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美国文化渗透的渠道

美国文化渗透的渠道多种多样，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凭借传播霸权进行全方位信息覆盖；培养文化代理人进入文化中枢；以大众文化商品传播文化观念。在这些文化渗透的过程中，表面上采用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使人常常忽视了隐藏于背后的文化操纵的本质。

一 抢先撒谎——凭借高科技的信息覆盖

人们都知道，美国拥有军事霸权、政治霸权、金融霸权，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被人们忘记了，美国还拥有信息传播霸权。正是凭借着信息传播霸权，美国可以向它所确定的目标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信息覆盖，就像用炮弹覆盖阵地一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通过控制海底电缆，成功地控制了世界范围的通信系统，这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战一结束，美国就开始追求自己在通信领域的统治地位。一方面，美国大规模开发电子信息技术。另一方面，美国不断谋求自己在太空领域的霸权。1963年，美国成立了通信卫星公司，股份发售，禁止外国人购买。1964年，美国向西方国家提议设置国际电信卫星组织，管理通讯卫星国际传输网络，而这个组织的管理者就是通讯卫星公司。美国在这个组织中拥有60%的股份，有绝对的控制权。^[36]这形成了美国强大的垄断信息传输的能力。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美国又在信息技术和全球互联网领域牢牢掌握着控制权。在一台电脑中，CPU、交换机、硬盘和操作系统等产品的产地并不是美国，但核心技术却被美国牢牢地控制着。任何其他国家的公司想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取技术，都会被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所阻止、拒绝。很多人不知道，美国同样控制着全球互联网网络。网络系统的核心是它的根服务器。虽然互联网全球覆盖，进入千家万户，但是，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只有少数主根一样，实际上支撑这个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非常有限。现在全世界一共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有一台主根服务器，剩下的是12台副根服务器。主根服务器自然设在美国，12台副根服务器中的9台设在美国，另外三台分别设在英国、日本和瑞典。英国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瑞典在北约的军力覆盖范围之内，实际上也是美国的地盘。可以说，世界上互联网络的核心——根服务器完全控制在美国的手里。这些服务器由一个叫ICANN的机构管理，它是一个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络名和号码分配机构，虽然它自称是一个非盈利的私营组织，却是由美国商务部授权。^[37]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实际上控制着这些根服务器。通过控制域名和号码，美国可以随时在虚拟世界制裁一个国家、消灭一个国家。

以此为基础，从传统的无线广播到有线新闻再到最新的互联网，美国拥有庞大的传播机构。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之音和美国有线新闻网（CNN）。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组建美国之音，向欧洲和非洲广播。现在，美国之音能够用46种语言向70个国家进行广播。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有员工近4000人，其中海外记者上千人。“CNN有40家海外新闻机构和近900家附属电视台，在全球拥有30多个演播室，同时还有600个新闻网点为它提供节目。CNN以12种语言播出节目，全球212个国家超过10亿的观众通过16个有线和卫星电视网络及12家网站收看CNN和CNN国际频道。”^[38]

近来，美国还利用互联网拓展新的传播渠道。比如，以基金会的名义资助建立网站，利用当地知识分子宣传美国价值观，抨击当地政府“独裁”“损害人权”，等等。

凭借着占据绝对优势的传播能力，美国可以长期对自己所针对的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战，无孔不入，逐渐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一旦这个国家出现非正常的重大事件，这些媒体就可以凭借其优势，抢先撒谎，在第一时间，把美国想要全世界知道的谎言传播出去。这些报道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歪曲事实，在国际上丑化这个国家的形象，在该国内造成思想混乱，使该国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就这样，通过长期的信息轰炸，侵蚀其文化价值观，削弱其政府的合法性，当然，在形式上，还要保持客观报道的形式。

在我国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当中，美国CNN第一时间作出歪曲报道，中国国内的群众对CNN的如此明目张胆、有悖客观中立的新闻原则非常惊讶，而美国的华人气愤至极，在美国组织游行抗议CNN的行为。实际上，就美国传媒要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这一点来说，CNN的行为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错的是我们迷信它们，认为它是客观中立的。

