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港澳与内地合作与发展研究

一个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1997年后转变中的香港处境 ^[1]

吕大乐 ^[2]

摘要：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香港的处境有点尴尬。这份尴尬源于它有一条边界，将这个特别行政区跟国内周边地区分隔开来。这是很多全球化城市无须面对的困难。在全球城市的文献中，这个边界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很多国家底下的全球城市，乃存在于一个更广更宽的国家的框架里面，城市的行政边界并非国家的或特殊政治安排的政治边界，因此行政管理性质的边界所带来的束缚，并不明显。另一种可能是，有关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分析中，有一种强调流动倾向，凸显旧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制度安排逐渐失效，而新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可无拘无束地全球游走。但现实的情况是边界依旧发挥作用，不但会阻碍资源的流通，而且也会因此而产生其他的考虑和行为的逻辑，令这个“区域国家”的想法或期望，并未转化为现实经济地理中的一种状态。而充分认识到这个落差，对了解当前香港社会经济的处境是相当重要的。本文正是尝试重新检视香港在过去三十五年的时间里，与华南地区在经济、社会的不同方面进行整合的状态与特征，并从中分析回归后香港的处境。当然，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所面对挑战来自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特性，不可能单凭某一方面的分析，而掌握到所有问题之所在。不过，话又不得说回来，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城市，于其空间布局上未能有所突破，对它的经济、社会等方面又确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将这个区域整合（又或者应该说是未有真正的整合）的问题提升为一个讨论及研究的议题，并认真思考其对香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区域融合抽象空间全球城市

一导言

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香港的处境有点尴尬。

这份尴尬缘于它有一条边界，将这个特别行政区跟国内周边地区分隔开来。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事情，不可能说要改变便改变。再者，它也是整个“一国两制”设计的其中一环，那就更加不可轻易讨论它的存废。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这是很多全球化城市无须面对的困难（跟香港一样，同属例外可能包括新加坡，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等没有这种烦恼）。在全球城市的文献中，这个边界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如前文所讲，很多国家底下的全球城市，乃存在于一个更广更宽的国家的框架里面，城市的行政边界并非国家的或特殊政治安排的政治边界，因此行政管理性质的边界所带来的束缚，并不明显。另一种可能是，在有关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的分析中，有一种强调流动倾向，凸显旧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制度安排逐渐失效，而新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可无拘无束地全球游走。按这类思维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金、经济活动、人口统统不再受制于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城市──尤其是全球化城市──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一种支配的作用，以它们为中心，发展出一种以区域为载体的商业营运单位，超越了国家的政治及行政管理的框框。大前研一就曾有“区域国家”（region states）的说法，认为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无边界的世界”里，经济活动的流动打造出新的经济地理，是以“区域国家”来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3]他所讲的“民族国家的终结”并不是指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已经变得毫不重要，甚至在国际政治上无关痛痒，而是在经济活动走向全球流动的趋势下，国民经济的概念显得过时，而政治边界亦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框框，代之而起的是区域经济。^[4]

在大前研一对“无边界的世界”的想象里，香港与深圳在1997年前的经济整合，便是一个这类超越政治行政框架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例子。不过今天在差不多二十年后的时空里，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就不难发觉所谓“无边界的世界”“民族国家的终结”之说，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在大前研一的分析背后，是假设存在一种完全自由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一切都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没有任何因政治、行政而产生的阻力，各种资源可以无拘无束地、无障碍地流动。但现实的情况是边界依旧发挥作用，不仅会阻碍资源的流通，而且会因此而产生其他的考虑和行为的逻辑，令这个“区域国家”的想法或期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经济地理中的一种状态。而充分认识到这个落差，对于了解当前香港社会经济的处境是相当重要的。

本文正是尝试重新检视香港在过去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跟华南地区在经济、社会的不同方面进行整合的状态与特征，并从中分析回归后香港的处境。当然，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所面对的挑战来自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特性，不可能单凭某一方面的分析，而掌握到所有问题之所在。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城市于其空间布局上未能有所突破，对它的经济、社会等方面又确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将这个区域整合（又或者应该说是并未真正的整合）的问题提升为一个讨论及研究的议题，并认真思考其对香港发展的影响。

