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适应内涵的演变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文化适应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1880年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首任局长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创造出“Acculturation”这一词，他出于博物学目的——为史密森尼美国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准备素材，对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进行了多年的种族、考古和语言方面的人类学考察。他在《印第安语言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Languages）中谈到在百万文明人的压倒之势下印第安文化的巨大变化。他在1883年所给出的定义是指来自劣等文化的个体模仿先进文化的行为所导致的巨大的心理变化。他根据技术水平、知识发展、社会组织、财产关系等把人类分为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认为所有的社会都会走上文明的进程。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另一位人类学家麦克基（McGee）把文化适应定义为文化群体间相互交换和滋养的过程，高等文化（higher culture-grades）之间的交流是友好的（amicable acculturation），低等文化（lower culture-grades）间则是敌意的、海盗式的（piratical acculturation），在此过程中社会从野蛮、蒙昧到文明、进步。[1]可以看到，最初文化适应的定义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观点，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殖民主义者和文化帝国主义者运用这个观点来支撑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早期进行文化适应研究的人类学者，关注到文化变迁中文化适应的重要作用。在他们那里，文化变迁包括创新、传播、文化遗失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在人类学的中文著作中，一般把“acculturation”翻译为“文化涵化”，与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相对，被视为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直接的文化接触既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它有多种途径，既可以是战争、纠纷、军事占领、殖民统治的结果，也可以通过传教士或文化交流进行，还可以通过移民、贸易、技术交流或劳务输出、旅游这样的方式产生。
最初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田野考察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带有殖民主义的陈腐气息，它基本限于一种进化图式和特定媒介的传播史。人类学家看到，大范围的文化传播是由于政治上具有优势的群体的竞争、实用主义动机，有时是出于胁迫所造成的。在绝大部分情形中，文化净流（net flow）的方向总是由强者流向弱者，最后导致种族群体或土著居民被强势文化改造并同化。他们认为同化是进步的现象，落后的文化群体自然地吸收先进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慢慢丧失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一过程呈现的是一种主导文化的支配性关系，甚至是一条要么同化要么灭亡的道路。在美国，大多数土著部落都已通过涵化被同化，而另外一些土著则遭遇了灭顶之灾。同样，侵入拉美地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也摧毁了大部分当地的印第安文化。
但是雷德菲尔德、林顿和赫斯科维茨（R. Redfield，R. Linton & M. J. Herskovits）则采取了平视的角度，在文明人的压倒之势中看到文化双方都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对文化适应的定义是：“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2]这成为经典诠释并为学界沿用至今。他们看到移民的涵化受到共性、专业性和选择性的影响。共性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的属性。通过共性可以考察移民的涵化状况。专业性和个体从事的工作有关，是指某个公认的社会角色。选择性是指某些个体独有的特性，它更具特色和灵活性，体现在对文化有选择地接受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原来国家的习俗。[3]由此看到，这一定义最初完全从群体层面来定义“acculturation”。个体的变化并没有包括在内。
后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也从群体层面详细具体地讨论了文化适应理论。在他们写的暑期研讨会备忘录中，文化适应被定义为“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接触而产生的文化的变化”。这里的“自立的文化系统”（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由“边际维持机制”（boundary-maintaining mechanisms）、“内部灵活性”（flexible v.s. rigid system）和“自我完善机制”（self-correcting mechanisms）等因素得以保持。[4]“自立的文化系统”指的是完全的、在结构上独立的系统，不依赖于另一个大系统而生存。备忘录把文化适应看作是传播的结果，认为研究文化适应必须考察互相联系的若干方面，如不同文化体系、文化接触状况、文化间的联系、由文化系统之间的联系而产生的文化变化过程。一般而言，两种接触的文化很少能在同等程度上相互融合。对于文化系统而言，如果其界限维持的机制强、内部结构和自我完善机制严格，那么在适应过程中的变化就会较小。相反，那些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或技术上的弱势群体一般界限维持的机制弱、内部结构灵活、缺乏有效的自我完善机制，在适应中容易产生变化，甚至被同化。
在理论上，文化适应强调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产生的变化，也就是相互的影响。然而由于实力和权力的不对称，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支配性的强势方对受支配的弱势方的影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弱势方的影响力完全被忽视和无视，他们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唯一产生变化的一方，是被同化、吸纳的一方。
