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考官的设置及选派

本节所述之考官，专指负责阅卷、分别去取、核定名次的官员，以区别于负责各项考务管理工作的场官。具体而言，乡试之考官为正、副主考官及同考官。因乡会试考官均在贡院至公堂帘内办公，故称“内帘官”，亦与“外帘官”一并统称为“帘官”。

对于科举考试而言，考官是最重要的入场官员，尤其是主考官，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取士的结果。为了保证公平取士，维护科举之声誉，清廷对于考官的任职资格及选派，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特别是针对各省乡试的主考官，清代在沿袭明制使用京官的同时，又确定了新的选派方式——考差。

一、主考官的选派及赴任

各省乡试的主考官均由京官中钦命简放，属临时性差遣，事毕则罢，故称为“试差”。同为“试差”，顺天乡试的主考官与各省尚有不同。因顺天为首善之地，其声望、地位高于各直省，故主考官之设置、职衔要求，以及赴任方式多有不同于各直省之处。

（一）各直省乡试主考官的选派及赴任

各省乡试主考官，一律由京官出任，这是清初制定的基本原则，也是自明嘉靖以来的惯例。按规定，每省各放二人，一正一副。惟江苏、安徽合考于江南，两省共放二人，称江南乡试主考官。湖北、湖南初为湖广，甘肃附于陕西，前皆合闱，雍正元年（1723年）批准两湖分闱，⁽¹⁵⁵⁾光绪元年（1875年）议准陕甘分闱，⁽¹⁵⁶⁾始行分别简放正副主考。

1．主考官的出身及职衔

主考官之出身，初无定制，进士、举人出身者均可任主考。如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科乡试，山东主考袁懋德以岁贡典试，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科乡试，云南主考蔡驺以拔贡典试，⁽¹⁵⁷⁾时“掌文衡者不必皆甲科出身”⁽¹⁵⁸⁾。康熙十年，云南道御史何元英疏请，各省乡试正副考官宜专用进士出身之人，部议从之。⁽¹⁵⁹⁾然未严格遵行，亦间用举人出身者。雍正三年（1725年）推行考差制，奉旨：“用进士出身之人，不用由举人出身之人。”⁽¹⁶⁰⁾至此，进士出身的官员任乡试主考成为定制。

得以选任主考的官员，有任职部门及职衔的要求。顺治二年（1645年）定为翰林、六科及部院属官，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增加进士出身的内阁中书。⁽¹⁶¹⁾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奏准：“国子监监丞、助教等，凡系进士出身者，一体考试试差，至别项人员，不得援以为例。”⁽¹⁶²⁾所谓“考试试差”，即参加乡试主考官的考选。至此，应差人员为进士出身的宗人府主事、翰林院讲读、学士以下，詹事府左右庶子以下，内阁侍读学士以下，及各部院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衙门中书、评事、博士、监丞、助教等官，是为照常开列官员；另有六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堂、科道，及上述各官已经出任过乡试主考或会试同考官者，为通行开列官员。⁽¹⁶³⁾“照常开列官员”与“通行开列官员”，都需将职名“开列”上报后选派。但后者的地位要高于前者，选派的机会也要大于前者。所差之官，按规定必须是实缺现任官员，候补候选官、及现奉差委者，例不简派。凡有病痊、假满、服阕，遇乡试之年补任者，均不准开列，⁽¹⁶⁴⁾也就是说，没有资格参选。嘉庆九年（1804年），候补赞善黄钺，简放山东副主考，实为特例。⁽¹⁶⁵⁾道光十六年（1836年）定：由捐纳各官中式进士，并中式进士后加捐者，亦可参加试差之考选，但须在题本内分别注明。⁽¹⁶⁶⁾

旧例：翰林、给事中同为主考，则翰林为正，给事中为副，吏部与五部同为主考，则吏部为正，五部为副，后不循此例。⁽¹⁶⁷⁾初，状元及第者只充会试同考官，不出典各省乡试，自康熙八年（1669年）己酉科，状元始出典乡试。时以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状元徐文元任陕西乡试正考官，康熙三年申辰科状元严我斯为山东乡试正考官，后沿以为例。⁽¹⁶⁸⁾康熙三十八年，以翰林院检讨阿金为福建乡试正考官，⁽¹⁶⁹⁾以翰林院检讨觉罗满保为浙江乡试副考官，⁽¹⁷⁰⁾以翰林院检讨海宝为陕西乡试副考官，⁽¹⁷¹⁾以翰林院检讨喀尔喀为河南乡试副考官，⁽¹⁷²⁾是为满洲翰林出典主考之始⁽¹⁷³⁾。乾隆十八年（1753年），内阁学士梦麟为江南乡试正考官，蒙古官员典试外省自此始。道光十四年（1834年），左赞善宗室德诚任贵州乡试正考官，为宗室典试外省之始。⁽¹⁷⁴⁾

2．主考官的简派

清代科场条例对乡试主考官简派的程序、时间、方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清初沿明制，主考官之简派，均由各省先期题请，再由礼部依例办理。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主考，该巡按御史先期题请，礼部将应差者先后疏名上请。”这种方式对各省来说，实属多此一举。在其后的操作中，有“循例请差者，亦有不行奏请者”。因此，乾隆十二年（1747年）特谕礼部，指出这种方式“皆由前明季年，朝政阘茸，竟有当大比之年，逾期不点试官，以致科场展限者，其后地方大吏不得不行豫请。至今尚有沿习旧文，实属重复”。且“各省又不画一，殊非政体”，遂令：“嗣后惟令该部届期照例题请，其直省自行奏请之处，着停止。”⁽¹⁷⁵⁾

