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占婆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古国，并已被证实从2世纪末就开始存在。占婆鼎盛时期所统治的沿海地区和山区，包括今天越南的中部地区。在越南人南下政策的冲击下，占婆王国逐渐消失。1832年，越南并吞了占婆领土的最后一部分。

每当提及占婆史，人们习惯上首先想到它和越南的关系，然而这远非唯一的、最久远的关系。抛开那些有关马来世界和占婆关系的口头传说不提，占婆和马来群岛之间的最早交流始于8世纪。事实上，占婆碑铭记载中首次提及，774年，从马来群岛来的人对古笪（Kauthara，今越南芽庄）发起了袭击，随后在787年，他们对位于占婆南部的宾童龙（Panduranga）发起新的进攻。

经历了这两次入侵之后，马来群岛和占婆之间的关系很快得到改善，因为史料中明确指出，9～15世纪，占婆与当时马来群岛南部的两个实力强大的海上王国三佛齐（Srivijaya）和满者伯夷（Majapahit，今泗水的西南部）保持着正常的关系。

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Malacca），但对这些关系和贸易往来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反之，更进一步刺激了从南中国海至印度洋之间现行的新贸易秩序的形成。因为一方面马来船员在16～17世纪继续频繁穿梭于占婆的海上之路；另一方面，占婆的船只也时常停泊在马来群岛的港口中。

这些政治关系、海上联络吸引了众多的马来人来到占婆，他们发展伊斯兰新信徒的热忱在占婆发扬光大，从16世纪中期起占婆开始出现了伊斯兰教信徒。特别是在17世纪，似乎是在马来苏丹王国——吉兰丹的影响下，这一新教也传播到占婆宫廷。这位马来苏丹是一位活跃的信徒，在印度支那尤其是在占婆积极传播和普及穆斯林宗教。

马来群岛和占婆之间的长期联系对双方产生了相互影响。正因如此，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存在着共同的底蕴，而另一些则是相互借鉴了对方。我们可以举例为证，如le Mbuan rija（占婆的仪式舞蹈）起源于马来半岛吉兰丹的马来戏剧Mak Yong；le Paper kalang（占婆的风筝仪式）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Cik Siti Wau Bulan（风筝舞）类似等。此外，如果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话，人们首先会注意到现今占婆人的六部伟大史诗：《帕狄克和帕拉克传》（Pram Dit Pram Lak）、《因拉史立比干》（Inra Sri Bikan）、《大林沙》（Dalim Sak）、《云玛路传》（Um Marup）、《因拉帕特拉》（Inra Patra）和《德瓦玛努传》（Dowa Mano）。在这六部占婆的代表作中，无疑和两部马来史诗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部史诗是l’Akayet Inra Patra 和l’Akayet Dowa Man，它们分别改编自马来同名史诗《因特拉布特拉传》（Hikayat Indera Putera）和《第瓦满都传》（Hikayat Dewa Mandu）。

在宗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来世界对占婆社会的深刻影响。15世纪之前，占婆是一个梵语文化的印度教王国。1471年以后，这个国度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基点，将自然观、君主制理念以及源于本土的、不再从属于其他外来文明范畴的社会等级观念作为信仰基础。从17世纪开始，马来人带来的一些穆斯林文化因素又加入到这个基础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占婆文学把伊斯兰教植入占婆的现象，被视为马来文化而非阿拉伯文化的植入，或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马来化而非伊斯兰教化的现象。

马来人和占婆居民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联系解释了他们对后者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得益于马来语在几个世纪里曾是南中国海通用语的事实。这些联系和影响在占婆人那里更为深远，因为占婆方言和马来方言同属于南岛语族的大家庭，两者非常相近。

尽管有着这些紧密的联系，有关占婆和马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仍然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这引领刘志强博士进行了题为《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的研究。无论从内容还是资料翔实度来说，这部作品都堪称优秀。作品的出版能够部分更新我们对占婆和马来群岛之间历史和文化关系的认识，填补了目前中国国内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刘志强博士专门从事东南亚历史文化的研究，他是中国人文科学专家中唯一一位既能读懂用占婆文记录的文献，又通晓现代越南语的学者。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研究者，参与了我承担的“马来世界—印度支那世界”科研项目中的多项占婆研究课题，也是我主编的科学杂志《占婆研究》（Champaka Journal）国际编委委员之一。

我赞赏刘志强博士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的研究方法。从他作品的内容，从他所使用文献的丰富性和文献来源的多元性，我们可以判断，刘志强博士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一项崭新的研究，历史学家们将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法国远东学院博士、教授 蒲达玛（Po Dharma）

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