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门市的改革探索

1979年，在全国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广东省在清远县搞试点，对企业实行利润包干，搞活了一批企业。于是，广东开始在全省推行清远的经验。这个时候，江门市推行了以财政包干、企业利润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对下放权改革。

1981年，我当上了江门市市委副秘书长。1983年，我走上了市级领导岗位，任市委副书记。那时候，市级领导机构还是很精练的，市委就是一个书记、三个副书记。在市委的分工中，我分管的工作面比较宽，像工交、科技、政法、工青妇、战备等一大摊子。当时，改革工作已提上日程了，也由我分管。

在企业改革方面，我们首先打破了原来计划分配的工资制度，搞了联销、联利、全浮动的工资制度。从1983年开始，先在化工、电子两个行业中的国营企业中试行这一办法。1984年，又推广到机械、轻工两个行业，共计28户，占市区44户国营工业企业的63.6%。这项改革的效果十分显著。1984年与1983年相比，这28户企业销售收入增长了16.96%，上缴税利增长17.09%，工资总额增长16.7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8%，职工每人平均工资增长9.5%。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经济效益提高的幅度高于生产增长的幅度，上缴税利的增长幅度又高于工资总额增长的幅度。

1984年的11月下旬，紫阳同志来江门视察。我印象中，随行的人中，有紫阳的秘书白美清和李勇，但他们没有参加讨论。向紫阳汇报那天，当我汇报到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时候，一开始，紫阳不太同意，说：“这么搞，恐怕不行。”我跟他讲，为什么要搞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总之，我和他争论了半个多小时，当时吵得很凶。第二天早晨，他上车离开前，特地对我说：“小易，昨天回去，我又考虑了一下你提的意见，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回京后，要在企业改革的文件中，把这一点意见考虑进去。”果然，1985年1月，在《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中，把我的意见吸收进去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和现在的一些领导可不一样，紫阳同志非常乐于听取下面的意见。关于这项改革，《南方日报》连续报道了好几次。从那以后，市里全面推行了企业工资制度改革。

改革企业工资制度后，企业效益有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我们发现，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决策，大多数仍要政府部门审批，企业主管部门老是在干预企业的经营。当时，市里有5个工业局，像机械局、轻工局、化工局等，这些局下面管着很多工业企业，导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很不顺。于是，我们开始酝酿政府机构改革。

1984年底，我多次召集企业、工业主管局、行政性公司和经委研究改革方案。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上下结合，反复酝酿，1985年5月，召开了市各工业主管局及公司的负责人、经委科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全面实施工业管理机构改革方案。当时的会议气氛相当紧张，5个局和5个公司的10个一把手争相发言，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这项改革方案。为此，我们一方面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一方面做通干部的思想工作，为改革创造宽松的内部环境。对于干部安排，市委、市政府明确宣布了“两个保证”。第一，保证妥善安排。按照就地消化为主的原则，局和公司360多名行政干部，通过4个渠道全部做了妥善安排：大部分留在原单位组建经营实体公司，发展第三产业；一部分调到经委，组建各行业办公室，一部分负责协助企业筹建各行业协会，一部分调到企业或其他机关。第二，保证4个不变。按照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原有干部的行政级别不变，国家规定的经济待遇不变，原有的干部管理范围不变，留在经营实体公司的按原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办法套改暂时不变。这“两个保证”使各级干部大体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样，我们把政府管工业的这些机构撤销了，全部改成自负盈亏、自食其力的公司。可以说，全国的机构改革是从江门开始的。搞了这项改革以后，国家体改委的周少华来搞过一次调查。

1986年5月中下旬，国家体改委贺光辉带队，在江门召开了全国中等城市机构改革座谈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撤销企业的主管部门、改为公司的有关政策。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16个城市搞机构改革试点。在16个试点城市中，江门市名列榜首，还有安徽的马鞍山，江苏的常州，辽宁的丹东，山东的潍坊，等等。后来，据我了解，很多试点城市没有改。其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怕改了之后，拿不到中央的资源了。在当时的体制格局下，中央向下分配资源，都是下达到对口的部门；如果这些部门撤销了，就没有和中央对口机构了，由此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江门市改革之后，以前5个工业局的职能都归到经委，工作中也是磕磕碰碰的，不是很顺利。所以，下改上不改，会造成经济体制上的一些障碍。

1987年底，省委书记林若同志来江门考察，也顺便考察我。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市里做的几项改革效果比较好，省里想把我调到省体改委，当时的省体改委主任是王琢兼任的。这次，林若亲自找我谈话，是想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当时不愿意去省体改委，而想去省计委或省经委。这主要是因为，我很熟悉这两个部门对口的国家部委的领导，便于在工作中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推动广东的经济。当时，省计委主任是个女同志，差不多到退休年纪了，省经委的主任也快60岁了，按说让我去接，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林若同志却说：“干体改委的工作，必须要有理论水平啊。我们看来看去，找不出别的人，还是你比较合适。”他给我带了一大堆“高帽子”。他又说：“你先干两年，我再想办法给你调整。”就这样，等于是把我“骗”去了。我后来知道，调我当省体改委主任，是刘维明副省长和王琢分别推荐的。我在江门搞机构改革，走在全国的前面。王琢在江门考察，觉得我很有思想。当时，王琢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体改委主任，但他的主要精力在省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得赶紧补一个主任，于是就找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