礼部题差各省考官的时间，顺治二年（1645年）定：云南、贵州，四月初十日；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五月十二日，浙江、江西、湖广，六月十三日；江南、陕西，六月二十三日；河南，七月十三日；山东、山西，七月二十日。⁽¹⁷⁶⁾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分闱后，湖北依旧，湖南题请时间同四川。后改具题时间，云南、贵州，为四月中旬；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福建，为五月中旬；湖北、浙江、江西，为六月中旬；陕西、江南，为六月下旬；山东、山西、河南，为七月上旬。⁽¹⁷⁷⁾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以各省考官派出后多在京拖延，难免无串通嘱托情弊，遂改题请日期，云南、贵州以四月下旬，广东、广西、福建以五月下旬，四川、湖南以六月上旬；余如例。⁽¹⁷⁸⁾嘉庆五年（1800年）又改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福建俱于五月上旬具题。十八年谕内阁：“第二次同日进本之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四川五省，程站本远近不齐，派出考官十员，于五日内分起行走，亦觉拥挤促迫，着礼部将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定为第二次进本，湖南、四川二省定为第三次进本。余仍照旧例行。”⁽¹⁷⁹⁾后经礼部议定：广东、广西、福建于五月上旬，湖南、四川于五月中旬，分别题差。⁽¹⁸⁰⁾此至，各直省主考官共分六批先后题请差遣，成为定制。即自四月下旬题差云南、贵州考官始，至七月上旬题差山东、山西、河南考官止，共分六批题差十五个直省乡试主考官。甘肃分闱后，定于五月中旬与四川、湖南同日具题。⁽¹⁸¹⁾此外，对于特殊情况，又有临时变动之规定：凡乡试之年，如五、六、七月遇闰，则分别省分，奏明展限一月。又，如遇皇帝出巡，则酌量道里远近，先期发报具题。⁽¹⁸²⁾

各省主考之简派，初行定差制。即以某衙门之官员固定差往某省任考官。顺治八年（1651年）定：“顺天、江南正副考官，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正考官，差翰林官八员；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副考官，山东正考官，差给事中五员；山东副考官，山西正副考官，河南、陕西正考官，差光禄寺少卿一员，吏部、礼部司官各二员；河南、陕西副考官，四川、广东正副考官，广西、云南正考官，差户、兵、刑、工四部司官各二员，广西、云南副考官，贵州正副考官，差行人二员，中书、评事各一员。如光禄寺官或缺，以户、兵、刑、工四部司官充山西副考官，中书、行人、评事充广东副考官。凡应差八员，总送十六员；应差五员，总送十员。礼部会同内院，拟定正陪，疏请简命。”⁽¹⁸³⁾显然，定差制是以衙门之不同地位，按大、中、小省为序分别题差。所谓“拟定正陪”，即在题请差遣主考时，开列正选者一名，备取者一名，以供皇帝裁决。十七年题准：已出任主考及会试房考者不再开列。⁽¹⁸⁴⁾实行定差制，外间多能揣测主考人选，遂致请托之事不断。康熙三年（1664年）停定差制，规定：乡试正副主考不必指定某衙门官差往某省，各衙门应差官员职名概行开列，题请钦点⁽¹⁸⁵⁾。三十九年，针对顺治十七年所定，曾经典试者不再开列题差的做法，做出新的规定：开列主考人员，无论已未典试，通行开列。⁽¹⁸⁶⁾雍正三年（1725年）行考差后，则改为将考试取中之官员届期题请简派。为了确保对应差人员具体情况的了解，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每进礼部各省试差本时，其本内应点人员，如有事故，开明事故，如无事故，声明并无事故。”⁽¹⁸⁷⁾乾隆四十五年，针对礼部题请开列云贵考官时，将“现点会试房考”也列在内，遂颁上谕：嗣后着礼部于请点各省考官时，将点过会试房考各官，于名下开注明晰。⁽¹⁸⁸⁾

3．主考官受命及赴任

主考官之受命，均于题本下内阁之次日至午门听宣。顺治二年（1645年），初定顺天乡试凡开列具题之内外帘官，皆于八月初六日黎明，各具朝服，备行李集午门外，听候宣旨，入帘者一同谢恩，即入贡院。⁽¹⁸⁹⁾其后，各省乡试主考官均依例赴午门听宣。定制：题本下内阁，礼部派司员领出，告知点出各官，次日朝服至午门前，听礼部堂官宣旨，宣毕，各官行三跪九叩礼。迟延不到者，即行参奏。⁽¹⁹⁰⁾因为得以充任各省主考者，均属由皇帝亲点差遣，故必须在受命时行谢恩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规定：已奉旨简派之主考官，如有病未能赴午门谢恩者，行前须至午门补行谢恩。⁽¹⁹¹⁾

