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举人覆试

清代的科场条例规定，新科举人应会试之前，以及新科贡士应殿试之前，均须参加覆试。只有覆试通过者，方可参加会试及殿试。清代科场有两种覆试，一个是榜前覆试，如附生、优贡生考试的覆试，童生试中的覆试，这种覆试是对考生成绩的覆查，即如唐宋以来的“详覆”。另一种就是对新中式举人、贡士的覆试，即榜后覆试，这种覆试实际上是对乡会试录取工作的再认定。人们所称之清代的覆试制度，即指后者。⁽⁸¹²⁾

覆试制度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历代科举制度中所没有的。它的建立，完善了科举制度，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以至于乾隆帝称“覆试一事，竟不可少”⁽⁸¹³⁾。

一、覆试制度的创立

1．覆试之溯源

覆试作为定制，为清代之创建，然采取榜后再试之举措，历代已有之。其主要原因，均与取士不公有关，或因宰臣言知贡举取士时谋私，或因下第者抗论考官取舍不当。总之，多是迫于众论而在榜后对录取者进行覆试，以认定录取工作是否有弊，并决定中式者最终是否录取。如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因宰臣劾知贡举钱徽取士不公，穆宗特令大臣子弟进士及第者十四人覆试，“以观学艺浅深”。结果，竟有十一人黜落。⁽⁸¹⁴⁾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因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遭议论，称其取舍不当，遂“覆试进士于讲武殿”，后“李昉坐试人失当，责授太常少卿”⁽⁸¹⁵⁾。

唐、宋的覆试，实际上是对及第者资格的再认定。到了明代，这类事情日渐增多，“士子被言者，必再试。至成、弘而后，则愈毖矣”。但是，被言者未必均有问题。因此，时人对覆试颇有看法。沈德符即称：“科场覆试一法，在唐、宋已有之。要之，非盛世待士体也。”也有士子自知无弊，表示“死不受辱”，而不参加覆试。⁽⁸¹⁶⁾可见，明代的覆试，已较唐、宋更为复杂。尽管如此，被言者经覆试被斥革之例还是不少的。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会元沈同和，“乡举已招物议，会试榜发，居然首选。下第举子愤愤不平，泥污榜名，聚众声阙”，于是下令覆试，沈同和竟交白卷，终被斥革。⁽⁸¹⁷⁾时人认为，这是“古来制科一大变矣”⁽⁸¹⁸⁾。万历以后，覆试更为频繁，除有覆试后被斥革者，亦有因逃避覆试而被黜革为民者。⁽⁸¹⁹⁾

可以看出，唐至明的覆试，主要针对科场取士不公的现象，这在唐、宋尤为明显。明代虽有覆试未查出问题的事例，但毕竟是在“士子被言”后采取的措施，终归还是要防止取士不公。此外，覆试只是偶一为之，还没有形成定制。虽然明代覆试之例远多于唐、宋，但仍属循例而行，并非照章办事。尽管如此，这些覆试还是为清代覆试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可效法的先例。清代的覆试制度正是沿袭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完善而最终形成的。

2．清代覆试制度的形成

清初，尚无覆试之举，后以科场案频发，遂行之。举人覆试始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成为定制。贡士覆试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成为定制。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乡试后，顺天科场案发，中式举人多有贿买情弊，以致物议沸腾，朝野震惊，遂奉上谕：“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覆试，不许迟延规避。”⁽⁸²⁰⁾十五年春，清廷首行举人覆试。为此，顺治帝特别强调：“朕非好为此举，实欲拔取真才，不获已尔。”⁽⁸²¹⁾显然，清代推行覆试也是要保证公平取士。覆试结果，取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三名，准会试，苏洪濬等八名文理不通，俱革举人衔。⁽⁸²²⁾随即，江南科场案发，同样是“中式举人，情弊多端”，榜后备受指责。礼部议准：应照京闱事例覆试，以核真伪。所有江南新科举人，暂停其会试。⁽⁸²³⁾覆试结果，有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俱革去举人，另有二十四人被罚停会试二科。⁽⁸²⁴⁾十六年，顺治帝又覆试江南丁酉科举人，有十八人罚停会试。⁽⁸²⁵⁾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顺天乡试，有情弊为人指参，“士子鼓噪，作檄讨主试官，以草人为主考，千百为群，押往柴市街杀之”⁽⁸²⁶⁾。康熙帝为查明实情，特颁旨：“科场大典，岂容如此！着将所取举人通行齐集内廷覆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行黜革。”⁽⁸²⁷⁾三十九年二月，再次覆试顺天新中式举人，康熙帝亲自命题，特令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并规定：“考列三等以上者准会试，考列四等者黜之。”⁽⁸²⁸⁾结果，中式者皆不黜，只是房考官有被降革者，副主考姜宸英死于狱中，主考李蟠流放于沈阳。⁽⁸²⁹⁾事后，康熙帝专门讲述了此次覆试的原因及结果：“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覆试，以验其实……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成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⁸³⁰⁾雍正七年（1729年）己酉科，顺天乡试奉特旨覆试。⁽⁸³¹⁾以上覆试，均在乡试榜发后因有情弊而行之，且主要针对顺天、江南中式之举人。

