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懵懂少年时：天生洒脱，豪放，有劲

老舍与小杨家胡同

王铭珍

在新街口南大街路东，护国寺街以北，有一条小胡同，叫小杨家胡同，它从前叫小羊圈胡同。别瞧胡同小，不起眼儿，可它在京城却是大有名气的。

您看过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吗？它的主人公就住在小羊圈胡同。主人公是虚构的人物，可小羊圈胡同却是真有其地的，光绪年间出版的北京地图此处标注为羊圈胡同，因同别处羊圈胡同重名，遂改为小羊圈胡同。

小羊圈胡同是一条很特别的胡同。它不像北京通常的街道那样横平竖直，而是弯弯曲曲拐了五道弯。它的形状像一个歪脖葫芦，整条胡同长不过百米，是由葫芦嘴、葫芦脖、葫芦胸、葫芦肚四个部分组成。胡同开始处宽不足1.4米，直到进入葫芦胸和葫芦肚部分，才宽阔起来，也才有了人家，总共有10个门牌。有些住房还依然保持着清朝的风貌：清水脊的门楼、街门上的六角门钹、门墩上的石兽以及整整齐齐的旧式四合院。

老舍先生早年曾在小羊圈胡同8号居住过，老舍故居位于葫芦肚，街门坐南朝北，砖木结构，青砖灰瓦。进院是倒下台阶，院子不大，有一棵大枣树和一棵臭椿树。老舍先生说：“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并且说“葫芦胸，葫芦肚”大概就是羊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羊圈胡同里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时隔不久，葫芦肚小空场的两棵大槐树下，就有一个集市，集市一过相当安静。夏天，槐树上垂丝而下的绿槐虫在微风中打着秋千，偶尔招来一两个孩子，观看它们吐丝表演；冬天，寒冷的北风卷着枯叶败草呼啸而过，往每家窗台上送几堆灰褐色细土摞起来的小包包。空场之中，难得看见几个人影。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日晚，老舍就诞生在小羊圈最靠东南的一个小院子，一个属满族正红旗下的贫苦家庭里，当时家人为他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舒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

14岁之前，舒庆春一直住在小羊圈胡同。他早年丧父，母亲没有奶水，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母亲和小姐姐一天到晚忙着替人家做活洗衣服。孤独、寂寞和清苦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小羊圈和小羊圈东南角上那个小院子便是他的活动场所。院外的大槐树、院内的石榴树和歪歪拧拧的枣树是他不会说话的好伙伴。他没有玩具，南屋里翻出来的染红颜色的羊拐和几个磕泥饽饽的模子成了他仅有的宝贝，小羊圈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深深地融进他的血液里，以至多少年后，无论在哪里，只要一闭眼，小羊圈和那个小院子就真切地回到眼前。他永远忘不了贫苦的童年和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亲人。

小羊圈胡同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至少有三次把小羊圈和诞生地的小院子写了进去。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1944年，《四世同堂》；第三次是1962年，《正红旗下》。老舍让作品中的人物把小羊圈当做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演出一幕又一幕20世纪上半叶苦难屮国的悲壮史剧。

追忆往事常常能写成好小说。正如老舍先生自己所说：“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和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产生好的作品。在老舍先生笔下，小羊圈胡同被勾画得十分形象。“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进了葫芦脖子，便是葫芦腰，还有葫芦肚。”

小羊圈和那所小院里的一切，包括每一间房屋的陈设，在老舍作品里都有详尽的描述。一只暖瓶或一口水缸，放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都有确切交代和精彩的记述，“在夏天，什么地方都是烫手的热，只有这只水缸老那么冰凉的，而且在缸肚儿以下出着一层凉汗。一摸好像摸到一条鱼似的，又凉又湿”。小杨家胡同8号这个院子是东西长，南北短，房子不多，老舍童年所居住的是北屋三间中靠东头的一间。

老舍先生说：“除了我这间北房，大院里还有二十多间房呢。”“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不说呢也没什么，因为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工夫扯闲话儿。爱说话的自然有啊，可是也得先吃饱了。”

老舍先生特别敬爱他的母亲。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她出嫁大概是很早。老舍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二哥与老舍。老舍是“老”儿子，生他的时候，母亲已经41岁，大姐和二姐都已出了阁。为家人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老舍的记忆中，母亲的手常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裳，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情丝毫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老舍先生童年的家境十分清贫，他说：“幼年时，中秋是很可喜的节，要不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爷的样子呢？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来劲。”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他们自己是静寂无喧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老舍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他的家里。

老舍先生在小羊圈胡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现如今这条胡同仍基本保持清末民初的风貌，一如旧观，自然幽静。

