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与灵魂变异

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常常身处权力、金钱和欲望的包围之中，他们已不再是舍生取义的代名词，而渐渐化身为欲望的符号，这是一种令人惊诧的灵魂变异。许多作家在对新世纪的知识分子精神根基和文化惯性的书写中，敏锐地发现了时代内涵的变迁，即知识分子产生了认同的危机，他们必须通过向权力、金钱、欲望靠拢，才能够获得某种异化的认同。新世纪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轨迹和精神危机的书写，具有相当深度的心理发现，知识者的精神困境、生存状态以及灵魂变异，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得到了一种集束式呈现。他们对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双重体认，使得不少作品可以被视为一种作家的心理传记，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记忆。这种心灵体验和文化印记，既烙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痕迹，又镌刻上了当下时代的思想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与时代遭遇。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人性挣扎、欲望膨胀与灵魂变异，便带有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千百年来信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却面临着“义”与“欲”“利”的艰难抉择。

新世纪以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灵魂变异的小说，具有代表性的有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肖仁福的《仕途》、阿宁的《能耐》、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洪放的《秘书长》等。这些作品将处于欲望旋涡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价值嬗变与行为抉择进行了聚焦，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呈现出人性的种种耐人寻味之处。传统价值体系已经溃败，新的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处于此断裂阶段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固有精神的依托，逐步在权力、市场和欲望的裹挟之下沦为一群身份尴尬的阶层。阎真的《沧浪之水》是新世纪表现知识分子系列小说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在《沧浪之水》中，作家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传统身份中的道统性，如何在权力与市场的合谋中渐渐消退，以至主人公池大为最终由一个理想主义者蜕变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这个蜕变的过程是阎真最为关注的，池大为由一个普通科员扶摇直上成为卫生厅厅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他在内外合力作用下放逐道统的过程。

《沧浪之水》一开始给池大为的身份定位是一位在省卫生厅行政部门上班的医者，一个有着纯真医学道德和知识分子操守的研究生。应该说这种身份的确定性曾经给池大为带来相当大的安全感和责任感，一度使他在与卫生厅存在着的各种官僚主义、腐败作风斗争中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但随着小说的发展，池大为的这种确定的身份特征逐渐地消失，医者救死扶伤的角色被官场利益所代替，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尔虞我诈的权力角逐所代替。曾经被池大为坚信了多年的价值信念，在权力意志、世俗欲望、社会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地消失在他的升迁历程中。对于自己身份的这种转变，池大为一度苦苦地坚持，但最终还是未能抵抗到底。从刚来卫生厅为马厅长所看重、有诸多表现机会，到后来不经意间屡屡冒犯在位者的利益与权威，池大为在由中心向边缘的滑落过程中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世态炎凉、道德责任的虚无缥缈，以及掌握权力的诸多福利。这种高开低走的事业进展，让池大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知识分子信念是否那么不可动摇。在虚度光阴许多年后，在现实中局促不堪的池大为终于意识到父亲传递给自己的价值信念，已经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池大为的知识分子信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亲池永昶的言传身教，这成为主人公先入为主的理想。池永昶因为在“反右运动”中实事求是为同事说话，结果被打成右派、赶出县医院，成为一名乡村医生。池永昶凭借着坚强的内心信念，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当池永昶不幸去世之后，池大为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那本《中国历代名人素描》，并因此而确立了自己承担道义、不惧牺牲的理念。当池大为看清楚坚守知识分子道德意味着边缘化与被隔绝，而放弃执著的价值信念反而能在利益游戏中大获成功时，他的身份与信念便全部塌陷。历经挫折与磨难后，池大为终于发现权力是绕不过去的真理，攫取权力同时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系列相应的利益。残酷的现实昭示着池大为，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不仅不会获得丰富的物质回报，反而会使自己陷入无物之阵。相反拥有了权力之后，池大为不但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财富，而且还得到了此前一直无法得到的尊严。

