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社会资本理论一经国外引入中国便激发了学术界无数的想象力，相关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社会资本不仅在理论上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工具之一，在实践上也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包治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下面从社会资本的定义、测量、产生与减贫作用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以廓清本书的相关理论背景与脉络。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

尽管社会资本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布迪厄是当代第一个对社会资本概念作出系统论述的学者（Don Cohen，Laurence Prusak，2001：4）。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关系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或者换句话说，它与群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从该群体集体拥有的角度为其成员提供支持。”（Bourdieu，1986：248）根据这个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它可以帮助个人获取其所在群体所拥有的资源；二是与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Portes，A.，1998：4）。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并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型的，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取得成为可能，而这些目标在缺少社会资本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Coleman，J.S.，1990：302）。但是，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Coleman，J.S.，1988：94；Colerman，J.S.，1990：302）。

普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罗伯特·普特南，1999；罗伯特·普特南，2001：195）。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常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一种“公共物品”，和空气、街道等这些公共物品一样，它不能由单个人或部门提供，而是社会公共活动的副产品（Putnam，D.R.，1993；Putnam，D.R.，1995：664～683）。信任（trust）、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和网络（networks）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要素。

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被公认为社会资本研究的奠基人，他们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布迪厄第一次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科尔曼深化并拓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普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分析。从他们开始，社会资本逐渐超出了社会学的界限，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中，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视角之一（夏建中，2007）。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波茨（Alejandro Portes）、伯特（Ronald Burt）和林南也被视为社会资本研究的领军人物。

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这种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embeddedness）的结果”（Portes，A.，1995：12～13）。波茨区分了“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前者是双方的预期互惠，建立在双方共同认可并预期的基础之上；后者则属于更大网络的一部分，当行动双方共同处于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之中时，这种网络通过一系列规范和惩罚措施来引导或制约其成员的行为（托马斯·福特·布朗，2002）。

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是指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来获取资源的机会（Burt，Ronald S.，1992：9）。他提出了“结构洞的社会资本”的观点。所谓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是指在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存在关系间断。与“结构洞”相对的是“无洞”，即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的现象。“结构洞”其实是在整个大的社会网络中各子群体之间的弱联系（weak connections），这些联系使得拥有这些联系的行动者可以通过对信息的获取和资源的控制而获得竞争优势（Burt，Ronald S.，1992：导言、第一章）。

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包括三大要素。①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②个人获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③个人在目的性行动中动用这些社会资源（林南，2005：24）。林南区分了两种社会资本。一是“拥有的社会资本”（accessed social capital），它是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源；二是“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它是个人在目的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源（林南，2003）。在社会资本概念、方法和指标的精细化发展方面，林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林南，2005）。

以上定义是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属于社会资本的“经典定义”。至于其他的定义更是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受篇幅所限，这里不予赘述。总之，社会资本的定义见仁见智，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资本是一个多面向的（multifaceted）概念，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界定（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2005）。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林南，2005：25；赵延东、罗家德，2005；丘海雄、陈健民，2008：20～26）。个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可以获取的社会资源，在这里，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个人物品”（private goods），它关注的核心有两个方面。①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②个人如何获得嵌入在关系中的社会资源以产生回报。这一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有林南、伯特（Burt）和弗拉普（Flap）等人。集体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是一个组织、群体、社区甚至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和资源，它关注的核心也有两个方面。①特定的社区或群体如何发展并维持一定的社会资本作为集体物品；②社会资本作为集体物品如何服务于增进群体成员的集体福祉。这一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科尔曼、普特南和福山等人。

也有学者将“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分别称之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夏建中，2007），或者“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燕继荣，2006：117）。尽管名称不一，但所指内容相似或相同。前者主要关注个人层次、属于个人财产的社会资本，后者主要关注集体层次、属于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

