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童年是场悲剧

第一部 青年时代 人生伊始

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天才，凭着活跃奔放的想象力，能够在尘世天地之外，另外创造一个完整的第二宇宙，那么他在讲述自己私人生活中无关紧要的插曲时，也不大会严格恪守实话实说的原则，只满足于叙述平淡无奇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力，由它堂而皇之随心所欲地加以改造。巴尔扎克一生中的许多插曲，都经过自作主张自我炫耀的一番转变，始于改变平素不会改变的市民生活的基本事实：他的姓名，这点很说明他的性格特点。大约在三十岁那年，巴尔扎克有一天向全世界宣示，他发现，他的姓名不是奥诺雷·巴尔扎克，而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不仅如此，他还宣称，他自古以来就拥有充分权利采用这个标志贵族的小品词“de”（德）[1]。他父亲在家庭成员最狭小的圈子里吹吹牛哄哄人，说他家很有可能是那个名叫巴尔扎克·唐特拉格的古老高卢骑士家族的远房亲戚，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想象力极端丰富的儿子则以斩钉截铁不容反驳的神气把这一纯属捕风捉影的估计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写信、写书都用“德·巴尔扎克”署名，甚至他去维也纳时乘坐的旅行马车也装上了唐特拉格家族的纹章。很不友好的同行嘲笑他这自封贵族的虚荣行径。他坦率而放肆地回答记者们，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已在官方文书里确认了他家的这一贵族出身。因此在他出生证上的这个贵族称谓，和蒙田家族[2]或者孟德斯鸠[3]家族的称谓同样有效。

可惜在我们这个不大友好的世界里，干巴巴的文书对于诗人的花叶繁茂的传奇，总散发出一种仇恨满腔的森然敌意，不通人情，不懂变通。令人难堪的是，巴尔扎克洋洋得意地引用的那份出生证还保存在图尔市的档案馆里，可是他的姓名上面根本找不到那表示贵族家世的“德”字。图尔市的官方书记官在1799年5月21日这个日期下面，只是冷冰冰地清清楚楚地记着：

“今天，法兰西共和国第七年的牧月[4]第二天，公民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出现在我，户籍官员彼耶尔-雅克·杜维维哀面前。巴尔扎克公民为有产者，现住本地，意大利军队大街夏尔多内区25号，报告他儿子出生。上面提到的巴尔扎克声称，他的孩子取名为奥诺雷·巴尔扎克，于昨天上午十一时出生在报户口人的家里。”

其他文件，无论是父亲的死亡证书还是长女的结婚通知，都没有提到这个贵族称号。因而这个贵族称号，连同其系谱学上的追本溯源，证明纯粹是这位伟大小说家的迫切渴望的产物。

但是尽管所有的文件按照字面，都反对巴尔扎克，他的意志——他的富有创意的炽烈意志——仍然光荣地战胜冷冰冰的文书，坚持自己有理。尽管事后有各式各样的纠正勘误，诗艺总是战胜历史。虽然没有一个法国国王曾经签署过任何晋升贵族的文书给巴尔扎克或者给他哪位先人，问到法国最伟大的叙事作家的姓名时，后世都会驯从地答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不会说奥诺雷·巴尔扎克或者甚至说奥诺雷·巴尔萨。

因为他那无产阶级出身的祖先真正的姓氏是巴尔萨，不是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他们并不拥有府邸，也没有纹章可供他们那位具有诗人禀赋的后代画到马车上去。他们没有头戴光亮耀眼的头盔骑马出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罗曼蒂克的骑士比武，而只是日复一日地驱赶牛群去河边饮水，浑身臭汗地开垦朗格多克的土地。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于1746年6月22日在卡涅扎克附近的拉努盖里哀村的一间寒碜的小石屋里出生，成为那里定居的许多巴尔萨家族的成员之一。巴尔萨家族的一员在当时弄得远近闻名的唯一事件，却是很不体面。1819年，奥诺雷大学毕业。同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四岁的弟弟被捕，涉嫌谋杀了一个怀孕的农村姑娘。经过一场耸人听闻的官司，第二年死于断头机下。这事使巴尔扎克产生强烈的愿望，尽可能和这个臭名昭著的叔父保持距离，离他越远越好，于是巴尔扎克萌生念头，自授贵族称号，另外杜撰一个出身。