在池大为的转变过程中，他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当池大为处于边缘、似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时，他强烈地意识到了身份之于自己的重要性：“我没有身份，这使我气短，我沉痛地感到身份是多么重要。没有身份想拥有自尊，那不可能，这是痛到心尖尖上的感受。”而要获得拥有自尊的身份，对于并没有任何背景的池大为而言，就必须要让渡一部分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与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对于幕僚知识分子而言，如何赢得权力核心阶层的认可是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由于中国尚处于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还没有健全的官员升迁体系和评价标准，官员的晋升或降职主要还是依赖于权力核心圈的评价。评价是不可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的，因此知识分子在权力之路上的晋升必然是以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为条件，他们的命运变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表现在外，就是下级对于上级权威的绝对尊重与维护，事事小心，处处维护领导。小说中的闲人晏之鹤，曾以不同级别领导为例向池大为说明这种依附关系：“你看到马厅长威风吧，可你看过他在牛省长面前的神态？牛省长是最威风了吧？前年涨大水，副总理来视察，他陪着到农民家看望，牛省长小学生似的就一直那么站着，电视上都看见了。”置身于这种等级文化的环境中，池大为渐渐地意识到人切不可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儿，处处以知识分子自居，那样必然无法做到心中只有领导，无法时时刻刻从领导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被领导纳入自己的小圈子，无法得到提拔。在这种氛围下，池大为也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如何去观察领导的反应、揣测上级的态度：“我翻来复去地想也想不出个头绪，只是强烈体会到了马厅长的一个细小的动作神态都具有如此大的力量。以后见了马厅长，我仔细去体会他的神态，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我池大为怎么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察颜观色的人？”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心里都有着对于仕途进步的渴望，所以才会如此在意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重要人物持何种态度。获得上级的认可，并进而成为领导核心圈子的成员，是包括池大为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心理共性，其中的关系正如池大为所说：“让一千个一万个人不高兴那不要紧，他们不高兴又如何？也只好不高兴罢了，可千万不能让领导有一点不高兴啊，他不高兴，我的一切在一瞬间都完了。”为了讨好马厅长，池大为开始不断地揣测领导心理，甚至努力地要钻入到他们的下意识中去，希望通过满足上级还没有意识到的需要而得到重用。于是当马厅长一直为未能当上博士生导师而耿耿于怀时，池大为假装非常偶然地谈到了科研问题，并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奉献给领导，自己署名第二。当马厅长即将因为年龄而卸任时，一直担心着自己多年的政绩会被继任者废弃而忧心忡忡时，池大为又适时地以决然的态度说明在工作中完全执行领导的方针，终于打消了马厅长对于池大为作为继任者的疑虑。阎真用力透纸背的笔墨为我们形象地揭示了作为幕僚知识分子的池大为，如何将道统渐渐卸下而走向虚无的历程。

池大为的身份危机，与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密切相关。通常人们所说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事后对于往事的追认，换言之即在过程中人们往往无暇顾及意义的产生与效用。因此大多数人所习以为常的意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一旦有了价值预设，那么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人们便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对照，当意义与利益在特定的条件下相遇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意义与利益和谐地聚合在一起时，主体便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但是当意义不能与利益保持一致甚至二者发生冲突时，意义便游离于事实，而成为一种抽象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不会始终维持衡量，而会呈现出缩小或膨胀的变动。当意义能够招安利益时，这时的意义是膨胀的、扩充的；而当利益冲破了意义的边际时，意义便会呈现缩小的状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现实身份的变化，正对应于其对于意义感知的不断怀疑与自我否定：“我并不特别在乎那些好处，好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很重要的那种感觉，那种有意义地存在的感觉。我放下了世界，进入了操作，本来只是想得到一些好处，却意外地找到了那种有意义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含在口中的一点甜，穿在身上的一种暖，握在手心的一种柔嫩，而是远超出物质感受的体验。”在感受到了身份改变带来的意义之暖后，池大为便沉醉其中，希望能够借助身份的提升获得更大、更多的意义体验：“说到底人还是需要目标需要偶像崇拜，没这个东西他就找不到归宿感，找不到有意义地存在的感觉。上帝为人设计了无聊的感觉，又设计了逃避的方式，这就是权和钱。人生最大的使命就是选定一个目标并把它视为神圣，像偶像对教徒那样神圣，以此来逃避空虚，逃避无聊，逃避意义的真空。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意义的真空。我平时在心里骂权和钱是两个俗物，这时才感到了两个俗物的妙处，它们可以成为无限的目标，这是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目标是虚拟的，但成就感带来的充实是真实的，因此虚拟的真实比真实的真实更加真实。”