第二，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Turner，Jonathan H.，1999；托马斯·福特·布朗，2002）。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认为，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和家庭之间的水平网络以及构成这些网络基础的有关规范和价值观，它主要是水平网络关系；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指群体、社团或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它不仅包括水平网络关系，还包括垂直网络关系；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指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背景的宏观制度环境（C.Grootaert & T.V.Bastelaer.，2002）。布朗认为，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自我嵌入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它关注的核心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能力及行动结果，这一分析层次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波茨和林南等人。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它关注的核心是特定社会网络的结构化、网络内部联系状况以及资源是如何从网络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这一分析层次的代表人物是伯特。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结构的观点（the 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它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背景来分析社会资本网络的“嵌入性”，探究“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对网络联系、网络结构、网络建构以及网络变化等的影响（托马斯·福特·布朗，2002）。

第三，外部性社会资本与内部性社会资本。阿德勒（Adler）等人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性社会资本”，因为这种社会资本产生于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取外部资源；将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称为“内部性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群体内部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高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Adler，Paul & Kwon，Seok-woo，2002）。

第四，结构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克瑞奇纳（A.Krishna）和厄普霍夫（N.Uphoff）划分了“结构性社会资本”（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和“认知性社会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前者指相对客观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社会资本，包括网络、联系、制度、规则以及程序等，它促进了信息共享和集体行动；后者则指比较主观和抽象的东西，包括了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共享价值、互惠和信任等，它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行为（A.克瑞奇纳、N.厄普霍夫，2004；诺曼·厄普霍夫，2005）。

第五，“联结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普特南等人提出了“联结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的概念。“联结型社会资本”表现出“向内看”（inward looking）的特点，指互动频繁、具有较强同质性群体的内部关系，它主要关注群体内部网络关系；“桥接型社会资本”表现出“向外看”（outward looking）的特点，指不同群体或组织之间的联系，它促进了群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Bebbington，A.，1997；Narayan，D.，1999；D.C.Onyx，J.& Bullen，P.，2001；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2004：319）。

武考克（Woolcock）从“嵌入”（embedded-ness）和“自主”（autonomy）的角度考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迈克尔·武考克，2000）。“嵌入”指的是社群内部的关系，“自主”是指社群外的网络。武考克认为，一个群体要获得充分的发展，必须把这两种社会资本结合起来，既要巩固强大的群体内部联系以实现高层次的内部整合，也要与异质性的外部社群发展联系以实现广泛的外部桥接。

尽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但多数学者承认，社会资本存在两个不同的基本分析层次。一是个体社会资本，它是个人可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属于个人物品（private goods）；二是集体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组织、群体、社区甚至整个社会所拥有的集体资源，包括信任、网络和互惠等，属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基本分析范式，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在概念界定、测量方法等方面大相径庭。

受林南、边燕杰等人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多数社会资本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社会资本，探究这种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在个人行动中的功效，如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存量差异（边燕杰，1998，2004，2005，2006；边燕杰、张文宏，2001；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彭庆恩，1996；李培林，1996；王春光，2000；唐灿、冯小双，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刘林平，2002；李路路、孙志祥，2002；曹子玮，2003；翟学伟，2003；刘祖云、刘敏，2005；张文宏，2006；边燕杰，2006；张春泥、刘林平，2008），社会资本在个人或家庭社会支持中的作用（蔡禾等，1996；丘海雄等，1998；张文宏、阮丹青，1999；张友琴，2001；贺寨平，2002；王毅杰、童星，2004；刘林平，2005；刘军，2006）等。与个体社会资本研究相比，国内有关集体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少。^[7]与国内上述研究现状稍有不同，在国外自普特南等人以后，集体社会资本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它被引入对经济增长、政治绩效、社会发展和公民运动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工具之一，在实践上也被视为促进社会发展、治疗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Evans Peter，1997；Newton，K.，1997；Edwards，B.& M.W.Foley，1998；Paxton，P.，1999；Fukuyama，F.，2000；Maloney，W.，G.Smith & G.Stoker，2000；Teorell，J.，2003；Saxton，G.D.& M.A.Benson，2005）。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如何测量？有哪些操作化测量指标？下面将评述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重点评述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8]。

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集中在对个人社会网络状况的测量，它包括如下两个方面（林南，2003；赵延东、罗家德，2005）。

