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思路、方法等

一 选题缘起

选择“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实际上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的。

首先，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乃至博士研究生的前几年时间，我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研究越南历史文化和中越文化关系史领域，但同时我也很想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可能由于自己是越南语专业毕业的缘故，又曾经在越南留学过，加上我本人喜欢阅读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对于中国古籍中关于越南以及中越文化关系的记载比较感兴趣，在我到北大读书以前，我的知识结构多局限于越南。2006年，北京大学张玉安教授到广西民族大学讲学，讲学的内容是关于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的关系。那时，我开始阅读张玉安教授和裴晓睿教授合著的《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一书。^[1]在此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著者专门论及了越南的罗摩故事文本，而这一节的知识是我很少涉猎的，尽管之前我对越南文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占婆文学，可以说了解甚少。其中有一句话更是启发了我，“越南文本罗摩故事与蚁垤的《罗摩衍那》出入较大，而与马来文本的《罗摩故事》以及泰文本《罗摩颂》竟有不少相同之处……”^[2]，我个人对于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喜欢一探究竟，因此很想深入了解占婆的罗摩故事。这是原因之一。

2007年，我进入北大学习，因为导师是专门研究印尼—马来文化的学者，我很希望自己能在与导师沟通时有更多的学术话题，因此，我开始阅读国内有关印尼—马来文化的著作，其中包括梁敏和教授和孔远志教授合著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3]这本书对我颇有影响。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的老师范宏贵教授是一位专事研究壮泰民族文化关系和越南民族文化的专家，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很多具有特色文化的民族，但是《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这本书论述了更多具有特殊文化的民族，这是我以前较少了解的。与此同时，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切入点，把越南文化和印尼—马来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范宏贵教授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4]一书对我的选题的影响也很大。这本书解释了东南亚大陆国家28个民族的渊源与文化关系。我师从范宏贵教授多年，在学术上受到他的影响较大，一直希望沿着他的学术思路，把文化关系与民族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范宏贵教授说，1956年，他拜读了前辈学者徐松石先生著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这两部专著对壮泰族群的渊源关系做了开创性的论述，使他获益匪浅，很想在徐先生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下去。^[5]正是这一想法促成了他选择“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这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于是，我便翻阅徐松石先生的论著，发现徐先生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越南南部的“马留人”有可能是“马来人”。^[6]这令我兴奋不已，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早期东南亚大陆民族与海岛民族有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在我阅读文献时，特别关注有关占婆和马来民族联系的记载。

2008年下半年，导师给我们开设印尼语课。我个人对历史的兴趣较浓，于是便开始关注中国史籍中有关印尼—马来语的记载。一次，我在国家图书馆无意翻到一本台湾影印的明代的《华夷译语》，^[7]该书的目录显示收录有明代的《满剌加馆译语》（即明代的马来语），因我跟导师学习印尼—马来语，并且自学过占语，经过研究，我发现这本《华夷译语》收录的《满剌加馆译语》实际上就是占语。通过比较研究，我发现明代的占语与马来语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这说明占语与马来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2008年12月，我将这一发现撰写成论文，获得五年一届的“越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在河内宣读自己的论文，当时参与我的学术报告的包括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学者，他们说“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并向我介绍这一研究领域的当代著名学者蒲达玛（Po Dharma）教授和黄子坚（Danny Wong Tze Ken）教授，于是我又查阅了这两位教授的相关著作，逐渐发现占婆与马来世界的联系其实一直存在。但这两位教授的论著多集中在历史研究领域，那时我还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撰写成一篇博士论文。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韩孝荣教授发来邮件劝我放弃这一选题，因为难度实在太大，他说自己以前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都没有看到相关的论文，现在到美国十多年了，仍一直在从事东南亚相关民族的研究，也很少发现西方有相关的论著。倒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孙来臣教授一直表示支持，在阅读我撰写的《明代占城译语新版本的发现——兼论占婆与马来的关系》一文之后，他鼓励我尽快刊登，为学术界提供参考。

当然，导师自始至终一直支持我做这样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选题虽然有较大难度，但是很有学术价值，它可以把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海岛地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新的视角进行研究。

