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权力，是当权者需要考虑的事情。
刘邦把权力分配给诸侯，于是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在乌江边打败了项羽，为四百年大汉江山开基立业。
李世民为谋身而夺权，做皇帝后立刻用权力谋国，以大唐两千万人口为基础，成就了征伐四海的功业。
而赵匡胤的权力，是藩镇割据经过两百年整合，过渡到宋朝的。
权力在哪儿，江山就在哪儿。
中国侠客消亡史
01
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但很久以前，侠客是真正存在的。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也不懂独孤九剑，甚至有的人武功也不太出众，但他们依然是侠客。
所谓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和道义。侠客们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公元前453年，晋国四卿之一的智氏被赵、魏、韩三氏族联手所灭，土地和人口被三家瓜分。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也落得名存实亡。
然而，只有豫让为智伯报仇。他改名换姓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尽管后来他失手被抓，也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你。”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便将他当场释放。
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刷漆，变得爹娘都认不出，然后他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
结果赵襄子经过时马受惊了，赵襄子说：“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搜。”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抓了。
接二连三地被人刺杀，赵襄子决定杀掉豫让。豫让知道此次必死，便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为智伯报仇。”
于是赵襄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给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是赵国的公敌，但这并不妨碍他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
在现在的人看来，豫让不是傻吗？他为什么想不开要去刺杀赵襄子呢？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能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
这便是一种精神。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都以这种精神为信念，不在乎荣辱，也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他们的精神和道义都是自由的。
02
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则死不回头。
荆轲居无定所，先后游历卫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小店喝酒。喝多了以后，高渐离击筑[1]，荆轲则放声高歌，引得周围的人阵阵喝彩。
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件大事。
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2]，秦王嬴政也在赵国生活多年，大抵俩人还做过邻居，但关系极其不好。
如今嬴政已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私仇还是国恨，太子丹都必须行动起来。
既然国力不如人，那就只好派人行刺。
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和荆轲的关系比较好，他就向太子丹说：“荆轲可以。”于是，极其惨烈而又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十分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轲同意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入秦需要投名状，恰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轲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把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樊於期听完，也自刎而死。
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就是太子丹和荆轲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
那天，寒风呼啸，易水冷冽。荆轲带着三件礼物一路西行，根本没有活着回去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要为燕国谋出路。此时，草莽和庙堂已不分彼此。
荆轲在秦宫一击不中之后，便追着秦王绕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才扭转战局。
荆轲被刺了八剑，秦王却毫发无伤。
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轲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可你的剑太长了……”
其实哪有什么无敌的刺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我认同嬴政统一天下的雄心，也尊重荆轲为家国赴死的勇气。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报效，这便是侠客。
豫让如此，荆轲亦如此。
03
为何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如此不同？
那时帝王的统治术极其简单粗暴，官府的组织形式也十分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
那时很多地方几乎是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者，就能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想去哪国随时都可以走。一怒之下杀了人，也有很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
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侠义精神。侠客们可以追求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但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
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能拍着胸脯说：“不管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如何？”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畏缩，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
侠客的腰杆子硬，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时有盛产传奇的土壤。
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才能储存自由舒展的灵魂。环境是水，侠客是鱼，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计奔波。
04
即使基层权力真空，也需要另一种秩序。
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既然官府不能有效地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填补真空。这是自然的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也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他们往往来者不拒。
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与其交谈，问对方家里有哪些人，亲戚住在什么地方，而屏风后面则专门有人做详细记录。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了这么好的老板，是不是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然后他交付的工作都会拼命去做？
慢慢地，孟尝君的实力越来越强。他的门客中有齐国罪犯，也有其他诸侯的宾客。彼时的孟尝君，跺跺脚都能让君王颤三颤。从某种程度上讲，齐国基层的势力已经由他填补。
孟尝君的门客在齐国各地都能横行无阻，不论官府还是“地头蛇”，都得给他让路。
有一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赵国人听说偶像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原本以为是魁梧的精壮猛男，谁知道竟是个五短三粗的矮个子，笑死人了！”孟尝君怒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砍杀数百人。
这样的行为，现代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但在孟尝君的眼中，自己是齐国的“无冕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加之又是王室公子，权力覆盖庙堂与草莽，行事何须看人眼色。
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这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刘邦年轻时想拜入信陵君门下，结果没能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王朝后，还让五户人家给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
他本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地也让汉朝沾染了游侠气质。汉初官府的统治力量依然薄弱，而这种现象也造就了汉朝的侠客之风盛行。
和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个叫朱家的人。不知道此人是姓朱，还是名叫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么写的。此人道德品质极好，家无余财，也不喜欢美食和漂亮衣服，唯一的爱好就是施舍。有人吃不饱饭，他就送点钱去；有人犯事了，他就找地方把人藏起来……他做的事情和孟尝君没什么区别。
但孟尝君有财有权，朱家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掌握了当地的基层权力。大家都信服他，愿意出钱、出力帮他办事。
朱家以当地的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和地位，追随者谋的则是利。
大侠客虽然没钱，但从来不愁钱。
自函谷关以东，人人都希望和朱家做朋友。有个叫剧孟的大侠，家无余财，但是母亲去世时有千乘车前来送葬。
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的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地跑马圈地。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体现。
长安有皇帝，各地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
05
在历史的进程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脚，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侠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像人总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
侠客的终结，从秦国开始。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恢宏的体制。在秦国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
