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和动因

严格地讲，研究投资的变化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给予分析和讨论。从现有的文献看，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两方面给予了关注，这是一个体现全面性的很好的特点。因此，本部分的文献述评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即总量变化、结构变化及变化的动因。

一 总量变化

自1979年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以来，经历了一个起伏多变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198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处于尝试阶段，投资额较小，并且70%以上集中在期限短、风险相对小的非制造业。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生产，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1991～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年均增长率接近40%。199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额为31.1亿美元，超过1979～1990年的累计额。这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1992年又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日资企业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1997年以后，受日本经济低迷、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滑坡，2000年才转为增加（社科院日研所，2004）。2001年，鉴于中国加入WTO临近以及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在当年世界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到9.8%。直到最近两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经历了严重萎缩之后，才开始显现出一定的回升势头，但迄今仍远未形成类似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强劲增长态势。200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虽增至2745项，但仍与1993年3488项存有较大差距；合同金额虽增至52.98亿美元，但仍仅相当于1995年75.92亿美元的2/3；实际使用金额虽达到创纪录的52.74亿美元，但仍仅比上年增长12.5%，尤其是在中国吸收外资总额中的比重，甚至还由上年的9.28%下降为7.94%。

应该说，有关文献对日本对中国投资总量的研究是相当充分的。它们通过不同指标和不同参照对象对投资总量的变化给予了描述。尤其可喜的是，有些学者注意到了东亚的特殊关系，在日本投资方面将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但上述文献也存在不足。首先，上述文献更多地注意实际投资金额，没有充分认识到合同投资金额的作用。正像笔者在本书中所说，合同投资金额体现了投资者的真实投资愿望，消除了从合同到实际之间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对投资者的未来投资具有同等重要的解释力，因而对它的衡量同等重要。^[1]其次，上述文献更多的是独立地分析各个阶段的投资金额，表述了不同时期日本对中国投资的真实状况，但没有从总体上给出日本投资的长期趋势。而且，上述文献也缺乏对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中国投资总量的详细研究，因而也使现有文献显得相对不足。

二 结构变化

在产业结构方面，彭晋璋（1999）给予了很好的概括性描述。1980年代，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不仅投资项目少、投资金额小，而且对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比较大。一直到1990年，对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都超过50%。1991年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首次超过非制造业，达到53%，以后逐年扩大，在1995年达到78%。截至1996年上半财政年度结束（9月底），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累计额约占日本对华投资累计总额的64%。从发展趋势看，非制造业的对华投资比重逐步下降，而制造业的对华投资比重逐步上升，已经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主流。^[2]

在地区结构方面，徐安生（2003）和张玉明（1999）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徐安生指出，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江苏、辽宁、上海、广东和山东等省市，其中江苏省占日本投资总额的20%，辽宁占17.1%，上海占15.8%，山东占7.3%。近年来，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和我国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日本企业已开始向我国内陆及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地域集中度过高的情况有所改变。^[3]张玉明认为，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引导外商向内陆地区投资，特别是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内陆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而且因为内陆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消费品市场和主要的原材料市场，日本企业对内陆地区的投资已开始增加。所以，虽然日本企业在中国内陆地区的投资数额在全国投资额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从实际投资的企业数来看是逐渐增加的。^[4]

上述有关的文献，应该说在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结构方面做到了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在产业结构方面，许多学者，如刘昌黎（1998）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探讨。虽然对地区结构的考察相对较少，但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客观结论。然而上述文献也存在不足，那就是几乎没有将技术含量结构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给予研究。很多学者探讨日本投资技术含量的变化是在探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附带进行的，另外一些学者则完全没有探讨。在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越来越成为吸引外资的首要目的的现实下，没有充分的对技术水平结构变化的探讨将使对投资结构的研究存在缺陷。

三 动因方面

应该说，上面的经典国际投资理论也一样解释了日本投资中国的动因。但除了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以外，其他理论都是从跨国公司的微观角度来分析投资动因的。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虽然从宏观角度对日本投资动因给予了解释，但它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当前的现实下，小岛清的理论对很多日本投资的新变化也失去了解释力。下面的文献更多地在宏观方面从各个角度给出了日本对中国投资变化的动因。

朱小焱是在这方面做得较为全面的学者之一，他从国际、日本、中国三个角度给予了分析。^[5]在国际方面，首先，全球经济的总体发展为日本对华投资提供了良好环境；其次，全球资金供求相对不平衡为日本资金外流提供了广阔舞台；再次，贸易摩擦的存在形成了日资输出的直接诱因；最后，来自欧美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加速了日本外资输出进程。在日本方面，首先，规避贸易摩擦是直接动因；其次，日元升值和资本过剩是重要背景；再次，日本经济特殊“体质”的决定作用；最后，对成本降低的追求。在中国方面，首先，改革开放和吸引外资政策的出台；其次，中日经济的互补；再次，经济交流基础的巩固；最后，政治友好氛围的辅助。应该说上述分类对研究是相当有用的，但对于可以从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方面的投资的动因，上述讨论没有给出明确划分为哪一类别的依据。而且，上述分析至少因为缺少两个方面内容而显得不全面。这两个方面是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对此加藤弘之（2004）和徐梅（2003）分别给予了阐述。

另外较为系统地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变化动因的文献是日本的官方调查。日本经济企划厅管辖下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曾组织了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班子，自1994年7月至1997年8月，对在华日资投资企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日资企业中，有36.1%的企业把“中国市场有吸引力”作为到中国投资的第一理由，有21.1%的企业把“寻求低廉劳动力”作为第一理由，有17.3%的企业把“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作为第一理由。把以上三个理由作为首要投资动机的日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74.5%。另外，有8.3%的企业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决策”作为第一理由，而对此真正的理由还是这些企业经营者做出投资决策的经济动机（彭晋璋，1999）。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以上述三个理由为主要对华投资动机的企业比重至少在80%。^[6]不可否认这种调查具有很好的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它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体现在问卷的设计上。一方面，这种问卷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设计的，问卷的内容主要停留在微观层面，很少涉及宏观问题；另一方面，问卷的设计者往往来自日本，他们很少考虑促使日本投资的中国因素。

所以，总的来看，有关日本对中国投资变化动因方面的文献主要在全面性和客观性方面还存在不足。而且，现有文献虽然注意到了日本投资在东亚的特殊表现，但没有将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间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的相对变化作为分析日本投资变化的依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