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值此《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三部曲）三卷本的完整奉献之际（该“三部曲”在过去较长的时间跨度里，仅是以单辑的形式陆续分别地出版），又恰逢近年来国内正形成了一场对西方文化理想符号、抑或也是社会文明标志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的是非与否，却显得是过犹不及的激烈争论。

对此，《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三部曲）正可给人们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并着重对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不断地进行文化价值构建的情景提供一些更加全景和更为辩证的分析解读。

其实，一切关于博爱人道、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幸福和谐、道德文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整个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也不论是哪一个具体的民族，或者是以什么宗教信仰为其文化表现的人们都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取向和自由王国理想，并构成了人们的所谓“普世主义价值”。但对这一切的追求，在千百年来，由于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低下，最终却只能寄托在宗教意境的彼岸天堂，或是道德形而上学的美好愿景之中，并不具备真正的社会现实性。

人类真正在现实性的意义上来建立现世生活的自由王国理想，则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和由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以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发端，人们开始对旧封建主义宗教文化的彼岸神性观念和对人性及人自身价值否定的思想展开批判、斗争，并不断地建立起新的人类世俗主义生活理想（真理）和现代文化思想体系的新文化运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其社会生活理想和文化观念形态的真理价值问题。

从文艺复兴至今的500年来，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先驱和思想代表们就真理价值体系的问题，也曾经历了不断批判和重建的复杂曲折过程，并且至今也没能真正地解决现代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理论和现实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真理问题。

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是笛卡尔最先以“哲学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清理和“形而上学重建”（即“价值重建”或“意识形态重建”），以用理性的“新上帝”来取代宗教思想专制的“旧上帝”。也许大家都知道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那句名言。然而大家更应该了解的则是，笛卡尔生活的时代正是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专制时代。笛卡尔哲学革命的首要任务正是要挣破宗教专制的思想藩篱，争取思想自由。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确立为其哲学的“第一条原理”，实际上是要在理性思辨的隐晦曲折中来确立他思想自由的这个第一位的革命信条。

在西方自由主义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对旧神学批判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这个思想发展周期中，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一些重要的思想代表，不断地以理性的思想进行着“形而上学重建”的新文化思想构建，但却并没有在真正现实性的意义上建立起现世生活理想的思想价值体系，而是在一系列云遮雾罩、曲折隐晦的关于“理性”和“上帝”概念的思辨论证中，最终形成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理性的新体系不过是把旧神学“独断论”的宗教哲学重新确立为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宗教罢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独断论”的思想统治时期。这时的“理性”思想也日益地保守化、教条化，从而形成了对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新禁锢。这其实也是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建立政治统治后，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趋于保守化和教条化的一个文化发展时期。

所以，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还必须进一步突破这种“新教条”的束缚，并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革命阶段。这个新的文化革命阶段就是18世纪以来，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的这样一个文化构建的发展周期。启蒙运动促进和形成了这一时期自由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并最终导致建立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关系和理想王国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德国古典哲学则被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总结。

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并把自由主义理想同在现实生活中建立理性国家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而不再似以往只是流于概念思辨的“空头革命”了。

“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今天已成为既是西方文化理想符号、也常常被标示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标志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早期宣示。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符号，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自由、民主、人权”，人们都应该确认，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普世价值理想的一种积极伸张。而且，就以上二者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符号的比较而言，甚至前者的“自由、平等、博爱”比后者的“自由、民主、人权”还更加的“普世”一些呢。

但问题是，它们都具有了什么样的现实性表现呢？或者用黑格尔后来一再强调的，是否也具有了“真理的现实性”呢？

众所周知的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崇高理想和激情奔放中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就变成了围绕革命纯洁性争论和派别权力斗争的一场轮番喋血的政治大恐怖，之后又形成，在革命中崛起的新权贵们，以极其野蛮和贪婪无耻的手段对旧贵族财产、教会地产和一切社会公共资产的疯狂攫取和拍卖掠夺，以至革命陷入了争权夺利、巧取豪夺和反复无常的极度混乱中，直至拿破仑发动政变，并以军事独裁的方式来承继了大革命的成果和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秩序。在拿破仑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法国也主要是靠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来建立和维系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和法权利益的。

这一切的历史写照，正如恩格斯评说的：

……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1]

“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并没有在革命和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中得到任何意义上的体现。以至后来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罗曼·罗兰还大为感慨道：自由，自由，多少罪恶都是假汝之名！