主考官受命之后即赴任，对于主考官之赴任亦有相关规定，主要是限定起程期限及防止与外间串通。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主考官于命下日限期起行，不携家，不辞客，不许多带随从人员骚扰驿站，在途不闲游，不交接。抵所差之省，提调官即迎入公馆，不得接见，所寓公馆仍用考官封条，监试委官巡逻，按时启闭。至期，赴宴毕，即入贡院。⁽¹⁹²⁾十七年规定：直省主考命下之日，由礼部转行兵部各给邮符，限期起行，不许滞留京坻。主考到省，禁绝监临、提调官迎接拜望，凡省中寓所，均用巡察封条封闭。入帘时，行李需检查。所需官板书籍，由地方官准备，亦许正副主考官携带，以备考证。⁽¹⁹³⁾条例且严禁考官与外界通信函，⁽¹⁹⁴⁾或延聘他人协助阅卷。⁽¹⁹⁵⁾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工科给事中何楷条陈：“科场条例，原令主考命下刻期起行。今奉差每有耽延者，皆因无处分之例，故得以迟迟其行也。臣请敕下该部酌定起行日期，命下之后于限期内星驰就道。如有濡滞不行者，严定处分，庶人知警惕，亦可杜各省请托之弊。”⁽¹⁹⁶⁾礼部遵旨议定：“试差奉命，限五日内起程。如故迟不行，许科道题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¹⁹⁷⁾至此，限五日内起程成为统一要求。然而总有考官未能遵循，乾隆三年（1738年）奉上谕：“近闻奉差诸臣，起程甚迟，有至十余日外者，殊非远嫌之意。着礼部酌定日期，著为定例。”礼部遵旨议定：各省主考起程日期，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七省以十日为限，浙江、江西、湖北、陕西、江南五省以七日为限，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以五日为限。倘有逾限者，礼部查明参奏。⁽¹⁹⁸⁾这种分省限定起程时限的做法显然比原来的定例要宽松了许多，但并不利于约束考官。因此，未维持多久，至乾隆五十七年，以各省考官派出后多在京滞留，难免有串通嘱托情弊，遂恢复康熙旧例，各省考官命下后一律于五日内起程，⁽¹⁹⁹⁾遂成定制，后沿袭未改。其有未能如期起程者，多有突发之原因，或因灾害，或因战乱。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大水，湖北、江南、浙江贡院均被水淹，三省乡试奉旨分别展期一月或两月，⁽²⁰⁰⁾考官起程亦相应推迟。⁽²⁰¹⁾咸丰六年（1856年），广西兵乱，考官赴任需改道，故起程日期报礼部重新核定。⁽²⁰²⁾凡起程日期需临时改动者，均须题请钦定。

4．主考官之路费

各直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均由京官派出，属临时性差遣，乡试结束后即返回京师。而每次乡试，考官从出发到回京，一般需要数月，多者超过半年，因此，往返是需要一笔费用的。清初，并无路费的颁发，例由兵部发给考官邮符，沿途驿站予以接待。其间，各地督抚多以路费名义馈送主考银两，多寡不一，以致朝廷无法掌握真实情况。尚有边远省分的中式举人见考官长途跋涉，遂将应领之旗匾银送给考官，以示敬意。这种情况极易造成考官受贿而影响取士之公平。清初的许多科场舞弊案也与此有关。

为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决定给各省考官颁发路费，遂颁谕称：“每科主考差往各省，彼地督抚有无馈送路费，向无定例，其数目多寡亦无成规。伊等回京时，有奏闻者，有不奏者，亦不画一。自应酌定一例，俾永远遵行，庶无轻重不均之事。今朕酌量道途之远近，分别路费之多寡：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陕西，五百两；河南、山西、山东，四百两。尔等可寄信各督抚，遵照此数，不得以私意增减，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之外更有所受。将此永著为例。”⁽²⁰³⁾随后又谕：“朕闻远省中式举人，有应领之建坊银，每见主考长途跋涉，即以恩赏之项，行其束脩之敬。而识见浅小之考官，亦遂收纳不辞。此风行之已久，今若追溯从前，一一清厘，徒滋案牍之繁，未免扰累，究于举子无补，着从宽免其追究。嗣后考官各宜恪遵功令，不许收受建坊银。”⁽²⁰⁴⁾颁发考官路费，为清代之创制。清政府之所以给考官发路费，且数倍于他们的年俸，显然是要求他们保持清正廉洁。清政府的原则是，既然朝廷给考官以足够的补贴，就不允许以任何名义额外收受。

按定例，路费银之颁发，待各省主考回京时，于该省存公银两内支给。⁽²⁰⁵⁾若遇恩科之年，则于拨款内动支。⁽²⁰⁶⁾乾隆六年（1741年），鉴于主考出京时资斧艰难，一时无处称贷，遂令户部先发给每人二百两，知会该省于应给路费内扣除。⁽²⁰⁷⁾嘉庆六年（1801年），翰林院编修靳文锐简派陕西正考官，沿途染病，入闱身故。奉旨：盘费银仍行赏给，以资丧葬之用。⁽²⁰⁸⁾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户部奏准：“嗣后各省正副考官，除五品以下各员，仍准在部预支路费，其四品以上大员简放主考者，毋庸另支路费，以示区别。”⁽²⁰⁹⁾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甘肃考官路费银初照陕西，给五百两，至八年奏准：甘肃正副考官，豫支路费，仿照四川额数，各给银六百两。⁽²¹⁰⁾

自颁发路费银成定制后，仍有考官收受银两，也有因违例而受到处罚者。嘉庆六年（1801年），户部侍郎兼管钱局之二品大员周兴岱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到省后即以供奉内廷，在外炫耀，致使江西巡抚张诚基等多有馈赠。事闻于朝，尽管此科未出现科场舞弊情节，但嘉庆帝认为周兴岱“殊属卑鄙”，遂颁旨严惩，⁽²¹¹⁾将周兴岱降为四品京堂，张诚基等革职留任，并严令地方督抚毋得滥行馈赠路费。⁽²¹²⁾

5．任命后的临时变动

主考官受命之后，若遇丁忧、事故等情，则有相应之规定。顺治二年（1645年）定：乡试主考官，如实在病重，即于命下日具疏辞免。凡丁忧，在京者用本衙门文书移部题请更代；已出京者，视路途远近，若时日允许，尚可差官更代，即取所在官府公文，火速投部，题请更代，俱免自奏，以免耽延；如题请不及者，告知所在官府，转申本省抚按代奏，本官即先回籍守制，另外一员，或正或副，即前赴科场，并力办事；已到地方者，监临官具奏，本官不得擅通家报。⁽²¹³⁾其后，又出现新的情况，即考官入闱后遭遇父母之丧。对此，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议准：乡会试主考、同考、内帘等官，入闱后遇有服制事故，无论曾否送卷，该承办衙门毋庸知照场内，均至撤棘日，令其守制。⁽²¹⁴⁾也就是说，考官入闱后，父母之丧的消息要在考试结束后再通知本人。有清一代因丁忧改派者多有发生，更有因考官丁忧、病故，而由一人掌文衡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恩科乡试，福建主考张敦颐道卒，仅副主考陈诗一人入闱。⁽²¹⁵⁾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恩科乡试，给事中徐法绩典试湖南，其副主考病故，则独掌校阅。⁽²¹⁶⁾咸丰及同治初，以战乱而使乡试临时告停之事屡有发生，以致考官派出后又奉命立即驰驿回京。⁽²¹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科乡试，各省简放之主考已起程，寻以义和拳事起，停考者十一省，考官多中途折回。⁽²¹⁸⁾

