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转型期的阶层与教育变迁

30余年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剧烈的社会转型不仅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生活，也对其子女义务教育造成深刻影响。在家庭和学校共同影响下，家庭社会阶层背景与子女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呈现新的特征。

一 社会转型与阶层生活机会分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均有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人民币增长到2008年的15780.8元，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也从133.6元增长到4760.6元。按1978年的固定价格计算，城镇和农村居民到2000年的收入分别增长了3.84和4.83倍；到2008年分别增长了8.16和7.93倍，年实际增长率分别为7.3%和7.1%。从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和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8年的37.9%和43.7%（见表1-1）。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前的2.5亿下降到2009年的3597万，贫困发生率从31%下降到3.6%（国务院新闻办，2010）。

但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各社会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80～2000年20余年间持续加大（见图1-1）。至2010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5，达到中高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仅以城市地区而论，1980年代末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仍属于较低水平，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城市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31）。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数据，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10等分组中收入最高10%人群组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10%人群组的9.2倍。

表1-1 1978～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有关指标

图1-1 中国城镇和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变化（Ravallion & Chen，2007）

在市场化的影响下，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导致各社会阶层生活机会加速分化。尽管怀默霆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比其他市场转型国家居民对不平等现象更为包容（Whyte，2010：87），但社会生活中日益显著的阶层差异正在对社会稳定形成挑战。收入差异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在就学、求职、婚配和医疗等社会生活核心领域的境遇有实质性差别，社会分层呈现“断裂”的特征。

孙立平（2004：84-88）指出中国改革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初期阶段，通过社会体制变革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基于对旧体制弊端的认识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索，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等新生社会力量逐渐显现并构成新的社会组合关系。整体而言，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在改革初期阶段均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效。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改革深化时期，各种社会力量日渐定型。在体制变革进一步深化的同时，新生社会力量开始在改革中占据主导地位，不平等机制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物品领域，进一步激化了各社会阶层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扩大了社会阶层间的差距。

应当注意到，社会转型不仅改变社会结构与制度，也引发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变迁。在1980年代，中国城市青年将“寻求生命意义”作为最主要的人生价值，而进入改革深化阶段以后，强调追求物质占有和享受的功利主义（materialism）逐渐占据上风（Rosen，2004）。在公共领域中，受社会价值推崇的公众形象从为国家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转变为腰缠万贯的私营企业家或生活富裕的白领阶层，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将财富看作评价个人成功的主要标志。在功利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实践受到物质利益的驱策，收入差距更鲜明地体现在与生活机会相关的多个重要领域。教育作为对生活机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同样无法避免功利主义逻辑的渗透。义务教育系统中家长和教师等重要行动者的教育观念在20余年中发生了实际变迁。

二 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变迁

家庭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存在显著影响。对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而言，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的差距基本反映在中考成绩高低和升入高中后不同的教育分流两个方面。目前，初中毕业生中考成绩及其家庭背景属于教育系统保密文件，极少有公开资料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因此，大多数研究采取后一种方法，即以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教育机构类型评估学生在整个义务制教育阶段最终的学业表现。

在诸多高中阶段学校类型中，重点高中所招收的新生通常是中考成绩最为出色的初中毕业生。^[2]现行高中阶段教育体制包括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两个部分。普通高中存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职业技术教育包括职业高中、中等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等三类。在初中毕业生教育分流中，重点高中学生有最大可能性进入一流大学深造学习。所以相关研究非常关注重点高中入学情况，将其作为学业成就差异的阶段性标志。

总体而言，社会优势阶层子女比弱势阶层子女有更多机会进入重点高中学习，而且该现象伴随着社会转型变得愈发明显。2008年由“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在6个省市组织的有效样本为1111份的重点中学高中生家庭背景调查（杨东平，2009）显示，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子女在重点高中新生中所占比例有截然差别（见表1-2）。根据陆学艺（2004）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出生于政府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家庭的学生重点中学入学概率远高于家庭背景为城市产业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生。^[3]整体来看，重点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结构呈倒“三角形”，即上层和中层比例最大，下层的比例较小。这与不同社会阶层下层较大、上层较小的“宝塔形”社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成就有异常重要的影响。其他类似调查也发现家庭背景与学生高中阶段就读学校类型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梁雪峰、乔天文，2004；方长春、风笑天，2005，2008；陈友华、方长春，2007）。

表1-2 2008年城市重点高中生家庭背景的分布

续表

说明：学生家庭背景数据来源于“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社会结构数据来源于陆学艺等（2008）对十大社会阶层所占人口比例的统计研究，入学概率为以产业工人为1计算的各社会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可能性。

为了说明重点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的变迁，“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对江苏省某重点中学高中生家庭背景进行了文献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不同社会阶层获得重点高中的教育机会发生重大变迁（见表1-3）。政府管理者、专业人员家庭子女所占比例一直保持优势，企业管理者家庭子女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工人家庭子女所占比例持续下降（见图1-2）。虽然该数据在对不同时期学生家庭背景进行归类时可能存在出入，但数据总体上是可靠的，目前尚无同类历时性数据。

表1-3 1978～2008年某重点中学高中生的家庭背景

图1-2 1978～2008年某重点中学高中生家庭背景结构的变化

尽管不同社会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过去30余年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即便考虑这一因素，产业工人阶层子女在重点高中学生中所占比例仍然呈现实质性下降趋势。这说明在义务教育阶段，以经济资源多寡为标志的社会阶层差异超越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成为影响子女学业表现最重要的家庭背景因素。该现象与社会阶层生活机会分化的整体特征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