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在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决定让他去当神父。村里的神父教他念书写字，甚至还教了他一点拉丁文。可是这个体格健壮、生机盎然、野心勃勃的少年，不大想剃度出家而且被迫发誓守贞[5]。有段时间他在自己村里到处闲逛，不务正业；有时候在一位公证人那里帮忙，抄抄弄弄；有时候在葡萄园里或者在耕田时搭把手；可是在二十岁时离村而去，不打算再回来。抱着外省人坚毅卓绝、不屈不挠的冲劲，巴尔扎克老爹一头扎进巴黎。这股劲头，他儿子在小说里以不同的方式作了精妙绝伦的描述。他在巴黎起先默默无闻，不见踪影，只是不可胜数的想到巴黎来闯天下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始终淹没在表层下面，自己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操什么职业才能出人头地。老巴尔扎克日后作为享有盛名的外省伟人曾经说过，他在路易十六国王时当过御前会议的秘书，或者甚至当过国王的律师。这些说法早已为事实否定，纯系健谈的老人的自我吹嘘。在国王历年的年鉴里从没提到有个巴尔扎克或者巴尔萨担任过类似的职位。直到革命爆发，才把这个无产者之子和其他许多人一同冲刷上来。老巴尔扎克获得了一个职位，日后的军队专员对此守口如瓶，很少提及他是在巴黎革命的市议会里充当官员。他似乎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关系。他对于弄钱怀有强烈的本能，这种本能他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在战争年代他就凭着这种本能在部队里找到了最能捞钱的部门，那就是粮秣和军需。从一支军队的粮秣部门通过金钱又势所必然地联系到贷款者和银行家。干了三十年模糊暧昧的行当和职业之后，贝尔纳·弗朗索瓦又一次掉头改行，以达尼哀尔·杜迈尔克银行第一秘书的身份在巴黎出现。

五十岁上，巴尔扎克老爸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伟大转型——他儿子对此不知描绘了多少遍！——他从一个很不安分、野心勃勃的穷光蛋终于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市民，上流“社会”的一个诚实正派的成员或者正在成为诚实正派的一员。现在，他赢得了一点资本，有了稳定的地位，他才能迈出必要的下一步，为了从一个小市民变成一个大市民（日后从大市民——登上最为渴望的最后一个台阶——成为有固定年金收入的人）：他将结婚成家，当然只娶一个颇有资产、出身名誉良好的市民家庭的姑娘为妻。巴尔扎克老爹五十一岁，长得器宇轩昂，体格健壮，而且能说会道，滔滔不绝，是个调情能手，经验丰富。他看中了银行里他的一位上司的女儿，安娜-夏洛特·萨朗比耶。姑娘虽说比贝尔纳-弗朗索瓦年轻三十二岁，有些浪漫的倾向，但是受到良好的教养，是个虔诚的市民家的女儿。姑娘温驯地听从父母的忠告，认为巴尔扎克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很有挣钱的天赋，等待她的将是稳定牢靠的一桩婚事。刚一结婚，巴尔扎克的老爸就觉得继续留在银行里当普通职员有损他的尊严，而且收益也太少；不如投到拿破仑麾下，战争可是一个可以更加迅速地发财致富的行业，收益更加丰厚。于是巴尔扎克的老爹又启动旧日的各种关系，有妻子的嫁妆作为保障，迁居图尔市，当上了二十二师的粮秣主管。

这时，他们生下了长子奥诺雷（1799年5月20日）。夫妇俩已是家资雄厚的商人，受人尊敬的市民，为图尔市的上流布尔乔亚所接纳。贝尔纳-弗朗索瓦提供粮秣似乎收益甚丰，因为这个家庭不断地既节俭又投机，现在开始进进出出场面气派。奥诺雷刚生下不久，他们就从狭窄的意大利军队大街搬进一幢属于自己的住宅。直到1814年为止，在拿破仑战争持续进行的黄金时代，他们得以享受外省小城的奢侈生活，配备一辆马车，雇佣许多仆人。上流社会，甚至名门贵族都经常和这个贫穷村民之子，和从前血迹斑斑的市议会成员的家里来往：参议员克莱芒·德·李斯，还有德·波默娄尔男爵和德·马尔哥纳先生。李斯的那件富有神秘色彩的绑架案，巴尔扎克日后将在《一桩神秘案件》中详细描写，后面两位日后在这位作家最困难的时候将向他提供避难所和帮助。巴尔扎克老爸甚至被请去为城里的事务效力。他管理医院，在做出重大决定时，他的意见都受到尊重。尽管他出身低微，往事难以查清，在这个发达升迁迅速、社会阶层全然转换的时代，他变成一个无可指摘、受人尊敬的人物。