（二）顺天乡试主考官的选派及赴任

顺天乡试因在京师举行，其地位和影响远远超过各直省，而且赴顺天乡试者，除直隶生员外，尚有八旗士子、各省贡监生，以及奉天士子，人数众多。因此，顺天乡试正副主考官的设置、选派，多有不同于各直省之处。

1．正副主考官的设置及职衔

顺天乡试正副主考官的定额及职衔要求不同于各直省。顺治二年（1645年）初定制，顺天乡试之主考亦为一正一副，共放二员，与各直省无异。惟顺治八年、十一年之乡试放四员，⁽²¹⁹⁾与外省不同。⁽²²⁰⁾十四年丁酉科乡试起又放二员。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科乡试，始简放三员，一正二副。⁽²²¹⁾道光中，间或放四员。至同治三年（1864年），以应试者一万有余，简放四主考，一正三副。⁽²²²⁾其后，援以为例，即以四员为额。任顺天乡试之主考，其职衔要高于各直省之主考。顺治初规定，顺天乡试用翰林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议准：“顺天正副主考，除应开列官员照常开列外，将侍郎、学士、京堂、翰林、科道、部属等官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无论已未典试，通行开列。”⁽²²³⁾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开列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之官员。⁽²²⁴⁾乾隆三十五年议准：“顺天乡试考官，应将协办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开列题请。”⁽²²⁵⁾至此，顺天主考皆委派大员。⁽²²⁶⁾道光八年（1828年）定：题派顺天主考，各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者，因掌管印信，不必开列。⁽²²⁷⁾二十九年奉上谕：题请简放顺天乡试主考，应将大学士一体开列。⁽²²⁸⁾至此，顺天乡试主考之规格与会试无异，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出任主考几成惯例。

自从康熙八年（1669年）状元出典乡试，其后即援以为例，然以主典顺天为主。如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乡试，九年庚戌科状元蔡启僔任顺天正考官；十四年乙卯科乡试，十二年癸丑科状元韩菼任顺天正考官；十六年丁巳科乡试，十五年丙辰科状元彭定球任顺天正考官；二十年辛酉科乡试，十八年己未科状元归允肃任顺天正考官。⁽²²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科乡试，内阁学士嵩贵为顺天副主考，是为蒙臣典试顺天之始。嘉庆十八年（1813年）癸酉科乡试，内阁学士果齐斯欢任顺天副主考，此宗室典试之始。⁽²³⁰⁾

2．主考官的简派及赴任

顺天主考之简派，顺治二年（1645年）定：顺天乡试主考，该府尹先期题请，礼部将应差者疏名上请。同时又定：题差乡试考官，顺天八月初四日具题。⁽²³¹⁾乾隆十二年（1747年）以后，改为每逢乡试之年，由礼部于八月初四日以前，缮本密题，恭请钦命正副考官，初六日宣旨入闱。⁽²³²⁾凡皇帝出巡，则按道里远近，先期办理。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帝驻热河，礼部于七月二十八日即行进呈开列名单。奉旨：为时过早，八月初二日驰至热河进呈，尚不为迟。嗣后遵照办理。⁽²³³⁾道光二十年（1840年）定：嗣后顺天乡试及会试，点派考官，于初三日缮写密本送阁，初四日进呈。⁽²³⁴⁾

顺天主考赴任无须赶路，故无路费之颁发。顺治二年（1645年）定：顺天乡试，凡系开列具题内外帘之文武大小官员，俱于八月初六日黎明，各具朝服，备行李，齐集午门外，听候宣旨，凡点入帘者，一体谢恩，即入贡院。如有不到者，听礼部查参议处。⁽²³⁵⁾惯例，所有内外帘之文武官员，午门听宣礼毕，即赴顺天府上马宴。宴毕，各取金花、衣料、杯盘等件，再赴贡院。⁽²³⁶⁾乾隆十七年（1752年），御史欧阳瑾奏准：“开列具题内外帘大小各官，宣旨不到者，一面参处，一面请旨换人。其不在开列之中而点出者，该部专差官人传同该员速来，不许托词稽延。”⁽²³⁷⁾嘉庆十五年（1810年）奉上谕：“每科乡会试届期，所有正副考官及同考、御史等官，自应遵照定例，在午门前恭候宣旨谢恩，即行入场。近日竟有不到午门前祗候，在家得信、径赴贡院者，殊非敬事慎密之道。嗣后添派满汉御史各一员，查收应行听宣职名，除内廷行走，与是日在圆明园奏事，及有执事各员，先期行知都察院外，如有无故不到者，即将该员参奏扣除，不准入场，仍交部议处。”⁽²³⁸⁾顺天乡试派稽察监督考官听宣入闱事，自是科始。凡听宣者，必须投递职名之例，亦自是科始⁽²³⁹⁾。二十四年奉上谕：自本科为始，顺天乡会试，点派考官密本，先不发交批本处，于初六日特派乾清门侍卫二员赍至午门前，交大学士拆封，当稽察御史之面，宣旨唱名。应行开列各员常服朝珠前往午门，待奉本御史到时，各按品级跪听宣读。其未经点出者，即起立退出，不准片刻停留，其已经点出各员，毋庸更换朝服，即行三跪九叩礼谢恩。礼毕迅速入闱，毋稍迟延。⁽²⁴⁰⁾随即又降旨：嗣后乡会试停止考官上马宴，其金花、衣料、杯盘等件即于午门前宣赐。⁽²⁴¹⁾道光十三年（1833年），御史宗赓奏称：顺天乡试及会试，点派考官密本，向系大学士于午门前拆封，当稽查御史之面，宣旨唱名。凡不入闱者，俱应回避。近年以来，每届拆封，竟有无执事闲人混入其中，纷纷拥挤，殊非慎重关防之道。奉上谕：“嗣后考官拆封之日，着礼部于午门中间恭设黄案，为拆封及接收核对之用。并责成稽察御史认真查察，倘仍有窥探搀越等弊，即行据实参奏。”⁽²⁴²⁾条例要求顺天乡试考官一经任命，迅速入闱，旨在减少考官与外界的联系，以免弊端。然每届乡试，总会有人无故拖延。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特派御前大臣景寿前往贡院稽查，“方悉本年顺天乡试考官及执事各员，有迟申刻及酉刻始行入闱者，殊非慎重关防之道”。鉴于“相习成风，免其置议”，遂谕内阁：“嗣后，乡会试年分，午门听宣之日，着即责成稽查御史，于听宣事毕后，即赴贡院门前，将正副考官、同考官及派出场内执事各员入闱时刻，一并详细查明，于次日覆奏。倘该考官等有是日并无别项差使，无故迟延者，即着指名参奏，以肃功令。”⁽²⁴³⁾