《沧浪之水》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的观察是深刻而锐利的，它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总结了这个群体的心理活动轨迹与变异过程。阎真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如实描写了池大为从普通科员扶摇直上过程中的身份危机意识。池大为不断步向权力高峰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儒家意识逐渐剥离的过程。池大为通过接受权力运作的规律，最终顺利上位，成为权力角逐中的胜利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传统儒家精神的叛逆者。

在肖仁福的长篇小说《仕途》中，也表现出了作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的敏锐观察，作品将他们为了实现理想或追逐欲望的过程作了生动的描绘。乔不群、秦淮河、蔡润身、李雨潺、马淼淼等人既有知识，也有着大学生、研究生的身份归属。然而，市场经济无处不在的巨擘，已经对传统的知识分子精神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是继续坚持传统的理想精神独善其身，还是驯服于政治和市场的需要，成为这群知识分子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蔡润身、马淼淼们选择了对政治、金钱的归顺，成为权力倾轧、欲海纵横的化身；秦淮河、李雨潺则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精神完整性，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良知，但是这种精神的坚守也让他们在利益、前途面前饱受坎坷。蔡润身、李雨潺们虽然追求相异，但他们毕竟还是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立足点，而乔不群的情形则尴尬得多，他固然历经宦海浮沉、长于权术，但是心底那时时涌动的知识分子精神又使其在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中心生倦意，难以全力以赴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乔不群牵头主办的“学条例见行动”活动办得出色，丁副书记答应为他提名的时候，乔不群的知识分子清高意识体现了出来。妻子史宇寒让乔不群给市长甫迪声送钱时，“乔不群觉得滑稽，都有些瞧不起自己了，掉头离开队伍，出了银行。也许你本来就不想去给领导送钱，这下正好找到一个不成借口的借口，可以逃之夭夭了”。而在市长甫迪声看来，乔不群最大的缺点是书生气太浓，“要说乔不群这人，工作上确实不错……就是有些傲气，不太讨人喜欢。想进步又不是丑事，却不主动找政府领导”。乔不群遇到出卖自己的老同事蔡润身，心里不免有些尴尬，“见面说起话来难免有些生硬。不想蔡润身却没事人似的，仿佛两人之间从没有过芥蒂。乔不群自惭形秽起来，暗怪自己修养不够，没有蔡润身历练这么深”。乔不群之所以从桃林市政府研究室的综合处长降为监察室副主任，而后仕途坦荡时又意外地从代理市长位置上大权旁落，说到底还是他心中的那股知识分子精神一直在起着根本的作用，使他难以无所顾忌地投身于与对手的竞争。乔不群最终的功亏一篑，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彻底洗刷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特征，即便在接近权力巅峰时仍然保留着不少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观点与行为。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与欲望之间的冲突，让乔不群身上具有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如果说乔不群还是代表着知识分子欲望的适度发展的话，那么蔡润身则象征着欲望对知识分子人性的巨大扭曲。作为与乔不群、秦淮河同时来到桃林市政府的研究生，蔡润身既没有乔不群的写作才华，又没有秦淮河的坚持理想、敢想敢说。为了排除竞争对手，蔡润身将乔不群的一句玩笑话传入领导耳中，从而使乔不群从政府办综合处处长的候选人沦为纪检监察室的正处级副主任。此后，追逐仕途的利益成为蔡润身行动的唯一准则。得知甫迪声嗜好收藏奇石之后，蔡润身从萧副教授处购得莲石大献殷勤，赢得领导好感，之后更是仕途顺利，短短数年间便由领导安排下县担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后又成为桃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权力臻于巅峰，蔡润身的欲望也极度膨胀。他先是以权力入股，成为郝龙泉煤矿的靠山，使煤矿成为自己仕途晋升的经济来源。当龙泉煤矿发生矿难时，蔡润身授意郝龙泉封锁消息，最终导致马小帅、关海山两名知情人舌头被割。权力不断满足时，蔡润身的性欲也日渐高涨，他在文小芹怀孕后避而不见，又与曾玉叶过起了同居生活。蔡润身得知曾玉叶产期临近后，害怕消息传出去影响自己的仕途，便劝说她打掉孩子：“孩子是生命不假，可我这也是生命，且是更为重要的政治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完了，孩子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无力保护他，他的生命不也只有受贱？”不仅如此，蔡润身还在宏图避暑山庄、龙华宾馆和建行大楼里与各色女人鬼混，成为寻租权力、欲壑难填的知识分子。在无穷无尽的欲望驱使下，蔡润身虽一时攫取了权力，最终仍然难逃腐败事发身败名裂的结果。与乔不群的欲望追求相比，蔡润身的欲望已经无限膨胀，最后完全被权力、金钱和女色所钳制。在蔡润身这里，我们发现的是知识分子欲望无限扩张后的贪婪，最终导致道德的沦丧和羞耻心的泯灭。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充满野心的人真正追求的总是这种或那种荣誉（虽然往往是一种已被极大地曲解的荣誉），而不是舒适和快乐”，“虽然通过挥霍各种大量的费用，通过恣意放纵各种放荡的娱乐（这是堕落分子可怜的但经常采用的消遣方法）……他会尽力在自己和别人的记忆中冲淡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回忆，但是这种回忆必然仍会纠缠不休”^[14]。