秦国人民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为吏或者从军。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如做工、种田等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且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而为吏或者从军的指向很明确，就是进入体制。
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外的资源寥寥无几，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有进入体制。
打个比方吧。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池塘，并且安装了大功率的柴油发动机，把周围池塘的水全部抽到新池塘中，鱼虾要想生存，就必须改头换面，而新池塘的话语权属于朝廷。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驰骋，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也被官府逐步夺走。
没能进入新池塘的侠客，就像奄奄一息的鱼。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
既然资源都在官府手中，那么所有人都伸手向官府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就逐渐消磨殆尽了。条理分明的秩序，把六百万秦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也没有文艺。
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皆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
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不是偶然。
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就没有了诞生的机会。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你“私斗罪”。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冒头就立刻削平。国家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外泄。
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
06
不得不说，嬴政太厉害了，那么多好东西，他全部收到自己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怪不得天下人都要和他拼命呢！
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恢宏的体制轰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掌控。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虽然足够庞大，看似坚固，但也仅此而已。它的地基并不牢靠，因此，不得不和基层势力合作。这又是侠客的风口。
除了上文提到的朱家、剧孟之外，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句话，门人就会不打折扣地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这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作风，他们倚仗武力掌控基层权力，并以此为根本，有些时候甚至能影响天下大势。
汉景帝时吴楚发动“七国之乱”，周亚夫带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大侠的威力有多么强大，由此可见。
可不久之后，大侠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了汉武帝，这是和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
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和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财，但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汉武帝要把各地豪强迁到茂陵，名单中就有郭解的名字。他很冤枉：“我都没有存款，凭什么让我搬家啊？”于是，他找到卫青帮忙求情。
汉武帝听卫青说完，冷笑道：“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
是啊，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
只有一个解释，郭解没钱，但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时，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万钱[3]！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原因是县官把郭解写入了搬家名单。
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得上台面的大侠，侠客的黄金年代也彻底终结。
07
汉朝重新构建起恢宏的体制，把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上，为南征北战服务。历史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汉武帝的命运和秦始皇是相似的。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的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体制的瓦解。
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汉武帝死后，豪强士族逐渐崛起，他们撕开垄断体制的口子，和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这样一来，战国和汉初的侠客权力，又转移到了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和道德信义，也纷纷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归根结底，谁有权力谁自由。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此时，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一种现象：体制内也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
比如曹操。曹操少年时喜欢做侠客，经常快意恩仇，长大后步入仕途，又把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豪放的侠客吗？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了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
比如祖逖。他少年时在家乡任侠使气，“永嘉南渡”时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还有桓温、王猛、长孙无忌……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
侠客和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我们经常说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其实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文情怀，朝与野再也不分彼此。
进入宋朝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
刘邦和项羽，好老板与坏老板
01
区别老板的好赖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对员工的需求感同身受。在中国历史上，项羽和刘邦恰恰是坏老板和好老板的代言人。
这么说你可能不信。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勇的背影千古无二，这种老板多牛啊。而刘邦呢，不过是沛县无赖，吃了一辈子狗肉，还和村里的寡妇拉扯不清。这种人也配和项羽相提并论？他能得天下，不过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4]而已。
可是，假如他们都来开公司的话，刘邦依然能白手起家，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项羽依然会遭遇破产。
员工的需求能否被满足，决定了他们的成败。
02
项羽是富二代。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从小就能入读贵族学校，即便楚国灭亡后家道衰落，他也还有个很牛的叔叔当监护人。
项羽跟随叔叔走南闯北，去咸阳见识过秦始皇的威严，结交过秦国官员司马欣，最后落户会稽，很快混成地头蛇。虽然家族没落，但他从来都在上层圈子里。
24岁前的项羽受过委屈、吃过苦，但他从来都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也就是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容易被自己的努力所感动，却忽略了别人的欲望。
我们经常在综艺节目上看到某些富二代说：为了留学努力背单词，当服务生赚学费，冬天洗衣服手好冷……然后，他们被自己的心酸往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可他们的努力对很多人来说，只是生活必备的基本技能，根本不值得拿来炫耀。
他们也特别不理解穷人的某些“怪癖”：不经常健身，不懂保持身材，为什么舍不得吃早餐……这些富二代永远活在自己的圈子中，从来不会对下层人民感同身受。
很不幸，项羽就是这类人。
03
秦末大乱，项羽“不接地气”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想恢复周朝的统治方式。天下被封为18个诸侯国，每个诸侯国都能使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的历史，不必再屈从于皇帝的淫威。很美好的蓝图，对不对？
在项羽看来：“公司的前景是很好的，你们应该追求梦想，不要整天计较一点小钱，太俗了。”可在创业过程中，他是怎么做的呢？封自己为西楚霸王，把咸阳宫的财宝、美人都带回到彭城……升职、加薪、套现、迎娶白富美，他一个都没错过。
对立功的员工，他又舍不得封赏，把印信放在手中，边角都快磨平了也舍不得给人家，只有口头鼓励：“表现不错，好好干。”
所有的利益都被他收入囊中，员工们拼死拼活却只有死工资，日积月累，人心散了，队伍也不好带了。估计项羽麾下的人都在想：“这点工资，我很难帮您办事啊，拜拜了您嘞。”
于是，韩信辞职，陈平跳槽，英布背叛，彭越观望，就连亲信吕马童也跳槽了，最后还在垓下亲手分割项羽的尸体。
不仅员工不满意，他连客户的需求都不知道。
当时国家的客户只有农民，而农民的需求很简单：生活稳定、庄家丰收、能吃饱饭，最重要的是你别来烦我。《史记》中说：“项羽所过辄残破。”意思是，只要他经过某个地方，本来安静祥和的村子，就会被糟蹋得家破人亡。
想想吧！我迎着朝阳到田里干活，憧憬着明天的美好生活。傍晚回家时，抓只小鸟编个花环准备带给老婆孩子，可到家一看，家没了。本来想和你做长久生意，你却只想一锤子买卖。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员工、客户却得用青春和生命为他买单，而且还得不到回报。项羽这类老板，能成功才见鬼了。
他在楚汉战争中是失败者，即便穿越到如今来创业、做生意，也只有破产的命运。
04
刘邦就很务实，不说理想只谈钱。员工只要立下功勋，不论大小，都能得到与之相应的回报：金钱、升职、股份……只有做不到，没有得不到。
比如曹参，“以中涓从……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将军六人。”从办事员的职位起家，最终立功无数，以10630户被封为平阳侯。
比如樊哙，“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八年战争，居然连斩首、俘虏的数据都如此清晰，可见平时的后勤工作有多么出色。
然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娄敬。那年，刘邦准备定都洛阳，和中原人民长相厮守。消息传出去后，恰好被路过洛阳的士兵娄敬听到了，他马上请求见刘邦：“陛下，长安适合定都，洛阳不行。”一番劝谏，让刘邦拍案叫绝，第二天就启程前往长安，然后把士兵娄敬提拔为郎中[5]，做了后备干部。
在刘邦的公司工作，不论起点有多低、职位多冷门，只要对公司有贡献，他绝对会给你超值的回报。这样的老板，怎能不网罗天下英才？
刘邦也很大方，他可以拿出一半的股份来奖励员工。
公元前205年，56万汉军被项羽用3万骑兵击败，刘邦仓皇逃到安徽后和张良说：“函谷关以东的地盘我不要了，全部用来赏赐功臣。”
好大方，用半壁江山来做期权池。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功臣封王，次一等的143人全部封侯。