有关丁忧、患病等规定，一如各直省考官。

二、考差制度的推行

考差是清代的创制，即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清制，乡试主考为“试差”，故对其选拔考试，称“考试试差”，简称“考差”。乡试同考官亦须考试选拔，但同考官不属试差，故对其考选，不列入“考差”之内。

1．考差制度的确立

清初，各省乡试主考之选派，系由礼部开列合例者衔名，题请上裁，并无考试一项。然挑选之标准，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务遴才品，不得但取资次，亦不得浮猎声华。”⁽²⁴⁴⁾也就是说，务必遴选才能、品德俱佳者，不得仅凭资历和声望而选用。顺治五年之乡试曾对各省正副主考官，“令内院、吏部、礼部公同考选派发”⁽²⁴⁵⁾。这次所谓的考选，并非严格意义的考试选拔，且未形成定制。总之，由礼部开列名单，题请上裁，一直是清初选拔乡试主考的基本方式。

乡试主考官选拔方式的变化，主要在于科场弊端的不断暴露。顺康间，科场弊案不断，以致士子鼓噪，指斥考官取士不公，故朝廷多强调考官之人品，而学问次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乡试榜发后，人多议论，怨其不公。奉上谕：“科场之设，以为选择人材之地，于此事而行之不正，虽学问优长，何益之有？”⁽²⁴⁶⁾显然，康熙皇帝更看重考官的人品。雍正帝继位，则既要求考官人品端方，又要求学问明通，且指出以往所选考官之不足：“向闻试官之内，有学问不及者，亦膺是选，以致所取之文未尽满人意。”⁽²⁴⁷⁾雍正元年（1723年），首开登极恩科。正月，派出云贵二省乡试主考，随即谕吏部：“开列各省试官，在部院之举人、进士者，不比翰林人员，文章或致荒疏。若将此等人差往，不能阅文，殊属无益。伊等如有自称文章未经荒疏者，着开列，朕加考试。”⁽²⁴⁸⁾旨下，吏部不敢怠慢，而部院属官竟无自请考试者。其后，分四批派出之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江南、河南、山东、山西十二省二十四位正副考官中，便无一部院属官，只是有翰林院官十五人，科道官五人，詹事府一人，内阁学士一人，余二人为部院长官黄叔琳、嵇曾筠。⁽²⁴⁹⁾此次选派试差，由于部院属官无自请考试者，故未进行考试选拔。这种状况肯定出乎雍正帝的意料，但其通过考试选派试差的决心已下。雍正三年正月，吏部奏请差遣湖南及山东学政。学政为学差，本与试差无关，而雍正帝却抓住时机，果断推行考差制度，并立即颁旨：“从前学政、主考，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并未考其文艺。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后荒疏年久故耳。着将应差之翰林，并进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员查奏，俟朕试以文艺，再行差委。”⁽²⁵⁰⁾这就是说，所有出任乡试正副主考官的官员，无论是翰林官，还是部院属官，均须通过考试选拔。这显然比最初设想的只是部院属官考试更为严格，且更为合理。三月初二日，清廷首次考试翰林及部院进士出身等员于太和殿，以备学政、主考等差遣。⁽²⁵¹⁾是为清代考差之始。⁽²⁵²⁾

考差制度的最终确立，历经雍正、乾隆两朝之实践。雍正三年（1725年），吏部遵旨将应考之人召集于太和殿，试以《四书》文二篇，弥封后进呈，由皇帝亲定名次，“封储内阁，以备乡试差遣”⁽²⁵³⁾。四年丙午科乡试前，将考差录取之员陆续派出，并谕各省乡试正副考官，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谕旨内容十分明确，就是强调文行之关系：“夫文行原无二理，岂有文艺优通而品行卑劣者。况国家以文章取士，尔等以文章发科，今膺鉴衡之任，若文优而行劣，使天下之人谓文章一道全无足凭，则是读书通籍之人贻玷于名教，国法尚可容乎？料尔等必无此事，但朕慎重科场大典，不得不谆谆告诫，尔等其共加勉力，勿负朕心。”⁽²⁵⁴⁾雍正帝可谓用心良苦，他在强调学问的同时，仍不记人品，因为这正是他所担心的。此次考差，并未形成固定之条例。至雍正七年己酉科乡试前，鉴于以前考取人员，或迁外任，或告假回籍，所余不足差遣，遂谕：“着照雍正三年之例，通行考试，俟朕分别记名，以备持衡之任。有不愿就试者亦听其意。”⁽²⁵⁵⁾这样，雍正七年进行了第二次考差。雍正九年，因从前考取之人俱已陆续差遣，奉旨再行考试，以备十年壬子科乡试之用。⁽²⁵⁶⁾观雍正朝之考差，或在乡试年之前进行，或在乡试当年进行，而且并“非每科必考也，考取人员渐少，则复试一次”⁽²⁵⁷⁾，一切由皇帝临时决定，颁旨而行。

