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中亚”一词在俄语中有“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亚洲）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中央亚细亚）两种译法。苏联时期，第一种译法较为普遍。在英语中，“中亚”有“Inner Asia”（内陆亚洲）[1]和“Middle Asia”（中部亚洲）等译法，但最常见的还是“Central Asia”（中亚），与俄语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相对应。在中外学界，有关“中亚”的地理边界并无统一说法。为了避免对中亚文化定义的任何误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8年召开了有关“中亚”含义的研讨会，其最终报告指出，作为自然地理与文化概念，“‘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伊朗东北部、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2]报告同时指出，“地理边界不应视为一成不变”，意为对于“中亚”的界定还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赋予其新的理解与含义。苏联时期，中亚作为苏联版图中的一个地理区域，一般指的是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因此中亚又常常被称作“中亚和哈萨克斯坦”。[3]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呼吁放弃使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的用法，建议将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区域看待，同时，“中亚”一词也由“Средняя Азия”改用“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自此，在俄语中“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词取代“Средняя Азия”被沿用至今。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时期的中亚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其地缘政治意义发生了本质变化，“中亚”地区也因大国的地缘政治需要而被赋予不同的政治解释和地缘边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学者一般将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统称为“中亚国家”，即狭义的中亚概念。而在西方学界，中亚的概念接近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自然地理与文化概念，它具有更为广阔的地缘边界，除了中亚五国外，还将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甚至将蒙古、中国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亚洲地区都纳入了中亚的地缘政治版块，并冠以“大中亚”的概念。2005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的“大中亚计划”以及此后美国国会与政府相继推出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以这一区域为边界，谋划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布局的。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狭义的中亚概念，即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它们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东与中国新疆为邻，南与伊朗、阿富汗接壤，北与俄罗斯联邦相接，西与阿塞拜疆隔里海相望，五国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644.8万（2013年）[4]。
中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完整的国家形态，其行为主体基本上是以草原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为特征的一些“行国”[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并受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中亚地区内部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其社会组织形态也多以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为主。历史上，中亚地区曾是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相互融合与碰撞之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亚地区各民族曾先后臣服于波斯帝国、突厥汗国、阿拉伯帝国、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和沙皇俄国，也因此受到了波斯文化、汉文化、斯拉夫文化、穆斯林文化等文化因素以及伊斯兰教、东正教、佛教等宗教因素的影响，经历了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复杂的民族构成、历史沿革与文化变迁塑造了中亚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也正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中亚地区自古以来一直处于大国博弈的次区域地带，而中亚地区的文化也始终未能形成一股主流文化，而只是多个大文化圈之间的亚文化形态。苏联初期，中央政府在中亚各民族中进行了民族识别与共和国划界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确定了现代中亚五国的政治版图，但五国之间的边界有些地方如刀削斧劈一般泾渭分明，带有明显的人为分割痕迹；而有些地方则犬牙交错地纠结在一起，诸多民族矛盾与地区冲突也由此产生。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中亚五国长期处于苏联一党集权体制的影响之下，习惯地按照苏共中央和联盟中央的指令行事，在政治上缺乏相应的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将苏联推向解体，同时也使得一贯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中亚各共和国被动地走上了政治转型与创建独立国家的道路。
按照一般的政治学理论，所谓“政治转型”，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政治体制是指：“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6]总体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既包括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变化，也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变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某一国家的制度变迁与体制变化往往因受到该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各种外部势力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转型轨迹与特征。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即是如此。
苏联后期的社会政治改革与苏联的最终解体，给中亚五国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改变了五国的社会政治形态，使其第一次在历史上成为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独立国家，其权力机关也由苏联地方一级行政机构上升为独立国家中央一级的政权机构。与此同时，中亚五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体制转变为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权力结构体系。二是改变了中亚五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其从苏联的边疆地区，变成了直接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以及与伊朗、阿富汗等地区热点国家为邻的五个独立国家。政治地位与国际地位的改变使中亚地区一时成为大国竞相争夺的热点地区和地缘政治交锋的前沿地带，迫使尚不具备独立经验的中亚国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外交机关，并制定出外交政策，以处理同大国及周边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亚五国政治转型的难度。