在老舍先生心目中，小羊圈胡同让他印象深刻，清贫的童年生活使他终生难忘。他这样描述当年家里的贫苦情景，“夏天做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油”；“夜晚遇到暴雨，通宵不敢入睡，以免破旧的屋棚下塌时同归于尽”。幼小的他还得随时帮母亲干些零活，艰辛的生活，催他早熟，他更懂得人情世故，更珍惜人间温情，磨炼出看似随和实则刚烈的性格，养成他以社会底层的眼光和标准观察世界，判断是非和决定爱憎。小羊圈胡同的岁月，给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他在西直门内大街高井胡同小学读书时，天真活泼，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有时也淘气，被老师打断了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儿或讨半句饶。1912年小学毕业，靠着一位慈善家的好心，他先入北京三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在校时，他发奋读书，渐渐放射出光芒，宣讲课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1918年他17岁时，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当了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三年考核，品第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1920年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多次考察北郊地区的小学和私塾。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京师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等团体，热心教育改革。1922年到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教书，次年到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并在燕京大学读书。1924年经友人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在此期间，他陆续写了三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

1929年，老舍结束了在英国的教学工作，绕道法、德、意等国回国，还在新加坡一所华侨中学教了半年书。1930年，他的童话作品《小坡的生日》发表，这年春天回到祖国。同年7月，到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改任山东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他继续写了《大明湖》《猫城记》《月牙儿》和《骆驼祥子》。老舍说过：“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拉车为生的。”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3日，老舍启程回国，定居北京。从此，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创作和文艺曲艺的改革，歌颂新生活，歌颂新中国。他回国后的作品话剧《方珍珠》和《龙须沟》，标志着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特别是《龙须沟》，鞭挞旧社会，讴歌新社会，形象地反映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真实感人情景，老舍因此荣获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他被推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北京文联主席。老舍热爱北京，热爱西城，他写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茶馆》《神拳》《正红旗下》等，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从《龙须沟》到《茶馆》是老舍创造的高峰期。1966年8月24日，老舍含恨自沉于北京德胜门外太平湖。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太平湖同他的母亲在西直门内一处住所仅有一城墙之隔，他是来此寻找他的慈母来了。老舍生在西城，学在西城，事业之始也在西城，他对西城，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

少年时期的老舍

刘澄清

老舍是怎样上的学

清朝光绪年间，北京西直门内小羊圈胡同住着一家姓舒的旗人，寡母带着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艰苦度日。舒母与三个女儿给人家缝穷、洗衣服，两个儿子都在街道上做小贩。幼子名叫庆春，舒母特别喜爱他。舒家有个邻居刘财主，名寿绵，好佛行善，附近街道贫户人都称他刘善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庆春9岁，刘善人看中庆春的聪慧伶俐、天真烂漫，又很懂礼貌，认为舒家没有读书人，庆春这孩子将来是会成才的，应该让他读书。因此，刘善人与舒母商议，介绍她的幼子去上学，而且可以不用家中分文。他说，庆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读成书后可为舒家增光耀祖。舒母听了刘善人对儿子的夸奖，非常高兴，于是答应了这件事。庆春闻知，手舞足蹈，非常欢喜。从此刘善人就让庆春喊他“刘大叔”。

这位小庆春，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老舍。

改良私塾

刘寿绵先生领着庆春来到新街口正觉寺胡同他的学弟刘厚之家（刘厚之年幼时曾在刘财主家馆与刘寿绵一同读书，因为好佛行善，附近贫户人也称刘厚之为刘善人）。刘厚之先生创办了一所北京私立慈幼学校，寿绵先生给这所学校捐过款（慈幼学校是靠向北京各大财主家捐款购买教学用具的）。寿绵先生把庆春介绍给刘校长，他说庆春是贫寒家的孩子，聪明可爱，希望刘校长收下这个学生。由于寿绵先生的特别介绍，庆春进了慈幼学校，受到“特优生”的待遇，不但不收束脩，而且还由学校供给书籍和纸墨笔砚使用。

北京私立慈幼学校校址初在正觉寺胡同，以正觉寺庙内后殿为教室。后来迁移到这条胡同“六门”内，以南头西边的三间北房和一大片院子为固定校舍。这是刘厚之先生的私房，搬至这里可以省去付给寺庙的租金。厚之自任校长兼老师，并特请连襟李昆山中医师为辅教汉语的老师。私立慈幼学校是仿学东洋小学校办理的，设有汉语、修身、算术、珠算、写字、作文和作诗词、歌、图画、体操各科目。以汉语为主科，从三本小书教起，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只读背文字，不讲字词文意；继教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教古文、诗词、子书（即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及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这些古典文学作品都是要讲解的。其他科目分为两周或三周教学。这个学校只有30多个学生，与东洋学校的不同之处是不分年级、班次，没有毕业期限，离校时也不发给肄业证书，上学和退学不受限制。学校设备简陋，只有黑板、讲桌、课桌凳、风琴、大珠算等物。