好老板的标准就是：你努力工作，我包你富贵。
05
楚汉战争时，世人对两位老板看得很透彻。楚怀王曾对人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孔武有力，神勇无二，但是良心坏了。刘邦却是“忠厚长者”。他尊重他人，让每一份牺牲都有价值；搭建平台，让每一个人都看到希望；懂得让利，把胜利果实和大家分享。
不论任何时代、任何行业，这种老板都是最得人心的那种。刘邦凭什么不配被称作“忠厚”？凭什么不配做“长者”？他生在社会最底层，见识过无数人的酸甜苦辣，所以懂得一个道理：自己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也是命。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没有个体又何来集体？
感同身受，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后世无数英杰都为刘邦点赞。“奴隶皇帝”石勒曾说：“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所以啊，坏老板让大家都服务于自己的理想，好老板只谈钱，满足大家的需求。
历史的酷吏：战友、夜壶和替罪羊
01
在中国历史上，有种人叫作酷吏。所谓吏，是指有编制的官场人员。酷吏二字，不论是从字面意思、职业操守，还是背后逻辑来看，都可以称之为“官场打手”。但凡有点追求的帝王，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酷吏，百年之后都不好意思和同行打招呼。甚至更小一点的单位和企业，老板也会豢养“缩小版”的酷吏。
但可悲的是，不论酷吏的职业生涯多么辉煌，绩效完成得多么优秀，他们的下场总是很凄惨。而重用酷吏的帝王，也总是会被舆论和史书狠狠地记上一笔，好大喜功、不尊重朝臣等骂名都会和他们如影随形。
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帝王明明知道酷吏会招来骂名，酷吏也明明知道下场会很惨，但双方依然能够亲密无间地合作数千年。历代前任的悲惨结局都不能阻止甲方和乙方之间互抛橄榄枝，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其实很值得深入思考。
02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性情刚毅的狠人外，大部分酷吏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毕竟当打手是苦活、累活、脏活，但凡有点资本的孩子，都不会选择干这一行。吃力不讨好，何苦呢？
可对于有野心的穷苦孩子来说，有机会给帝王当打手，便是一条通天的路。就像汉朝酷吏宁成所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意思是：做官不到省部级，做生意不达到百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话，主父偃也曾说过：“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这就是个人野心和追求。宁成当酷吏是为了做二千石高官，主父偃是年纪大了，已经没时间论资排辈了，他只能走捷径。
毕竟在正常情况下，穷孩子从小吏做起，能出头基本靠运气，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但投靠帝王，却是看得见的前程。因为帝王也有政敌，他们时刻都需要一把锋利的快刀，帮他做一些不能摆上台面的私事。
比如武则天。原本她只是李家的媳妇，她做唐高宗李治的代理人，大家都还能接受，可她最后竟然想当皇帝，大家就不肯支持她了。于是武则天扶持起了善于告密的来俊臣，并利用他来排除异己，把不支持自己的李唐宗室、公卿贵族诛杀了几千家。
如此一来，武则天登基的障碍就被扫清了。而来俊臣原本只是个无赖，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任重要职务的，可做了武则天的快刀后，他竟然官至太仆卿。
比如汉武帝。遍地的诸侯王势力极其强大，他急需一把快刀，斩掉掣肘自己的政敌。于是，一辈子不顺心的主父偃看准时机，给汉武帝写了一封信，寥寥几句话就说中了汉武帝的心思。
史书记载：汉武帝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召见了主父偃，并且埋怨说，这么多年你都跑哪里去了，咱们可是相见恨晚啊。从此以后，主父偃就替汉武帝干脏活。
既然皇帝害怕遍地的诸侯王，那他就建议实行《推恩令》，逐步削减诸侯的实力。但《推恩令》收效实在太慢了，他就收集诸侯王犯法的证据，并且直接担任齐国的国相，名为辅佐，实际是抓小辫子。一旦他抓到犯罪证据，就马上报告汉武帝，然后光明正大地废除封国，把郡县收归朝廷。这种事主父偃接连做了两次。
用一人灭两国，汉武帝去哪找这么便宜的事。脏活干完了，主父偃的狠辣手段让大家感到害怕，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了。汉武帝也觉得差不多该收摊了，于是，主父偃被诛三族……脏活已经办了，杀掉主父偃还能安抚人心，所谓杀一人而安天下，又是一件便宜事。
主父偃的人生路径，可以看作酷吏的缩影。刚开始的时候，帝王要找打手，酷吏想出头，于是君臣迅速结成亲密战友，并肩战斗，各取所取。事情办成以后，帝王要继续扮演救世主，所以酷吏就成为藏起来的夜壶，以便下次再用。如果实在是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人心，酷吏不得不成为背黑锅的。
如果没有汉武帝的赏识，主父偃只会一辈子受人白眼，然后默默无闻地老死，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可当了酷吏，他实现了“权势富贵震天下”的野心，并且给看不起他的人一个大嘴巴子。
而对于汉武帝来说，酷吏只是一把打击政敌的快刀，刀坏了之后，再换一把新的就行。
03
对于朝廷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酷吏。一个很残酷的历史经验就是，能够适当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权威比较强盛的时候。
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酷吏叫郅都。此人外号苍鹰，性格极其强悍，敢在朝堂上当众和同事争辩，还不给人台阶下……满朝公卿都不敢正面看他一眼。
当时济南一个大家族有三百多人，他们依仗家族的势力，根本不把官府和法律放在眼里。堂堂太守，一介省部级干部都拿他们没办法。汉景帝派郅都去管理，说：“郅都啊，你办事，我放心。”
郅都去了。刚调研清楚，他就把这个家族的族长拖出来斩了，其他人一看，嚯，他真的敢杀人啊！谁能不怕死呢？大家都服气了。
郅都在济南当太守不到一年，就把济南治理得路不拾遗，旁边十余郡都很害怕他，都把郅都当亲爹一样供着。
汉朝初年的一批酷吏更狠，他们不仅是皇帝打击政敌的快刀，也是朝廷整治地方豪强的利刃，动不动就把地方豪强灭族，搜捕数千家。
汉朝初期，地方豪强正在野蛮生长。正因为酷吏充当朝廷的打手，做了朝廷不方便做的脏活，才能维护朝廷脆弱的权威。西汉宣帝以后，汉朝更改路线，原本“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被改成纯正的儒家思想，酷吏的市场也就日渐缩小。而诸侯公卿又都出身于贵族、豪强，因而逐渐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最终王莽篡位，实现不流血的改朝换代。
同样的例子，在明末又重演了一遍。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朝廷接近瘫痪，地方大员和乡间豪强对朝廷的尊重也逐渐降低。除此之外，还冒出一个东林党。他们在地方引导舆论，控制经济，在朝中又结党营私……不论东林党的道德学问多么高尚，对朝廷来说，这就是个小帮派。
于是，魏忠贤充当了酷吏的角色。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整合资源，把败于东林党的楚党、浙党和太监势力整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势的朝廷。
毫无疑问，魏忠贤一众的道德水平都极其低劣，甚至有不少人渣，丝毫不符合治国贤才的标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魏忠贤扮演了强势酷吏的角色，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严厉打击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让朝廷权威重回顶峰。
不管史书怎么评价，毫无疑问的是，魏忠贤专权的那些年，朝廷政令在各地都能通行无阻，并且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效率远胜于万历年间。而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却没有重新铸造另一把快刀，马上就失去了推行朝廷权威的利器。
那些年众正盈朝，却政令不出皇宫。
酷吏和文官是国家政权的一体两面，一个代表狠辣刚猛的霸道，一个代表阳光温暖的仁义。只有仁义会缺少底气，只有霸道又不会长久。优秀的帝王，往往是仁义和霸道通吃。
对待老百姓和追随者，他们会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给大家；对待政敌和朝廷的隐患，他们又会露出狰狞的獠牙。能做到“王霸”通吃的，都是狠角色。
04
古代的和平年代，国家重要的命脉是经济。具体到朝廷层面，则是保障税收的来源，保障国库充足和朝廷的开销。而属于朝廷的税收，往往会被地主截流，他们不仅不愿意交税，还会变成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寄生虫。
正常情况下，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国家开销巨大，来自耕农的赋税不足以支撑时，朝廷就会对大地主动刀子，谁有钱就挣谁的。
这种特殊情况，读圣贤书的文官是干不了的。他们拉不下脸面，更不具备斗智斗勇的狠辣手段，只有酷吏才能解决特殊时期的危机。
汉武帝时期不断对外用兵，庞大的军备、马匹、后勤需要海量的财富支撑，再加上赏赐功臣、抚恤烈士，国库很快就耗空了。钱没了，但事情还得做。
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为汉武帝策划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算缗告缗[6]、均输平准[7]、盐铁官营[8]等经济政策。均输平准、盐铁官营是国家调控，用常规的手段来增加国库收入；算缗告缗则是汉朝的财产税，是从富商的钱袋子里掏钱。
如果商人老实交税还好，一旦偷税漏税，就会有老百姓举报告发。如果情况属实，此人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人，另一半则充国库。
汉武帝为了鼓励商人交税，特意树立榜样。他让主动交钱的洛阳商人卜式在短短七八年间就升为关内侯，并出任御史大夫。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商人依然不愿意为了国家大业出钱，宁愿把财富都藏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能够把政策推行下去的，依然是酷吏。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任命杨可主持告缗，经过三年的整治，朝廷获得上亿财富、数万奴隶，还有无数土地。当时的汉朝中产阶级几乎都破产了，朝廷财政却得到了缓解。通过经营充公的土地，朝廷又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对朝廷而言，杨可和杜周等酷吏，实在是功不可没。
虽然汉武帝的初衷并不是用非常手段来打击商人，但当常规方法行不通时，财政危机只能逼他重用酷吏。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从朝廷的大局出发，只有酷吏才能用非常手段搜刮财富，帮助朝廷渡过财政危机的难关。此时，酷吏和朝廷是战友。当危机解决后，他们又成为被藏起来的夜壶，而在史家的笔下，他们又被描绘成历史的罪人。
看似脉络清晰，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当财政危机出现时，普通官吏并不能解决问题，事后他们却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对朝廷而言，事到临头，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
酷吏只不过契合了国家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应该做的事。设身处地地想，其实他们的行为也无可厚非，具体还得看想问题的人，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
05
读史书，酷吏总是让人又爱又恨。他们冷峻的面孔，像极了电影里冷酷的杀手，真正面对时，人们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
尽管酷吏们有时会表现得温文尔雅，但这并不能打消人们的恐惧和疑虑，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强势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是暴力的执行者。
世人不喜欢酷吏，其实是对暴力的恐惧，害怕这种暴力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头上。同时，酷吏也是告密者。他们就像摄像头一样，紧紧盯着目标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可疑信息，马上向上级汇报，不知不觉中，当事人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利益和需要，是源源不断产生酷吏的土壤，他们从战友变成夜壶，最后成为替罪羊。