实际上，利用自己的传播优势抢先撒谎，颠倒黑白，陷对方于不利地位，百口莫辩，是美国媒体针对目标国家进行重大事件报道时的惯用手法。1983年美国之音报道苏联空军击落韩国客机事件就是其代表作。

1983年9月1日，韩国大韩航空公司007号美国波音747客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偏离航向，进入苏联远东军事禁区，偏离正常航向365公里。同时，美国空军间谍飞机RC-135在国际水域接近这架飞机，共同在禁区飞行，一小时后间谍飞机飞回基地。而由于韩国客机对苏联的迫降信号和鸣炮警告没有任何回应，苏联拦截飞机击落客机。实际上，苏联把客机当作了美军的间谍飞机。

美国之音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苏联描写为杀人魔王。它播放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经过仔细删减的录音带，听着死亡家属呼天喊地，听着他们悲痛欲绝的谴责，几乎所有的人相信，苏联军方无视无辜者的生命，杀人如草芥，故意杀死飞机上的乘客。^[39]不管是国际还是苏联国内的听众，对苏联政府的愤慨不言自明，苏联政府和国家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但是，美国之音却是在撒谎，它只针对苏联，把苏联军方的失误解释为故意，而对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问题只字不提。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军方利用民航飞机掩护进行军事侦察，致使苏联把客机误认为是侦察机。而美日情报机关一直监听苏联战斗机和地面指挥的谈话，但却没有利用两国首脑热线制止悲剧。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至少也负有责任，至于这是不是精心设计的圈套，也许永远无法查证了。

如果了解这些，人们对CNN和其他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报道中的谎言也就不会惊讶了！由于美国之音充满了偏见和谎言，“美国法律明确规定，美国之音的节目不得向国内广播，不得把那些谎言传到美国公民的耳朵里。”^[40]

2011年2月14日，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其2012财年预算，美国之音将撤销其普通话和粤语广播及电视节目，仅保留其中文网站，并进行大幅度裁员。^[41]美国之音的消减裁撤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而是采用了更新的形式，把重点转向互联网。

互联网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无比庞大的虚拟空间。随着视频技术、网络电视、无线上网技术的出现，传统的报刊、广播、影视都可以整合到互联网之中，成为全方位立体信息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虚拟公共空间。传统的大众传媒是单向式的文化传播，播什么，怎么播，什么时候播，受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任何个人想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都要经过这些权威性的传播机构的筛选和改造。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是无中心的，是共享互动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出者，也可以成为接受者。通过BBS、网站、聊天室、博客和网上跟帖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互联网中拥有无数的网络虚拟公共空间。而且，随着无线上网、微博技术的出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各种问题不断地交流讨论，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舆论空间。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网络是无国界的，人们可以在网络中任意漫游。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网络压倒了传统的传媒工具，在今天成为影响最大的传媒。

美国政治精英自然看到了这个趋势，希望控制互联网，进而控制互联网中公共空间中的舆论导向，把它变为最新的文化病毒渗透渠道。

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题为“网络自由”的演讲。希拉里提出，“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我们主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平等接触到知识和思想的单一互联网。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信息平台将由我们和他人共同打造。”^[42]希拉里实际是说，美国政府要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推动“自由”“进步”，当然，这个“自由”“进步”的具体含义是由美国来定义的。

2011年3月19日，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正在开发新型软件操纵互联网舆论，给人们演示了美国如何利用网络新技术进行文化渗透。这种新技术是美国军方和一家本土公司秘密开发的新型软件，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美国军人在登录网站时拥有10个IP地址，而且是与美国军方毫无联系的地址。这样，就可以伪造来自全国或全世界各地的声音，制造有利于美国的网络舆论。风靡全球的社交网站“脸谱”和微博站点“推特”是这款新软件的主要目标。这一消息自然引起舆论哗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赶紧解释，让国民放心，最多只安排50名士兵操纵软件，而且是在非英语国家。而这些非英语国家是哪呢？是说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普什图语的国家。^[43]也就是说，这一软件是用来操纵阿拉伯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家网络舆论的，诱导这些国家的网络舆论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么，这类技术难道不会应用到中国吗？在我们的网络公共空间中，是不是早就存在着这样的虚假舆论？