巴尔扎克老爸受人欢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理解。他性格开朗，体魄健壮，和蔼可亲，对自己，对自己的成就，对整个世界都十分满意。他的语言并没有那种贵族化的腔调，咒骂起来气势汹汹，活像个炮兵，时不时地也会说上几段不堪入耳的趣事轶闻，——《都兰趣话》[6]中有几篇也许是他告诉他儿子的，——巴尔扎克老爹是个极为出色的讲故事能手，当然很乐于把真实故事和哗众取宠的吹牛胡扯混在一起。他脾气随和，待人亲切，非常机敏。在那些时局突变的年代，他既不把自己拴在国王[7]身上，也不和皇帝[8]和共和国拴在一起。他没受过扎扎实实的学校教育，却对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感兴趣，乱七八糟，七拼八凑地读了些书，学了些东西，算是受了个通才教育。他甚至还撰写了几本小册子，诸如《防止偷窃和谋杀之方法的备忘录》《关于受骗上当和遭到欺骗的少女而引起的丑闻骚乱的回忆备忘录》——这些作品自然无法和他伟大儿子的作品相提并论，就像歌德的父亲所写的意大利日记无法和约翰·沃尔夫冈[9]的《意大利游记》同日而语一样。老巴尔扎克身体结实健壮、无忧无虑、乐天知命，他下定决心定要活到一百岁的高龄。在他六十岁以后，他还在原有的四名婚生子之外，又添上几个私生子，到八十岁还博得小省城的恶毒名声，责怪他使一个少女怀了身孕。大夫从来没有踏进过他的家门。他有个强烈的愿望，要活得比所有的人寿命更长。他拥有了所谓的拉法热人寿保险的保险单，只要有个参保者一死，剩余的人的养老金便随之提高。这也大大地增强了他力争长寿的愿望。同一种妖魔般的力量，儿子用来以千百种方式描绘人生，这个父亲却只是用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老巴尔扎克已经活得比其他的合伙人都更长，他的养老金也已增加到八千法郎一年；这时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因为一桩愚蠢的偶然事件断送了性命，不然贝尔纳-弗朗索瓦也会和他儿子奥诺雷一样集中意志力，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杜撰虚构的激情，而从他母亲那里继承到的，则是多愁善感。巴尔扎克的母亲比丈夫小三十二岁，婚后生活绝不能说不幸，可是她有一个不良秉性，总是时刻感到自己不幸。她的丈夫性情开朗无忧无虑，丝毫不为妻子的不断争吵和臆想的疾病而破坏自己不可动摇的好兴致，而安娜-夏洛特·巴尔扎克则扮演了一个讨厌的典型，老觉得受到伤害。她总是生气，歇斯底里的各种色调她都表现得极为充分。尤其是在家里，母亲总是觉得大家爱她不够，尊敬她不够，对她捧得不够。她不停地抱怨，她为孩子们曾做出了不起的牺牲，而他们对她的感谢却不够；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结之日，她都不停地以她“好心好意”的忠告和哭哭啼啼的责备来折磨她业已世界闻名的儿子。可是巴尔扎克的母亲并不是一个缺少聪明才智、未受教育的女人。少女时期她就陪那位银行家杜迈尔克的女儿消遣聊天，从这个环境里，她带来了某些浪漫的倾向。在那些年里她热衷于文艺作品，以后也始终对斯威登堡[10]的作品和其他神秘主义的作品怀有某种偏爱。但是这些微弱的理想主义的痕迹不久就被那种得自父母的对金钱的担忧所淹没。出身于典型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家庭，这种家庭出售针线纽扣之类的零星杂物，像阿巴贡[11]一样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填满他们的储蓄罐，她把这种下层资产阶级的迂腐、偏狭的本能带到她自己的新家中，尤其是那种小里小气的吝啬劲，可同时又总是贪图投资取得成功，投机带来收益。照顾孩子对她来说，便是教育他们：花钱便是犯罪，赚钱乃是美德之最，她从一开始就得教导他们，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位”，女孩子要嫁个好丈夫；绝不给孩子们自由，经常监督他们。正因为她这样咄咄逼人万分警惕地为孩子们担惊受怕，心情郁闷地为孩子们所谓的幸福而操劳，尽管她一切都出自“善良的目的”，却对全家造成了令人无所措手足的影响。多年后，巴尔扎克早已长大成人。他回忆自己小时候，一听到妈妈的声音，他每次都会吓一大跳。

莽撞、欢快、热情洋溢的孩子们每次试图向妈妈表示缠绵的柔情，都会遭到母亲冷冷的拒绝。巴尔扎克在这位总是心情恶劣、有着心理障碍的母亲那里受到多大的痛苦，可以从书信里发出的呐喊来加以衡量：“我从来都没有母亲。”安娜-夏洛特·巴尔扎克出于本能和她最早生下的两个孩子奥诺雷和洛尔疏远，而对年纪小的两个孩子洛朗丝和亨利则宠爱有加。究竟隐秘的原因是什么，至今都还未能披露，也许是把对丈夫的反感转嫁到孩子身上。但是确定无疑的是，难以想象，还有比她对儿子态度更加冷漠，更加缺乏爱意的母亲。她刚生下儿子，还是个产妇，就把孩子当作一个麻风病人似的从家里赶了出去。婴儿托付给一个奶妈，一名宪兵的妻子。孩子在奶妈家一直待到四周岁，后来也不许回到父母亲和弟妹身边，不许住进宽敞、舒适的家里，而是一半寄宿在陌生人家里，一周只有一次，在星期天，他可以回来探访家人，就仿佛他们是远房亲戚似的，不许他和弟妹们一同游戏，不许他碰玩具，不许他拿礼物。他的这个妈妈在他生病时，从来也不守护在他床边，从来没有听见他母亲说出过一句温柔的话语。当他充满柔情地依偎到母亲膝前，希望拥抱一下妈妈，妈妈的一句严厉的话，就把这种亲热的表示当作很不合适的动作，予以驱散。七岁那年，他的小腿刚能像样地迈步，妈妈就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孩子打发到旺多姆的寄宿学校去，叫他去得远远的，呆在另一个地方，另一座城市。等到巴尔扎克在经受了七年难以忍受的管教之后回到父母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母亲让他的“日子这样难过”，他到十八岁时就自动地离开了这个无法忍受的环境。