历史风口上的司马懿
01
一个人的忠贞善恶不可能写在脸上。有的人一辈子都很老实，人缘好，工作能力也强，大家都觉得此人靠谱，可到入土的年纪时学会了变脸术，上演一出《我的后半生》……没错，说的就是司马懿。
后世觉得司马懿一直都是狼子野心，刚参加工作就蓄意谋反，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颠覆曹魏江山。其实，人家哪有那么多蓄谋已久，所有的历史转折都不可能是多年谋划，尤其是以一人之力改变王朝的兴衰。只是他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不想飞也得飞，时势使然。
02
关于司马懿刚入官场的情况，《晋书》中有一段描述：“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意思是：司马懿知道汉朝要完蛋了，但又不愿意追随曹操，所以就假装中风，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
这段文字看看就行了，骗鬼的把戏。曹操的第一个官职是洛阳北部尉，而举荐他做官的人恰恰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两家颇有渊源，不存在看不起之说。那为什么司马懿拒绝出仕呢？
因为举荐他的人是魏种。此人属于曹魏内部的兖州派，后来还背叛过曹操，本来就势力小，还有黑历史。而按当时的风俗，一旦接受举荐，就和举荐人绑定在一起，成为一辈子都会被人贴标签的门生。他堂堂司马氏，怎么会甘愿和魏种扯在一起呢？
多年后，曹魏文臣之首、颍川荀氏的领头羊荀彧发出邀请，司马懿麻溜地去曹操办公室报到了。很多事情也在此时埋下了伏笔。
司马懿正式成为曹魏士族集团的一员，他一生的坎坷和荣耀，都来源于此时加入的阵营。曹操的基本盘是寒门和宗室，士族只是合伙人。在这种架构下，曹操可以轻松驾驭朝局。
可这种手段曹丕不行。曹丕没有军功和威望，他继承了曹操的王位和官职，除了当皇帝没有别的出路，而想当皇帝又必须得到士族的认可，于是，九品中正制火热出炉。他承认士族的利益，又得到宗室的支持，曹魏的权力结构就变成了士族与宗室组成的两驾马车。
曹丕的宗室政策也很有特点。他极力防范亲生兄弟，又把军事大权交给远方亲戚。这样一来，他们既能和皇帝保持一致，又不会对皇位造成威胁。之后一系列的辅政大臣也出自这一群体。
曹丕去世后，辅政大臣是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曹叡去世后的辅政大臣是曹爽和司马懿。宗室和士族，是后曹操时代的标配。此时的司马懿，只能做曹魏忠臣，压根儿没机会成为下一个王朝的创始人。
03
司马懿本来是文职干部，平时做点整理文件、迎来送往的工作。曹丕想拉拢士族来制衡宗室，但又不能找树大根深的士族，司马懿正好合适。他出身于士族，又是曹丕的嫡系，关键是家族实力也不强，不会产生威胁。好吧，就你了。
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短短几年时间，司马懿就从太子中庶子一路升为录尚书事，和陈群一起处理国家大事。曹丕特别信任他，自己带兵出征时，就让司马懿镇守许昌，还能顺便统帅几千军队。
这让司马懿初步接触到了军事。当然，此时司马懿还远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但好歹是在实践中学习了。多年的岗位历练，锻炼了司马懿的能力和资历，他在这个阶段虽然没有军功，但也为后来的军事生涯做好了铺垫。如果没有一点历练，谁会让他带兵打仗呢？
曹丕去世后，司马懿正式带兵。他击败诸葛瑾、擒斩孟达，用敌人的鲜血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此时的曹魏宗室却在日渐凋零，曹仁、夏侯惇等第一代名将就不用说了，就连曹真、曹休也接连去世。
曹氏、夏侯氏的子弟中，基本没有能镇守一方的大将，而西南方的诸葛亮正在厉兵秣马，东南面的孙权又经常北上打秋风，怎么办？曹叡不得不重用外姓将领，军事经验丰富的司马懿正是其中之一。
职业生涯走到这里，司马懿依然是堂堂正正地进步，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蓄谋已久”。还是那句话，时势使然。
于是，司马懿被派往长安，任务是阻止诸葛亮北伐。在战乱年代，唯一能积累实力的只有军功，而最大的军功就是击败王权最大的敌人。
西拒诸葛、北平辽东为司马懿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最重要的是，他在军中有了门生故旧，后来的司马氏嫡系和西晋开国元勋等一大批人都出自西北军。再加上曹丕、曹叡都英年早逝，屡次出任辅政大臣，也让司马懿的资历变得很深厚。
此时的司马懿是什么人呢？士族领袖、朝廷重臣、军中大将——三重身份叠加起来，足以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地位，说是国之柱石，也不为过。
04
239年，曹叡去世。去世前，他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继位者是年仅8岁的曹芳。曹氏皇帝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代不如一代。
小学生曹芳又懂什么呢？朝廷大事还不是辅政大臣说了算？如果曹爽足够聪明，大家相安无事到皇帝长大成人，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可事实是曹爽还不够聪明。
首先看曹爽的公事。他让弟弟曹羲做中领军，曹训做武卫将军，曹彦做散骑常侍，这基本上垄断了京城的禁卫军。他还让表弟夏侯玄做中护军，负责选拔武官。
曹氏、夏侯氏的子弟再次掌握军权，恢复了曹操、曹丕以来的传统，成为曹魏江山的左膀右臂。对了，夏侯玄和司马懿又有姻亲关系。然后曹爽拉拢何晏、丁谧等人参与朝廷机要，又把持了朝廷大权，当时的曹魏政令基本出自曹爽一人。
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兼女婿，丁谧是谯县人，他的父亲是曹操起兵时的嫡系。看得出来，曹爽是在小圈子中选人，他们和曹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
不是曹爽小心眼，实在是无人可用。曹氏、夏侯氏人才凋零，各地的军政大权又被士族渗透，曹爽也没办法。他想把自家人提拔起来，共同对抗士族，保卫几十年来的胜利果实。他这么做也没错，大家也都能理解。
政治斗争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一条大家默认的规则，只要都遵守规则做事，才能相安无事。
这就不得不说到曹爽的私情了。曹爽刚做辅政大臣时，还是很尊重司马懿的，每当有什么大事，都会去询问司马大人的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有经验，有能力，又是辅政大臣和士族代表。大家一起分享权力，也共同承担责任。
此时的宗室和士族，依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司马懿的势力再庞大，也不会有人追随他搞政变，更不会支持他改朝换代。可曹爽表面上尊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这就越界了，同时也侵占了大量士族和老同事的利益。更过火的是，他还挖国家的墙脚。
由于大权在握，曹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享受生活了。于是，曹爽和亲信们四处霸占良田、收受贿赂。贪污腐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红线。
而曹爽又把礼仪、出行规格都提高到皇帝的标准，甚至把曹叡留下的妃子都带回家去。这叫什么？僭越、淫乱后宫……除了董卓，这可是连曹操都没做过的事啊，曹爽就肆无忌惮地做了。其他的如偷国库珍宝、大肆修建豪宅就不说了。
事情发展到此时，司马懿真正的舞台出现了。士族被剥夺了在朝廷的话语权，老干部都靠边站，其他大臣也都看不惯曹爽集团的做法，大家纷纷跪求司马懿：“老太傅，您一定要出山啊。”
司马懿不知不觉间就站在历史的风口上……没有一点阴谋诡计，完全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哎，都是时势使然。
05
249年正月，曹爽兄弟带着皇帝去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装病多年的司马懿又活过来了。他和老干部蒋济、高柔合作，一起调动人马关闭洛阳城门，又向太后请旨罢免曹爽。最绝的是，他的儿子司马师居然养了3000死士。这就很厉害了。
追随老干部们发动政变的，还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文武官员。这么说吧，高平陵之变是满朝文武推举司马懿带头做的。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推翻曹爽，恢复到之前的利益格局，并不是改朝换代。此时的司马懿依然是为国尽忠。他甚至许诺曹爽：“只要回来放弃权力，包你富贵终生。”蒋济也曾写信向曹爽做出了承诺。
曹爽信了。他把皇帝交给司马懿，放弃兵权，孤身一人回到府中。其实他也没办法，满朝文武都抛弃他了，就算到洛阳号召勤王，又有几分胜算，何况他也不以军事见长。
老干部们成功恢复当年的利益、官职和话语权，彻底排除了宗室的掣肘。
事情进行得很完美，只是有一个人反悔了——司马懿。
很多年前，他就是有威望、有地位、有兵马的朝廷重臣，除了宗室以外，基本无人抗衡。
现在曹爽完了，宗室也彻底废了。司马懿拔剑四顾，蓦然发现：“原来天下再无敌手，只要我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呢？就算以后我老了，也还是可以给子孙打好基础，以后的事就看他们的表现了。这不就是曹操做过的事吗？或许，司马懿的野心就此而生。
当年的曹操也一样，年轻时只想当征西将军。随着实力大增，他开始谋划改朝换代。
所以啊，司马懿的成功并不是蓄谋已久，甚至不是所谓的熬死其他人，而是时势发展给了他进步的机会。风云际会之时，老干部们又把他推向前台，直到最后一刻，他有绝对的实力后才滋生出野心。
这一切，谁都没想到，司马懿做了一辈子别人的手中刀，人生最后三年，他要自己做操刀人。
06
读历史最忌讳给人画脸谱，比如，曹操就是白脸，关羽就是红脸，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司马懿年轻时就打算篡位。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
人的一辈子看似有很多选择，往往事到临头才发现，选项非常有限。尤其是司马懿这样的大人物，不知不觉间就被众人推着往前走，想停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身死或族灭，否则就得一直往前走。他们踏上了这条路，就回不了头。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趁机大开杀戒，清除异己。宗室、反对者、淮南派这三种人是一定要肃清的，他重用的大都是老同事和老部下。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司马懿的脚步。当年蒋济反对杀曹爽，结果被气死了，子孙也没有发达。反观高柔，坚定地支持司马懿，他的儿孙都富贵终身，二儿子官至刺史，三儿子后来出任尚书令……一念之差，这就是差距。
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做太子的潜规则
01
在中国历史上，太子是神圣的职业。他们一旦被册封为太子后，地位就仅次于皇帝，成为帝国的备用君主，而他的其他兄弟则依然是臣子。
不仅地位高，太子还拥有独立的官署，有朝廷大臣和学者做老师，还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太子还可以代理国政。放眼帝国，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皇帝，就是太子。
而太子的继承制度也很神圣。从周朝起，历代王朝都秉持“立嫡长子”的原则，再不济也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意思呢？如果皇后生了儿子，那就一定要选年纪最大的做太子，不出意外的话，其他儿子是没有机会的。即便是司马衷这种地主家的傻儿子，也必须“赶鸭子上架”。
如果皇后没有儿子，或者都一一排除了，才能轮到皇帝的其他儿子。在“立嫡长子”的大原则下，一般情况可以保证皇位的顺利继承，但在原则之后，时刻有一股暗流汹涌的潜规则。
有时，潜规则才是决定性因素。
02
皇子们有共同的父亲，却有不同的母亲，如果想争太子位，各自的母亲就是重要的加分项。而母亲的背后则是家族势力。有没有母族势力的支持，往往可以改变太子宝座的归属。
“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齐国的公主，而齐国的国君不是外公就是舅舅，因此有了强大的母族势力支持，他便顺利成为太子并继承王位。
可周幽王坐上王位之后忘记了初心。他的王后是申国公主，儿子姬宜臼理应做太子，继承王位，这也是周朝的传统和国情。王后家族都等着将来沾光呢，周幽王却迷恋上美女褒姒。为了博取美人一笑，不惜玩了一把“烽火戏诸侯”，后来甚至废掉了王后和太子，册立褒姒和她的儿子。
申国国君一心想做天子的外公，族人也眼巴巴地盼着能分点红利，可如今都便宜了褒姒母子，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能忍，绝对不能忍。申国国君联合犬戎[9]一起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扶持外孙姬宜臼继承王位。从此开启了东周列国的时代。
在帝制时代前期，君权尚未扩张到极致，诸侯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为了稳固政权，君王不得不和强大的诸侯进行捆绑。王后和太子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潜规则在汉朝依然适用。