2009年3月，我进行了开题报告，选定了这个研究题目。

二 选题的意义

国内东南亚文化研究的选题，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论国别文化，即专门论述东南亚国家的某种文化或者东南亚各国具有共性的文化；另一类多与中国文化相关，比如，“中越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壮泰文化关系”等。当然，这与我们国家学术研究政策导向有关。这两大类的选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获得学界乃至各种决策部门的关注。国外东南亚研究学界，更多地也是从自己国家的需要出发，关注与自己国家有密切联系的领域。

从中国和印度文化影响的角度来审视东南亚文化的发展也是早期国内外学术界重要的选题方向，当然，这也是古代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法国学者赛代斯所著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8]，足以证明东南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越南被称为“小中国”、“小中华”也说明中国文化在中南半岛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学界也逐渐关注东南亚文化发展的本土特色，这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从东南亚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来研究东南亚文化的发展，是国内学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但这类选题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第一，本书选题是研究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从东南亚内部来研究东南亚文化。这一视角与其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的影响的视角来研究东南亚不一样，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东南亚文化的内部联系。第二，有利于国内学界进一步了解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发展的情况。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的演变一直较少被国内学界关注，本书在论述15世纪以后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时，也将论述占婆文化的演变。第三，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逐渐接受马来文化的影响，马来文化还一度影响至柬埔寨等国，这说明马来文化曾对中南半岛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因此本选题还将为学界评价马来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笔者认为，要研究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情况，第一必须通晓占婆和印尼—马来语这两种语言，这是避免自己的观点受到质疑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要论及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关系，最重要的是占语和马来语的文献。第二，要尽最大可能搜集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阅读，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尽量搜集前人学者研究成果中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再研读这些资料。第三，在熟悉资料的同时，大胆怀疑前人学者所引材料和所提观点的正确性，并进行小心的求证。第四，尽量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构思论文的各个章节，在撰写各个章节的同时，不断与业界同仁进行沟通、求教。第五，对于需要进一步调查求证的，应尽量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得第一手资料，对文献资料加以补充、印证。

做研究应尽量做到方法、材料和观点上的创新。本书的研究是结合史学、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并无太多创新，但是，笔者力求在材料和视角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在本书中，我使用了大量的中国、越南等其他国家相关文献材料，因为各个时期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记载，有时候存在于中国或者越南汉籍的文献记载中，这是我在本书使用占文和马来文以外文献资料的原因。中国早年东南亚研究专家冯承钧先生说过：“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与其国历史有关系诸民族的事迹，缘历史种族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9]以上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四 研究过程

这一选题的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3月。在这一阶段，我主要搜集中国和越南有关这一研究的资料，开始学习占婆语和印尼─马来语。

2008年下半年我开始跟随导师学习基础的印尼─马来语，同时自学占婆语言文字。在学习基本语言的过程中，我着手搜集相关的研究成果。法国学者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进行占婆研究，他们在占婆研究领域的权威早已为学术界公认。我当时没有条件赴法搜集相关资料，只能设法复印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法国有关占婆研究的论著，进行研读。2008年12月，我撰写的有关占婆和马来历史关系的论文被五年一届的“越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接受，在与会期间，我认识了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学者，他们向我介绍了马来西亚占婆和马来文化交流的研究情况。与此同时，经过与会学者的介绍，我赴越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请教越南占婆研究专家吴文营（Ngo Van Doanh），他向我介绍了越南的占婆研究情况，并向我提供了法国占婆语专家木萨（G. Moussay）关于占婆语法的研究著作。此外，我还在越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复印了越南出版的有关占婆语言文化的大部分著作。越南社科院东南亚所的一位学者教会了我占语发音和字母书写，并向我介绍一位占人学者。这时，我开始了解越南的占婆研究情况。

2008年底，趁着在越南河内开会的机会，我到越南国家图书馆复印了越南学者出版的有关占婆研究的全部著作。之后，我赴占婆遗迹集中地——越南广南省调研。调研期间，我考察了占婆美山遗迹、会安、岘港占婆博物馆等地。岘港占婆博物馆的馆长为我讲解岘港博物馆的雕刻情况，并给我介绍西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在美山山麓书店搜集到了占婆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在岘港博物馆购买到一些西方占婆研究的最新著作。