尽管巴尔扎克天性自然脾气随和，这个成年的男子永远也不会忘记古怪的母亲对他的贬抑和冷落。多年后他把这个童年时代折磨他的女人接到他自己家里时，这个年已四十三岁的男人，头发里已夹杂一些银丝，却无法忘记这个女人从前以她表示的反感，对一个六岁的男孩，十岁的男孩，对那个娇弱的渴望母爱的孩子所造成的伤害。他无奈地进行反抗，向德·韩斯卡夫人喊出了这段可怕的自白：

“您真该知道，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个怪物，又是个妖女。目前她正在把我的妹妹送到地底下去。此前我可怜的洛朗丝和我的祖母已经毁在她的手里。她有很多原因恨我。我还没出生，她就已经恨我。我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这几乎已是非干不可的事，但我宁可继续受罪下去。这是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过去都认为，她疯了，我们咨询一位和她当了三十年朋友的医生。可是医生对我们说：‘唉，不是这样，她没有发疯。她只是生性邪恶……’我的母亲是我一生中所有灾难的原因。”

这番话是多年后公开迸发出来，对他在最为敏感的年龄，恰好从他母亲那里遭受到的不计其数的秘密的痛苦做出的回答。按照自然法则，母亲理应是他最亲的亲人啊。像他自己所说，他“经历了一个人在世上所遭遇到的最为阴森可怕的童年”，这完完全全是他母亲的过错。

巴尔扎克在旺多姆的奥拉托利修会办的寄宿学校这个精神牢狱里度过六年；对此我们有两种报告，学校记录册上官方冷静的报告和巴尔扎克自己在他的小说《路易·朗贝尔》中富有文采的精彩绝伦的报告。寄宿学校的神父只留下几句冷冰冰的评语：

“第460号，奥诺雷·巴尔扎克，八岁零一个月，得过天花，并无后遗的伤残。性格：多血质，容易发火，有时会发火而后发烧。1807年6月20日进校，1813年8月22日离校。信件可以寄到图尔城他父亲巴尔扎克先生处。”

在同学的记忆中，他只是一个“胖胖的少年，面颊鼓鼓的、红红的”；他们能描述的只是他的外表和几则不大可信的轶事趣闻。因此，《路易·朗贝尔》一书中传记性的篇什揭露的，因天资过人而备受折磨的少年可悲的内心生活，就更加令人震撼。

巴尔扎克选择双重肖像的形式来对自己成长发展的这些岁月进行自我描述。他描写了坐在同一课桌旁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他自己，诗人，另一个是路易·朗贝尔，是个“毕达哥拉斯”，哲学家。巴尔扎克像青年时代的歌德一样，利用浮士德和梅菲斯托两个人物，——分裂自己的个性。他把自己天才的两个基本形式，分给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创造性的人物，再造人生的诸般形象；另一个是整顿性的人物，企图于宏伟关联之中揭示人生中各种秘密法则。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路易·朗贝尔，至少这个似乎纯属虚构的人物的外在经历都是他自己的经历：他笔下反映他自己的诸多人物——《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幻灭》（又译《失去的幻想》）中的达尔代，《十三人故事》中的蒙特罗将军（又译蒙特里沃）——中，没有一个如此完全具体地经历过这个被抛弃在教会学校斯巴达式囚牢中的孩子所遭受的命运。

这所教会学校座落在旺多姆城的中心，靠近罗尔河。学校有许多阴森的塔楼和厚重的墙垣，从外表上看与其说像是学校，毋宁说更像监狱。全校二三百个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受到修道院一样严格的管教，没有假期，父母亲也只能破例探望自己的孩子。在这几年，巴尔扎克几乎从来没有回过家。为了更加突出路易·朗贝尔的经历和他自己的往事之间的相似性，巴尔扎克让路易·朗贝尔成为一个孤儿，既无父亲，亦无母亲。这所寄宿学校的学费不仅是学费，也包括伙食费和服装费，相对来说，比别的学校低。在孩子们身上，省而又省，省得很不合适。由于母亲的漠不关心，巴尔扎克属于照顾不周的孩子之列，这些孩子的父母不给孩子寄来手套和更加暖和的衣服，一到冬天他们就手脚长满冻疮。这位巴尔扎克-朗贝尔特别敏感，从最初的瞬间起，就比来自农家的同学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受罪：