在文化适应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社会学家把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同化（assimilation），在措辞上，他们倾向于使用文化同化一词。社会学者对移民、少数裔族群比较感兴趣，并认为这些群体终究会同化到主流社会之中。这些学者最初对“文化同化”的诠释也同样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其中最负盛名的论著是美国社会学家戈登（Gordon）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在该书中文化适应一词（acculturation）被视为文化同化的第一个阶段。
戈登认为文化适应就是移民被东道国主流文化同化的过程。他区分出文化同化的七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包括接受东道国的语言、穿着、习俗、价值观等典型的文化特征；第二，结构性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在这个阶段移民与东道国成员或组织建立起了联系；第三，联姻性同化（marital assimilation），表现为与东道国成员通婚；第四，身份认同的同化（identification assimilation），这一阶段移民对东道国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开始认同，并产生归属感；第五，态度接受性同化（attitude reception assimilation），表现为移民对东道国社会和主流文化群体不再抱有偏见；第六，行为接受性同化（behavior reception assimilation），其特点是行为上不再有偏见和歧视；第七，公民性同化（civic assimilation），其特点是移民不再在价值观和权力上与东道国主流社会群体抗争，而真正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分子。[5]戈登指出文化适应者经历了“结构性同化”才更有可能会促使其他形式的文化同化的发生，这一过程可能要历经几代人。显然戈登的文化适应同化论忽略了文化适应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互动影响，并将其视为直线式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单维度的文化适应方式。
时至今日，一些国际机构对“文化适应”一词的诠释仍是文化同化论。如国际移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4）把“文化适应”定义为：某一文化中的个人，群体或阶层对外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规范、行为、制度等渐进的吸收和接纳。实际上文化同化和文化适应并不是近义词，而是子集的关系。文化同化只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或其中的一种方式。不同文化的接触也可能引起抗拒或抵抗。特斯克和尼尔森（Teske & Nelson）认为文化适应和文化同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6]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而文化同化是单向的。而在贝利（Berry，1990，1997）那里，同化只是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边缘化和分离）其中之一，是不同种族群体多元并存的方式之一。如今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变化过程，但对其中的一部分学者而言，文化适应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同化，被收编到主流文化之中。在金洋咏（Young Yun Kim）的理论框架里，“acculturation”是指在适应新的文化情境的过程中“对新文化的学习和接纳”，它与“deculturation”（对源文化的去除）相对。在两者共同作用之下，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就是文化同化。[7]
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会经常看到“适应”这一关键词所对应的不同的英语表达“adaptation”，“adjustment”以及“acculturation”。在金洋咏的研究中，她把“adaptation”界定为“在一种文化中已经完成了初级的社会化过程的个体，在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文化中直接接触他文化，继续拓展自己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8]。她所构建的跨文化适应论（cross-cultural adaptation）研究的是：重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竭力建立和保持与环境的一种相对稳定、互惠和功能性的关系的过程。[9]
但在贝利（John W.Berry）那里，“adaptation”只是“acculturation”过程中，个体在心理上和社会文化上最后阶段形成的长期相对稳定的适应状态。[10]它是适应的结果，可能很好地应对新生活或完全不能再生存下去。至于“adjustment”则带有“调整”的意味，古迪昆斯特（William Gudykunst）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adjustment”（跨文化调整）一词[11]，其实这一术语和金洋咏的“cross-cultural adaptation”概念基本一致。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试图区分“adjustment”与“adaptation”的不同之处，但并没有达成共识。沃德和同事们（Searle & Ward）认为“acculturation”指的是文化群体与东道国文化直接接触的过程和状态；而“adjustment”则是“acculturation”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它更侧重情感上的满意度以及社会文化和行为上的相应调整。[12]所以他们最初制定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量表（psychological and scio-cultural adjustment scale）使用的是“adjustment”一词，然而在他们的后续研究中逐步用“adaptation”一词替代了“adjustment”（Ward & Kennedy），归入了贝利的用词范畴。[13]
另外，“acculturation”一词在北美学界普遍使用，而英国的人类学家及受其影响下的亚洲、大洋洲学者经常使用另一个概念相当的词——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在法语文献中“interculturation”也是与“acculturation”词义相近的另一用语。它指文化各异的个人和群体在交流中所产生的特定机制（如一种新文化的产生），但是对这种新文化或“第三文化”的研究在“acculturation”中并不是重点。
可以看到，文化适应所对应的不同英文术语的差别，实际上“acculturation”的概念涵盖了“intercultural adjustment”和“cross-cultural adaptation”，后者主要研究移居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跨文化个体（即移居者）的文化适应状况。而前者既包括了移居者，也包括了定居者。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术语不同的诠释呈现出学者们不同的学术思维取向和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