刘邦经常说：“如意和我很类似，我想立如意做太子。”可刘如意真的能做太子吗？或者说能坐得稳吗？
刘如意的母亲是戚夫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姬妾，没有家族势力。这对母子除了刘邦的宠爱，没有任何外力援助。想做皇后和太子，这些远远不够，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吕后和刘盈。
早在沛县，吕后就和萧何、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关系匪浅，猛将樊哙更是她的亲妹夫。这些才是自己人。即便只论吕后的兄弟们，也都是位高权重的开国功臣，远远超过戚夫人的家族势力。如果刘如意做太子，继承皇位，将来势必要重用戚氏族人，打压吕氏和沛县功臣，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
史书上说，张良请来商山四皓[10]才保住刘盈。其实，刘邦不是怕商山四皓，因为他面对的是沛县功臣和吕氏的压力，这是他的基本盘，丝毫得罪不起。而这种局面，戚夫人又有什么资本去争？刘如意又有何资本做太子？
刘邦也不是在选太子，他是在两个儿子的母族势力之间做选择。其实根本不用考虑，他只能选择刘盈。这件事表面上说是嫡长子继位，其实是刘盈母族势力太强大。
直到三国时期，母族依然是太子宝座的决定性因素。《三国演义》中出现的刘琦、刘琮都是刘表的原配所生。原配去世后，刘表才娶了荆州的蔡夫人。他能在荆州立足，和蔡氏家族的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迎娶蔡夫人也是为了加深利益捆绑。
刘琮很聪明，他娶了蔡夫人的侄女。这样一来，刘琮就成为蔡氏自己人，长子刘琦就是和蔡氏无关的外人。于是，刘表和蔡夫人、蔡氏家族一起立刘琮为接班人。刘琦呢，不得不向刘备和诸葛亮寻求帮助。
一直以来，刘表“废长立幼”都被看作败亡的征兆，可没有母族的支持，刘琦拿什么压服蔡氏家族？用什么制衡荆州的其他士族呢？他手中根本没有几张牌。只有蔡氏支持的刘琮，才能坐稳大位。所谓的嫡子、长子都没什么用，关键时候还得有帮手才行。
03
除了母族势力外，特殊时期的太子还要用实力说话。有些皇子离太子宝座十万八千里，却能依靠自身的实力让皇帝不得不立他做太子。这种事情在隋、唐比较盛行，比如李世民。
唐初政局，李渊的基本策略很简单，就是带着李建成、朝廷大臣和李世民相抗衡。虽然李建成和李世民是一母同胞，李渊也说过：“老二啊，将来我一定会立你做太子，你要继续加油哦。”但那仅仅是口头承诺，李渊从来没有当真。
于是李世民憋足了劲，亲自打江山积累实力，顺便收编了一大批谋臣武将。功勋只是夺取太子位的基本条件，苦心经营的势力才是决定性因素。
论地盘，李世民在洛阳收买人心很多年，洛阳早已是在野党的基本盘。李渊甚至说：“不如去洛阳做二皇帝吧。”论人才，南征北战的大将、各路诸侯降臣、关东各地的官员基本上都被李世民笼络在手。论威望，无数官员都对李世民顶礼膜拜。
玄武门事变前，李世民让张亮带一千人去洛阳，结交山东豪杰以防不测，结果李元吉告密，张亮被抓到监狱了。可不管如何严刑拷打，张亮一个字都不说。
还有李建成、李元吉谋划暗杀李世民，东宫下属居然亲自跑到秦王府告密。这种局面下，李建成的太子位已经风雨飘摇了。
626年7月，李世民在玄武门狠心杀死兄弟。尉迟敬德冲进皇宫，名义上是保护李渊的安全，其实是在问：“秦王想做太子，你愿意不愿意啊？”李渊还能怎么办呢？
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既是嫡子，又是长子，天下再也没有比他更符合规矩的太子了，可李世民硬生生走出一条血色登天路，可见名正言顺也需要手中有刀。如果不能保护自己，只能让位给持刀之人。当然，李世民并不孤单，他的曾孙李隆基同样不是嫡长子，照样凭借实力成为太子。
武则天去世后，大唐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继位的李显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反而是韦皇后大权在握。安乐公主也想做皇太女，继承武则天的女权大业。这对母女居然把皇帝李显给毒杀了。可怜的李显，历史上著名的“六位帝皇丸”[11]，最终被一张大饼给毒死了。
乱世出英豪。冷眼旁观的李隆基以嫡系皇族的身份悄悄联络禁军将领，没多久就在禁军中组建了团队。710年，26岁的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党羽，亲自扶持父亲李旦登上皇位。
李隆基在发动政变前，压根儿就没通知李旦，只是在事成之后才跟李旦说：“老爸，来当皇帝吧。”这种皇帝哪有什么地位，不是自己挣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李旦上朝时只有两句话：“太平公主是什么意见？三郎是什么意见？”如果二人没什么看法的话，照办就是。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成器应该是太子。可父亲的皇位都是弟弟夺回来的，自己只是沾了光，又有什么资格争抢太子位呢？于是，李成器自觉退出竞争。
李隆基理所当然地成为太子，三年后再次发动政变，把太平公主抓了起来。李旦央求儿子：“饶你姑姑一命吧，好不好？”李隆基大手一挥：“不。”太平公主卒。
明明只是皇族的边缘人物，却硬生生地在乱局中火中取栗，当太子、做皇帝，还能开创大唐盛世，太厉害了。这位皇帝啊，真是个狠人。
李世民和李隆基不靠母族势力，他们凭借能力积蓄实力，然后一举夺走太子宝座，最终登上皇位。这个过程的简略版是隋炀帝杨广，增强版则是明成祖朱棣。朱棣这家伙已经不是争太子位了，而是直接发兵抢皇位。
但凡能在历史上完成此类壮举的，都是狠人，彼此在九泉之下相见，恐怕也会惺惺相惜，痛饮三大碗。
04
当然，想做太子也不一定如此血腥，这个职业还有另一条潜规则——妥协。所谓妥协就是皇子竞争太激烈，皇帝不能偏袒某一方，只能选择一个朝野都能接受的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属于躺赢，明明什么都没做，命运却决定让他做太子。唐高宗李治就是妥协的产物。
李世民的第一任太子是李承乾，他完全符合嫡长子的标准，况且母族势力也很强大，朝野上下都对李承乾寄予厚望。可李承乾的性格有点问题，俗话说就是不学好，在学校调皮捣蛋，回家也不听话，再加上腿不好，总觉得大家看不起他，心理有点问题。
642年，李承乾居然以父亲为榜样，勾结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夺权，想把李世民赶下台。这位仁兄真的傻，在李世民面前搞政变，纯属吃饱了撑的。幸运的是，虽然夺权计划失败，但他依然保住了性命，只是太子肯定是没法再做了。
此时的李世民最喜欢李泰，这孩子文采风流、聪慧绝伦，年纪轻轻就主持编撰了《括地志》，众皇子中他最得宠。李泰是个大胖子，可李世民担心的不是高血压、高血脂，而是这孩子上朝时不方便，于是送了他一顶轿子，这够溺爱了吧。
李承乾被废后，李泰感觉机会来了，他对李世民说：“如果让我做太子，我一定会杀掉儿子，把皇位传给李治。”他这么说是想传递兄友弟恭的信息，以此来安慰李世民的心灵创伤。可李世民是什么人？自己就是亲手杀死兄弟才上位的，对于兄弟、父子的感情顺序，没人比他体会得更明白。李泰说杀子传弟，骗鬼去吧。最宠爱的儿子，终究靠不住。
长孙皇后的三个儿子中，只剩下年纪最小的李治了。这孩子从来不争不抢，表现得最没有心机，要不就他吧。李治做太子，大家都能接受。首先，他是李世民的嫡子，在法理上也能说得通，可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其次，他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不仅是母族势力，而且是开国功臣的代言人，只要得到他的认可，就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最后是李世民能接受。他一辈子杀伐果决，又在玄武门杀兄逼父，一辈子打下万里江山，内心最缺乏的却是家族亲情。
李承乾发动政变谋反，李泰为了太子位不惜诋毁兄弟，甚至还承诺杀掉儿子，无疑是在李世民的伤口上再捅一刀。此时的李世民最需要的是温情和孝顺。虽然李治懦弱，但李世民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册立李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唐皇位。李承乾和李泰争斗多年，最终却便宜了李治。
05
在帝制时代，太子是利益争夺的焦点。除了表面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暗流汹涌下的潜规则其实也有迹可循。强大的母族、自身实力、妥协机会，这三项基本条件符合的条数越多，越有机会做太子，将来保住皇位的机会也越大。
姬宜臼、刘盈、刘琮只有母族势力，自身实力并不强，最终都沦为母族操控的玩物，结局都不太好。李世民则是三条尽占。他的母亲出身于关陇门阀的核心家族，这条关系对于获得关陇门阀的支持至关重要。自身实力就不必说了。至于妥协机会，李世民杀掉兄弟后，他还有其他竞争对手吗？没了。而李治、李隆基各只占了两条。
话说回来，太子其实是一个危险职业。能当上太子很难，想保住太子位更难。表现优秀的，皇帝不放心；表现不好的，能力不行，皇帝和大臣更不放心，这太难了。
这种事情其实也得看机缘，得到了就好好做，得不到也不强求。康熙皇帝的儿子们争了一辈子，大部分都落得幽禁而死，荣华富贵如水东流。李成器知道争不过李隆基，果断放弃，反而终生荣宠不断，每年过生日时，李隆基都要亲自到府里庆贺；宫里有什么好东西，也总有一份给李成器。他不仅生前受封宁王，死后还得到“让皇帝”的谥号。这么一对比，还挺有意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李世民：统一战线是个宝
01
刘邦能得天下，是和诸侯们搞好了统一战线；项羽失败，是没有搞好统一战线。针对各方的不同需求，刘邦可以大体满足各方的利益，想要地盘的给地盘，想要名气的给名气，想要钱的大把给钱。刘邦把大部分人团结到了自己身边，最后在垓下灭了项羽。
历来争天下的，几乎都是刘邦式的“宽厚长者”胜利，而只把目光聚焦在战场上的一方，总是免不了兵败的命运。其实在国与国的博弈中，这也是通用的道理，比如李世民。
唐朝能在立国不久后横扫天下，除了本身国力强盛外，李世民在国际统一战线上的手段也功不可没。
02
李世民的主要对手是突厥。不过，对突厥实施统一战线的，李世民不是第一人，但他是玩得最好的。
突厥原本是柔然汗国的奴隶部落，本部人口并不多，主要是做一些打铁的工作，几乎没有出头之日。550年，突厥领袖阿史那土门不干了，他扔下工具带着族人造反。没想到，表面强大的柔然汗国一触即溃。接下来突厥打败、合并了铁勒各部五万余帐，迅速变得强大起来。阿史那土门带着部落四面出击，仅用五年时间就征服了蒙古高原，替代柔然成为新的草原大哥。
怎么就如此快速呢？其实草原争锋向来如此，每个部落的人口都不多，只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就能让其他部落前来投靠。打一仗就拉一些人，慢慢地，势力对比就越来越明显。等到所有部落都出现从众心理时，强大的柔然汗国也就结束了。到头来只是换了统治部落，其他都没变。唯一的区别就是，先入股突厥的铁勒人，最后成为突厥本部，享受最上层的待遇和地位。
到隋文帝年间，突厥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但实力都很强大。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继位。隋文帝马上支持前可汗之子、都蓝可汗的弟弟突利造反，并且派人致以亲切的问候，结果突利失败了。隋文帝又说：“来河套吧，我养你。”于是，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建国。这就等于花钱培养邻国的核心人物成为自己的老朋友，然后有机会再送回去掌权。
为了让启民可汗成为真正的老朋友，隋朝不惜亲自站台，为启民可汗壮声势。比如杨素打败突厥后，把缴获的人口和牛羊还给启民，甚至经常举办国宴，让草原各部看到两家的亲密关系。没过几年，草原各部落陆续归附到启民可汗的麾下。从此以后，启民可汗年年朝贡，两家关系一直很融洽。
隋朝亲手培养了一个老朋友。
那么回头来看，既然隋朝能对突厥搞统一战线，突厥是不是也能对隋朝进行分化瓦解呢？还真是这样。
启民可汗去世后，他的儿子咄吉继位为始毕可汗。隋炀帝想扶持他的弟弟，结果玩过火了。始毕可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615年，趁隋炀帝北巡时，始毕可汗把他围在雁门郡一个多月。直到各路勤王兵马赶来，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对了，当时李世民也在其中一支勤王队伍里。
后来，随着中原大乱，突厥扶持起一批代理人。定杨可汗刘武周、大度可汗梁师都、平杨天子郭子和、窦建德、王世充等诸侯都向突厥低下了头。就连李渊起兵时，也曾向突厥称臣。
突厥的本意是让中原诸侯内斗不休，这样才能分而治之，实现突厥的利益最大化。大国博弈，都有类似的套路。只是突厥没想到，唐朝迅速完成内部统一，然后转头向北，专门对付“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突厥汗国。看来，李世民也即将登上“天可汗”之路。
03
李世民刚在玄武门杀兄逼父之后，突厥的颉利可汗就跑来打秋风，想看看能不能占点便宜。
颉利是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的弟弟。他带着20万人来到渭河以北，看起来乌泱乌泱的一大片，把四十里外的长安百姓吓坏了。
李世民说：“不怕。”他布置一些疑兵，亲自带着几个人到渭河南岸和颉利可汗面对面谈判：“不就是要钱嘛，给你就是。如果你想进长安，不妨试试。”
一番心理战之后，颉利可汗慌了。突厥看起来庞大，其实是众多部落的联合体，可汗并不能一意孤行。其他人看到有钱赚，还拼什么命啊，千里打仗不就为钱吗？于是，在心理战、现实利益的作用下，李世民实施了大智大勇的“空城计”。
接下来，李世民开始推行统一战线。还记得前边的始毕可汗吗？他有个儿子，由于年纪小没能继承汗位，后来被叔叔颉利可汗封为突利可汗，分管东北一带。
汗二代年轻气盛，不把属下部落放在眼里，到处乱收钱，于是很多部落跑到唐朝生活。