“他习惯于乡间的空气，习惯于听凭偶然兴之所至进行教育的自由自在，习惯于一位慈爱老人的关怀，习惯于在阳光下进行思索，实在难以屈从校规，排队走路，在四壁围绕的大厅里生活，八十个小伙子一声不吭地坐在板凳上，每个人面前放着课桌。他所有的感觉都非常丰富，非常柔弱，他身上的一切都在这集体生活之中受罪。蒸发出来的各种味道，把空气弄得污浊不堪，其中混杂着永远脏兮兮的教室的臭味，喝下午茶时吃剩的面包到处都是。这些味道刺激他的嗅觉，这种感觉比其他感觉更密切地和大脑神经系统相连，受到伤害必然会不知不觉地伤及思维器官。除了这些会引起空气污浊的原因之外，我们卧室里还有些隔成小格子的柜子，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宝贝存放在自己的格子里：为节日宰杀的鸽子啦，或者从厨房里偷来的食物啦。另外在我们的卧室里还有一块其大无比的石头，上面时刻放着两桶水，算是水槽吧。每天早晨我们就得在老师面前排队洗脸洗手。然后走到一张桌子前，有妇女给我们梳头、扑粉[12]。我们的卧室每天就在我们起床前打扫一次，总是肮脏不堪。尽管有好几扇窗，房门也很高，室内的空气因为有洗脸梳头处、柜子和每个学生的各种活动，再加上我们八十个人挤在一起发出的各种臭味，总是极端浑浊。……迄今为止，朗贝尔始终生活在洁净芬芳的乡间空气之中，如今缺乏了这种空气，他的习惯也随之改变，再加上严格的纪律，这一切使他非常悲伤。上课时他的脑袋老是支在左手上，胳膊肘支在课桌上，观看着天井里翠绿的树和天际的云。他似乎在做功课，可是老师看见他的笔搁着不动，本子摊开没有写字，冲他吼道：‘朗贝尔，你不做功课！’”（《路易·朗贝尔》）

老师们无意识地感到这个孩子身上有一股反抗的劲头。他们没有觉察到他身上有点与众不同之处，只是感到，他不循规蹈矩，不照常规地读书学习。他们认为他迟钝懒散，生性倔强，或者耽于幻想，因为同别人的行动总不合拍，一会儿落在大家后面，一会儿又一跃跳到大家前面。反正老师揍他比揍任何人都狠。他不断地受罚。对他来说，没有课外休息时间，总是罚做额外的功课，做了又做。他常关禁闭，两年之内没有自由自在地待满六天。这个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不得不更加经常更加残酷地忍受这些严酷的神父的“最后绝招”，那就是体罚。

“这个身体虚弱又性格坚强的孩子……忍受着身心可能受到的一切痛苦。他像一个奴隶似的紧紧拴在书桌前的板凳上，受到戒尺的责打，疾病的打击。他所有的感觉都受到伤害，一切恶心讨厌的事情像台老虎钳似的把他紧紧夹住。他被迫把他外部的表皮暴露给学校上千种专制暴政……

在我们受到的所有皮肉痛苦中，最厉害的一种肯定是那大约两指宽的皮带造成的痛苦。老师铆足了劲，加上满腔怒火，用这种皮带猛抽我们的手心。犯错的孩子得跪在教室当中，接受这种经典的体罚。他得从板凳上起身走到讲台附近去跪下，忍受同学们好奇的、往往是嘲笑的目光。这种挨打前的准备使得柔弱的心灵受到加倍的痛苦，就像从前死囚得从法庭走完去断头台的那段路程一样。孩子们根据性格的不同，有的在挨打前后大哭大叫，泪流满面；有的以斯多噶派的那种冷漠的表情忍受痛苦；但是在等待戒尺落下的时刻，即便是性格最为坚强的人也忍不住脸上的肌肉要抽搐一下。路易·朗贝尔经常挨打，这是由于他天性中的一种才能，对于这种才能的存在他自己也很久都一无所知。老师一面叫着：‘你不做功课！’一面用暴力把他从白日梦中惊醒，他自己起先往往无意识地向这个老师投去极度蔑视的一道目光。这道目光充满了思想，犹如莱顿瓶充满了电力。两人目光对视，无疑使老师产生很不愉快的感觉。他目光中内含的深藏不语的嘲讽使得老师受到伤害，他定要打掉这学生眼睛里的闪电。当神父第一次看见这道轻蔑的强烈目光的时候，就像受到闪电的袭击。他说了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你要是再这样瞅着我，朗贝尔，你就要挨揍！’”（《路易·朗贝尔》）

在所有这些年里，严厉的神父当中，没有一个看出巴尔扎克的秘密。他们只看见一个学生，拉丁文或者词汇知识落在别的学生后面，他们没有预感到巴尔扎克拥有无比惊人的预见才能。他们只认为他精神涣散、漫不经心，而没有注意到，是学校课程让他感到无聊，使他疲倦。因为老师给他的作业，他早已感到过于容易，他看上去像是懒散，其实只是“才思泉涌”而困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脸颊胖胖的小男孩凭着他精神飞翔的力量，早已翱翔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滞留在这间空气污浊的教室里。在所有这些坐在座位上，睡在床铺上的男孩当中，这个男孩可是过着谁也看不见的双重生活。