自2009年初，我开始研读中越历代汉籍中有关占婆和马来文化交流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是本书在材料上的亮点之一。西方学者在利用西方文献上具有优势，而我们在利用汉字史籍方面，也可发挥特长。2009年3月，我获得赴厦门大学访学一学期的机会，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资料室搜集到一些相关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基本上是关于东南亚经济史的论著，真正涉及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著作很少。

第二阶段是自2009年7月至11月，我开始接触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2009年7月，由于投稿到美国《占婆研究》（Champaka Journal）杂志，我的稿件受到占裔法籍学者蒲达玛的重视，他随即于2009年8月赴北大与我和导师们直接交流。可以说，蒲达玛是当代占婆研究以及占婆和马来文化交流研究的最权威学者。他在北京停留的一个星期中，我向他学习并掌握了占婆历史、文化以及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整体脉络。2009年10月，我获邀赴马来亚大学参加“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此次研讨会使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行列。由于我比较熟悉中越史籍中关于占婆和马来记载的史料，因此应邀加入占婆研究团队（Cham Study Group）。这一团队是由来自马来西亚、法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学者组成的。我有幸作为中国学者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并开始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2009年10月至11月，我在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中心学习了约两个月占语，由于占语与印尼—马来语在发音上极为相似，且语法比印尼—马来语更为简单，再加上有一位占人每天从早到晚专门教我占语和婆罗米体占文，故我的占语和占文进步很快。两个月后，我已经能够借助字典阅读18～19世纪的婆罗米体占文文献，并且会在电脑中输入占文。

这两个月时间，我还与马来西亚的占人一起生活，了解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情况。除了学习占语占文外，蒲达玛带我到马来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购买或复印了大部分涉及占婆和马来文化交流的法文、英文、马来文资料。

第三阶段是自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我花了六个月时间阅读了大部分搜集到的涉及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法文、英文、马来文和越南文的资料。对我来说，阅读法文和马来文文献是比较困难的。尽管我一直在自学法文和马来文，但阅读能力仍有待提高。但我坚持自己阅读，尽量不依靠译文，这使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

第四阶段是自2010年7月至10月，也是本书撰写的重要阶段，撰写过程中尽管遇到不少问题，但我基本上能够通过与占婆研究团队进行交流，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第五个阶段是自2010年11月至12月，这是我修改补充论文的阶段。2010年11月，我再次赴法国远东学院驻吉隆坡中心与蒲达玛面对面进行交流。这一次交流，与2009年10月至11月在马来西亚有所不同，此前，我只能聆听蒲达玛等学者给我讲解这一研究领域的情况，但这一次，我所习得的知识和在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观点获得了他们的认可。2010年11月，我成为美国学术刊物《占婆研究》的国际编委之一。

五 本书的结构

本书正文部分分为8章，共计19节。第一章为导论，分为两节，第一节介绍了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第二节介绍了这一选题的学术史，“无古不成今”，不了解前人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都做了些什么，研究的程度如何，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的研究是否具有价值。

第二章论述占婆历史文化及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史，包括两节，第一节是论述占婆的历史文化，本来研究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情况，一般应分别介绍占婆历史文化的发展和马来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但本书只论述了占婆的历史文化，主要原因是关于占婆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特别是15世纪以后占婆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国内学术界对此的了解仍然是较为模糊的。而对于马来世界历史文化却不一样，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马来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早已梳理得比较清晰，论著也颇多，如早年许云樵先生的《马来亚史》、贺圣达教授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梁敏和等教授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莱佛士的《爪哇史》等。就像论述中越文化关系，我们无需赘述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一样。第二节是论述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史。我认为，要研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需要对他们之间在历史上的往来情况有所论述，不然，我们很容易把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巧合与雷同误认为是他们相互交流而产生的。