二 文化第五纵队——培养知识分子代理人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承者。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决策也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决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知识分子不仅占据文化中枢，而且正在走向政治经济中枢。因此，在其他国家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代言人是美国文化渗透的一条重要渠道。通过这些知识分子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决策，并最终使这个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所设想的轨道。

在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经花费巨资，组织自由文化同盟，在欧洲和世界开展活动，成立各种机构，发行期刊，进行各种文化交流，争夺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拥护美国的价值观，至少也要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当时，两大阵营对立，双方的交流受到严格限制，也使美国对苏联的文化渗透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这样，还是通过文化自由同盟中的知识分子，与苏联知识分子建立联系，力图影响这些知识分子。美国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包装被苏联驱逐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授予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种奖励，扩大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树立他们的文化地位，这样，给人一种印象，苏联政府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不能容忍文化真正的发展，以此来影响苏联的国内知识分子。在苏联改革期间，这些知识分子回到国内，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激烈抨击苏联的制度和历史。也许他们是真诚的，真心为俄罗斯的进步摇旗呐喊，但是，20年来回头再看，他们无意间成了美国的文化代理人。

培养文化代理人为自己服务，美国可以说是非常善于此道。不仅是针对苏联，美国针对第三世界，也培养自己的文化代理人，并让他们进入政府，把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所需要的轨道。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芝加哥男孩”。

“芝加哥男孩”是指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培养的来自南美的学生。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而弗里德曼的导师是以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著称的哈耶克。他们认为市场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理性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也会使所有的人获得最大利益。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各种外部因素干扰、扭曲了市场机制。完善的经济政策就是不断消除这些外部因素。

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在向左转。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广泛实行了凯恩斯主义，提高劳动者权利，建立福利制度。第三世界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也走上了一条中间偏左的国家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一时期，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第三世界实行的国家主义的发展策略。芝加哥学派总的政策就是铲除对资本的管制，资本自由化，对国有财产私有化，政府消减各种社会计划支出。但是，在当时，芝加哥学派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备受冷落，被边缘化。

在拉丁美洲地区，由于资源价格不断下降，国家经济不能继续依赖向欧洲和北美出卖资源来支撑，因此，这些国家开始选择发展对内导向的工业化。为了获得发展的资金，这些国家纷纷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再把相当比例的收入投入到政府的发展计划上。这种发展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南部地区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部分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

在这之前，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国家是一种依附关系，这些国家以资源和农产品与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相交换，财富大量流失。其新的发展战略在本质上就是摆脱对西方的依附，摆脱附庸地位。但是，拉丁美洲的新发展战略措施，把重要资源收归国有，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保护民族工业发展等政策，极大地危害了美国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如何破坏这种发展战略，让这些国家采取有利于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于是，“芝加哥男孩”应运而生了。

1953年，美国国际开发合作署（ICA）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拟定了一份计划，决心把南美洲国家中央计划式经济的代表圣地亚哥转变为最先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由美国政府付钱让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者也可以获得资助前往圣地亚哥，研究智利经济，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训练教师和学生。这项计划于1956年正式实施，由美国政府和基金会出资，1957～1970年，培养了100名智利学生，1965年，由福特基金会赞助，计划扩充到整个拉美地区。人数最多时，拉美来的学生占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学生经过不断灌输，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信徒，成为狂热的自由市场主义者，被称为“芝加哥男孩”。^[44]