二重新发现腹地

或者，读者会问：打从1978年开始，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为明显，香港有机会充分利用内地推行开放改革所释放出的资源（如土地、劳工），那不就是把珠三角作为它的腹地，通过产业北移而形成了一个曾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区域经济吗？而经过这样的发展之后，因一条边界的存在而产生的阻隔，会否只是形式上的问题而已？

无可否认，内地开放及引取投资，令珠三角成为了香港产业的腹地，的确带动了边界两边的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转型。一方面，那是珠三角一带经历了一次由外来投资所推动的工业化及城镇化的过程；^[5]另一方面，香港的制造业以搬厂的形式来维持其竞争力，扩大生产规模，迅速地令本地经济转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当时那种“前店后厂”的空间与功能的分工，将香港与珠三角串联起来，使前者转型为一种都会型的经济。^[6]

不过，基于当时两地的关系与分工，香港在珠三角扩展了它的制造业生产的空间之后，其实并未进一步强化一个区域经济的形成。这既因为当时香港社会（由殖民政府到市民大众）的想法，基本上没有想过要解除两个不同制度的隔离（以保障香港不会受到内地社会制度的干扰），更是因为香港没有考虑到其可以怎样主导一个区域经济的形成。

举一个例子，香港厂商将工厂搬迁到珠三角之后，其实并没有全面地为香港的劳工在内地提供就业。香港企业或者曾经起用一些香港的管工、技术工人到内地扮演一些参与管理的角色，可是很快他们已被当地的雇员所替代（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谈）。至于一般的半技术及非技术劳工，他们根本就失去了劳动市场上的位置，只可以留在香港从事服务业的工作；内地大量劳动力的供应，是吸引港商迁厂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北上设厂，就是要充分利用珠三角的种种资源。所以，港商进入内地投资设厂，是生产线的迁移，但将原来的劳动力留在香港。这对原来就是厂长、经理的员工和有能力晋升为管工、督导员的雇员，是新开拓的机会。可是，对大量半技术及非技术工人而言，则是一次被替代的过程，而其后珠三角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机遇，基本上跟他们扯不上什么关系。

至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最常为港人于20世纪80及90年代谈及的话题──回乡养老），我们可从近年的一些调查资料里，看到于过去二十年有何发展。按2007年所收集的统计数字，于那50万在内地居住或长期逗留的港人之中，37.0%继续使用香港提供的社会服务。^[7]由此可见，就算港人迁移到内地，他们大部分未有真正的离开香港；若然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香港及港人更是尚未全面地与内地发生融合。^[8]

过去三十五年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整合，主要是以企业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对象。在整合过程中，开发的空间更多的是为企业、投资所服务的抽象空间，而不是具体的可由个人来支配的生活层面的空间。^[9]内地的对外开放，可以给港商带来不少机会，但这却未有带动大量港人进入内地，于个人层面融合于它的劳动市场和小区。如果说在1978年以后，香港和内地逐渐增加联系，而港人进入华南地区可视为一种融合的话，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两地的生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基础之上的。^[10]具体地说，那是珠三角可以成为一些中下阶层退休后居住地点的选择，又或者是一般人周末假期的度假目的地。事实上，香港与珠三角的整合，除了制造业大举北上之外，便没有其他方面的重大突破了。而随着内地经济起飞，生活水平提高，房价上升，人民币跟港元的兑换率出现变化，回乡退休养老亦逐渐不再是很多人所能负担的安排了。结果是虽然香港的工厂走了出去，但其余的却没有真真正正地跟珠三角进行整合，突破原来的空间布局。

另外，香港厂家的惰性，使得工厂北移或者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或加强不同程序的整合（例如成为兼顾更多方面、能为顾客提供更全面服务的OEM生产商），没有广泛地带来产业升级，因此也没有通过进一步区域整合去提升“前店后厂”的格局。^[11]当前珠三角在产业升级上所面对的困难，与此不无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早年内地极渴求之外来投资，于是单方面向香港倾斜，以至于两地只是发展出一个类似区域经济的实体，并没有更深层次的空间分工及资源结合。事实上，在1997年回归之前，大概也只可以这样，任何更进一步的区域合作，都会是相当敏感的话题。