人口就是资源，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跑呢？叔叔让他追回来，结果小伙子又打了败仗，颉利可汗气得把大侄子吊起来毒打了一顿。
突利可汗很生气，给李世民写信：“我认你当大哥，让我去长安吧。”李世民回信：“来，封你为北平郡王。”就这样，李世民轻而易举地拉拢到了老朋友，首战功成。
李世民的第二个老朋友来自西北。西突厥的领土内有一个部落叫薛延陀，有部众三十多万，实力比较强大。628年，西突厥的政局有点乱，薛延陀的领袖夷男带领部众向东迁徙，臣服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
但此时的颉利有点不顺。自从做可汗以来，他经常号召部落到长城附近抢劫，搞得大家有苦难言，不仅死伤太多，而且畜牧生产也掉链子。虽然大家都爱钱，但也不能用命去换啊。而草原经济基本依赖牛羊，一旦遇到恶劣的气候环境，牛羊就会大片死亡，各部落只能喝西北风。很不幸，从渭河回来的当年，突厥就经历了大暴雪。牛羊大量死亡导致人心惶惶，再加上众多部落不服颉利，一个火药桶只等引爆。
所以，东归的夷男发现，东突厥也不行啊，那就造反吧。这中间的时间差很短，基本是夷男刚刚投奔，发现突厥内部有矛盾之后就立刻造了反。
和突厥的祖先一样，薛延陀的夷男造反事业也很顺利，那些部落纷纷跑到夷男的帐下，磕头认大哥。速度之快让夷男有点蒙：“我只不过想做一点微小的工作而已，完全没想做你们大哥啊。”
此时的薛延陀已经占据漠北，大致就是贝加尔湖一带。于是东突厥就成为夹心饼干，被大唐和薛延陀夹在中间。
李世民的消息很灵通，他赶紧派人送信到漠北：“夷男，你很适合做草原的大哥呀，来，我封你为真珠可汗。”外来户夷男为了震慑其他部落，就这么做了大唐的带路党。
对李世民来说，629年是丰收的一年，突利入朝，夷男带路，颉利政局不稳。李世民抓住机会，让李靖带兵北伐，第二年3月就生擒颉利可汗。经此一战，曾经威风赫赫的东突厥烟消云散。
04
汉武帝和匈奴打了几十年，打到海内空虚也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李世民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打垮东突厥。倒不是说汉武帝不如李世民，这其中有一个时间线的问题。汉武帝的时代对世界的认识还比较浅，对匈奴情报掌握得也不充分。但汉武帝懂得统一战线。他刚继位不久，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到处找匈奴的敌人做小伙伴，只是大月氏不愿意打仗，才不得已硬扛。
到李世民的年代，中原已经和草原交往了几百年，大致情况也了解清楚了，而关陇贵族中又有很多鲜卑人，对草原部落的习性也了解。再加上隋朝的暖场表演，李世民根本不必硬打突厥，而是和突厥可汗的敌人统一战线，在一堆引路者的配合下，一招制敌。
这也是大国外交的前提。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找到敌人的主要敌人，摸准他们的需求，逐渐发展成自己的朋友，合众人之力，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但是，曾经的朋友也可以是如今的敌人。
李世民灭了东突厥之后，把草原各部安置在边境的州县，或者设立都督府，让他们继续做大唐的屏障，有军事行动时继续做引路者。此时的草原是薛延陀独大，于是薛延陀就继承东突厥的地位，成为大唐的主要敌人。
643年，夷男想给李世民做女婿，派人来求婚。房玄龄说：“还是要准备军事打击，玩虚的没用。”李世民说：“当然要打，但是不急，我们要等待有利时机。”于是，大唐定计要打仗，表面上却依然笑呵呵地说欢迎，还约定在灵州请夷男吃饭。夷男带着人马经过沙漠时伤亡不小，李世民立刻收回请柬，吃饭免了。不久后，夷男的聘礼到了，由于路途艰险损失不小，李世民趁机便说：“明显不诚心，悔婚。”
两年之后，夷男去世，年轻的新可汗排斥老臣，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李世民马上派兵马分道北上，并且亲自到灵州给军队加油打气。在唐军的兵威之下，回纥、拔野古等部落纷纷投降，掉头和唐军一起向北，灭掉老大哥薛延陀。
那些看上去轻松取得的胜利，往往是背后精心谋划多年的结果。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对军事战斗来说，属于降维打击。有的人明明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却不知不觉间输掉了一切。
打败薛延陀之后，草原各部是心服口服，他们纷纷请求修建一条“参天至尊道”，作为朝拜天可汗的大道。
看看李世民做得多好，这就是高手。
社交关系是阶层的遮羞布
01
纵横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很多人都说：因为有了科举制啊。其实不是。隋唐时期依然是正儿八经的士族社会，寒门能通过科举制出人头地的寥寥无几，即便是“漏网之鱼”也会被人看不起。
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早年间考中进士，在唐玄宗时官至宰相，文坛政界两开花，很成功吧？可有次唐玄宗和他聊天，他就把天聊死了。
唐玄宗和蔼可亲地问：“你什么家庭啊？”张九龄有点慌：“臣……臣的祖父是录事参军，父亲是县丞，也算殷实人家。”唐玄宗说：“嗨，不就是寒门嘛，你直说呀。”
然后又聊起亲戚、兄弟、朋友圈……张九龄被问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出宫后是浑身冷汗、脸色煞白。为什么？虽然张九龄出生于中产阶级，但在皇帝和门阀士族眼中，他只是寒门。士族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他也自惭形秽。
就算中了进士，你也进不了人家的圈子。维系士族门阀、上流社会和阶层的纽带就是社交关系，社交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前途。
02
隋、唐的科举制度问题很多。隋文帝当皇帝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是根据门第、关系来推荐的，鱼龙混杂。
于是，他对大臣们说：“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咱也不知道，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便是科举制的雏形。这和明、清的科举有很大的不同。此时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再通过考试来过滤，所以还是在小圈子里玩。唐朝时，科举的对象扩大到学校、地方，但也有一个漏洞：不糊名。
我们考试会在卷子上填写考号、名字、班级等，唐朝是在卷子上写名字、住址、祖上官职……这样的话，阅卷老师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人当然录取，不认识的自然落榜。黄巢同学屡试不中一点儿都不冤，你一介私盐贩子，人家才不跟你一起玩儿呢。
为了进入考官的视野，唐朝人会在考试前去长安活动，把自己的诗集和家谱送给考官，以求关照。要不然，“干谒诗”[12]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种体制下，科举只是门阀士族的调节器、筛选机，只能起到内部净化的作用，与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的。
举个例子吧。“关陇八柱国”有一个叫于谨的人，和李世民、杨广的爷爷都是亲密战友。到了晚唐，他有一个后代叫于琮。于琮有能力、有志向，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每天都过得很郁闷。正好，唐宣宗要选女婿，秘书监郑颢就说：“我知道你很棒，但是你得先进核心圈子啊。不如你先当个驸马如何？”于琮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郑颢让他去参加科举，然后和考官打招呼：“他以后是驸马，多多关照啊，拜托了。”后来于琮中进士、娶公主，最后官至大唐宰相。
科举制消灭门阀士族了吗？没有的事。他们在科举的帮助下，生活得更美好了。
03
朝廷用科举来选官，也迫使门阀士族更注重学业，毕竟诗文写不好，家世再牛也没用。彼时，优质教育资源基本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离长安、洛阳越近的地方，越能享受到名师、教材、学风的红利。如果出生在福建、辽东、广西之类的地方，读书就很吃亏了。而长安又是首都，更胜洛阳一筹。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族纷纷离开故地，来到长安定居，一方面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另一方面谋划子弟的学业前程。太学、国子监、四门学等名校都在长安，就算名额有限，能交个朋友也好啊。
而此地最有名的是“五姓七家。”赵郡李氏，乍一看还以为是河北人，其实他们从唐朝中期就举家搬到关中了，和河北赵郡没有半点儿关系。荥阳郑氏、清河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的族人，但凡能做到高官的，也基本定居河洛地区[13]，留在家族故地的都是没出息的。
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半士族。“安史之乱”后，关东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模式。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和学业前程，愈加促使门阀士族向河洛地区迁徙。到了晚唐，关东藩镇已是平民和军人的天下。
04
门阀士族集中在长安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早已放弃了地方的根基，把身家性命和朝廷命运捆绑在一起，让门阀士族和朝廷成为利益共同体。
地方则是平民和军人的乐园，所以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岁月，只有藩镇兵变、平民造反，绝对没有门阀士族推举一个司马懿出来，分一杯羹。时代不同了，保护朝廷、保护长安，就是保护士族自己。
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镇，再加上统领禁军的太监，组成了晚唐的铁三角，让大唐在“安史之乱”后继续生存了150年。
在这150年中，门阀士族反而迎来了第二春。赵郡李氏出了17个宰相，荥阳郑氏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而在盛唐前期，朝堂没有过他们的位置。
既然早已放弃了地方根基，门阀士族维持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交关系。这是保护伞，也是最后的遮羞布。在一个圈子里，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就算有困难也不要紧，打个招呼就能中进士，长安依然是他们的天下。只要社交关系在，他们就不会掉落阶层。
可如果他们的朋友圈不存在了呢？
05
唐朝的长安历经多次屠杀。“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着急跑路，只带了和自己亲近的王爷、公主，留在长安的宗室，大多被叛军屠戮。皇家尚且如此，何况臣子。无数大臣、豪族都没有逃脱叛军的屠刀，门阀士族在这场战争中元气大伤。不过还好，剩下的幸存者依然可以把断裂的朋友圈重新连接，开启晚唐辉煌的大门。
然而真正的绝杀，来自黄巢之乱。看看《资治通鉴》的记载：“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大唐宗室只要留在长安的，一个不留，满朝公卿和门阀士族也被杀得人丁大减。迎娶广德公主的于琮，就死在此时。
这些事都被诗人韦庄写在了《秦妇吟》中：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
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
……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
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也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中，门阀士族的谱牒也丢了。没有谱牒，活下来的人都成了个体。这个人到底是叔叔还是二大爷，大婶是哪家的，亲戚都有谁，完全搞不清楚。社交网络，断得一干二净。
从此以后，门阀士族的幸存者再也不能恢复社交网络，重新搭建起自己在长安的平台，只能维持生存。
905年，朱温在白马驿杀死朝臣三十余人，并且投入黄河，幸存下来的门阀士族骨干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06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门阀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败给了黄巢的屠刀，实际上，他们是败给了时代的进程。
门阀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在唐朝立国时，他们的家族决定放弃故地、迁往长安时就已经决定了。而那时，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似乎没有。
杯酒释兵权：一群戏精的表演
01
961年7月，东京汴梁，35岁的赵匡胤在散朝后，单独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相约一起聚聚。大家都很开心，一坛坛精酿美酒被端到桌上，老哥们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都不胜感慨。是啊，一群当兵的，咋就成了开国元勋呢？