第一，对嵌入在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获取的资源总体的测量，旨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要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一般首先需要分析个体所在的社会网络的特征。关于社会网络特征的分析方法，学术界有一套广为采用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异质性和中心度等（肖鸿，1999；贺寨平，2001；赵延东、罗家德，2005；张文宏，2006：122～127）。一般认为，网络规模大，网络中弱关系所占比重大，网络密度较高、网络成员联系密切，那么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本可能更丰富（罗家德，2005：58）^[9]。

第二，对个人在目的性行动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旨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这方面，学术界探讨较多的是关系人（contact）的特征，关系人是在目的性行动中为个人提供实质帮助的网络成员，他拥有的资源反映了个人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对关系人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关系强度等方面，代表性观点有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Granovetter，Mark，1973）、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2005）和边燕杰的“强关系力量”（Bian，Yanjie，1997）等。除了关系强度外，关系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反映个体“动用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关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个人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本越丰富（林南，2005：58～72）。

与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相比，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起步较晚。不过，经过普特南等人的开创性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了这一阵营的研究，发展出日益精细、完善的方法和指标。

普特南是较早对集体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学者，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这三大要素，它们可以通过一个社区中人们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参与公共活动的水平来衡量。为此，他设计了一系列具体指标，如读报率、公民投票率、参与志愿组织的成员数量、社团组织数量以及信任程度和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量表，其中，读报率、公民投票率、参与志愿组织的成员数量和社团组织数量等指标用来测量网络，信任程度用来测量信任，而“政治文化”量表用来测量互惠规范。普特南在研究美国的社会资本时，用美国人的投票率、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参加各种社团组织的人数来测量美国的社会资本，最后得出美国社会资本在20世纪60～90年代急剧下降的结论（Putnam，D.Robert，1995a，1995b）。

福山认为，一定量的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它包含互惠、公共责任和道德义务等要素（Fukuyama，F.，1995：153～154）。“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因此，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传统美德存在联系。”（弗朗西斯·福山，2003）在福山看来，社会资本是从普遍信任中产生的，当某一社会中的人们彼此信任时，这便蕴含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社会资本。因此，可以通过社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程度、互惠规范以及参与公共活动的水平来测量该社群的社会资本（弗朗西斯·福山，2003）。

帕克斯顿（P.Paxton）在普特南等人之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结构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并提出了相关测量指标（Paxton，P.，1999）。她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在群体活动中通过与邻里、朋友和志愿组织成员互动产生的“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它包括客观的社会网和制度、规章等；二是一种包含积极情感的“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它包括群体成员之间主观上共享的规范、价值和信任等。帕克斯顿用与亲朋邻里共处时间长短和志愿组织成员的数量等指标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用个人之间的信任和组织之间的信任等指标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

纳拉扬（D.Narayan）和卡西迪（M.Cassidy）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7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来测量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Deepa Narayan & Michael.F.Cassidy，2001），一级指标包括如下七个方面：①群体特征，包括成员数量、成员的异质性、成员参与公共活动的次数等；②普遍规范，包括成员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和公平；③团结，包括成员的共处和团结状况；④成员之间的日常生活交往；⑤邻里关系，包括请邻居帮忙照顾子女或病人；⑥志愿主义精神，包括询问是否做过志愿者、是否愿意做志愿者、是否帮助过他人等；⑦信任，包括对家庭成员、邻里、社区成员以及政府官员的信任等。

格鲁特尔特（C.Grootaert）和贝斯特纳尔（T.Bastelaer）设计了三个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2007：463～465）。①地方联盟和网络成员的身份，主要指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网络中的成员身份和角色；②信任指标和对规范的忠诚，主要指社区成员的信任水平及互助情况；③集体行动的指标，主要指社区成员的合作行为和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

贝比顿（A.Bebbington）和卡罗尔（T.Carroll）在研究地方组织的社会资本时，运用了五个测量指标（贝比顿、卡罗尔，2004）。①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网络，它以血缘关系、象征性保护以及空间上的毗邻为基础；②团体间的联系，表现为不同团体以及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③与更高层面的地方组织之间的联系；④区域性的联系；⑤与支持机构或者社团的联系。