这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徜徉其中的另一世界，乃是书籍。综合高等技术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给他课外辅导数学——巴尔扎克因而一辈子在文学上都是个最不擅于计算的人。——这位图书馆管理员允许这孩子把借好的书随便带到寄宿学校去，丝毫没有料到，这个读书狂充分利用这位老师的允许，借了极大量的书籍。书籍对于巴尔扎克而言，真是救星，使他在学校时代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全都化为乌有。“我们读到的这些书籍，使我们脑海里的生活栩栩如生。没有图书馆借来的这些书籍，我们过的这种生活将使我们变成真正的野人。”在天井里和学校里的现实生活，似乎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而书籍则变成了他真正的生活。

巴尔扎克这样描述自己的镜像路易·朗贝尔：“从此时此刻起，他身上似乎有一种他无法消除的强烈的饥饿。他狼吞虎咽各种书籍，不加选择地用宗教、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来喂饱自己。”巴尔扎克的知识包罗万象，这一宏伟无比的基础就是在学童时代的这些秘密的阅读时刻奠定的。千百个个别的事实，全亏他那妖魔般清醒、敏捷的记忆力，像混凝土一样牢固地彼此粘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路易·朗贝尔的这种秘密的博览群书的热狂，更能阐释巴尔扎克的统揽一切的神奇能力这一绝无仅有的奇迹的了。

“通过广泛阅读，吸取大量思想已成为他身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他一目十行，他的脑子也以同样的速度一下子便领悟了这些字里行间的思想，往往一句话里就一个字，便让他理解了全句的意思。他的记忆力真是个奇迹。他以同样的精准，回忆起他读到的那些思想，犹如回忆起通过独自思考或者与人交谈印到他脑海里去的那些思想。总而言之，他的记忆力包罗万象：记地名、人名、话语、物件、脸庞，他不仅可以随随便便地记起各种事情，也可以在他心里看见它们的位置、光线、色彩，就像他在看到它们时那样。在领悟事情的这最最不可想象的过程中，他也拥有同样的能力。据他自己说——他不仅记得他引用的书本中那些思想堆砌的层次，也记得很遥远的时刻他自己心灵所处的状况。所以说他的记性拥有一种闻所未闻的特性，能把他精神发展的进程和他精神的一生又重新传唤到他眼前：从他最早的思想，一直到最近才豁然眼前的思想，从混乱不堪的思想，到无比清晰的思想。他的脑子早就习惯于把人的各种力量集中起来的复杂机制，从这存货丰富的仓库里汲取一大堆图像，清晰无比，新鲜已极，在他明确观察时，形成他的滋养。他年方十二，他的想象力，由于不断训练，受到激励，得到高度发展，使他得以把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感觉到的东西，想象得如此精确，以致它们在他心灵里的映像，即使他真正看见过这些事物，也不见得更为生动活泼。要么是他以类比推理法在工作，要么就是他天生就有某种第二视觉，能够包容大自然的第二视觉。

他有一次对我说：‘当我读到关于奥斯特里茨战役[13]的描写时，我清楚地看到一切依次发生，火炮轰鸣，炮弹横飞。会战的将士喊杀之声在我耳际回响，使我内心激动不已。我嗅到火药味，听到马匹的杂沓声和喧闹的人声：我观赏眼前的一马平川，武装的战士在那里火拼，仿佛我自己站在桑东高地[14]之上。这个场面惊心动魄，我觉得就像预言的世界末日，《启示录》[15]中的一段景象。’

当他这样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读书时，他仿佛失去了对自己肉体存在的意识，只是通过他内在的机体发挥的无所不能的作用而存在着，这些机体的功能可以无限延伸，照他自己的话说，‘直把宇宙抛在身后！’”（《路易·朗贝尔》）

这个没有睡醒的男孩，在神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之中，经历了这样狂欢极乐意乱神迷的心灵翱翔之后，穿着他深恶痛绝的修道院的服装，和农家子弟坐在一起。这些孩子脑子迟钝，吃力地试图跟上老师的讲授，就仿佛跟在犁铧后面耕田。他脑子里刚才还想着最困难的问题，现在还得注意mensa，mensae之类的拉丁文变格，还得注意语法规则。坚信他的脑子优于别人，只消把一页书看上一遍，就能记住它的内容。于是不再专心听讲，尽想着另外一些书的内容。这样藐视现实生活，往往结果很惨。

“我们的记忆力好得出奇，我们从来不做作业。只要听我们同学背诵一遍法文和拉丁文的剧本或者听他们背一遍语法规则，我们就都会了。可是如果不幸老师忽然念头一转，把提问的顺序改变，先问我们，那我们往往连题目在哪儿都不知道。尽管我们百般辩解，巧舌如簧，依然得罚做作业，我们一直挨到最后一刻才把作业完成。倘若我们非把某书念完不可，或者沉湎于梦幻之中，我们就忘了完成作业：这就是再次挨罚的原因！”（《路易·朗贝尔》）