在学校正对教室门里的墙壁上，悬着一块三角架板，上面放置一块红漆金字的木牌，有座，牌上刻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字样。庆春来校上学第一天，首先敬拜孔圣人，即对这块牌位磕三个头行礼，这是重礼。然后再敬拜老师，也行重礼。以后每天早晨上学时，一进教室门就先给孔圣人作揖行礼，这是一般礼节，然后再给老师行作揖礼，然后才可以坐在课桌位上读书。刘先生给学生讲“修身”课时，第一课讲“为什么要尊敬孔圣人？”他告诉学生，孔圣人是人们实行文明礼貌高贵品德的伟大神圣的典范，要求学生遵行孔圣人的教诲，听从老师的教导，遵守校规，尊敬老师。这使学生受“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很深。

总之，北京私立慈幼学校既保持了中国旧学的传统，又吸取了点东洋新学的进步。难怪老舍先生在成为文学家后，把这所学校称作是“改良私塾”。

刘先生的得意门生

庆春在慈幼学校读了几年书，各科学习成绩都是优等，尤以作文为出色。他异常遵守校规，品行端正，勤于校中劳动，为全校高才生，是全校同学的模范，所以刘校长视他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以“师生如父子”看待他。不仅如此，刘校长还很关心庆春的一家，对他家的贫苦生活很同情，常到他家里去照拂。舒母对刘校长视如亲戚，庆春的二姐即由刘校长说媒，嫁与他在清史馆的同人赵叔超（旗人）为妻。舒母深感此恩，每年节时，由家中做点食品，如腊八粥、供佛大馒头等，亲自送给刘老师。刘、舒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

庆春受到学校免交束脩和免费领用书本、笔墨纸张的优待，十分感谢老师的恩惠。他不仅平日对刘厚之先生毕恭毕敬，而且过年时（农历），总要到刘先生家里去拜年磕头行大礼。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已离开慈幼学校，当时改革行鞠躬礼，逢到过年他仍然不断地去给刘厚之先生拜年，而且依然行磕头大礼。直到出国留学之前，他去刘厚之先生家辞行，还是施以大礼。由此可见，老舍先生对自己的启蒙老师是多么的尊敬和感谢！

我称老舍先生为“师兄”，是因为慈幼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刘公厚之就是我的父亲。老舍比我大十岁，从家父的关系，我称老舍先生为师兄。老舍师兄无论在品行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是我的榜样。我小的时候，家父常对我说：“要向舒庆春师兄学习，才能成为有出息的人。”家父的谆谆教诲使我永远难忘，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把老舍先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

关于老舍先生幼年求学的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故简记之，聊以备考。

我与老舍共当年

罗常培

1909年，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等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由这点禀赋的差异，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径。

三年小学、半年中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差别越发显著了。自他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所以17岁毕业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三年考绩，品第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我这时刚在中学毕业，迥隔云泥，对他真是羡慕不置！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疾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

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宁愿安贫受窘去过清苦生活。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是取材于这个时候的见闻。

离开小学校教育界后，他便在顾孟余先生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做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任两小时国语，每月收入四十几元，抵不上从前的三分之一。但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除奉母自赡以外，还要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一晚我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会所去看他，他含泪告诉我：

“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制寒衣和米面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这时檐前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叮当乱响，在彼此相对无言的当儿，便代替了我的回答。假若我再泄露一个秘密，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后来所写的《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恋的影儿。这一点灵感的嫩芽，也是由雷神庙的一夕谈培养出来的。有一晚我从骡马市赶回北城，路过教育会想进去看看他，顺便也叫车夫歇歇腿，恰巧他有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没有发，信里有一首咏梅花诗，字里行间表现着内心的苦闷。（恕我日记沦陷北平，原诗已经背不出来了！）从这首诗谈起，他告诉了我儿时所眷恋的对象和当时情感动荡的状况，我还一度自告奋勇地去伐柯，到了儿因为那位小姐的父亲当了和尚，累得女儿也做了带发修行的优婆夷！以致这段姻缘未能缔结——虽然她的结局并不像那篇小说描写得那么坏。我这种歉疚，直到我介绍胡絜青女士变成舒太太的时候，才算弥补上了。

附：

年少读书时

老舍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做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五四”给了我什么

老舍

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

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学识，又须挣钱养家，怎么能够一来二去地变成作家呢？这就不能不感谢“五四”运动了！

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

这并不是说，作家比小学校校长的地位更高，任务更重；一定不是！我是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首先是：我的思想变了。“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他是大成至圣先师啊！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真不简单！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其次是：“五四”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的并不深刻，可是若没有“五四”运动给了我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了。这点基本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

最后，“五四”运动也是个文艺运动。白话已成为文学的工具。这就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不过，只运用白话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新思想，新感情，用白话也可以写出非常陈腐的东西。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

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