中亚国家同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虽然有着共同的转型起点，但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比，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内部动力与外部条件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同时，影响转型的诸多因素也更加复杂多变，因此，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路径、方式与目标皆不同于其他后苏联东欧国家。此外，关于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是否结束也尚无定论。以建制为标准，中亚国家已经完成了由苏维埃体制转为总统制或议会制权力体系的制度构建过程，一些中亚国家的学者甚至还以“政治发展进程”的表述方式替代“政治改革”与“政治转型”的说法，以此来表明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如果以其民主政治体制的巩固而论，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尚未结束，其政治体制还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实践加以制度化。
二
中亚国家独立20多年来，中亚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热门课题，而有关中亚国家的转型研究更是随着中亚地区不时出现的各种现实的与潜在的危机而日渐升温，相关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
俄罗斯学者在有关中亚国家独立与转型问题上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向。第一，从史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来观察、研究，内容涉及各国文化史、伊斯兰教的发展现状以及转型时期中亚民族构成与民族变迁进程。相关成果如《伊斯兰教在中亚》（Polonskaya L. and Malashenko A.，Islam in Central Asia，2008）、《后苏联时代的土库曼斯坦》（М.С.Демидов，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2002 ）、《塔吉克斯坦内战解析》（В. И.Бушков，Д. В.Микульский，Анатом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1996）、《纳扎尔巴耶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Нурск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прорыв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роект，2008）、《中亚的斯拉夫人》（布鲁西娜，2001年中文版）、《七河史》（巴透尔，2013年中文版）以及《中亚简史》（维·维·巴特尔托里德、伯希和等合著，2005年中文版）等。第二，是以俄罗斯为视角来审视“颜色革命”的合法性，并重新调整“后革命”时代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橙色之网——从贝尔格莱德到比什凯克》（Оранжевые сети от Белграда до Бищкека，2008）、《俄罗斯和中亚：一道还是分立？》（Г.Ю.Ситнянский，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я Азия：вместе или врозь？，2011）、《与未知规则的“大博弈”：国际政策与中亚》（А.А.Казанцев，《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неизвестн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2008）、《权力自由——“颜色革命”中的合法性》（С.Мирзоев，Либель права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в 《оранжевых революциях》，2006）等。
与俄罗斯学者关注点不同的是，中亚国家的学者更加关注对主体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以挖掘主体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英雄人物史，来迎合新独立国家政府找寻国家根基、重树民族自信与尊严的政治需求。如《哈萨克斯坦》（А.Н.Нысенбаев，Казахстан，2004）、《在历史的长河中》（努·纳扎尔巴耶夫，2005年中文版）、《哈萨克斯坦现代史（1985～2002）》〔С.Г.Шерето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1985-2002），2003〕、《哈萨克人的伊斯兰教与前伊斯兰世界观传统的遗产》（Р.М.Мустафина，Ислам и реликты доисламск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у Казахов，2010）、《民族联合与哈萨克斯坦》（А. Арыстанбекова，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2002）等著作都对中亚民族的民族特性、宗教及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此外，中亚国家总统及政治学者也从国家建设与宪政民主的角度对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进行了思考。如《探索之路》（努·纳扎尔巴耶夫，1995年中文版）、《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总统手记》（努·纳扎尔巴耶夫，1997 年中文版）、《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2000年中文版）、《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托卡耶夫，2001年中文版）和《制胜》（托卡耶夫，2004年中文版）；《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伊·卡里莫夫，1996年中文版）、《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证》（伊·卡里莫夫，1997年中文版）；《永久中立，世代安宁》（萨·尼亚佐夫，1996年中文版）；以及《哈萨克斯坦政权》（Ашимбаев，Власть Казахстана，2007）、《选举前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前景及问题》（Ю.Блуктаев，Предвыборд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переспективы и проблемы，2003）等。
西方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关体制转型及苏联解体对中亚国家社会与价值观念的冲击与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中亚新国家》（M. Olctt，Central Asia’s New States：Independence，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6）、《援助：后苏联的中亚国家的制度变迁》（Mcglinchey，Eric.，Paying for Patronage：Regime Chang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2003）、《中亚转型：国家与社会从苏联体制到独立》（J.L. Pauline ed.，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State and Societies from Soviet Rule to Independence，2004）、《吉尔吉斯斯坦：向前之路》（S. F. Star，Kyrgyzstan：the path forward，2005）、《问题的问题：为什么苏联不存在了？》 （Коэн Стивен，“Вопрос вопросов”. Почему не стал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2011）、《理解中亚：政治与被争议的转型》（Sally N. Cummings，Understanding Central Asia：Politics and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s，2012）。第二，对中亚地区的历史、各国主体民族的民族特性、宗教及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这方面的著述相对较多，主要有：《中亚史纲要》（加文·汉布里主编，1994年中文版）、《中亚的十二个咒语》（M. Олктт，Двенадцать мифов о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01）、《中亚文明史》（第1～6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中文版）、《中亚的威权领导人与议会制》（Starr F.，S. Clans，Authoritarian Rulers，and Parliaments in Central Asia，June 2006）、《中亚部族政治与制度转型》（Kathleen Collins，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2006）、《草原帝国》（勒内·格鲁塞，2006年中文版）、《帖木儿帝国》（布哇，2013年中文版）以及《伊斯兰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Зураб Тодуа，Экспансия исламистов на Кавказе 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06）等。第三，有关后苏联地区中亚地缘政治的研究。