赵匡胤端着酒杯在憧憬未来：“哎，如果有人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这可咋整？”完了，完了，这顿酒不好喝啊。石守信等人赶紧放下酒杯：“陛下，你说咋整就咋整。”赵匡胤赶紧说：“你们赶紧辞职吧，回老家多买点房子、囤点田，去过逍遥日子吧。”就这样，一群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禁军将领，乖乖地卸甲归田了。
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被赵匡胤一句话就平息了。按照历史书上的说法，这叫“杯酒释兵权”，表达了将领们的忠君爱国之心，也体现了赵匡胤的宽厚和仁爱，反正是皆大欢喜。其实呢，都是一群戏精的拙劣表演。
“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安史之乱”后持续近百年的血腥暴力，才把桀骜不驯的藩镇势力打压下去。这其中的门道，赵匡胤和兄弟们都清楚得很。
02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直在削藩。779年，唐德宗继位为帝，他的母亲是电视剧《大唐荣耀》中的沈珍珠。继位初年，他雄心万丈地想要恢复大唐荣耀，改用两税法、打击宦官、平定藩镇……大有一番中兴之气。
两年后，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惯例，应该由儿子李惟岳继承节度使宝座，统治一亩三分地。可唐德宗年轻气盛啊，他马上喊停。
当潜规则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时，就会有一群人趴在上面吸血。如果你想要挑战潜规则，那你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于是，唐德宗就成了那个妄图割据的节度使的敌人。
魏博、淄青、山南节度使联合李惟岳，准备武力对抗朝廷。经过两年战争，平叛军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就在此时，有野心的节度使都慌了。如果把他们都收拾妥帖，那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们了？一起反了吧。于是，卢龙、成德、淄青、魏博四镇节度使称王，淮西、泾原节度使称帝，这就是晚唐的“二帝四王之乱”。
既然是平叛战争，那就继续打呗！不好意思，朝廷没钱了。“安史之乱”前，朝廷财政本就不健康，再加上中原经历多年战争，财政早已空虚。没钱、没粮，指望谁给你卖命呢？从此之后，唐德宗彻底蔫了。早年间雄心万丈的帝王，眨眼间变成一个葛朗台式的守财奴。那几十年，想打动唐德宗只有一个方法：送钱。谁给他送的钱多，谁就是他的心头好、小心肝，提拔做官或者鱼肉百姓都没问题。
805年，唐德宗去世，八个月后，他的孙子唐宪宗李纯继位。他给孙子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多年贪婪积攒下的财富。这笔财富，成为唐宪宗中兴大唐的最大本钱。
此后多年，唐宪宗用爷爷留下的财富，重新武装起一支军队，把当年羞辱爷爷的藩镇打得丢盔弃甲。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被斩首；817年，李愬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818年，四镇兵马讨伐淄青镇，李师道死；819年，宣武节度使归顺，请求留在长安。最重要的是，完全割据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主动请求归顺朝廷。
大唐中兴，局面一片大好。可唐宪宗努力15年，也把爷爷留下的财富挥霍殆尽，空虚的国库再也经不起一场战争了。
820年，李纯去世。“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而这次朝廷没有余力再去讨伐，只能妥协。从此以后，唐朝再也看不到统一的希望。
03
唐朝是一个贵族社会，阶级界限很严格。无论是法律、礼仪、社交、科举，甚至是上升渠道上，唐人明显地被分割成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级。想想唐朝的名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裴行俭、杜甫、杜牧……无一不是贵族出身，不是大贵族也是小贵族。张居正这种平民百姓，在唐朝还想做宰相？做梦去吧。
在大唐盛世，想出人头地，只有做官一条路，然而，这条路恰恰不对平民子弟开放。但“安史之乱”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是藩镇。北魏“六镇起义”之后，就有很多胡人在河北[14]定居，按照传统来说，他们是北齐的子民和官僚。但后来的北周、隋、唐都奉行“关中本位”的政策，河北作为被征服者，除了少数贵族，大部分人都不能进入朝廷。
武则天时代，契丹入侵河北，朝廷居然都不帮忙，反而说河北人是奸细，让他们自力更生。
由于历史渊源，让河北人对朝廷很没有好感，再加上唐玄宗时代的税收、兵役压榨，导致安禄山造反能一呼百应。而藩镇割据后，河北人生活得更好了。节度使自行收税，大大低于朝廷的税率，老百姓可以留存一部分钱，用来改善生活。
节度使要治理藩镇，就要招揽本地人才。不论是从军，还是做吏、升官，都释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藩镇根本没有贵族的土壤，完全是平民的乐园。再加上唐宪宗把一部分节度使的权力下放到州，虽然削弱了节度使，但也在州的层面上开拓了很多军政机会。这是在朝廷统治下完全享受不到的福利。
在藩镇，平民百姓有升迁做官的机会，而在朝廷上，不是贵族，就永无出头之日。此时，藩镇已经产生了地域保护性质的文化。唐朝的削藩战争，不仅是财政的较量，也是平民和贵族价值观的战争。这是藩镇可以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
晚唐，藩镇和五代十国的掌权者，没有一个出身于传统贵族，不是兵痞就是流民，甚至还有乞丐。这些人和贵族怎么可能站在一个队伍里面？
其次是财政系统。公元758年，“安史之乱”正进行得气势如虹。唐肃宗为了调集资源平叛，派第五琦担任盐铁使，到扬州开展盐业专卖。只要是垄断行业，都是赚钱的买卖。
第五琦用10钱的价格收购食盐，然后转手就卖了110钱，中间净赚100钱。10倍的利润啊！20年后，盐业专卖的收入占朝廷一半的税收。后来，采矿、茶叶专卖也被收入囊中，再加上长江流域的收税权，盐铁使的职位和权力水涨船高，盐铁使机构成为庞大的财政系统。
盐铁使的机构几乎独立于朝廷的任何部门，完全不受控制。这样庞大的系统要想正常运转，就需要懂财政的人。他们不需要懂儒学、会写诗，只需要学习财政税务，就能在盐铁使的下属机构中找到不错的职位。而这些学问，恰好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在盐铁使的机构中，为财政官员提供了快速上升的渠道，他们互相联姻、帮扶，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是宦官。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从事这种职业，但皇宫需要大量宦官，活儿总是需要有人来做的。
晚唐，宦官也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捷径，尤其是“甘露之变”后，宦官在朝廷作威作福，统领神策军，并且还可以外派到地方做监军。
宦官们通过认父子、结兄弟的方式，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势力。只要肯挨一刀，就有美好前程。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再也不是单一的贵族社会，而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了很多上升渠道，平民和贵族又在相互对抗。要想重新统一，就要把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或者兼并，或者消灭。显然，这是一项高难度动作，大唐的血统和价值观都不足以完成。
04
有一首诗叫《三垂冈》：[15]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写的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让人对英雄暮年不胜感慨。
李克用一生征战，却死都不能出河东。他的儿子李存勖是军二代、霸道总裁、曲艺学者，在乱哄哄的五代十国，是最有希望完成统一的人选。可李存勖最终也身败名裂。欧阳修在编《五代史》时，还专门写了一篇《伶官传序》，把李存勖狠狠黑了一把：“同志们，千万别玩物丧志啊！”
欧阳修没看清问题的关键：玩物丧志只是表面原因，李存勖失败的根源是藩镇对统一的反扑。彼时，宦官和神策军早已烟消云散，江南的财政系统也被十几个小国瓜分，只留下总部带着骨干队伍回到北方，和户部、度支使合并为三司使，进入宋朝更是成为计相。
只要扫平藩镇，统一大业指日可待。而藩镇中最能闹事的，是魏博镇[16]。要说魏博镇的历史渊源，那是由来已久。763年，史朝义的旧部田承嗣投降朝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从此以后，虽然节度使家族更换过几次，但魏博镇一直都是钉子户。历代节度使都会招募精壮做牙兵，用来驾驭军队。久而久之，魏博镇最有权力的反而是牙兵，晚唐年间就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说法，可见权势熏天。
915年，后梁皇帝朱友贞想把魏博镇一分为二，这样既可以削藩，又能加强朝廷力量。魏博镇马上反水，投降李存勖。
只为自己谋福利，不顾朝廷和大局的死活，这就是唐末五代的藩镇。他们早已从平民的阶梯，变成邪恶的怪兽。
出卖后梁，只是魏博镇的常规表演。李存勖带领魏博牙兵东征西讨，八年后终于灭掉后梁，重新恢复大唐江山。
坐在皇位上，李存勖蓦然发现：“不对劲啊。”当然不对劲。以前自己就是藩镇，当然不会用战略眼光看问题，现在做皇帝了，对随时都能挑战自己的藩镇，膈应得慌。
后人总说：“李存勖昏头了，派戏子做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派身边人去地方做官，未尝不是向藩镇夺权，为将来建立集权朝廷做准备。
就在李存勖准备用戏子抓权的时候，魏博牙兵出来表演了。他们在大本营魏州发动兵变，又把前来平叛的大太保李嗣源拥立为帝，最终逼得李存勖纵火自焚。李存勖只是败给历史惯性而已。
然而，魏博牙兵也没有什么好下场。927年，后唐明宗李嗣源花重金收买牙将，把牙兵和家属在一夜之间斩杀干净。史书重点记载了魏博镇的命运，遍地藩镇逃不过被诛杀的结局。经过一次次淘汰，大部分藩镇在血腥屠杀中消失。
05
五代十国中，有四个朝代出自河东一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的麾下，他们数十年征战平定了北方，也用屠刀铲除了藩镇。可他们自己也是藩镇，怎么办呢？只能自我净化。
首先是层出不穷的叛乱。节度使安重荣曾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兵强马壮就能当皇帝，哪有什么血统。
每当心意不能被满足时，节度使们就起兵造反。失败不用说，兵马、妻妾、财富全部被瓜分，藩镇败落。但如果成功了呢？就去洛阳和汴梁当皇帝呗。
其次，每次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都会把自己的精锐军队改编为禁军，以强化首都的军事力量。李存勖称帝后，就把河东旧部升格为禁军，还吸纳了河朔藩镇的精锐、后梁禁军。
李嗣源称帝，把自己的嫡系也编入禁军。后来的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无不是自藩镇入主中枢。他们进入汴梁的同时，也把嫡系带入禁军，顺便接收前朝禁军。
几十年后，藩镇的精锐部队基本都成为朝廷禁军，直接导致后周末年的藩镇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正是有这样的禁军基础，才会有柴荣改造禁军的机会，也才有赵匡胤在禁军中爬升的平台。
最后是成功人士都向汴梁集中。随着历次兵变和改朝换代，失败者都化作黄土，胜利者则追随皇帝进入汴梁朝廷，成为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军人就是社会精英。
当军人、军官和家属都迁徙到汴梁后，地方上的人才也会急剧匮乏，想搞事情也拉不起队伍。到此时，藩镇才算是真正被驯服。
从来没有什么一蹴而就，都是时间的沉淀。柴荣时代的禁军和朝廷，集合了北方的精英人才，才能成就其威名。而这一切，都被赵匡胤继承。
06
终于轮到赵匡胤上场了。赵匡胤算是五代末期的典型代表。他在郭威麾下当兵，又跟随造反大军杀回汴梁，后来进入禁军系统。在这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中，他结交了一帮当世精英。这也是当时藩镇青年精英的人生轨迹。
既然禁军已经成为朝廷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最核心的晋升平台，那么藩镇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因为此时出现了两个问题：一，藩镇再也没有力量来挑战朝廷的权威，只要敢造反，一定会被强大的朝廷禁军扑灭；二，如果遇上软弱的皇帝，禁军将领很适合兵变。
柴荣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赵匡胤直接在陈桥黄袍加身。赵匡胤是一路凭军功升迁的悍将，能打又会做人，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又有谁是他的对手？所以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其实他们没有选择。况且只是离开禁军系统，到地方工作而已，地位、待遇都给足了，一旦战争爆发还会被召回，也算是当时正常的工作调动。