经过几次覆试，清廷上下认识到覆试之法不仅对顺天，乃至全国都是有效的。于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下令对顺天乡试进行严格搜检，以肃清弊端之时，顺天府府尹蒋炳条陈：“顺天乡试，业派亲信大臣监同御史严行搜检，至外省积弊，未能肃清。请于放榜后，令巡抚会同学政，当面覆试。”得旨：“如所请行，下部知之。”⁽⁸³²⁾礼部议准：“欲清科场之弊，莫如覆试一法。各省放榜后，例于一月内，中式者俱赴省填写亲供，若乘此便，令本省巡抚会同学政在抚署内当面出题覆试，真伪可以立分。如有文理荒谬，以及不能完卷者，即时讯得实情，分别办理。其并无情弊之人，即给咨赴部会试，并将覆试卷一并解部，听候磨勘。倘巡抚、学政仍有瞻徇，则外而同省大臣，内而九卿、科道，皆得随时举发。”⁽⁸³³⁾随即又奉上谕：“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文之外。今应令中式之人填写亲供时，在巡抚衙门内严行防范，该抚会同学政，出《四书》闲冷二题，不在拟议之内者，当面考试，听其尽一日之长。试毕，即将原卷与中式卷一并解部，听候磨勘。如有文理荒谬及不能完卷者，该抚、该学政不得瞻徇，即行举出，另行奏闻，候朕降旨，余照原奏行，该部即速行各省知之。”⁽⁸³⁴⁾这是首次在乡试前决定于榜后覆试。这次覆试的举行，以及有关条文的规定，为日后覆试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因为这是根据事先的规定而进行的覆试，是清廷的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的措施。但是，这种有计划、按规定进行的覆试只推行了一科，便于乾隆十二年宣布停止。其原因，乾隆帝称：“向因不肖士子陋习相沿，临场专事怀挟，舞弊营私，希图徼幸，是以上科顺天乡试特派大臣、侍卫等严加搜检。彼时外省传谕未到，恐其中有夹带冒滥中式者，因令于榜后覆试，冀得真实学问，以培养人材。本年又当乡试之期，闻士子颇知愧悔，不敢自罹罪谴，奋勉下帷，以图上进。向来讲求巧挟之弊颇敛，而闭户读书、精研场课者有之，朕嘉悦焉。但若因此稍弛剔弊之念，恐复蹈故辙。着各该监临等官，临时加意搜检，不许携带片纸只字，务令诸弊悉除，使场规整肃，以收得人之效。至上次覆试，原因场期已近，不及严查。今既一体严行搜检，其覆试之处着停止。”⁽⁸³⁵⁾其后，覆试或行或停，皆临时降旨，无定例。