如《大棋局》（布热津斯基，1997年中文版）、《中亚的第二次机会》（Олкотт М.Б.，Второй шанс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05）、《虎视中亚》（胡曼·佩马尼，2002年中文版）、《战略前景：领袖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中亚枢纽》（Legvold Robert，Thinking Strategically：The major Powers，Kazakhstan，and the Central Asian Nexus，2003）、《新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地缘政治、大国对抗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Lena Jonson，Tajikistan in the New Central Asia，Geopolitics，Great Power Rivalry and Radical Islam，2006）等。鉴于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及转型本身的多变性，且其代表性相对有限，因此，国外的研究著述中较少以政治学为视角考察中亚的政治发展进程，而大多是选取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现实、经济、外交等角度探讨其社会变迁的轨迹。此外，如果将中亚国家定位为新兴国家和后苏联国家，那么一些政治转型理论虽然并未以中亚国家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但却为考察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与理论视角。如《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考夫曼，1995年中文版）、《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塞缪尔·亨廷顿，1998年中文版）、《政治科学》（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2001年中文版）、《合法性与政治》（让·马克·夸克，2002年中文版）、《民主的模式》（戴维·赫尔德，2004年中文版）、《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霍华德·威亚尔达，2005年中文版）、《集体暴力的政治》（查尔斯·蒂利，2006年中文版）、《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2006年中文版）、《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2008年中文版）等。
中国国内有关转型时期的中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史、民族文化史以及对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的研究上。其中，有关中亚国家独立史与政治转型进程以及有关中亚国家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崛起的中亚》（邢广程，1992）、《中亚五国概论》（赵常庆主编，1999）、《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赵常庆主编，2003）、《列国志》中有关中亚五国的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06）、《中亚五国转型研究》（徐亚清，2003）、《中亚五国新论》（赵常庆，2014）等。
有关中亚五国民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文化发展史、宗教传统的历史演进、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史等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有：《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许序雅，2000）、《中亚五国史纲》（马大正、冯锡时主编，2002）、《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陈联壁、刘庚岑、吴宏伟，2002）、《中亚通史》四卷本（王治来、丁笃本，2004）、《称雄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蓝琪，2004）、《突厥人和突厥汗国》（马长寿，2006）、《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汪金国，2006）、《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石岚，2008）、《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张娜，2008）、《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金宜久，2009）、《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研究》（苏畅，2009）等。对中亚国家外交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中国与中亚》（薛君度、邢广程主编，1999）、《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孙壮志，1999）、《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孙壮志，2001）、《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孙壮志，2003）等。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美国及北约在阿富汗发动反恐军事行动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两次“革命”之后，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与政局走势愈来愈成为中国中亚学界的关注焦点，出现了一批对中亚民主化进程进行反思和探讨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主要专著有：《转型的中亚与中国》（杨恕，2007）、《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焦一强，2010）、《“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赵常庆，2011）、《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孙壮志，2011）、《贫穷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杨进，2012）、《中亚转型研究》（李淑云，2013），这些著作都试图通过对中亚各国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诠释中亚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政治转型的基本特征。此外，对于中亚地区大国博弈以及中亚国家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研究也为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转型中的俄美关系——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联性研究》（袁胜育，2006）、《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郑羽主编，2007）、《十字路口：中亚走向何方》（朱成虎主编，2007）、《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战略设计》（赵会荣，2007）、《中国的中亚外交》（赵华胜，2008）、《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次地区一体化研究》（柳丰华，2010）、《中亚地区发展与国际合作机制研究》（吴宏伟，2011）、《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杨鸿玺，2012）、《聚焦中亚——中亚国家的转型及其国际环境》（杨恕，2013）、《中亚国家的跨境合作研究》（孙壮志，2014）、《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赵常庆，2012）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有关中亚国家转型与政治发展进程的中外文论文，详见于本书的正文引述，在此恕不赘述。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有关中亚国家政治转型进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而深入的阐述，或侧重于探讨中亚国家独立与转型进程中的相关问题，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大国关系与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互动影响。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对于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大多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标准，将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完全置于民主化的语境下加以评价，忽视了中亚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民族与政治文化特性。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系统阐释独立20年来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并对影响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诸多结构性因素进行剖析，力图全面探究中亚各国政治转型的基本特征，并概括出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三