艾沙姆（J.Isham）和卡科内（S.Kahkonen）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省农村的参与行动和社会资本时，运用了七个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艾沙姆、卡科内，2004）：①社会资本指数，主要是关于地方社团数量和质量的复合指数；②成员密集度（density of membership），反映村民加入社团组织的指标；③村民对公共活动的参与；④社区定位；⑤村庄集体行动次数；⑥村民社会互动情况；⑦邻里信任。

世界银行组织一批学者制定了一份测量社会资本的问卷，并在该问卷中提出了六大指标（Christian Grootaert & Deepa Narayan & Veronica Nyhan Jone & Michael Woolcock，2004）。①群体参与网络：包括参与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网络的性质和程度、成员的参与情况、群体成员的多样性以及群体领袖的产生情况等；②信任和团结，对邻里、陌生人和政府各部门的信任情况；③集体行动与合作，在社区中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共同完成一些事情、如何共同面对社区危机等；④信息与交流，对大众传媒、通讯工具以及公共服务方面的获得情况；⑤社会凝聚与整合，社区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哪些成员被包容或者被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等；⑥赋权和政治行动，人们对直接影响他们福利的制度有无控制措施等。

胡荣在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时，参照普特南的定义从四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胡荣，2006）。①村民之间的关系网络，这从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团参与情况来测量；②村民之间的互惠，如他们平时的互助情况；③村民的信任，包括对亲戚、其他村民和村干部等的信任程度；④村落规范，通过村民的社区安全感和认同感来反映。通过因子分析，他从这些测量项目中抽取了信任、社会交往、社区安全、亲属联系、社区认同和社团互助等六个指标来反映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

林聚任等人在研究农村社会资本时，借鉴Stone和Hughes的观点，从五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林聚任、刘翠霞，2005）。①社会风气观，包括对社会道德、集体责任感、人际关系和信任度等的看法；②公共参与，包括对选举、集体活动、志愿活动和民间团体等的参与情况；③处世之道，包括对一些俗语和日常生活行为（如处世原则、经营偏好、合作偏好以及夫妻关系等）的看法；④信任安全感，包括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安全感状况；⑤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对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等不同关系网的运用。

桂勇、黄荣贵在综合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上海市50个社区的经验数据，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八个维度（桂勇、黄荣贵，2008），它们分别为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正如福山所言，“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对于如何测量社会资本缺乏共识”（弗朗西斯·福山，2003）。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层次。对于测量个体社会资本，学术界有一套公认的指标，并且发展出日益精细的测量工具和指标，而对于测量集体社会资本，学术界则尚无一套公认的方法和指标。但也应看到，大部分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信任、参与、网络、互惠和集体行动等指标，其中，网络、信任和互惠等指标更是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一致认可。这说明，对于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学术界已经在某些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这无疑为测量方法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0]。

（三）社会资本的生成^[11]

现有的社会资本研究主要是将社会资本当作一种既定的“存量”，分析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在个人或集体行动中的意义。相比之下，对于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建构问题，专门的研究要少得多，不过，一些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建构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揭示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是分析社会资本存量构成的重要前提，也是开展社会资本建设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是如何生成的？背后有什么因果机制？对这方面问题的回答也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在生成机制上不尽相同。下文对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进行评述，重点评述集体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

社会资本研究是从社会网络分析开始起家的，因而一种最常见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网络，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衍生而出的资源。社会网络的观点主要用于解释个体社会资本的产生，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产生社会资本？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如下三种观点。

首先是网络关系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波茨指出，“经济资本体现在人们的银行账户上，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社会资本内生于人们关系的结构中。一个人要拥有社会资本必须与其他人有联系，正是这些他人，而不是他自己是其优势的实际来源”（Portes，A.，1998）。

其次是网络结构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结构，特定的社会网络结构可以产生社会资本。伯特认为（Burt，R.，2001：31～56），“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和“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是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但都能够产生社会资本。前者代表了整个大网络中各子群体之间的弱联系（weak connections），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就能够在信息和资源的占有方面赢得优势地位，从而拥有社会资本。后者代表了网络成员之间的强联系（strong connections），网络封闭结构有助于网络成员通过内部的强联系共享网络资源，从而产生社会资本。科尔曼也从社会网络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产生（詹姆斯·科尔曼，1999）。他认为，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的建立和维持，因此封闭而稳定的网络结构有助于产生并维持社会资本。