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特定：北闱前三科由俊秀报捐贡监生中式举人者，除已登仕版及业经中式进士者外，均应行覆试。于会试前十日，奏请钦派亲信大臣，在文华殿试以制艺一篇、排律诗一首，恭候简派阅卷大臣秉公甄别。至此内各生如有文理全不通及不能完卷者，即行斥革，其辞句有缺陷，分别罚科。至有丁忧、患病事故者，于下科会试前再行奏请覆试。未覆试以前，遇有教习、誊录各项考试，概不准考。⁽⁸³⁶⁾五十三年，原定各省乡试榜后均行覆试，旋奉上谕：“今岁顺天乡试榜发，届期应照新例举行覆试。第思各省乡试中式人数众多，顺天取中各生尚不难调集覆试，若各直省道里殷遥，省分甚多，安能简派如许大员于榜后遍行覆试？嗣后乡试榜发后覆试一节，俱不必行。”⁽⁸³⁷⁾五十四年，又以“顺天为五方辐辏之区，其应试之人又系俊秀监生居多，未免良莠杂处”，特颁旨：“所有顺天中式举人，着于此科为始，举行覆试。其有托故不到者，仍照旧例办理。”⁽⁸³⁸⁾鉴于未经降旨之先，新中式举人多有出京回籍者，一时不能赶到，遂决定，放宽期限，“于明年二月初一日以前齐集京师，听候示期覆试。除实有父母事故不能赴考，取结报明外，如有托故不到者，明系意存规避，俱着革去举人，不准与试，以清科场而示惩儆”⁽⁸³⁹⁾。次年覆试顺天乡试中式举人，不入等者五人全行斥革，考列四等五人革去举人，仍加恩予留生监，准再应乡试，列三等末之十五人俱罚停会试一科，⁽⁸⁴⁰⁾五十八年，顺天等省补行覆试举人问题颇多，补试八人中，准应会试者仅一人，罚停一科至三科者五人，斥革者二人，其覆试卷与原卷如出两手，情弊显然。奉上谕：“现在惟会试及顺天乡试榜后方举行覆试，而各省业经停止。因思举人一途，即使会试不能中式，无论经截取、大挑，即按班次亦可选授知县，补用教职，或身膺民社，或职司秉铎，并有从此渐跻仕者。其出身之途，甚关紧要，非如诸生之不得中式，仅以顶戴荣身者可比，岂容以文理庸劣、冒名顶替之徒，滥膺其选。是各省乡试后，亦不可不普行覆试。但各省人数众多，若概调集京师，恐边远省分长途跋涉，未免资斧维艰，亦非体恤寒畯之道。嗣后各省如督抚同在一处者，仍令巡抚监临，着于榜后交于总督严扃覆试；其止有巡抚省分，着派布政使会同邻近提镇一员监临，榜后交于巡抚覆试。一经复出与原卷文理、字迹不符者，即行据实究办严参，将该监临及本生分别严处治罪。所有各省覆试卷，仍统行解京，候朕钦派大臣、翰林等一并覆勘。倘勘出情弊，惟覆试之督抚是问。至会试中式覆试，有诗文荒谬者，除知贡举照例严处外，并将该省覆试之督抚一并严处。”⁽⁸⁴¹⁾五十九年，以严行贡士覆试之法，足以遴拔真才，又令将顺天并各省举人覆试之例，即行停止。⁽⁸⁴²⁾