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小说家乔伊斯曾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这样表达自己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理解：“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知识分子的自由、内省精神是人的生命最高本质的体现，它排除本能和环境的束缚，从而使人智慧、刚强而高贵。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与独立的品质，正是这种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质，使得他们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诉求而采取行动，哪怕头顶晃动着随时可能落下的巨斧利剑。正是凭借着对这一精神的信仰，左拉在德雷福斯案发生后写下了《我控诉》的檄文，萨义德批判性地投身巴勒斯坦政治生活，托马斯·曼敢于指责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集体责任”，索尔仁尼琴长期流亡国外也不放弃俄罗斯传统文学所具有的深厚的道义力量。王跃文长篇《苍黄》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中国承担知识分子精神，不附和权力游戏的规则，会导致怎样的坎坷遭遇。小说中的县物价局局长舒光泽由于不愿意充当选举中的“差配”，遭到一系列迫害，最后落得声名狼藉、丢失党籍、离开职位，而且还被关到精神病院。作为知识分子的舒光泽，因为内心的矜持，不愿意配合选举秀，惹怒了当权的刘书记，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乌柚县县委办主任李济运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内心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当老同学刘星明因为当“差配”而发疯时，李济运懊恼不已。当舒光泽被送到精神病院而家人处境凄惨时，李济运努力地给予帮助。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实际权力，他们经常成为权力斗争的棋子，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卷入到各类旋涡中去，成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势群体。

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对当代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精神面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在社会剧烈转型、法制尚不健全的当代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这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各异，有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即便境遇曲折，依然秉持良知，而有的知识分子则沉沦为金钱、欲望的奴隶，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是非面前缄默不语、明哲保身。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分化，折射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异化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的局部环境存在的问题都有或清晰或模糊的体认，可当道义与现实利益较量之时，他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甚至是认同迎合，不愿承担一名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思考和批判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