对此，人们应该了解的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新文化革命，其实是以个性解放、人权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神圣的资产阶级口号为其思想宗旨和文化本质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那些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们，似乎丝毫也不像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被称为“无套裤汉”的自由主义“粉丝”们那样，虽一无所有，却盲目地对所谓“自由民主”充满了激情、浪漫和狂热，而是显得更深邃、冷峻和现实一些，所以在论及人的自由权利及人们自由权利普遍化的社会真理时，从洛克、卢梭到黑格尔等，都无不把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看作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权利或人权。黑格尔还把这看作是自由主义的真理现实性的具体体现——这无疑是正确的，要是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还何谈什么自由呢？

然而，一切真理又必须是现实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那么，自由真理的普遍性或财产权利的普遍化又将怎样来体现和实现呢？

对此，西方自由主义革命早期的思想家们曾提出“天赋人权”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上帝创世时曾赋予每一个人完全是“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财产）权利，但后来却被封建专制者剥夺了，因此要进行革命，重建自由平等的“契约式”自由民主国家。

但面对着无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现实存在的种种财产占有关系的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平衡，有人又解释说，上帝创世之初曾经让所有人都自由平等的，只是由于各人的祖先有“肖”或“不肖”之分别，才形成了今天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本主义自由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所有的人只要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最终还是可以获得各自的自由权利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十分牵强的。

最后还是黑格尔以其充满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正是由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自由资本主义“自平衡”演绎的历史逻辑，将会最终地实现人们自由财产权利的普遍化。黑格尔还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法哲学（社会哲学）基础。然而，自由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却使黑格尔主义不可避免地陷于流产了。

黑格尔主义流产之后，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就完全放弃了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真理的理论探求，并实用主义地把自由主义真理的“自由、平等、博爱”（或“自由、民主、人权”）看作一种并不需要建立深刻历史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价值符号，另一方面则形成，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解构和非体系化、狭义化的发展，从此，整个西方自由主义也再没有任何完整的体系化发展，而是沿着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也许正是曾经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理想符号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有着那么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印记，所以今天被西方新自由主义当作“普世价值”而行销世界的文化理想符号就成了“自由、民主、人权”了。

“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和社会文明发展的理想主义诉求，应该说完全称得上是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一个文化理想符号的，但把现代西方（主要是美国）即成的社会发展模式或社会文明标志也混为一谈地称为就是当今世界“普世价值”的做法，则实在是有些僭称妄祚，甚至是欺世盗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最简单的判断就是黑格尔的那个“真理的现实性”标准。

问题正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当新自由主义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社会转型国家的改革指导理论时，却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在重蹈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陷于社会危机的覆辙，并迅速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的痛苦局面，形成多数人承受社会变革的痛苦，而少数人充分享受社会变革利益的不合理情形。

当然，要是进行一种更为科学辩证的分析，我们所提及的是，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及其理论延伸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问题。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正是要确立对一切事物应从其本质特征和具体形式两方面既有区别又辩证统一的科学认识论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在实践中有效地摆脱各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和实用主义的片面影响。

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我们应该确立的真理体系就既是一种关于人类自由理想和信仰是绝对的价值目标，也是围绕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断推动整个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进步的无限的和相对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正是一个把真理确定为价值目标和历史运动相统一（“目标论－过程论”）的科学辩证的一般的理论实践体系。

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之所以不断地陷于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正是因为它自我标榜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理想符号的“自由、民主、人权”和现代西方既定的社会发展模式全然地混为一谈了。

然而，这个在西方文化理想符号的“自由、民主、人权”招牌下，以新自由主义重新裹挟包装的社会文明标志却是“政治民主化（多党选举）、全球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权利私有化”，并自诩是具有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重特性”，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和西方国家推行全球化战略的一般政治经济形式。但二者却怎么可以直接地就划上了等号呢？

因此，当这种新自由主义被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和西方国家推行全球化战略的一般政治经济形式时，不仅是把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和特定社会形式混为一谈，而且是成了一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或新教条主义。新自由主义这种把西方社会历数百年历史积淀和痛苦历程的发展而形成的现代文明形态或历史经验形式超越时空条件地绝对化并到处推行，就必然地导致了各种灾难性的结果。

另外，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内涵和本质，都实实是精英主义的，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哲学，又怎么可以标榜为就是普世主义的真理呢？

