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缘起

有人说，在中国史学之中，善恶分明，好坏了然。对于鸦片史而言，这一评价大抵适用。

1876年，英国学者特纳（F.S.Tuoner）首开近代亚洲鸦片贸易研究之先河。此后137年间，学界研究成果虽不可谓汗牛充栋，亦可说硕果累累。不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略有差异。国外学者更注重鸦片贸易的现实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忽视鸦片的毒品属性及其对受害国造成的伤痛。国内学者更注重总结禁毒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国外鸦片产销状况的研究。在探讨清代鸦片灾难的成因时，我们国内学者常常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我们对英国的鸦片政策恨之入骨，我们对清王朝的腐朽无能痛心疾首，因而我们将近代鸦片泛滥的原因归结于此。

的确，作为鸦片泛滥之幕后黑手的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理应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可笔者却在沉痛与愤怒之余感到这种“善善”“恶恶”的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毕竟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把鸦片强塞进中国人的口中，那中国的“瘾君子”们是怎样心甘情愿地染上毒瘾的呢？

的确，清政府懦弱腐朽，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僵硬的官僚体制为鸦片泛滥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面对：直到1868年，在英国任何一个乡村店铺里几乎都可以买到鸦片^[1]，整个19世纪，印度人都可以合法地吞服鸦片甚至在私下里也吸食鸦片，为什么鸦片在没有禁止的情况下没有泛滥，在中国禁烟不力的情况下反而“横波海内”呢？

业师王宏斌先生《禁毒史鉴》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此问题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该书首次将“消费方法”纳入研究视野，并从致瘾性和消费量两个角度将“单纯吸食鸦片法”与“鸦片烟的吸食方法”作了对比^[2]。事实上，鸦片消费方法从吞服到吸食、从吸食“鸦片烟”到吸食“单纯鸦片”的不断变化正是中国鸦片泛滥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一解释仍然不能与鸦片泛滥的过程相吻合。“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发明于乾隆中后期。然而，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只是从4000箱增加到6000箱左右，年均增长率仅为1.3%。如果把这种“温和”泛滥归因于嘉庆以后清政府的禁烟举措，那又不好解释同为“严禁时期”的19世纪20～30年代鸦片进口量的迅速增加：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进口量从6000箱猛增到35000箱左右，年均增长率高达12.5%。

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学界都忽视了另外的因素：鸦片价格和中国的市场潜力（包括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以及相关联的外部鸦片生产与消费状况。正是上述所有因素与中、英鸦片政策等政治因素相互交织，一起推动了印度、中国和东南亚构成的鸦片“三角贸易”格局的不断演变，也逐渐促成了中国的鸦片泛滥。因此，鸦片泛滥于清代中国，并非只是基于政治因素，还有文化因素，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