这个天才的男孩受到的教训越来越厉害，最后连“木头短裤”也都用上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就让正直的肯特伯爵戴上这种中世纪的木头脚镣。一直等到他精神崩溃，这个早熟的天才才得以离开他童年时代的囚牢，他在那里“吃足苦头，无论心灵上和肉体上，到处都是伤痛。”——究竟是什么疾病把他从这所教会学校中拯救出来，从来没有提及。

在巴尔扎克笔下，路易·朗贝尔的“智力发展史”中这种对精神奴役的彻底摆脱，是有一个插曲作为前导的。这个插曲也许并非纯属杜撰。巴尔扎克让他的另一个自我，他想象中的路易·朗贝尔在十二岁那年写出了关于身心关系的一个宏伟的哲学体系，篇名为《意志论》。手稿被几个同学恶意地抢走，这些人嫉妒他那“沉默寡言的贵族态度”。教师中最严厉的一位，他少年时代的灾难，那位“可怕的俄哥尔神父”听见吵闹声，夺过手稿，把这份《意志论》当作废纸交给小贩，“不知道他手里拿的是多么重要的精神宝贝，于是这些早产的果实就在无知之辈手里凋零衰败”。这个场景被巴尔扎克怀着受到伤害的孩子无奈的愤怒，描写得极为真实，令人震撼，不可能全是杜撰。不过，巴尔扎克会不会只用一篇文学习作，把类似的情景体验一番，还是说他自己在奥拉托利修会的学校里，真的试写过一篇《意志论》，文中的思想和基本论点后来才详加阐述？他的早熟在那几年真的已经如此富有创造力，竟敢去写这样一篇作品？是巴尔扎克，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巴尔扎克这个男孩，写出了这样一篇作品，还是说这只是那个杜撰出来的、在想象中与他心神相通的兄弟路易·朗贝尔所为？

这个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巴尔扎克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一位思想家的中心思想总是在他发展成长的年代里孕育出中心点来——，思考过这样一种《意志论》之后，才在他的《人间喜剧》中将意志的千头万绪的冲动方向和规律性以形象展现出来：我们不难注意到，就像让他的路易·朗贝尔创作一篇《意志论》一样，他也让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驴皮记》的主人公创作一篇《意志论》，“把基本法则描述一番，这日后也许会组成我的荣誉”。寻找这些基本法则的计划，想必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中心思想，“母体思想”。巴尔扎克也许在他的求学岁月，已经通过一种神秘的“太空的流体”接受了关于灵肉关系的最初启示，对此我们掌握的材料就不仅仅只是估计了。他的一位老师戴赛涅，就和他那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沉溺于——当时还完全遭到误会的——梅斯美尔和加尔[16]的启示之中。他们两人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到处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位老师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与其器官关系之上的道德的人的研究》一文的作者。毫无疑问，他在上课时也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学生，从而在他班上唯一的天才学童的心里唤醒了勃勃雄心，立志也要成为这样一个“意志力的化学师”。当时很时兴一种关于运动机能的普遍物质的观念，这完全符合他天性中对某种方法的无意识追求；巴尔扎克一生被五花八门的心理现象纠缠着，早在《人间喜剧》之前，他就已经努力设法使这绝妙的混乱变成一种外在的秩序，按主题或按规律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以便把心灵自然的局限性和无灵性有机体的局限性一样都一目了然地确定下来。可是巴尔扎克是不是在这样难以想象的早期便敢于把他的观点写了下来，还是说，这只是诗人日后的穿凿附会，这已经无法予以证明。放在我们面前的从路易·朗贝尔的《意志论》中取出——有些杂乱无章——的原理绝非这个十二岁学童的原理，这点已由以下情况证明：在《路易·朗贝尔》（1832）一书的第一稿中，这些原理还并未包含在内，一直到此书的以后几版中，才临时发挥，塞了进去。

自从那次突然从奥拉托利神学院退学之后，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其实是他出生之后第一次看见他父母家的房子。父母亲在巴尔扎克上学期间，只是偶尔到学校去探望他，就像去看望某个远房亲戚。他们发现巴尔扎克从外表到内心全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那个脸上胖乎乎、身体分外健康、性格开朗、脾气和善的孩子，而是经过僧侣般的训导，变成了一个身材瘦削、神经过敏的少年，回到家里，一双大眼睛满是心慌意乱的神情，就像一个遭遇到什么可怕的、难以言说的事情的人。巴尔扎克的妹妹日后把他当时的举止比作一个梦游者的行为。他睁着陌生的眼睛，一天天地混日子，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似乎充耳不闻，到处坐着混天黑，像在做梦。他寡言少语，城府很深，掩饰着隐秘的优越感，使母亲十分生气。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像他在自己的所有人生危机之中一样——，他那与生俱来的充沛活力又迸发出来。这个男孩又变得情绪开朗，话多健谈，母亲甚至觉得他说话实在太多。为了补足他的学业，他被送到图尔城的文科中学去学习。1814年末，全家从图尔迁居巴黎，巴尔扎克被送到巴黎的勒比特尔寄宿学校去。勒比特尔先生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勒比特尔“公民”[17]，与激进的市议会议员、巴尔扎克的父亲结为好友，玛利·安多纳德[18]试图逃离巴黎司法部监狱时，勒比特尔曾经是主要的帮手，从而也扮演过一个历史角色。现在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寄宿学校校长，帮助年少学子考试上进。即使在这所寄宿学校里，那种遭到遗弃、被人抛弃的感觉也使得巴尔扎克这个渴望得到爱的少年感到压抑。所以他让他少年时代的另一个镜像拉法埃尔[19]，在《驴皮记》里这样叙述：

