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流失海外珍贵古籍的回购

李致忠

周恩来总理历来非常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在他的关心过问下，流失在香港的一些珍贵古籍于1955年和1965年分两批购回内地，入藏于国家图书馆。

20世纪30—60年代，中国有位名重一时的藏书家陈清华。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祖籍湖南邵阳，1894年8月5日出生于江苏扬州。1915年上海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获资助赴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19年学成归国，先后供职于多家银行。30年代，陈清华开始涉足中国古籍善本的收藏，并以万金购得宋版《荀子》。嗣后，陈清华北上拜见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于京华。傅先生笑问：“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自此，陈氏藏书室便以“荀斋”“郇斋”为名。陈氏财力雄厚，又慧眼识珠，入藏宋元本珍贵古籍、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等，与日俱增。一时江南无出其右者，与北方天津周叔弢自庄严堪藏书双轨并驾，故时有“南陈北周”之称。1949年，陈清华夫妇移居香港，其珍贵古籍亦随之插架香江之滨。

两年后，即1951年，陈氏生活陷于困窘，于是欲出让部分珍贵藏书。消息不胫而走，美国人、日本人知晓后都想收购，使这批珍贵善本流失海外的风险凸显。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一面紧急向上级报告上述情况，争取财政支持，获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肯；一面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香港名记者徐伯郊等，与陈清华先生洽商，并会同当时北京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最后敲定收购事宜，终于在1955年购回第一批陈氏藏书104种。其中就有被誉为“无上神品”的南宋贾似道门人廖莹中世彩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北宋刻递修本《汉书》，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建安蔡梦弼东塾校刻的二家注本《史记》，元宪宗六年（1256年）碣石赵衍在今北京校刻的唐李贺《歌诗编》，元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孔元措编刻的《孔氏祖庭广记》等传世孤罕、名闻遐迩的善本古籍。

1963年，陈清华为筹措资金移居美国，郇斋再次转让部分珍贵藏书的消息又传到了北京。郑振铎已于1958年在苏联飞机失事中因公殉职，继他之后出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冶秋，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人，对文物古籍亦具真知灼见，深悉郇斋藏书的品位和质量，因而对其流向十分关注。他循老局长郑振铎旧章，一方面将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争取经费，获得支持；另一方面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会同行政管理人员南下广州，与陈清华代表接洽收购事宜。赵万里在1955年洽购郇斋第一批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大量清刻本和抄校本，因而提出全部收购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全部收购之议未成，仅以25万元人民币购回珍贵古籍善本18种、碑帖善拓7种，共25种102册。以书名斋的宋版《荀子》，宋拓柳公权书丹的《神策军碑》，宋拓始刻于五代后蜀广政元年（938年）的《蜀石经》，宋蜀刻唐人文集，开本宏朗、版心小巧的元大德九年（1305年）湖南茶陵东山书院陈仁子校刻的《梦溪笔谈》等精品，均是这次购回的。

1965年11月3日，这批珍本善拓运抵北京。不久，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3号楼会议室，为这批书举办了一次小型陈列展，邀请杨秀峰、徐平宇、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桢、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社会名贤前来鉴赏，终极目的是要请周总理莅临，躬亲过目赏鉴。然而周总理日理万机，因事未到，康生却以行家姿态前来一一翻阅。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总理办公室电告王冶秋局长，谓总理要看宋拓《蜀石经》。当天晚上，由王冶秋、丁瑜二人携书进中南海北门，经紫光阁、游泳池到西华厅，由王冶秋交给了值班秘书。又过不久的一天晚上，赵万里等又奉命将这批书送至中南海紫光阁，陈列在几案上，请总理鉴赏这批瑰宝。鉴赏过程中，大家边看边议论。当看到书上有溥仪题识时，总理问，此书是不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赵万里先生作了圆满回答。

事隔40年，2004年3月，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的拓晓堂如约来到了美国加州旧金山，与郇斋后人陈国琅先生相见，面谈他从父亲陈清华手里继承的部分藏书回拍问题，结果洽谈成功。拓晓堂曾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人员，后虽供职于嘉德拍卖公司，但对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建设始终一往情深。故这批书从大洋彼岸运回北京以后，拓晓堂便与公司协商，力主不应拍卖而应整体转让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亦闻风而动，先请部分专家对这批书进行初步鉴定，确认价值，紧接着便向财政部提出专项报告，最终以国家文物局所掌管的回购流失海外珍贵文物专项管理资金采购之，入藏于国家图书馆。

这批书一共24种，其中宋嘉定六年（1213年）淮东仓司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卷，宋景定二年（1261年）安吉州归安陆道源刻本《妙法莲华经》，宋宝祐明月堂刻本《大慧禅师年谱》，宋刻巾箱本《山堂考索》《古文苑》，元刻本《杨仲弘诗集》《范德机诗集》《说苑》，明活字印本《欧阳文忠公归田录》《曹子建集》等，都是一级古籍、版本上品。

值得一提的是，陈国琅先生不但整体转让藏书，还将其父当年的藏书印鉴悉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并在致国家图书馆的亲笔信中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将我保存先父陈清华在海外部分的善本书全部购藏，我深为欣慰……保护民族文化典籍，是父亲藏书的终身至高意愿。家境窘困之时，父亲无奈出让部分藏书，也是尽能以国家为先为重……如今陈清华在海外的部分藏书，能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我深信父亲在天之灵会很骄傲，认为这是‘荀斋’藏书的最理想的妥善归宿。”

1955—2004年，半个世纪之内陈清华郇斋珍贵善本藏书151种分三批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