乾隆元年（1736年），举行恩科乡试，乾隆帝以即位之初，不能深知诸臣之底蕴，遂仿雍正朝之例，行考差，冀得才品兼优之员，以副抡才大典。⁽²⁵⁸⁾其后，每当需要考差时，皆临时颁旨。三十三年，适逢翰詹官员大考，降旨停止考差，“各衙门应行开列试差之进士出身人员，着吏部传集带领引见”⁽²⁵⁹⁾。且谕：虽停考试，但各衙门不得将“年力就衰、学殖荒疏者概行开送”⁽²⁶⁰⁾。然而，令乾隆帝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詹事府开列名单中有赞善路斯道，其人“年逾七旬，久经衰迈”。乾隆帝震怒，令将该堂官交部议处。⁽²⁶¹⁾其后，在三十五年特开皇太后八旬万寿恩科时，又恢复了考差。四十七年，礼部奏准：“凡乡试之年，考试试差。”⁽²⁶²⁾至此，考差成为定制。“自后则乡试年分皆考差”⁽²⁶³⁾。除正科的子、午、卯、酉年必考外，遇有登极或万寿恩科亦行之。

2．考差之方式

考差制度推行之前，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或由礼部将应差者先后题名上请，或由吏部开列名单进呈，或由各衙门推荐，最后则皇帝钦定。行考差之初，并未完全摆脱旧的推荐形式。雍正朝基本采取将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的方式，而乾隆初则改由大臣保举后再行考试。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以不了解诸臣之学问、人品为由，令张廷玉、鄂尔泰、朱轼、徐本、邵基、任兰枝、徐元梦、福敏、孙嘉淦、杨名时等大臣，于翰林、科道、部属内，各据所知，多举数员，交送内阁汇奏，⁽²⁶⁴⁾然后进行考试。经大臣保举的人数毕竟有限，且不论公正与否，至少选拔范围受到局限。乾隆三年三月，乾隆帝先是令大臣保举，再行考试，数日后又颁谕称：“今思翰林、科道、部属等官，应差主考者，人数甚多，其未与保举之列者，亦着一体考试，不愿出差者听其自便。”⁽²⁶⁵⁾实际上，“无论保举与否，一体考试”⁽²⁶⁶⁾。六年，则仿雍正朝旧例，“通行考试”⁽²⁶⁷⁾。九年，又命大学士、尚书、侍郎先保举，再行考试，且称：“非科甲出身及无真知灼见者，不必强举。”⁽²⁶⁸⁾然诸大臣保举之后，监察御史李清芳奏称：大臣保举不公。所举四十九人，各省籍官员只十六人，满洲四人，其余二十九人皆江浙籍官员，而“河南、四川、贵州、广西、云南五省，未见一人获膺是选。可见保举者，皆平日往来相知之人，而所举之人，大抵饶于财而凭于势。至守正不阿者，不肯伺候公卿之门；边隅之士，声气不通，交游不广，是以无人荐举”。因此，建议将合例人员通行考试，使得试差者不由奔竞，而边省之士亦得入选。奉旨：“李清芳所奏，似是而非。审如是，则朕所用之大臣等皆不可信矣。”⁽²⁶⁹⁾时，外间对保举亦颇多议论。至十二年考差时，改变了方式，令“将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其不愿考试者听其自便。同时又谕：“仍于应行开列中，着大学士、九卿等，将学问优长、精于衡鉴者，各举所知，密封交送内阁进呈，候朕酌用。如此，考试与保举并行，内有保举而考列优等者，固可简任文衡，即未经保举而文艺入选者，亦一并简用，则人才不致屈抑，而众心亦当允服矣。”⁽²⁷⁰⁾乾隆帝的举动，似乎是为平息议论而找平衡。其实他也清楚，仅凭保举会有弊病，但又不能一下子否定自己的决定，故而采取了“考试与保举并行之法”。实际上，在采取通行考试的情况下，再行保举，已无多少实际意义，徒具形式而已。至十八年，则令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否定了保举后再考试，及考试与保举并行的原有方式。乾隆三十五年恢复考差后，明确规定：所有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²⁷¹⁾至此，考差方式成为定制。

3．考差人员之资格

考差人员之资格，也就是选拔乡试主考的基本要求，这在前面的“主考官的出身及职衔”中已有阐述，即进士出身的翰林、科道、部属等官。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一点，参加考差人员并非全部差遣人员，因为按规定，部院长官如派出任试差是不需要考差的。实行考差后，顺天主考一直用一二品大员，江南等省主考也常由侍郎等官充任，他们属于“例不考差”之员。由于“题派各省乡试主考，开列人员，向有照常开列及通行开列两单外，又有考过试差官单。分款虽多，其实止有京堂及考差两项”，因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明确规定：“嗣后题派各省主考，除本年考过试差官单外，其余止将例不考差之侍郎以下京官另列一单。”⁽²⁷²⁾嘉庆五年（1800年），改变了这一做法，所有差遣人员均需考试。是年颁旨：“传集满汉二品以下进士出身之侍郎、内阁学士，三、四品京堂及未经考试试差之四、五品京堂，俱赴尚书房考试。不愿赴考者听。”⁽²⁷³⁾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恢复旧例，将“未经考差之京堂各员另缮一单”⁽²⁷⁴⁾。