当然，人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主义的文化旗帜下，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殖民开拓、贩奴运动、鸦片战争等等的野蛮发展，以及对市场和利益争夺的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巨大灾变之后而开展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要素的社会变革和内部关系调整，至今已建立起令世人称羡的现代文明的福利国家和自由社会。然而，这一切现代西方文明的文化内涵却并非是普世主义而仍旧是精英主义的。所以，人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西方自由、富裕、文明的“王道乐土”，在相当程度上，仍乃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而建立在国际金融资本强势主导下，国际经济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基础之上，并是以这种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关系来维系的一个西方版的“富人俱乐部”罢了。所以，就当今世界一般的国际经济关系而言，所形成的正是一个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强势主导下，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可以“坐享其成”地尊富贵的“自由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以“血汗劳动”来谋发展的“世界工厂”。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作为西方文明生活方式和精美食物标志，并可给西方跨国资本带来巨额经济利益的咖啡、可可、巧克力的经济产业，其重要原材料可可豆和咖啡豆主要产地的非洲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国的那些实际上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第一车间”或“基层支部”的种植农场的情景又是怎样呢？甚至已是21世纪的今天，一些人权组织的调查还惊诧地发现，那里的种植农场甚至还在大量使用被贩卖的儿童来进行奴隶般的劳作，但在这个可可咖啡的国际产业链上，巨额生产利润的绝大部分却被西方的跨国资本轻而易举地攫走了，非洲那些充当西方跨国公司“第一车间”和“基层支部”的农场主們，却是以赚取廉价原材料价格和通过超经济的童工剥削和奴役式经营而成为当地富豪的。当人权人士拿出巧克力来分发给那些被奴役的孩子们品尝时，他们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且根本不知是何物，更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辛勤劳作的最终产品。一个黑人孩子吃后还大为感叹道：“这东西真是太好吃了，要是干了一天的活儿也能吃上这样的一块，那将是多么的带劲啊！”在此，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关系方面，已构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那些似乎是具有了社会主义要素的美好社会政策，最终却是建立在仍然是由资本（甚至是金融垄断资本）来主导整个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机制之上的，并因此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责任国家化、区域化和权利关系私有化（资本化）、全球化的二元文化矛盾。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文明体系即使在现代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社会关系的普世性或者是普世化的发展。因为在一切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形式下，那个资本权利和社会权益集中化的资本主义逻辑，即使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可得到一定控制和调节的情况下，并采取了各种隐蔽的表现形式，但这个作为资本主导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矛盾却并未真正地改变——当下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各国的主权信用危机便是明证。对此，甚至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竟是：1%的人在统治和剥削99%的人，并垄断和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国民财富！

所以我们说，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把西方既定社会文明标志的“政治民主化、全球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权利私有化”裹挟包装成“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文化理想符号一般社会形式的所谓“普世价值”，而实则是要推销一个全面资本主义化社会纲领的做法，就实在是有些僭称妄祚，甚至是欺世盗名了。

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继承和超越、发展。

在黑格尔之后，正是马克思提出应从人们“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也可谓是社会主义（相对于个人自由主义）——的意义上，通过对人们经济社会关系的整合和调整来最终地确立人类自由王国（即真理）的实现问题。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仍然是把保障个人自由作为实现普遍自由的条件和基础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至理名言：“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文化的内涵和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才是一种真正普世性的人类新文化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把现实的历史作为出发点，并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来确立历史发展的真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类思想发展至今，唯一的一个在完全世俗化意义上来建立人类理想信仰的文化思想体系。这一切最集中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理论表现及其现实的历史运动。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使命无论是在理论形态上，还是在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上都还没有最终完成（其历史运动的过程应是永远没有终结的）。甚至，后来还不断地出现了种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和解构化的错误倾向和思潮。

但在突破了各种教条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影响之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真正是全球化的“新文艺复兴”中，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文化思想构建和历史实践发展中，却是最有希望、并必将会成为一个真正是代表着人类的普世价值理想、并且是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现代科学文化思想体系。

作为一个真正是普世主义的现代科学文化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在其法哲学（社会哲学）的基础方面确立起真理现实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性构建。对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可能超越他们的生活时代而给人们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正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自由本质的实现应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真正是普世主义的真理原则，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要“重建个人所有权”的真正是普遍人权的新民权主义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法哲学（即社会哲学）基础的统观经济学的理论梳理中，我们就未来新经济变革的机制制度设计提出了应建立起以“普遍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即‘全民基保’）体系”为平衡基础的大众需求拉动，并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实现整个国民社会福祉的这样一种一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或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这一切的底韵注脚正是：普遍论、基础论的新民权主义和相对论、渐进论的科学共产主义。

以上也正是这个《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三部曲）的研究中，所必然地和逻辑地得出的一个思想结论和文化心得。

故在这个“三部曲”的三卷本出版之际，特作此序，以飨读者和思想同仁。

2012年5月23日

[1]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