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前言

由于纳粹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这批人民公敌被美化成人民救星，俨然也代表“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也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又高呼民族主义的口号。所谓的“纳粹”（NAZI）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缩写，似乎代表了德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政党。他们标榜民族纯洁，纪律严明，实际上却背叛一切动听的口号，镇压人民，推行独裁专制政治。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希特勒上台，三月初便导演了国会纵火案，逮捕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接着取消工会和民主党派。于是康德、歌德、贝多芬的祖国竟成了一座其大无比的监狱，集中营林立，盖世太保横行。犹太人、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持不同政见者都纷纷被捕，遭到严刑拷打，长期囚禁。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柏林洪堡大学门前的广场上，纳粹大学生大举焚烧书籍，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托马斯·曼的书籍均在焚毁之列，茨威格的作品也未能幸免。听到这个消息，茨威格立刻看出纳粹的罪恶本质。在很多人还对纳粹抱有幻想的时候，茨威格已猛然惊醒。他向克劳斯·曼表示，要以他擅长的武器，文学写作，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茨威格收到日内瓦牧师让·肖尔的信件和资料，关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者卡斯台利奥[1]反抗新教领袖加尔文[2]的斗争。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3]、加尔文等人不满天主教的腐败，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法庭镇压民众，把不同政见者当作异端分子处以极刑，于是奋起反抗，展开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一分为二，除了俄罗斯、希腊的东正教外，派别众多的新教——耶稣教崛起，似乎代表开明进步，思想开放，更富人性，和保守反动，缺乏人性的旧教——罗马天主教相对峙。

不料日内瓦的新教领袖加尔文一旦大权在握，从受迫害者转变为统治者，也居然成为迫害者，推行更加残忍的思想迫害，政治高压。新教教规之严格，思想控制之严密，政治迫害之凶残，竟比天主教有过之无不及。茨威格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日内瓦道德契卡（秘密警察）对百姓的全面监督，致使民众动辄得咎，不断受罚，随时皆可抄家，人人都会告密或被人揭发，终日惶惶不安，不知所终。加尔文之所以采取这样阴险凶残的措施，归根结底是由于蔑视人，不把人当人。人只是贱民，只配受他统治，不配享有人权。于是他把日内瓦变成一座思想牢笼，稍有不同意见或对他有所不满者，立即受到控告，遭受酷刑。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4]由于在阐释《圣经》时和加尔文的观点略有差异，便被逮捕，遭受酷刑，判处火刑，成为新教建立以来第一个被当作异端分子活活烧死的牺牲品。这一案件使日内瓦全城噤若寒蝉。

生活在这种高压之下，人们通常有三条道路可走。第一是勇敢地奋起反抗，最后遭到镇压，以丧失性命为代价。第二是遁入内心，表面上容忍这种政权，骨子里则是反抗、拒绝，不直接和暴力正面冲突，思想上保持反抗暴力主张人性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大多采取这条道路，不卖身投靠，助纣为虐，也不引火烧身，以明哲保身，超然物外的姿态，苟全性命于乱世。第三便是去国离家，走上流亡的道路。这本《良心反抗暴力》的主人公，哲学家、语言学家卡斯台利奥看到加尔文采取卑劣伎俩，施行暴力，残杀无辜，感到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公然反抗加尔文，对他的暴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若非英年早逝，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茨威格之所以从尘封的故纸堆里找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发生在日内瓦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场“蚊子抗大象”的力量悬殊的战斗，——撰写人文主义者卡斯台利奥不顾个人安危，孤身一人反抗势力强大的教会领袖加尔文的感人故事，固然是歌颂这位英勇无畏的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和品质，但并非仅仅是缅怀往日，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针对现实，鞭笞现实生活中的施暴者，不遗余力地施行褐色恐怖的纳粹分子。反动血统论，纳粹种族论把人分成高贵的雅利安族和不高贵的贱民非雅利安族，犹太人，反法西斯分子，均属此列，算是“人民公敌”，“国家敌人”。卡斯台利奥当年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人是异端分子，谁有权对他们进行迫害？”加尔文等极端分子以是否反对上帝作为衡量的标准，实际上是以是否反对加尔文作为标准。纳粹分子则以反对国家作为罪名，实际上是因为反对了纳粹。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直言不讳，明目张胆地承认：“谁是国家的敌人，由我决定。”加尔文当年把持不同政见者打成异端分子，对他们施以极刑，都是加上离经叛道的罪名，实际上是当权者施暴者的私利受到侵犯或仅仅只是权力受到威胁。

在十六世纪，天主教以宗教法庭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加尔文执政以后，依然沿用这条老路，剥夺人民发表意见的自由。他和纳粹分子一样，采用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乃是“恐惧”。人人自危，整日忐忑，大家朝不保夕，不敢犯上作乱。似乎人民噤声不语，江山就能稳定，天下才能太平。加尔文斥巨资设立密探网络，鼓励告密，犹如纳粹的盖世太保深入民间、军中、社会的各个方面。

可是茨威格不仅批判施暴者，也批评受害者。老百姓的逆来顺受正好助长了敌人的凶焰，人们统统变成顺民，犬儒主义、市侩哲学盛行，人民的素质受到毒害，人民的性格遭到扭曲，独创性、想象力硬遭壅塞。足足两个多世纪，日内瓦硬是没有产生出像样的艺术家和诗人。城市黯淡无光，人民精神委顿，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艺术的独创。

茨威格批评人文主义者说得多，做得少，是言语中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面对专制暴政，不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些批评似乎是冲着十六世纪日内瓦城里的知识分子，实际是针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德国纳粹分子所裹挟的那些有眼无珠，不辨是非，受过良好教育，却无抗暴勇气的软骨头。这本书也是茨威格的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他也曾经想退缩退让，来逃避这些暴徒们的凶焰，但是焚书的烈焰，使他下定决心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反击纳粹，那就是口诛笔伐。小说《象棋的故事》和回忆录《昨日世界》都是反法西斯的利器，而这本《良心反抗暴力》更是最为强烈的炮火。读过这本书，不会再说茨威格是不问政治的人，遁世避祸，无视哀鸿遍野。面对禽兽不如的暴君，不敢反抗。

张玉书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