最后是网络资源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资源，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可以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观点以林南为代表（林南，2005：24），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区分了“拥有的社会资本”（accessed social capital）和“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林南，2003），前者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后者是个人在目的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源。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刘林平认为，应当区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资源是潜在的资本，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投资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不直接等同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它是工具性行动者被动用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刘林平，2006）。边燕杰综合了上述三种观点（边燕杰，2004），他认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包括四个方面——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和网络构成，其中，网络规模越大、网络顶端越高（网内拥有地位高的关系人）、网络差异越大（网络异质性强）、网络构成越合理（与资源丰富的阶层有联系），社会资本就越丰富。

综上所述，对于个体社会资本如何生成的问题，尽管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基本上存在一些共识：它产生于社会网络，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和关系中衍生而出的资源，只是不同学者强调社会网络的不同方面，如网络本身、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但是，对于集体资本如何生成的问题，学术界的争议要大得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种分析范式——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与政治建构论，它们分别强调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作用。

1.社会建构论

又被称为公民社团论，它强调公民结社和自治组织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托克维尔，1988：213），它产生于志愿性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这些社团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互惠和网络的土壤（Putnam，D.Robert，1993；Fukuyama，F.，1995）。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人物是普特南，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公民社会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社会自治组织（如合作社、互助组织和兴趣团体等）以及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是培养社会资本的关键。这些自治组织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平台，“创造出相互交叠和相互连锁的社会联系”，为发展更广泛和普遍化的社会联系提供了桥梁和纽带（罗伯特·普特南，2001：203～204）。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或投机的潜在成本，促进了人际信任、沟通、合作以及各种信息和资源的流动。

伊斯特斯通过对社团合唱队的研究发现，自发的社团组织能够产生社会资本，它可以建立网络关系、为成员提供共同的价值规范并通过组织行为来促进网络成员的集体行动（卡拉·M.伊斯特斯，2000）。因此，鼓励和促进公民社团的发展，是促进社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格拉泽认为，长时间参与社团组织活动，促进组织成员的互动，并发展组织内部和外部网络关系，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本的投资及收益（爱德华·格拉泽，2003）。

2.文化建构论

这种观点认为，人为的制度设计并不一定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发展，它更强调特定的历史文化（如文化规范、道德习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等）在社会资本产生中的作用。文化建构论的代表人物是福山，他明确指出，“在创造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方面，国家并没有太多显而易见的手段。社会资本常常是宗教、传统、共享历史经验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的副产品”（弗朗西斯·福山，2003）。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等级的权威资源产生的，它依靠规范和对权威的遵从而产生。除此之外，共享的历史经验也能够产生非正式的规范从而创造社会资本。这些规范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逐渐内化成社会成员的一种习惯和行为模式（弗朗西斯·福山，2003）。

福山把信任看作一种社会资本，并分析了道德、习俗等文化因素在信任产生与维系中的作用，通过对美国、法国、意大利、韩国、中国等国家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特殊主义、家庭主义等文化不利于培养普遍信任和社会合作，因而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发展，反之，普遍主义、团体主义等文化有助于增进社会普遍信任与合作，因而有助于社会资本发展（弗朗西斯·福山，2001）。诺斯通过对比安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与拉美政治文化后发现，平等主义、契约文化、法治等文化有助于英美国家民主政治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反之，西班牙殖民统治残留的庇护主义、等级制、主从依附关系等文化妨碍了拉美国家民主政治与社会资本的发展（North，Douglass，1990）。