“我在家庭的怀抱里，在学校、在寄宿学校曾遭受的痛苦，在我上勒比特尔寄宿学校时，变了方式重新出现。我爸爸没有给我什么钱。我的父母亲想到，我有饭吃有衣穿有拉丁文、希腊文要学，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我在寄宿学校生活时，认识了上千名同学，但我想不起来，曾经碰到过哪个同学，他的父母对他这样漠不关心。”

便是在这所寄宿学校里，显然是出于一种内在的反抗心理，巴尔扎克也没有成为好学生。父母十分恼火，把他送进另一所学校。在那儿他的表现也并不见得更好。全班约三十五个学生，他拉丁文的成绩是全班第三十二名。这个结果使他妈妈越来越怀疑，奥诺雷是不是一个“打不响”，即不成器的少年。于是她以那种哭哭啼啼自怨自艾的语气，给她已经十七岁的儿子写了以下这封大放异彩的书信。对母亲的这种腔调，即使儿子到了五十岁时也会感到绝望。

“我亲爱的奥诺雷，我很难找到足够强劲的词句来描写你给我造成的痛苦。你的的确确使我很不幸，而我呢，我为我的孩子们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其实我真该期待，他们会使我幸福！

善良的、值得尊敬的冈赛尔先生告诉我，你的翻译课成绩降到第三十二名！！！他对我说，几天前你又干了一些很不合适的事情，这样我本来指望明天能得到的一切乐趣，全都化为乌有……

本来我们可以在清晨八点见面，可以共进午餐和晚餐。我们可以很惬意地一起聊聊天，讲述各式各样的事情。你不勤奋，你的轻率、你的失误现在迫使我让你接受合理的惩罚。我的内心现在是多么空虚啊！这旅途对我来说将显得多么漫长！我瞒着你父亲，你考了这么差的一个名次，因为肯定到星期一学校不会让你出门。尽管这次出门只是为了有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你娱乐。舞蹈老师明天四点半会来，我会让人去接你，上完课再把你送回去。我将尽我该尽的责任，这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若不这样对待你，我就没有尽到职责。”

尽管有各式各样恶劣的预言，这个受到责备的少年歪歪扭扭地还是完成了他的学业。1816年11月4日，他得以作为法学系的新生注册上了大学。

1816年11月4日，对于巴尔扎克这个年轻人来说，照理应该算是强迫劳役的结束和自由曙光的映现。他现在应该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独立从事他的学业，自由时间可以消遣，或者用来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他父母却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个人不该有自由，不该有闲暇时间，他得赚钱。他时而在大学听听课程，夜里读点法律学，这就够了；白天他还得要有个职业，为了前程无量，切不可浪费时间！不必要的钱，一个苏[20]也不能花！于是巴尔扎克这个大学生同时还得在基约奈·德·迈尔维耶律师那里抄抄写写干些粗活——这是巴尔扎克碰到的第一位上司。他很乐于肯定这位上司，并且怀着感激之情用代尔维耶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永生。因为迈尔维耶凭着悟性，看出他的抄写员资质过人，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友谊给予了这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助手。两年之后，巴尔扎克又到一个名叫巴赛的公证人那里打工。巴赛和巴尔扎克家族是世交。这样一来，巴尔扎克的市民的前程似乎完全有了保障。1月4日，这个终于变得“正常”的年轻人通过了毕业考试。不久他将成为这位忠厚老实的公证人的合伙人。如果巴赛大师年迈或者去世，他就可以接收这个事务所，然后结婚。不言而喻，要和有钱人家联姻，进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这样他终于可以为他疑虑重重的母亲、为整个巴尔扎克家族和萨朗比耶家族以及其他亲戚增光添彩。他的传记，可以当作另一个布瓦尔先生或者彼屈谢先生的传记，只能由福楼拜[21]来撰写，作为一个富裕市民正常发迹史的典型事例。可是这时几年来强压下去似乎窒息的反抗的火焰，终于爆发。1819年春，有一天，巴尔扎克突然从他公证人的办公桌旁一跃而起，把刚刚打开的布满灰尘的档案搁在桌上。这种生活连一天自由的幸福的时间也没有给他，他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能忍受。他下定决心，——第一次——挺起脖子，反抗他的家庭，并且突然宣布，他不要当律师，不要当公证人，不要当法官，不要当官员，任何市民阶级的职业，他都不要！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通过他未来的杰作，变得独立，富裕而又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