三资金的广泛流动，人的有限流动

内地进行开放改革，为香港带来新的机会。种种机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早期是港商到内地投资、设厂，后来是因内地在生产及市场各方面均发展快速，不少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的营运中心，又或者是内地企业到香港的股票市场上市，带动专业及商业服务的发展。^[12]当然，还有旅游及相关服务业的方面。^[13]

对于长期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和经济体香港来说，上述经济活动虽则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实际效益，但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突破。尽管香港社会从来没有怎样认真研讨过相关的问题（因此理论上也没有十分具体的目标或期望），但从港人的角度来看，跟内地的经济整合起码应可提升它的重要性（例如不少人经常挂在口边的“龙头”地位），又或者为他们于内地创造新的机会。所以，了解一下港人于过去二十多年里在内地工作的情况及发展，虽未能全面反映区域整合的多维度的发展，但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指标，展示出所创造出来的机会有何特征。

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数字，由1988年底的52000人左右，发展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175100人，在十多年间有大幅度的增长。^[14]而其中以2004年为高峰，数目达244000人。不过，跟很多人的印象不一样，其实近年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的数字，是由2004年的高峰逐年下滑，至今减少了差不多7万人。跟上文所提到香港居民在内地居住或长期逗留的数目（增加2万多人）比，似乎未见前者的减少，这是因为已经转为后一种形式作为替代。这也就是说，单纯在量的方面，我们不但未见持续增长，而且反过来有下降的趋势。

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数字未有如预期的上升，反而出现下跌，这跟很多人的期望有所出入。而值得我们注意的，又并不单纯在于量的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行业及职业分布，早已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其中由制造业作为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主要行业（于1992年占60.8%），到近年已改由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2009年占43.7%）和其他第三产业所替代。这反映出早年港人到内地工作多是跟随工厂北移到珠三角，而近年港资到内地发展，已逐步扩展至服务业。不过，这个行业慢慢变得分散与多元，对雇员而言及从就业机会来看，却刚好相反，发展趋势是高度集中于某些职业。

事实上，职业结构的转变是相当显著的：由早期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员、工艺及有关人员占上一定比例（如1992年仍占近三成），到了2005年则从事蓝领工作的人士，只占全部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一成而已。当然，如上文所提到，发生这种替代的现象，不难理解。港商迁厂到珠三角一带，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当地供应充足的劳动力。所以，除了最早期一段短时间之外，产业北移并未有带动大批香港的中下层劳工到内地就业。香港的半技术及半技术劳工基本上都因为迁厂而被逼离开制造业。至于一些技术工人及管工，部分有机会随厂北上而有机会升职，担当一些管理工作。政府统计处的数据并无这方面更深入的资料，在此难以评估究竟这类机会是否很普遍。但从于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所从事行业的变化来看（从事制造业的人士由1988年占总数的53.1%，到了2010年则只是39.3%），技术工人及管工要持续地通过在制造业内工作，而找到晋升机会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从上文两点可见，港人在内地工作的情况，大致上反映出内地与香港两地互动的发展与市场环境的转变。制造业的高峰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全部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60.8%。随后整个港人在内地就业的结构转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于在制造业方面已出现当地人才逐步替代香港雇员的情况，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过相当比例的生产工人（由超过四成逐渐下跌，到了90年代已不足三成），到后来其比例已变得微不足道了。新的机会集中在第三产业，这更进一步强化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及辅助专业人员的重要性。现在，以2010年计算，超过八成为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和专业及辅助专业人员（见图1）。上述转变反映香港在内地经济的角色的变化，但这同时也表示原来那个可以兼容不同职业的系统，逐渐变为专攻服务业，而且以较高层的职位为主。以港人所要求的工资待遇而言，港人在内地工作的机会日趋专门化并多以高层位置为主，可以说是劳动市场调节的结果。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现象，这就是香港厂商进军珠三角，跟一般到海外投资没有分别，只是资本移动，而将一般劳工遗留下来。香港制造业在生产空间上的扩张，虽然曾为一些技工、管工、经理带来机会，但对整个香港制造业劳动市场来说，其实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