3.政治建构论

这种观点强调国家力量和正式制度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作用，认为特定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发展社会资本。列维（M.Levi）和塔楼（Tarrow）等人认为，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对社会资本有建构作用，对于缺乏社会资本的群体，国家可以通过为他们赋权、帮助他们建立合作组织，加强其社会联系、拓展其社会资本（Tarrow，S.，1996；Levi，Margaret，1998）。弗洛拉等人发现，社会资本是一个情境化构造，特定的地方社会结构变量（如人口和社会组织结构）对社会资本的生成具有明显影响（Flora，J.L.，1998：481～506）。马隆尼（William Maloney）等人在研究英国伯明翰的地方治理时发现，地方治理的制度安排深刻影响当地社会资本的发展，制度化的政社合作治理机制不仅能够推动民间社团与政治精英的合作，也有助于发展地方性社会的社会资本（Maloney，W.，G.Smith & G.Stoker，2000：817）。

刘春荣强调国家力量的介入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作用，他通过对1996年以来上海社区组织建设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国家介入模式对社会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刘春荣，2007）。具体而言，以纵向管理为特征的行政化介入不利于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横向的沟通和信任关系，从而不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而以发展横向联系为特征的社会化介入扩展了居民交往的机会结构，促进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信任和合作。因此，特定形式的国家介入乃是社会资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动力，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需要外部制度力量的激发和支撑。

也有学者对上述三种分析范式提出了质疑。怀特里认为，社会建构论对社会资本产生机制的解释力有限，因为它是以公民社会组织的长期存在为前提的，只能解释已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基础的社会如何进一步产生社会资本，而不能解释缺乏公民结社传统和民间社团的社会如何产生社会资本的问题（Whiteley，P.F.，1999）。在《社会资本的起源》一文中，怀特里从个体的人格特征、道德规范以及他们对象征性社群的认同等社会心理变量来解释初始的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政治建构论夸大了政府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作用。她认为，“简单地将创造社会资本并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效运作的任务交给公共官僚机构可能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当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府接管大量公民活动领域的责任时，它们就会排斥进入这些领域的其他努力。当全国性政府接管所有森林或其他自然资源所有权，或终止由宗教团体提供教育和健康服务而自己兴办学校和医院时，社会资本就会遭到巨大破坏……创造依赖性公民而不是开拓性公民会降低个人生产社会资本的能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3），因此，政府介入在发展社会资本中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有害。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或者群体内部之间持续性的互动有利于产生并促进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从而形成社会资本（Elinor Ostrom，1990；Robert Ellickson，1991）。

纽顿（K.Newton）认为，不同定义下的社会资本，其产生机制是不一样的（肯尼思·纽顿，2004）。当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有关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观时，它产生于公民的“心灵习惯”，即一种“集体意识”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当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客观的社会网络时，它产生于各种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的参与和互动；当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一种后果时，它产生于社会资本特定的功能和效用，即“把事情搞定”。

还有学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解释社会资本的产生，把社会资本看作是重复博弈的自然产物（燕继荣，2006：154）。根据这个理论，一次性的囚徒困境游戏不会导致合作结果的出现，因为相互背叛构成了游戏双方的“纳什均衡”；但是，如果游戏多次反复，那么游戏双方将摆脱“囚徒困境”而走向相互合作；同样，在非游戏的状态下，如果个体之间发生稳定而持续性的互动，那么在他们之间就有可能产生信任、规范和合作（弗朗西斯·福山，2001）。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资本如何产生的问题，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与政治建构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观点。社会建构论与文化建构论认为，公民结社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有助于催生社会资本，而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相反，政治建构论认为，政府可以建构社会资本并起到积极作用。如何理解上述差异？它们看似针锋相对，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中提出社会资本建构命题。国家与社会对立论把国家与社会看作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一方强则另一方必弱（顾昕、王旭，2005）。国家与社会互动论则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相互对立的独立实体，而是相互嵌入、呈现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合作、双赢发展。国家与公民社会对于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政府有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公民社会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治力，在特定情况下，二者都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发展（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1996：329～331；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Sector of UNESCO，2002）。

西方社会历来存在多元主义传统，国家与社会处于分离和竞争状态，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范式主要建基于这一制度环境。与此不同，中国社会一直延续“强国家，弱社会”的一元主义正统，“强国家”与“弱社会”相互融合，历来有合作主义的传统。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本书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建构问题，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如何引发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发展，并从国家赋权与社会参与等角度就发展社会资本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