按条例规定，未授实缺者不得参加考差，故翰林官中之庶吉士必须在留馆授职后方可考试差。嘉庆十三年（1808年），考差于散馆后举行，为此特颁谕旨：“现在考试试差，虽已在各项考试之后，所有前项人员，仍俱毋庸与试。嗣后凡遇考差，如在本年散馆、殿试以后，即着照此办理。”⁽²⁷⁵⁾一甲三名进士，均授实职，例得参加考差。至嘉庆二十三年奉上谕：“向来新科一甲进士适逢大考翰詹之年，以该员等尚在庶常馆教习，未经散馆，皆不就试。及考试试差，则以已经授职为辞，一体与考，事属两歧。该员既不与大考之列，则考差亦不应与试。着自此次为始，凡一甲进士未经散馆，遇考试试差时，亦毋庸与考，以归画一。”⁽²⁷⁶⁾

向例，捐纳人员不得考差。道光十六年（1836年）规定，“由捐纳各官中式进士，并中式进士后加捐者”准考试差，但要在“题本内分别注明”⁽²⁷⁷⁾。尽管限制有所放宽，但进士出身这一基本条件还是要坚持的。至光绪时，对考差人员的资格规定，仍旧是“所有试官，均系翰詹科道，并进士出身之实缺部属，方准考差”⁽²⁷⁸⁾。

4．考差之各项规定

考差之具体规定，前后几经变化，有形成定制者，有奉旨而行者。

考差之时间，没有严格规定。雍正三年（1725年）首次考差在三月初二日，考差成为定制后多在乡试年之四月举行，具体日期届时颁旨而定。定于四月考取试差，旨在陆续简放主考。⁽²⁷⁹⁾间有提前至三月，或推迟至五月进行者。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定于三月二十五日考试，⁽²⁸⁰⁾嘉庆十三年（1808年）则于五月初六日考试。⁽²⁸¹⁾尚有一次特例，乾隆四十四年开恩科乡试，是年三月考差一次，因明年举行庚子乡试正科，遂于十月二十六日再次进行考差。⁽²⁸²⁾

考差之地点，均在宫中殿廷之内，故时人又称考差为“廷试”。具体地点，亦无固定。雍正朝在太和殿。乾隆三年（1738年）在保和殿，其后多在正大光明殿。嘉庆、道光朝多在上书房，间或在正大光明殿、保和殿、乾清宫。至光绪初，又在保和殿。

考差之内容，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试以《四书》文二篇。乾隆时增加排律诗一首。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奉上谕：“考试试差人员，自此次为始，《四书》题文两篇内着减去一篇，添《五经》文一篇，仍用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著为令。”⁽²⁸³⁾至此形成定制：“考试试差，钦命《四书》题一道，《五经》题一道，诗题一道。”⁽²⁸⁴⁾

定制：考差只进行一天，所有应试者自备试卷、笔砚，当日交卷，试卷弥封，然不誊录。至于阅卷、评定等第，以定去取，则几经变化。雍正三年（1725年）始行考差，并不急于差遣，故考后只将试卷弥封，进呈皇帝，亲定名次，封储内阁，以备乡试差遣。⁽²⁸⁵⁾至四年丙午科乡试前，才“将记名人员掣签命往，使典试事”⁽²⁸⁶⁾。具体做法是：“将御试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每届按省分差之期，设黄案于午门外，令书名人员齐集，命大学士同礼部堂官捧金筒置案上，掣签唱名，宣读上谕毕，大学士将所掣名签恭请钦定正副主考，遵旨差往。”⁽²⁸⁷⁾乾隆以后，因考差距差遣时间很近，故钦点大臣于考差次日进内阅卷，“第其高下，引见记名，以备简用”⁽²⁸⁸⁾。从此时起，所有试卷均由阅卷大臣评阅，并排定名次。

初，考取名次发单传给本人。大凡名次靠前者，多放江南、浙江等省，以致每次差遣时，外间多有猜测。为不泄漏考差名次，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谕：“着将应行开列人员仍照向例考试，其试卷不必分别等第，止将拟取之卷进呈。入选人员，即按各衙门开列名单，交该部各依衙门次序带领引见，候朕陆续点用。”⁽²⁸⁹⁾如此，“与考之人，即使自知考取，亦不能预知简拔何省”⁽²⁹⁰⁾。四十七年更规定：考差录取名单毋庸发出。⁽²⁹¹⁾至此，考差始密定名次，不再向应试者揭晓。⁽²⁹²⁾嘉庆初，又恢复由阅卷大臣拟定名次之例，然另书空名之名单，随卷进呈，待皇帝“亲拆弥封，填注姓名”，外间不得知考差之名次，且简放试差时亦不按名次之先后，“有名次在后而出试差者，亦有名次在前并房考官俱不用者”⁽²⁹³⁾。“房考官”指顺天乡试同考官。因顺天乡试主考多用一二品大员，故个别考差录取者亦用作顺天乡试同考官。其后，外间多次议论考差名次漏泄，故嘉庆十五年（1810年）颁旨：“阅卷大臣不必排定名次，惟各于所阅之卷，将取与不取分为两束，自注衔名，一体进呈，候朕详加披览，亲定去取、前后，以杜浮议。”⁽²⁹⁴⁾至此，阅卷大臣不拆弥封，取否均不知也。⁽²⁹⁵⁾

