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题记

民国十三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先生讲《苦闷的象征》的时候。有一天，我为劳动文艺研究会所出版的《火球周刊》写了一篇文章。自己不大有胆子敢于拿出去，便怀着虚心，初次拜访先生的寓所了。记得先生在听了我的来意后，不特接受了代为修改文章的请求，还鼓励着：“要多看书，多写作，慢慢就会进步的。”

由此开头，我无论写作或翻译，每篇都送给先生去过目。有时一个形容词不知道应该怎样表出，或者某一个字不知道该怎样写法，我便将它空起来，先生在看时，总是代为填进去。从此，凡我在北京时代，为各杂志报章所写的一切东西——我想只能称为东西罢——完全都经过先生的过目与修正。事实上，浪费先生的精力又还不只此。等《民众文艺周刊》由我负责编辑时，是连外面投来的稿件，一律都送给先生去校阅。

这样，由十三年到十五年，在这整整两年的时光中，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先生之门。不特听多了先生的谈论与意见，也熟知了先生的日常生活同家庭情形，直到先生离开北京为止。

先生离开北京后，我也为了生活而到处奔跑起来。此后，不特再未写东西送先生去修改，数年中，连与先生谋面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十八年，我在南京失了业，才有机会跑到上海去看先生。那次在上海，就住在先生景云里的寓所里，白天同先生及景宋女士逛马路，坐咖啡店，晚上便在先生家中谈闲天，吃糖果，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功夫，但其间，还有机会陪先生到江湾立达学园，去听先生关于文学方面的讲演。

此后，我很少去上海，记得在报上看见先生噩耗时，我正因职务关系而跑向西安。直到先生去世后两三个月，我才到上海，由景宋女士引导，拜谒了先生的陵墓。然而，先生已不再向我指示什么了。

先生的早死，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大损失，因此，在先生瞑目之后，便爆发了全国性的大哀悼。这些哀悼或议论先生的文章，很多是最公正的评价，但也有恶意的调侃。我在涉猎过一些冰棒式怪论之后，我不愿——不，是不忍写一个字有关先生的文章。因为我当时脑中浮出了先生的：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全集六卷七三页《忆韦素园君》）。

二十九年冬天，某一个晚上，我在重庆附近乡间，遇见了久别的孙伏园兄。记得在谈到先生时，伏园说：

“好像还欠一批债没有还清似的。总觉得关于先生什么，应该写一点出来。”一想，不错，社会上尽有能使用先生在地下裂齿的关于先生本身事故的文章，但研究先生者，究竟还有许多人。于是我决意将我所接触的先生，借了记忆力所及，拉杂写出一些来，以供真实研究先生者的参考。

这是三十年春天的事情。

初开始写时，我一点征证的资料都没有。不必说先生的译著，因了抗战后的逃难，手头不曾存有一页半本。即有名如先生的终身老友许寿裳先生所写极富研究价值的《悼亡友鲁迅》《鲁迅的生活》等。我都未曾看到过。故记事中之“鲁迅的个性”“鲁迅先生教书时”“鲁迅与世界语”“鲁迅的对事与对人”“鲁迅的生活和工作”等等，仅靠个人记忆而写出。殆后，郭沫若先生借给我《鲁迅全集》，使我又忆起许多事故。故又继续写了“《呐喊·自序》索引”“鲁迅的婚姻同家庭”“有趣的会谈”等等。

但不论是全靠记忆，或由先生的文章而引出的事故，其着重点，是在记述先生平素的言谈与行动，而不大为外人所知者。因为我上面已声明过：发表这些断片，不过是为供给某些朋友们的参考而已。

其间，承欧阳凡海兄的指示，使我改正了一些错误。司马文森兄的督促，使此书得早与读者见面。这里一并申明我至诚的谢意！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日于渝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