本书以苏联后期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为起点，以独立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的演进与权力结构体制的变化为线索，概括地叙述了政治转型时期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基本脉络，归纳了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基本特征，揭示了政党、精英、政治文化、宗教传统、外部势力等各种因素对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现实影响。
本书分为导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包括两个部分，共九章。
第一部分共五章，分别以政治发展进程的分期为线索，概述中亚五国自苏联后期政治改革以来的政治转型轨迹。根据独立以来中亚五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大体可以将中亚国家政治转型进程分为以下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88～1996年，是政治转型起步与总统制建立的阶段。这一时期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起点，以吉尔吉斯斯坦通过确立总统制的新宪法为结束，中亚五国经历了苏联后期的政治改革、苏联解体、国家独立以及政治权力体制的初创。第二阶段为1996～2000年，是总统权力体系的巩固与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塔吉克斯坦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内战，并将议会制重新改为总统制，而多数中亚国家总统均通过修宪或全民公决获得了延续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第三阶段为2001～2005年，这是政权转换与政治动荡时期。这一时期适逢中亚各国最高权力进入更替期，西方势力开始在中亚地区进行全面渗透，俄美等大国调整地缘战略，重新在中亚地区布局，致使中亚各国政权的稳定面临诸多外部挑战，独联体多处地区爆发了“颜色革命”和政治动荡，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政权也在此时期被推翻。第四阶段为2005年年底至2010年，是政治转型的休整期。2005年年底，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再次获得连任，阻止了西方“颜色革命”的蔓延之势，因此本书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后颜色革命”时期。第五阶段为2010年至今，是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改革时期，在此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经过连年政治动荡之后再次爆发“革命”，政权体制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其他中亚国家相继通过修宪，重新调整了执行权力与立法机关的关系，缓和精英内部矛盾，确保总统权力基础的稳定和政权的平稳过渡。
第二部分共四章，分别对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基本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在“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特征”一章中，着重分析了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轨迹特征以及政治转型的体制特征。其中，政治转型的轨迹特征是对政治转型的动态分析，探讨了中亚五国在体制转变与构建主权国家的同时，所经历的“去苏联化”“再传统化”与政治现代化问题；而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体制特征则是对转型时期中亚各国政治制度的分析，即对中亚多数国家的总统制与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特征的描述，并对现行制度下国家权力结构模式、各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解构。在“中亚国家政党、政治精英与政治转型”一章中，详细分析了作为社会分化重要指标的政党与政治精英在中亚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以及中亚多数总统制国家中政党政治格局失衡的原因。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政党与政治精英的作用决定着政治转型的发展目标与程度。在“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转型”一章中，从部族政治文化及宗教传统两个视角探讨了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于新的政治制度与政权体制的适应性问题。在“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外部因素”一章中，考察了俄美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于中亚地区外部环境的构成及对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现实影响。苏联解体与各共和国的独立改变了中亚五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和美国以不同方式向中亚各国施以政治影响，试图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地缘政治阵营。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合作与经济援助为手段，积极推进中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试图使其最终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而俄罗斯则凭借同中亚国家传统的文化、经济、军事联系，竭力恢复其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以阻止美国等西方国家进入这一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给中亚五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了诸多变数。
第三部分为结束语。
中亚五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由多重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进程。本书仅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结构性影响因素为视角，展示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局部特征，探究决定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程度与方向的主导因素，力图从中透析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本书是一部从政治学角度考察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著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独立20年来中亚国家政治转型进程的一次梳理和总结，并指出了转型时期中亚地区国家同时面对建国与建制双建进程这一双重性特征及其内在的互动关系。
[1] 内陆亚洲，意味着“亚洲大陆上没有河流注入外海，具有‘瀚海’特色的一切内陆地区。”B.A.李特文斯基主编、张广达，R.沙巴尼·萨姆哈巴迪副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第367页。
[2] B.A.李特文斯基主编、张广达，R.沙巴尼·萨姆哈巴迪副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第368页。
[3] 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第9页。
[4] 此数据为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国别人口数据统计得来。2013年，哈萨克斯坦人口为1704万人，吉尔吉斯斯坦为572万人，塔吉克斯坦为820.8万人，土库曼斯坦为524万人，乌兹别克斯坦为3024万人。
[5] 行国，顾名思义为行走中的国家，即对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学称谓。“行国”，即“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走，畜随草迁，居无常处，以行走求生存。参见史继忠：《论游牧文化圈》，《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6]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