第三章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语言领域的交流，共三节。第一节介绍占语的情况。因为尽管国内偶尔也有些语言学著作涉及占语，但基本上都是没有学过占语的学者撰写的，与真实的情况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而我是直接跟占人学习的。要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语言领域的交流，就必须先介绍占语的基本情况，国内外的印尼—马来语专家很多，无需赘述印尼—马来语的情况。当然，由于我本人不是语言学科班出身的，在第一节中我只是对占语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介绍，并结合自己所学的印尼—马来语，把两种语言的基本情况大概地进行了比较。第二节是从语言视角探讨文化关系。这一节是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来举例说明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情况。我并没有从传统的音韵学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因为不谙熟音韵学；其次，既然是谈文化交流，重点应该放到较宽的层面上去论述，这样更有利于通篇的论述和读者的理解。第三节是论述现存最早的《马来语—占语词典》反映的文化联系。《马来语—占语词典》的出现，说明人员往来在数量和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章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文学领域的交流，共三节。第一节是介绍占婆文学的基本情况。与占婆语言一样，占婆文学也是国内学术界很少研究的一个领域。要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文学领域的交流，首先要梳理其文学的发展脉络。而马来文学发展的情况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论著，如梁立基教授所著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10]、张玉安教授等著的《东方民间文学概论》^[11]、王青教授所著的《马来文学》^[12]等，无需赘述。第二节是占婆和马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两个民族的形象在彼此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交流的方式乃至彼此形象的好坏。第三节是论述占婆和马来的同源文学作品。

第五章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宗教信仰领域的交流，分为三节。第一节是论述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宗教信仰领域交流的基本脉络。第二节论述占婆伊斯兰化过程中的马来因素，这是本章的重点。第三节是论述占婆舞蹈祭祀仪式与马来文化的关系。

第六章论述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建筑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共三节。第一节是宗教建筑艺术；第二节是传统服饰；第三节是文字、历法等。总体而言，这一章的篇幅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材料有限，但又不能不述，因为这些都是15世纪以来占婆与马来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七章论述当代占人与马来人的人员互迁与文化认同，共三节。这一章是利用民族学的方法，结合史料并对占人与马来人的互迁、融合和认同情况进行田野调查后进行的综合论述。第一节论述当代占人和马来人的互迁，对历史上占人和马来人的互迁情况进行分析。第二节论述当代占人与马来人的融合。第三节论述当代马来西亚对占婆文化的认同。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均为叙述占婆与马来文化关系的现状，与前面几章论述历史的内容相呼应。

第八章为全书的结论。

附录由三部分组成。附录1是占婆宾童龙国世系表，列出这一世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占婆自15世纪至19世纪仍然存在。附录2是占婆罗摩故事文本的原文。收录这部分的目的是让国内学术界了解占婆现存罗摩故事文本的情况，同时也是应《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著者的要求，对罗摩故事在占婆的传本进行补充研究。附录3是占婆罗摩故事的汉译。

六 书名含义的界定

本书题目中，“占婆”是一个泛指的学术概念，它既指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19世纪的占婆王国及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同时也指占婆王国灭亡后至今，占族及各亲缘民族。“马来”指的是“马来世界”，在现代，马来世界（印尼语：Nusantara）是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南三府、菲南群岛、新加坡岛、文莱和东帝汶等几个传统马来人生活的地理文化区域，有时候会包括科克斯（基林）群岛和新几内亚在内。马来世界原词是由古爪哇语“nusa”（岛屿）和“antara”（在……之间）两个词语组成，虽然在马来语和英语中被译为“Alam Melayu”和“Malay world”，不过“Nusantara”的使用普及率比起这几个词较高些。在印度尼西亚，“Nusantara”的定义是指整个印度尼西亚国家，不包括马来西亚、泰南、菲南、新加坡和文莱的国土在内，因此中文使用者也有将“Nusantara”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别名译为“千岛群岛”或“千岛之国”。马来世界最大的语言族群是以南岛语系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为主，包括了爪哇岛的爪哇语；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以及廖内群岛的马来语（在马来西亚被称为马来语；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印度尼西亚语）；有时候菲律宾的他加禄语（被称为菲律宾语）也被归为这一语族中。约一千年以前，马来世界的主要宗教是一种混合印度教、佛教和原始信仰的宗教，而如今，伊斯兰教是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南和菲南的马来族信奉的主要宗教；印度教则是巴厘岛的主要宗教；非马来族信奉的主要宗教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等。

确切地说，本书题目的含义是指15世纪以来占婆及其亲缘民族与马来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的意义有很多种，且内涵也相当丰富。本书论述的文化仍属于民族学意义上的范畴，即“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