实际上，美国是要在思想文化上征服拉丁美洲国家，“芝加哥男孩”就是其文化代理人。

美国把在自己国内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政策、理论作为发展的法宝灌输给了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经济学家回到智利，逐渐占据大学的讲堂，传播自由放任主义教条。1973年9月，在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支持下，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持左翼思想的阿连德政府。与此同时，“芝加哥男孩”开始进入决策层，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制定经济政策，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对外国商品打开大门，消减政府开支，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之后又向阿根廷和巴西等其他国家蔓延。这些政策导致了南美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相继陷入困境。而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无非是欧美的大企业，而拉美的现代化进程遭受了巨大挫折。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出，拉美知识分子存在一种“异化”文化，“就是拉美文化简单地模仿在殖民中心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进程。拉美知识分子从宗主国的角度，按照宗主国的利益、标准和价值观念看待自己的国家。”^[45]也许，这就是“芝加哥男孩”和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学者的最重要的特征，不能真正从本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宗主国的利益出发来解决问题，

“芝加哥男孩”的故事值得人们深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基金会和美国大公司对我国学者的资助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学术研究崇洋、媚洋之风日盛，这其中，有没有“芝加哥男孩”呢？

三 甜蜜的麻醉——带病毒的文化产品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18世纪，英国殖民者与北美印第安人作战不能取胜，英国人假意求和，送给印第安人带着天花病毒的毯子和手帕作为礼物，最后，印第安人不断得病死亡，失去了战斗力，英国人不战而胜。

今天，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全球泛滥，冲击各个国家的文化市场，这是全球化时代美国送给世界的礼物，但是，是带着“文化病毒”的礼物。下面，我们就以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是指投资规模巨大的商业影片。这类影片演员阵容豪华，场面宏大，高科技特技效果极具冲击力，同时有娴熟的人物塑造方式和叙事结构，因而也有巨额的市场回报。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这种影片总是承载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风靡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大片，既冲击许多国家的文化市场，又冲击着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

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中总是渗透着一种“帝国”心态，即，美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的制度是最美好的，而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是愚昧落后的，最终要融入美国的文明。

我国香港著名影星成龙主演过一部好莱坞大片，片名《龙旋风》。在过去的好莱坞大片中，华人的形象不是猥琐就是邪恶，即使像李小龙这样有影响的影星，也是一味打斗的呆板形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电影市场潜力巨大。为了保证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好莱坞开始挑选在华人中有影响的中国影星作为主演，并按照其风格编剧，量身定做。这样，华人在电影中的形象开始改变为正面形象，人物性格也变得丰满。但是，影片中渗透的“帝国”心态却没有任何变化。

《龙旋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蓓蓓格格被英文教师安德鲁拐骗到美国新大陆，向清朝皇帝索要赎金。清帝派出三名大内侍卫高手带著赎金前去救人，成龙就扮演其中一个侍卫，一起去的还有这个侍卫的叔叔，他是个翻译官。在美国内陆的火车上，几个人遭遇车匪，老翻译官被打死，成龙扮演的侍卫与同伴失散，独闯美国西部。他先遭遇印第安人，后又结识了曾经抢劫他们的车匪，逐渐成为好友，两人一起闹出许多笑话，还被西部警长追杀。最后终于救出格格。然而，格格再也不愿回到中国，成龙扮演的侍卫获得爱情，与格格留在了美国大陆。

这部片子把香港功夫片和美国西部片结合起来，成龙的拳脚加上美国西部的风情，辅之以曲折又不失幽默的情节，再加上英雄美人大团圆的结局，影片煞是好看！而成龙扮演的侍卫也是集憨厚、机智和勇武于一身。但是，尽管如此，从影片的故事情节来看，却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贵为格格的蓓蓓，被拐卖到美国受尽凌辱，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解救她的人到来的时候，她却不想回到中国，而是留在“自由”的美国。成龙扮演的那个卫士的叔叔被一伙车匪打死，可是，这个卫士最后和这伙车匪成了朋友，也和格格一起留了下来。这些情节从情理上怎么说得通呢？这样一看，这个电影实际讲述的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美丽姑娘和勇敢的小伙子最终抛弃压抑人性的东方文明，投入西方文明怀抱的故事，或者说，建树的是一个自由的西方文明最终战胜了没落的东方文明的故事。而观众也许就在光影的幻觉中，在刺激的情节中，不知不觉间接受了美国的这种“帝国”观念。

美国文化产品中所渗透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是编剧和导演等文化人不自觉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巧妙操纵的结果，从而使文化产业成为宣传美国价值观念的工具。