如果换作是柴荣，应该也会成功的。所以啊，“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是赵匡胤英明神武，其实是两百年来无数人努力换来的。这份功劳簿上，还有唐德宗、唐宪宗、朱温、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甚至还有黄巢、魏博牙兵。而赵匡胤，只是最后一个摘桃子的人。
07
藩镇的问题解决了，就真的天下太平了？没有的事儿，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既然赵匡胤是禁军悍将，可以在柴荣去世后钻空子，把七岁的小皇帝拉下马，那么赵匡胤去世后会不会也有人这么做？不是没这种可能。
如果仔细捋一捋就会发现，黄巢起义之后，从来没有少年天子能坐稳皇位的，他们只会被骄兵悍将拉下马。只有接班人有自己的嫡系，他们才有活命机会。石重贵不行，刘知远开开心心入汴梁；刘承佑控制不了朝廷，郭威就敢黄袍加身；柴宗训年纪小，赵匡胤陈桥兵变。
对于这一切，赵匡胤非常清楚。为了保住赵氏江山，他只能选择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反正都是赵家人，肉烂了也在一个锅里。子虚乌有的“金匮之盟”要求赵家人兄终弟及，也是这个意思。
960年，赵匡胤登基，马上开始培养弟弟，先是封弟弟为殿前都虞侯，参与禁军管理，又加封为宰相、开封府尹，最后封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一切都是让弟弟培养嫡系，将来保住赵氏江山。
而他的亲生儿子，却晋升缓慢，最后被亲爱的叔叔拿捏得死死的。只能说，赵匡胤对得起家族和弟弟，赵光义却对不起哥哥。
赵光义继位后，也是按照这条路培养儿子。16岁时，宋真宗被封为宰相；27岁出任开封府尹，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30岁时，才能继位称帝。此时，宋朝已建立38年。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皇权不振、骄兵悍将等现象，此时才算正式结束。算算时间，整整用了240年。
08
“杯酒释兵权”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在两百多年中，无数阴谋、背叛、杀戮、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演，把人性之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憧憬明天。
同样是在黑暗时代，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用阴谋、屠刀等手段，而是开诚布公地谈判，和曾经的兄弟推心置腹，达成相互谅解。这就是一种人格魅力。
赵匡胤的温柔，不仅是黑暗时代的亮色，也给宋朝留下一抹人性的光辉。或许，宋朝的风度也由此而来。
八旗：清朝兴亡的密码
01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句台词：“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后来，这句话也被玩坏了，什么东西都往里套，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其实，清朝最大的国情就是八旗。1601年，努尔哈赤的造反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为了管理麾下的众多人口，努尔哈赤参照祖先的猛安谋克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把满人整编起来。
固山就是旗，分别以黄、红、蓝、白为标志。每个旗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体，平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物资，战时抽调男丁出征。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
1615年，努尔哈赤的事业大幅度扩张，麾下军队已经有五六万，人口也有数十万，原本的四旗正式扩编为八旗，四个纯色旗，四个镶边旗。几乎所有的满洲人口、军队、财富都被八旗囊括。也就是说，八旗相当于满洲的国家制度，和中原的郡县制差不多。
努尔哈赤颇有民主精神，他怕子孙不够英明神武，会利用强大的领袖权力祸国殃民，于是就把权力分给八旗主。
比如选举：每个接班人都必须从旗主中选举产生，一旦不能让大家满意，八个人开会投票就能把大汗选下去。
比如财富：每当有战利品缴获，都会平均分成八份，每个旗主各领一份，回去以后再分给手下人。国家需要用钱时，也是八旗分摊。
努尔哈赤的八旗其实就是分封制。每个旗主都有绝对的权力，旗内的军队、官员也把旗主视为君王。他们首先忠于旗主，然后追随旗主效忠大汗或皇帝，一旦旗主想煽动政变，旗员也只能追随……
不过，努尔哈赤的美好幻想一天都没有实现过。从他去世起，旗主就开始争夺大位。他的八子皇太极征战多年，身兼两黄旗的主子，依靠强大的实力把其他人制得服服帖帖。等他去世后，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郎等人又来抢位子。直到1644年，多尔衮带着八旗入关争天下，巨大的成就和名望让他的正白旗实力大涨，成为八旗中的大哥。他把正蓝旗降入下五旗，升正白旗入上三旗。后来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夺走“上三旗”的统治权，而我们熟悉的八旗也基本定型。
02
清朝能够定鼎江山，几乎都是八旗的功劳。八旗的组织方式，远远超过草率的明末各路诸侯。那些最早投降的汉人，可以编入汉军旗。这样一来，清朝可以把投降的汉人消化在内部。通过编牛录、赏爵位等方式，逐渐把所有力量凝聚在一起。因为八旗的组织方式可以聚集一切资源，多尔衮才能“空国而来”，在山海关迎战李自成。
汉人太多，消化不完怎么办？简单。清朝额外设立绿色旗帜，授予大规模投降的汉人军队，统称为“绿营”。八旗和绿营就是清朝的支柱。这种对资源的组织、调配方式，李自成怎么能比得了？至于南明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之流，都是纯粹的军阀，更没法比。清朝能统一江山，真不是偶然。
那么满洲人口少，汉人为什么要投降呢？不是汉人骨头软，是真的打不过啊。汉军旗和绿营都是独立的个体，除了八旗，没有组织能够把他们凝聚起来。一旦汉人“反清复明”，就变成小个体面对整个八旗，而且朝廷可以对汉军旗进行分化瓦解，让他们联合不起来。内外敌人，都被八旗的车轮碾压。
在和李定国、郑成功打仗时，八旗都不需要亲自上阵，冲锋在前的往往是汉军旗和绿营，满洲八旗的任务是督战。用团结的八旗坐镇大营，一方面督促汉军出战，另一方面防止汉军造反，这种方式和蒙古人如出一辙，再加上军阀“能捞钱就不打仗”的本色，清朝迅速坐拥天下。
03
八旗在清朝是什么地位？国中之国。
清朝初年，朝廷派八旗到省会、要害处驻防，形成一股遍布天下的监督力量。他们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地方，不允许汉人出入，专供满人居住，叫作“满城”。再加上“跑马圈地”和抢劫杀戮，八旗迅速建起赫赫凶名，还顺便积累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八旗是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那么全国的满城、旗人、土地、财富的分配权，最终都集中在了旗主之手，然后再集中于皇帝。
而满洲传统又有奴隶制的余温。理论上来说，所有满人都是皇帝的奴隶，皇帝对八旗内的一切都有处置权，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皇帝通过对八旗的改造树立绝对权力，然后又把中原的财富、土地、人口纳入八旗之中，让其无限地膨胀，最后皇帝通过八旗来统治全国。
涣散的汉人在八旗面前无能为力，但同时又让满洲八旗充满危机感。满汉互相制约，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强大的八旗也给予皇帝登峰造极的权力。于是，满洲旗人匍匐在皇帝脚下口称奴才，汉人大臣在朝堂战战兢兢两百年，文字狱也搞得热火朝天。
明朝的正德皇帝出北京都要被骂，万历皇帝更是一辈子蜗居在皇宫。在清朝，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康熙爷带着军队全国跑，经常微服私访。乾隆爷六下江南，花费了无数银子，赏了大明湖畔的旖旎风光，非但没有留下骂名，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无数小吃的代言人。这些事放在其他王朝，想都不敢想。
在清朝前两年里，皇帝是八旗的主子，然后才是君王；清朝是满洲的天下，然后才是中原的王朝，所以，清朝的结构相当于把八旗的模板镶嵌在了中原的框架内。
04
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让八旗元气大伤。雍正胜出后，曾经的伤心往事让他心有余悸。为什么皇子能迅速集结起小团体？原因依然在于八旗的祖制。努尔哈赤留下的分封制，让八旗旗主共同治国，也让旗内各级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皇太极能做的，只是用武力制服其他人，顺便把旗主替换为儿子和亲信，于是旗主世袭制被打破了。
到顺治、康熙时期，皇帝逐渐拥有旗主和官员的任命权，但也只是任命而已，祖制的惯例依旧。在旗人的潜意识中，旗主依然是主子，为主子卖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旗主往往由皇族担任。康熙的皇子中，有的是亲自担任旗主，有的是旗内官员投靠，他们纷纷组建团队争夺皇位，闹得沸沸扬扬。
雍正上位后发动改革。他发布一系列命令，断绝旗员和旗主之间的隶属关系，并把八旗人事大权收为己有，然后以中原儒学为理论，对抗满洲传统。从此以后，八旗不再拥有独立势力，而是成为管理满人的八个部门。也就是说，分封制进化成了郡县制。
可能是当年受伤很深，雍正对八旗有了一点抵触心理，于是他又提升了汉臣在朝中的地位，用汉臣来制衡满洲八旗。汉臣领袖张廷玉，曾经被许诺可以配享太庙。
在雍正年间，汉臣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可这也伤害了八旗的利益。江山是八旗的，汉臣凭什么分蛋糕？所以，乾隆一辈子都在号召旗人：“不要忘记传统啊，要保持旗人的独立性啊，不要和汉人同流合污啊。”他的目的，就是维持八旗国中之国的地位。
可一旦大力号召某件事，恰恰说明这也是目前最缺乏的。
八旗的力量来源于独立和团结。独立可以聚集资源，团结则可以碾压分散的敌人。而清朝历代皇帝对八旗的改革，集大成于雍正之手。没有武力和财力的支持，旗主的独立性被废除，余下的只是一个部门官职而已。唯一具有独立性的，只有皇帝和上三旗。这也是乾隆时代君权强大的根源。
可八旗一旦失去独立性，成为满洲的八个部门，这和汉人的三省六部又有什么区别呢？从人口和质量来说，八旗没有丝毫竞争力，被汉人吞噬只是迟早的事。乾隆盛世，已经是八旗没落的余晖。
05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由于广西穷困又有土客之争，太平军不能立足，于是他一路转战湖南、安徽，两年后攻破南京，建立太平天国。
此时，八旗入关已经两百多年。多年的养尊处优，让八旗子弟早已丧失战斗力。可以聚集优势资源的八旗制度，也在改革中丧失了活力。八旗已经不能灵活地调动人口和财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招降纳叛。军队腐化，使之完全没有实力充当督战队。历史的惯性，终于让他们迎来当头棒喝。
在太平军的刀锋之下，八旗和绿营纷纷落荒而逃。朝廷不得不下放权力，让大臣和士绅组建团练，对抗太平军。
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拉开近代军阀的大幕，也为清朝灭亡吹响号角。11年后，湘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灭亡。
虽然在慈禧太后的压迫下，曾国藩把大部分湘军解散，但依然培养出了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等一大批名臣。他们出任总督、巡抚，足足有四十多人。这些名臣成为晚清舞台上的主角。而由湘军分化出来的淮军、楚军以及北洋新军，成为清朝的正规军，也是朝廷统治的支柱。
曾经的八旗呢？他们早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街头提笼架鸟，享受美好人生。八旗的国中之国依然盘踞，但它和清朝一样，已经残破得千疮百孔，只需要一阵风，就会散落一地。
国中之国以外，新秩序正在建立。
曾国藩、李鸿章兴起洋务运动，借用外国的机器和科技，在晚清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也成为汉臣的聚宝盆。后来，出国留学也风起云涌，汉人学子漂洋过海，到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陆军、海军、工商等新技能，汉族人才库日益强壮，他们不断蚕食八旗领地，逐渐组建了新王国。
1867年，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聊天。曾国藩说：“现在京城中治安很差，明火执仗的抢劫案件经常发生，遍地都是乞丐，民穷财尽，可能有大事发生啊。”赵烈文淡定地分析：“天下合久必分，但清朝皇权极重……我估计，将来肯定是中枢先烂，然后各地无主，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辛亥革命之后可不就是如此嘛。清朝依靠八旗得天下，八旗被阉割后，清朝的根基也就丧失殆尽。可八旗的强势威胁到皇权时，皇太极、雍正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因为他们都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