有兴趣去界定安全的批判和安全的准确内涵。这样，两位学者就选择了给更多的安全理论以发展和对话空间，如后结构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17]两位学者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超越批判安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其研究范式不是考克斯所界定的批判，也没能真正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其研究战略和政治行为不应该也不可能建构在和新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的理论综合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克劳斯和威廉姆斯的著作中，对批判和安全都没有清晰的界定，这样就造成了鱼龙混杂，很多并不是真正的批判安全理论的理论也被选入批判理论的队伍。这就造成了批判安全研究发展的困境。

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质疑传统的安全概念，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安全。批判视角认为面对一个充满威胁的未来世界，人类社会急需一种能够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问题解决论式的安全研究，以之接触并寻求解决由国家带来的问题。“新理论对国家行为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一点上，人民的真正需要与看上去是非人性的国家利益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以及它们在权力、威望、领土等方面的利益，会使政治行动不去满足普通人的真正需求和愿望，而去为那些将自己的利益标榜为国家利益的少数人服务。”[18]

2.威尔士学派强调对解放的坚持

安全就是解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坚持安全概念的开放性，认为标准的概念正是批判安全研究所批判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问题。两种不同的批判安全研究中的某些明显甚至基本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对于解放问题的争论。在琼斯看来，解放是批判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解放的目标关怀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所怀疑甚至反对的，[19]这是因为这些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怀疑解放的真正目标指向，鉴于二战中纳粹的惨痛教训，他们对于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启蒙学者的思想保持怀疑甚至警惕。简而言之，他们并不相信人类一定要趋向于进步和某个确定的目标，这样很容易陷入构建完美理论的窠臼之中，而牺牲人类智识的独立性。

基于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和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存在较大的理论差异，肯·布斯则认为，个人是安全研究的中心，个人身处一个被全球威胁裹挟的结构之中。威尔士学派核心范畴是安全、共同体和解放，解放是最为核心的范畴，“解放就是帮助人们（包括个人和团体）从肉体的和人为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这些束缚阻碍了人们从事他们自由选择的活动。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是这些限制中的一种，此外，还包括贫穷、劣质的教育以及政治压迫等。解放，而不是权力和秩序产生真正的安全”。[20]安全的指涉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政治现实主义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其实践过程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现实主义的安全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安全为代价，一部分人的安全建构在另一部分人的不安全基础上，这样的安全不可持续。安全的未来建构在新的共同体基础上，新的政治组织应该是通过对话和互动而不是战略行为来实现，解放就是所有主体迈向安全的里程碑。

3.结构性威胁是威尔士学派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

结构性威胁比传统的战略威胁更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威尔士学派的观点接近于联合国提出的人的安全概念，即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到了个人，国家仅仅是促进安全的手段而不是安全的指涉对象。威尔士学派认为，批判安全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安全，安全并不仅仅关注需求的改善，也不仅仅反对那些在特定时间和地域所遭受的局部的、个别的安全威胁。从威胁的来源判断，人类将看到威胁更多直接来自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困、结构性暴力，而不是对于一个抽象的、整体的国家的威胁。随着解放、社会正义和人类的进步等观念改变而来的整体的、结构性的安全威胁应该得到关注。

结构性安全威胁成为比战略安全更为重要的问题。批判安全也承认固有的秩序的存在，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看作先验的存在问题。琼斯把批判安全研究坚定地归属于批判理论，强调对于解放的坚持，解放就是内在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外在的，只有批判理论才能提供关于解放的基本认知。同时，琼斯认为，批判安全研究的角色是作为解放的实践，从葛兰西的霸权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得到启示。[21]也就是要重视知识的批判，要关注知识霸权的形成过程，只有深刻地认识到知识霸权的形成过程，才可能通过批判结构霸权，实现解放和重建的目标。琼斯认为，人从物理和人为的限制和约束中获得自由，这些限制使人不能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因此，威尔士学派认为需要从整体上反思和质疑那些一直塑造我们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而不是进行局部的修修补补，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发现人类社会。安全是一个网络，一个具有限制能力的网络，而不是结果或者手段，通过这个网络人类可以发现自己的许多不足，可以借此实现人类的知识进步和拓展实践，从而使人类的安全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应把安全视为社会政治领域，安全就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在权力的约束下不断地付诸行动和思考，以创造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威尔士学派的解放的方法无疑使安全研究的议程更加开放，而且使其安全研究和现实世界中的安全问题在实践的过程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简而言之，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议程和实践目标更加清晰，其理论特色也更加鲜明。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就是要解决更多人的安全问题。在肯·布斯看来，虽然现实主义对现实世界依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无法用现实主义解释，因为现实主义无法解释更多人的安全问题。因此，批判安全研究不仅仅满足于对主流安全理论的批判和解构，而是努力在现实的基础上重建安全理论。

4.对于正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不满

安全是关注人的解放，只有解放的进程才能使安全的前景更加明晰。布斯认为，解放不是一个普适、永恒的概念，它不能建立在牺牲他者的基础上，更不能是西方化的同义词。解放有三个角色和功能：它是一个哲学的归属和支点，它也是一个战略过程，它还是战术的目标。解放提供了一个政治进步的理论，提供了希望的政治，为抵抗的政治指明了路径。解放就意味着永恒的变化和成为什么样的希望，解放明确地和批判工作相联系。布斯认为，在思考安全的时候，解放应该优先于主流理论的权力和秩序。

小结

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实际上是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群，包括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提出批判的理论。这反映了国际安全研究理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和威尔士学派的主要学术分歧就在于后者对解放的坚持以及是否建立新的理论范式。威尔士学派把批判的思想植入安全研究，其目的是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给予全面的批判，用解放重建安全研究。

因此，威尔士学派的研究就是要超越作为纯粹知识的批判安全理论，强调理论的实践面向。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复杂多变，被各种现实主义的简化论、吝啬、愚蠢、退化和规范假设包围。人们在各个层面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难题都需要一种更加有效的安全理论。批判安全理论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超越政治现实主义，而且需要超越批判安全研究自身。这是因为批判安全研究是作为知识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安全理论。批判安全研究并没有先验地认定在世界政治中哪些指涉对象是优先的，应该去发现哪些威胁或者谁应该是被改造的对象。应该如何认知安全需要主体的批判反思能力，需要人们的自主思考和发现。唯有如此，人才能实现解放，并经由解放实现安全和自由。主体的发现和自我批判，经验知识的批判、理论的批判和安全实践的结合成为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的主要特色。

而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的众多理论更多是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进行批判，无意于建构完整的理论范式。因此，从二者的分歧中可以发现，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被引入，尤其是引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和方法使国际安全研究对于原有的权力结构、国家中心和军事战略范式进行彻底的反思，推动了安全理论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人的自由和解放。

注释

[1]〔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81页。

[2]Ken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10.

[3]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London:UCL Press，1997，pp.83-119.

[4]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190.

[5]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145.

[6]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121.

[7]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123.

[8]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190.

[9]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99页。

[10]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

[11]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12]Barry Buzan,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5.

[13]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185.

[14]Ken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12.

[15]Ken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21.

[16]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 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YCISS Occasional Paper,No.26，October 1994.

[17]参见巴里·布赞、余潇枫《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13～133页。

[18]〔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4页。

[19]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p.215-216.

[20]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

[21]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