其实，美国的文化生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美国相关部门通过巧妙的控制，让美国的主流文化产业传播美国的“伟大形象”，构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我们还是以电影为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立电影服务处（Motion Picture Service），电影服务处“通过美国新闻署驻8个国家135个工作站，手中握有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它依靠政府拨给的经费，实际上已经成为‘制片商’，拥有电影制片厂和一切必要的东西”^[46]。也就是通过这个机构按照自己的需要生产电影。

同时，中央情报局也对电影生产进行暗中操控，让它为美国的文化战略服务。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特工卡尔顿·艾尔索普（Carleton Alsop），以制片人和经纪人的掩护身份在派拉蒙公司工作，定期为中情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撰写“电影报告”，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在国际上树立美国的完美形象。在一份名为《电影中的黑人》的报告中，卡尔顿·艾尔索普建议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安排一些衣着考究的黑人，在表现南方种植园的黑人时，让黑人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家里做高贵的黑人管家，并通过对话表明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做他喜欢的事。^[47]这样，淡化美国的种族矛盾，减轻黑人问题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让人们看到，美国的生活充满阳光。

就是通过这种暗中操控，让美国的制片人和编导逐步接受中央情报局的好莱坞模式。所以，当美国好莱坞大片直接为美国政府服务时，也就没有任何奇怪之处了。

1986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壮志凌云》，汤姆·克鲁斯主演。内容是一个美国海军飞行员，几经沉沦，最终成为一名飞行精英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美国飞行员们驾驶战斗机急驰在蓝天白云中，时而相互追逐，时而紧贴地面呼啸而过，时而翱翔在万米高空。放眼望去，高山大河，壮美的朝阳晨曦，落日余晖。影星汤姆·克鲁斯扮演的男主角身穿戎装的飒爽英姿，与女教官的爱情缠绵悱恻，再加之一曲《带走我的呼吸》（Take My Breath Away）美妙音乐，使得影片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冲击力，美国军人成了少男少女的偶像。

但是，这部影片却完全是一部为美国扩张战略、为美国军国主义服务的影片。

越南战争失败之后，美军溃败退出越南，美国实力下降，美国军队的形象一落千丈。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面对苏联咄咄逼人之势，决心要重振美国的霸权，重新树立军队的崇高地位，与苏联对抗。美国总统里根决心通过大众文化传播，通过编造感性化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提升美国军人和军队的形象。《壮志凌云》在美国海军的资助下应运而生了。

这部电影美轮美奂的画面背后，是对美国发动的战争和美国军事力量的理想化。美国学者安德鲁·巴塞维奇认为：“这部电影挑战了至少三个当时流行的‘真相’。”^[48]

第一个“真相”，战争是艰苦的，环境是恶劣的，战争中的士兵往往衣衫褴褛。但《壮志凌云》中，战士的世界充满阳光，疾驰的摩托车，闪光的战机，漂亮的男女飞行员一身戎装，英姿飒爽。

第二个“真相”，战争是地面、丛林中艰苦危险的厮杀。《壮志凌云》的战争是高科技方式，是灵活快速致命的瞬间打击，之后就是鲜花和香槟。

第三，美国发动的战争可能是错误的。可是，《壮志凌云》对美国军事力量正义性没有怀疑，不加反思地推崇。美国军人们就是要维护这个世界，维护现在这个美好秩序，凡是美国反对的，凡是反对美国的，就是美国的敌人，就是邪恶的。为什么美国人远离本土到印度洋上作战？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所有这些都完全被忽视。在电影中，一切反对者都是没有身份、没有国籍的坏人，美国士兵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美国军人的正义不言而喻。

观看这样的电影，以及消费这样的美国文化产品，在感官上无疑是非常地愉快。但是，这种产品中带有文化病毒，这种快感是一种甜蜜的麻醉，人们会在不知不觉间感染这种文化病毒，逐渐地改变文化观念。在美国文化产品铺天盖地涌入我国的情况下，对美国文化产品这种“甜蜜的麻醉”，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