嘉庆四年（1799年），经大学士王杰等议准，乡会试榜后覆试着为令。⁽⁸⁴³⁾至此，乡试榜发后，新科举人进行覆试，成为定例。

二、举人覆试的相关规定

举人覆试制度确立之前，清廷已经举行过多次覆试，尽管未有过细之条例，但其间的一些规定仍在覆试制度确立后被沿用。如每次覆试，最终是要解决新科举人能否参加会试，除对文理不通者革去举人外，尚有被罚停会试一至三科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更规定，考列三等以上者准会试，考列四等者黜之。还有考试内容，至乾隆时定为二文（四书文）一诗（五言八韵诗），以及覆试卷送部磨勘等规定，都为覆试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覆试制度确立前后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以往的覆试或针对某省、某些特殊士子（如俊秀报捐贡监中式举人），而覆试制度确立后，却要求全国各省所有新中式举人一律参加，成为乡试、会试之间的又一个考试。此外，覆试制度确立后，其覆试条例亦日臻完备。

嘉庆四年（1799年），礼部针对以往考试内容及对士子、考官处罚，做出新的规定：“榜后覆试，但取比对文理字迹，一文一诗，尽可辨别真伪。向例两文一诗，为时太迫，应改为一文一诗，以昭简易。至阅看覆试卷，如果文理荒谬，与原卷大相径庭，自应从此根究其正场如何代倩舞弊，按律问拟，以正侥幸科名之罪。若字句偶尔失检，文章一日之短长，原属无关弊窦。近科以来，或指诗文一句之疵，或因一时缮写违式，罚停一科至二、三科不等。每次榜发必有被议多人，亦与政体未协，自应略其小节，毋庸更议停科。又向例，凡覆试士子停科，必将考官按名议处，但考官闱中校阅，止凭现在之文，安能保所取士子中式后所作诗文尽成佳构。况榜发磨勘原卷，如有疵颣，将主考、房官议处，有降级、革职等条，定例已不为不严。若因覆试又将原取之考官牵连议处，实非情理之平，应均予宽免，以昭公允。”⁽⁸⁴⁴⁾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顺天乡试场规颇弛，竟有雇枪手而中式者，监临遂被议罢官，⁽⁸⁴⁵⁾九月奉旨：“本年顺天乡试取中举人，着于本月二十一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覆试。并着国子监、顺天学政查明各该生科试、录科原卷，封送军机处，以备派出之阅卷大臣查对笔迹。其磨勘签出应议之卷，仍着该部照例办理。嗣后每遇乡试，应否举行覆试，于揭晓后临时请旨。”⁽⁸⁴⁶⁾且规定：此次覆试，着礼部仿照会试覆试例办理。并着传知该举人等，取具同乡京官临场识认印结送部核办，听候覆试。其有未经奉旨之先，如有出京回籍者，一时未能赶到，着该部查明人数奏明请旨，酌予期限，行知各省，饬令赴部齐集，听候示期覆试。其实有患病等项事故不能赴考者，即行取结报部，以下三科为限，补行覆试。如有托故不到，三科内并未覆试者，着永远不准赴会场考试，亦不准赴吏部截取铨选。所谓仿会试覆试例，即：“所有监试王大臣、阅卷大臣，系奉特旨简派，不由部开列；覆试题目，恭请钦命《四书》题一道，诗题一道，是日发交监试大臣传示各举人；试卷由阅卷大臣分拟等第，汇封进呈；应用矮桌等项，照例行文各衙门预备。”⁽⁸⁴⁷⁾此次覆试，钦定一、二、三等准一体会试，列入四等之五人罚停会试三科，列入四等末及不入等之三人，以及笔迹、文理不符之四人俱着革去举人。⁽⁸⁴⁸⁾二十三年，给事中和丰奏请推扩覆试，以消天下士子徼幸之心。⁽⁸⁴⁹⁾礼部尚书陈官俊、礼部左侍郎何汝霖与军机大臣等议准：嗣后各省新中举人于会试年二月初十日前全行到京，取具同乡京官识认印结送部，听候覆试。覆试地在贡院。其道远逾期到者，归顺天府补行覆试。其逾补试期者，归下三科办理。三科内未覆试者，永远不准会试，亦不准截取铨选。⁽⁸⁵⁰⁾至此，各省新科举人于会试年入京覆试成为定制。同时规定：礼部于二月十四日奏派阅卷大臣，恭请钦命试题，封固发交礼部堂官，由内帘刊刻。十五日入场考试，颁给题纸，当日交卷出场。阅卷大臣分拟等第后移交磨勘官及覆勘大臣，核对原中各卷文理、笔迹，于二十六日前具奏交礼部，礼部于二月三十日内奏结。其内外帘监试、受卷各官，例应奏派，其外场搜检等各官，即用会试派出之搜检王大臣等。⁽⁸⁵¹⁾道光二十五年又定：覆试四等俱着罚停会试二科。⁽⁸⁵²⁾

