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探寻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重点抓了三件大事。一是从农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冲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搞活“两通”（交通、流通）。三是创办经济特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特区之一，是以开放开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办了特区，随后开放两个沿海城市，逐步扩大到珠三角地区，再到全省对外开放。省委提出，用足用活中央政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

但是，在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的观点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还受到指责。1985年，在讨论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时，在湛江市一次工作讨论会上，我提出要利用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当即受到市一位主要领导的训斥。他说，什么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湛江只有一种资源、一个市场，就是本地市场和农业资源。这场争辩的结论直到十多年以后才见分晓。当时，人们痛苦地感受到，湛江与珠三角的差距一步步扩大；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湛江的改革发展思路是多么褊狭，其思想理念距离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多么遥远。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比较多，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业，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条条框框限制了人们的手脚，坐看机会流失。就全国来说，广东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人思想比较解放，商品经济思想比较浓，敢闯敢冒。按照外地人的说法，广东流行“三灯论”：遇到绿灯快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没有灯就摸黑走。“三灯论”有褒有贬，尤其是绕红灯受到的指责是比较多的。我认为，红灯是不可以闯的，但是绕道走如果比等红灯更快，为什么不可以走？这就是变通，就是用活政策，如果叫你干什么，你才干什么，那还需要思想解放吗？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改革举措，事先都没有上面的红头文件。广东就是靠先走一步，“喝头啖汤”而先发展起来的。比如农村联产承包制、发展私营经济、放开粮食价格、修路收费，等等。广东省有几十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全国率先突破的，都是实践走先，有部分人探路走在前面，取得成功后才得到红头文件的认可和推广的。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肯定了特区的发展和中央建立特区的正确决策。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就对外开放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当时，湛江正在国家准备开放的部分沿海城市之中。但是，要获得国家的最后认可，还必须通过调研和论证。我们认识到，湛江要发展，一定要搭上改革开放的快车。于是，我们积极筹划申办湛江开发区的事宜。我和市委副书记陈斌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湛江开发区的发展规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对方案进行分析、论证和提出修改建议。9月20日，梁灵光省长主持省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我陪同陈斌同志上北京拜会了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特区办主任何春霖。9月28日下午，谷牧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陈斌和我，我们直接向谷牧副总理汇报了情况。谷牧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非常支持我们的计划，当即表示同意湛江办开发区，并计划与广州一起批准。我把消息传回湛江市委，市委书记温戈立即召开常委会议，他说：“黄挺、陈斌立了大功。”

在此之前的5月，中央已经决定，湛江、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北海等为国家首批开放的14个港口城市，获得了国家若干优惠政策的支持。同年11月，中央又批准湛江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时，湛江改革开放的形势非常好，1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土地全都被“号”完了。可是，1985年1月，情况变了，工作方向也变了。从此，全市倾注全部精力抓“两水一牧”（即水产、水果和畜牧业），一晃就是8年，大搞8大战役，开发区的发展规划成为批判对象，工业立市也不提了，湛江就这样错过了第一个大发展的机遇。

尤其是1989年以后，一些人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质疑。1993年，我在省政协大会上发言指出：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要破除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观念。同年，我在省政研会理事会上提出，要加快市场体制的培育，以配合企业机制的转换。要健全和培养起包括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市场等各种要素市场，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营造公平发展、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机制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