四 奢侈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经济植入

通过经济交往，逐渐让西方的生活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是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一条渠道。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个问题逐渐凸显。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这一视角来透视这一渠道。

2011年5月5日，国际知名咨询机构贝恩顾问有限公司与意大利奢侈品生产者协会合作发布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长30%，加上中国消费者在国外的消费，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49]

那么，是谁在消费这些奢侈品呢？麦肯锡季刊发表的《崛起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分为四个类型：核心奢侈品买家、奢侈品消费楷模、时尚狂热者以及中产阶层进取者。第一类消费群将收入的12%至20%用来奢侈。第二类主要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和公司高管组成，标志是“年轻”、“富有”、“时尚”，多数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时尚狂热者收入并不够高，但热衷于时尚，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奢侈品。第四类消费群多数生活在二、三线城市，购买一点昂贵的东西来点缀生活。^[50]总之，是中国沿海大城市新生富豪、私营企业老板、公司高管、上层中产阶层。这其中有一些人并不富有，只是为了表现时尚才购买奢侈品。而这些群体所消费的奢侈品则几乎全部是外国品牌。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中国无疑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奢侈品消费狂潮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从我国文化安全角度来看，这表明了我国沿海地区一些新生群体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把它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来追求，并且，这些群体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辐射。

大众消费时代的商品消费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人们是消费它的文化和意义。经济学家郎咸平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社会商品的这种特征。他用金字塔比喻商品的结构：第一层是作为物质的商品；第二层是商品的功能，如漂亮的外观、舒适等特征；第三层是产品的精神，就是产品所象征的那种精神特质。^[51]而所谓品牌，自然包括产品优良的性能、时尚的外观，但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广告的作用不是简单地介绍产品的功能、作用，也不是介绍生产厂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而是不断地、潜移默化地让你知道，并且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产品所代表的“精神”“格调”。商品消费，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占有、品味和显示这些“精神”和“格调”。因此，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消费是交流过程的一个阶段，即一种破译、解码活动，这预设对一种密码或者编码的实际或明确的熟练掌握。”^[52]而在奢侈品消费中，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占比重极低，而消费“精神”“格调”的文化象征意义所占比重则极高。

人们在日常消费中，从衣、食、住、行到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品位，都表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鉴赏力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经各自的级别分类的社会主体以其在美与丑、杰出与庸俗之间做出的区分来区别自身，通过这些区分，他们在客观等级类别中的地位便被表达或泄露出来了。”^[53]对不同层次商品的消费，也就是对不同商品中“格调”“品味”的占有，还象征着一个人在社会空间所处的位置。说得简单一点，奔驰、宝马、帕萨特、夏利和自行车，代表着驾驶人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

奢侈品消费不仅仅是简单地炫耀财富，而且是标示身份。而对奢侈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认同，实际上就是对现存的社会结构的认同。在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勉强消费一两件奢侈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说，是希望被更高的社会群体认同、接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认同了现存的社会等级。

我国现阶段奢侈品消费者是新兴富豪、私营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而所消费的几乎全部为西方品牌。这意味着这些阶层已经认同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我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分工的角度看，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主流文化沿着经济渠道渗透的轨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其核心是利用我国已经存在的初步工业化基础和劳动力价格优势来争取全球制造业份额，其具体表现为引进外资和本土企业承接西方企业的外包服务，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和不断发展的外向型私营企业，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原料和市场都在外部的“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前面所说新富豪、私人企业家和公司高管等群体。但是，不能否认，从国际经济秩序来看，我国的这些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受制于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因此，这些新兴群体的自身利益不是取决国内市场，而是取决于国际市场，不是取决于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这些新兴群体不管如何光耀，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有很强的依赖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会有一种自发的倾向认同资本主义中心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不断以此为追求的目标，确证自己的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被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

同时，还要看到，这些沿海地区新兴群体在国内也被视为成功人士，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时尚品味通过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又会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模仿对象，不断向中国内陆地区发生影响。