嘉庆、道光时期，是覆试制度成为定制的重要时期，有关覆试制度的基本条例已经形成并完善。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所有新科举人于会试前均须覆试，顺天与各省乡试举人分别考试。二、顺天乡试举人覆试，仿照会试覆试例办理，如有患病等事故，于次年二月奏请在殿廷补行覆试。三、各省乡试新中举人，于次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师贡院覆试，其续到在二月十五日以后者，归于顺天补行覆试内一并覆试，若逾补覆之期，即扣除，不许参加本科会试。四、顺天及各省乡试举人覆试，均除去本科不计，以下科为限，除丁忧另行展算外，其呈报患病等事故，一概不准展限，倘逾期未补覆试，永远不准会试，亦不准赴吏部截取铨选。五、覆试题为《四书》题一、诗一（废八股后，改为论题一道，经义一道）。六、阅卷大臣等由钦定，阅卷后拟定等第进呈钦定。七、覆试成绩分为四等，一、二、三等准其会试，四等罚科，不入等及文理、字迹不符者革去举人。⁽⁸⁵³⁾

按定制，凡新科举人通过覆试，准予会试者，如本科会试未能中式，以后再赴会试则无须覆试。

咸丰以后，覆试制度未做大的变动，只是在个别细节上对条例做了补充或调整。如咸丰元年（1851年）重新强调：新中式举人覆试，均除去本科不计，以下三科为限，除实在丁忧另行展限外，至呈报患病等项事故，一概不准展限。⁽⁸⁵⁴⁾又复准：凡无故三科不应覆试者，除永远不准会试外，原领举人牌坊银两等另行追缴。咸丰三年，因各省补行覆试之人为道路梗塞，不能如期到京，遂改为二月二十七日在保和殿补行覆试，以示体恤。⁽⁸⁵⁵⁾七年，因国内战乱，礼部议准：嗣后三科限满不准覆试各举人，如有情殷报效者，照捐复举人原资银数，减半报捐，由户部随时知照，待各省举人补覆场期，令其取结覆试。至军务省分，未覆试举人，如实有在籍团练等事，不能按期覆试，准由该督抚先期咨部存案，准其展限一科。⁽⁸⁵⁶⁾同治元年（1862年），因道路梗阻，举人来京多有迟误，特旨许先行会试，再补覆试，后不为例。⁽⁸⁵⁷⁾二年奏准：覆试罚科举人，仿照磨勘罚科之案，准其捐免。⁽⁸⁵⁸⁾十三年定：举人覆试，其诗内字句疵谬及诗内应抬不抬或失粘出韵者，均罚停会试一科，若诗内失粘，不应抬而抬，及字句疵谬，或诗文内有挖补字迹者，均罚停会试二科，如诗文内疵谬太多，或卷页越幅者，罚停会试三科。⁽⁸⁵⁹⁾光绪二年（1876年）议准：各省举人来京覆试，已逾期限者，于会试揭晓前补行覆试，不准会试。⁽⁸⁶⁰⁾

从始行覆试到覆试成为定制这一过程可以看出，起初旨在防止取士不公的措施，已变为对所有中式举人进行资格再认定的制度。这一变化充分证明了覆试从单纯保证公平，发展到保证录取者的质量。如条例规定，覆试列四等或不入等者，不论以前是否有弊，一律停科或除名。这对于那些学问不扎实、靠碰运气的人来说，是一道难关，同时，问题的另一面也显现出来。由于覆试的宗旨已从保证公平取士逐渐演变为保证录取者的质量，因此，覆试的重点也从防止舞弊逐渐变为寻找覆试者之疵谬，如诗失粘、出韵，抬写错误，不避庙讳、御名等，均有可能停科，甚至除名。初行覆试，多有作奸犯科者被暴露而受到处罚，而定制后，特别是咸丰以后，覆试被罚士子，多属试卷违式，而查出弊窦者寥寥。如光绪六年（1880年），各省举人覆试，因诗内失粘、出韵，诗句费解，诗文疵谬过多，直书庙讳而被罚停会试者十一人；文理不通，革除举人者一人。⁽⁸⁶¹⁾特别是到清末，防止取士不公的原则在覆试中已经不再成为重点，乃至徒为具文。如光绪十九年癸巳科乡试，“北闱倩作、顶替中式者至数十人，言官劾举人周学熙、汤宝霖、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六人，下所司举出录科中卷不符者学渊、树声、航三人俱斥革，余覆试无一黜者，监临各官均免议，而侥幸者接迹矣”⁽⁸⁶²⁾。这一状况，正是清末朝政腐败、纲纪废弛在科场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