中国狂热的奢侈品消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通过经济活动产生特定的利益集团，并通过这些利益集团自发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这种经济植入式的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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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特：《拒领诺贝尔奖声明》，爱思想网，2010年10月9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487.html。

[2] 《刘殖民典型言论辑录》，环球视野网，第319期，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2587。

[3] 《网友曝料：刘晓波在中国坐牢，领美国的工资》，中国新闻网，2010年10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0-15/2591103.shtml。

[4] 威廉·恩道尔：《刘晓波背后那些可笑的外国朋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背后是地缘政治议程》，乌有之乡，2010年11月1日。

[5] 邓建国：《全球之声网站挑战我国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09年第2期。

[6] “全球之声”，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8%E7%90%83%E4%B9%8B%E8%81%B2&oldid=8709842。

[7] “全球之声”，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8%E7%90%83%E4%B9%8B%E8%81%B2&oldid=8709842。

[8] 里贝卡·麦康瑞：《尖峰盘点：全球之声，五年纪事》，TEDtoChina网，http：//www.tedtochina.com/2010/01/24/gvo/。

[9] 郑盎：《政协委员称应该淘汰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华夏日报》2009年3月11日。

[10]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118页。

[11] 参见王健君《中国智库锋芒待砺》，《瞭望》2009年第4期。

[12] 为行文方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根据上下文简写为“美国”或“西方”。

[13] 参见〔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4]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2页。

[15]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92页。

[16]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58页。

[17]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20页。

[18]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69页。

[19] 〔澳〕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季宏、许天舒译，东方出版社，1993，第268页。

[20]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6页。

[21] 〔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第166页。

[22] 〔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第88页。

[23]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77页。

[24]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9页。

[25]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前言第5页。

[26] 在我国，宣传是一个褒义词，相当于思想动员。而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是一个贬义词，相当于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操纵。因此，一些学者建议我国不用“宣传”这个词，以免造成歧义，而是用“传播”之类的中性词汇。本书所用的宣传，是在我国的传统意义上来使用的。

[27]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7页。

[28] 金小丁：《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年9月13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2629。

[29] 笔者并不是否定这些人的艺术才华，也不是否定他们的道德品质，只是认为，他们中一些人被不知不觉间纳入了西方的文化渗透过程，成为工具。

[30] 宋文富：《中情局暗助〈日瓦戈医生〉？》，国际在线，2007年3月9日，http：//gb.cri.cn/12764/2007/03/09/2225@1488799.htm。

[31] 宋文富：《中情局暗助〈日瓦戈医生〉？》，国际在线，2007年3月9日，http：//gb.cri.cn/12764/2007/03/09/2225@1488799.htm。

[32]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63页。

[33] 〔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5页。

[34]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105页。

[35]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114页。

[36]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6页。

[37] 赵海建：《美国巩固网络霸权》，环球视野网，第285期，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0859。

[38] 刘笑盈：《国际电视的开创者——美国有线新闻网》，《对外传播》2009年第7期。

[39] 〔美〕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92页。

[40] 〔美〕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96页。

[41] 《美国之音将停播汉语节目》，新华网，2011年2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2/17/c_121093113.htm。

[42] 王琛元：《网络自由：美国国家战略新时代》，凤凰网，2010年4月7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00407/2018836.shtml。

[43] Nick Fielding，Ian Cobain. “Revealed：US Spy Operation that Manipulates Social Media”，The Guardian，Thursday 17 March 2011 13.19 .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1/mar/17/us-spy-operation-social-networks.

[44] 〔加〕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吴国卿、王柏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53～54页。

[45]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第292页。

[46]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327页。

[47]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328～329页。

[48] 〔美〕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葛腾飞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02页。

[49] 胡笑红：《中国奢侈品消费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消费国》，人民网，2011年5月5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4555127.html。

[50] 参见《崛起的中国消费品市场》，载《麦肯锡季刊》，新浪网，2011年4月27日，http：//fashion.eladies.sina.com.cn/industry/2011/0427/080021074.shtml。

[51] 郎咸平：《郎咸平说全集》，东方出版社，2009，第61页。

[52]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3页。

[53]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