关于考差的各项规定，至嘉庆时均已成为定制，其后少有变化，而前后表现出的不同，多是执行中的问题。

考差之推行，提高了各省乡试主考官的文化素质，加大了任职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任职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亦颇得时人之赞赏，谓考差所取“多为才望之官”⁽²⁹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乡试，顺天主考为尚书梁诗正、侍郎观保，江南主考为裘曰修、钱琦，江西主考为钱维城、翁方纲，浙江主考为介福，河南主考为朱珪，山东主考为钱大昕，山西主考为纪昀，广西主考为钱载。一科之中，集诸多才学之士，实属罕见。且行考差后，多有试差未回即授学政者，这显然是对乡试主考官所取得成绩的肯定。道光二年（1822年）乡试后，适逢各省学政任满，时有八省乡试主考官出任本省或他省学政。“考官留学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²⁹⁷⁾。然日久弊生，其后问题不断。至同光间，“应试各员，每于交卷后，将本日所作诗句首联另纸录出，纷向例得阅卷之一二品大员处递送，谓之递诗片。而阅卷诸臣非其座主，即其同乡，亦遂瞻徇情面，以诗片之有无，定文字之优次。始犹暗中摩挲，继则互相传换，公然不讳于宫府森严之地，开利途侥幸之门……明目张胆，无所不为。一旦膺典试之命，安望其秉公衡鉴、拔取真才耶！”⁽²⁹⁸⁾较之当初，此时之考差，徒具形式而已。

三、同考官的选派及入场

同考官作为主考官的助手，负责阅卷工作，并向主考官推荐拟取之试卷，最终由主考官决定去取及名次。因同考官分房阅卷，故又称“房官”。与主考官不同的是，各省乡试之同考官均由地方官中选派，而非由京官中简放。惟顺天乡试，以其地位之特殊，其同考官之入选资格及选派多有不同于各直省之处。

1．同考官之定额

各省乡试同考官，因负责阅卷工作，故其定员数倍于主考官。具体到各省乡试同考官的数额，则主要依据该省应试人数之多寡来决定。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各直省房考数额以该省录送乡试人数为准，“每房分阅三百卷，或二百五十卷。计数分房，计房取官”⁽²⁹⁹⁾。因各省参加乡试人数不一，其同考官多寡亦不同。由于清初一段时间战乱不断，故各省应乡试人数并不算太多，因此，以应试者三百人或二百五十人设一同考官，其阅卷量还是不大。其后，各省应试人数越来越多，但同考官数额的增加则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同考官的阅卷量大大增加，因此，增加同考官人数势在必行。但各省同考官人数的确定仍以应试人数为依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议准：“直隶、江南、浙江乡试，人数倍于他省，照会试例，各用房考十八人。”⁽³⁰⁰⁾其他各省同考官的数额也有变化。至雍正五年（1727年），各省同考官数额相对固定：顺天、江南、浙江，各十八人；江西、山东，各十四人；河南、福建、陕西、山西，各十二人；广东、湖南、湖北，各十一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各十人。⁽³⁰¹⁾

乾隆三年（1738年），重定各省同考员额。与雍正时定额相比，江南增为二十二人，河南增为十四人，广东增为十三人，余未变。⁽³⁰²⁾九年，限制各省录送乡试之人数，故十二年、十五年之乡试，各省同考官数额多有削减。如十二年减山西同考官五名，减湖南同考官二名；十五年，减云南同考官二名⁽³⁰³⁾。至十八年重新确定各省同考数额时，除顺天、江西、四川、广西四省保持原额外，其他各省均有减额。其中，江南仍减为十八人，浙江减为十六人，山东、河南减为十二人，福建减为十一人，广东、湖北、陕西减为十人，湖南、山西减为九人，云南、贵州减为八人。⁽³⁰⁴⁾

咸同时，以捐输军饷，永广学额和乡试中额，致录送乡试人数增加，故有多省又增添同考官。同治四年（1865年），湖南巡抚恽世临以湖南“应试士子较前多至千余卷，房官分卷有加，而期限犹昔，去取未能详审”，奏请“添设房官二员，得以尽心阅看”，获准。⁽³⁰⁵⁾同年，四川又添设乡试同考官二员。此后，陆续有添设者。同治五年，广东添设二员；八年，江西添设二员；九年，湖北添设二员，山东添设二员；十一年，河南添设二员。⁽³⁰⁶⁾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闱，定甘肃用同考官八员。⁽³⁰⁷⁾至此，各省同考官数额为：顺天、江南，十八人；浙江、江西，十六人；山东、河南，十四人；广东，十三人；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十二人；陕西，十人；山西，九人；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八人。⁽³⁰⁸⁾

2．各直省乡试同考官的选派及入场

各直省乡试同考官也有入选资格、挑选方式，以及入场要求等具体规定。

各省乡试同考官均选自地方官，但对入选者也有一定的资格要求。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直省房考，取本省甲科属官，不足，聘邻省甲科推官、知县，及乡科教官。挂议迁谪者不与。”⁽³⁰⁹⁾所谓“甲科”，即指进士出身者；“乡科”，则指举人出身者。十七年，从科臣杨雍建之请：各直省同考官，不论本省、邻省，推知、教官，先取进士出身者，不足，兼取举人出身者。⁽³¹⁰⁾这一方案主要在于强调进士出身。康熙五年（1666年）议准：“各省乡试同考官，以本省内进士、举人官员用，如不足，方于邻省聘取。”⁽³¹¹⁾这一变化，旨在强调以挑选本省官员为主。这样做，既便于操作，又便于对同考官的管理及使用。康熙十四年乙卯科乡试，因三藩事起，广东等省州县官因有守城之责，不便远离，遂多聘邻省教职及用本省地方佐贰官。⁽³¹²⁾后以诸臣奏请，仍照旧例，用科甲知县⁽³¹³⁾。这一状况在雍正时发生了变化。

雍正五年（1727年）奉上谕：“外省乡试房考，旧例皆用现任知县入闱。朕思知县身为民牧，地方政务甚繁，入闱动经数月，诸事或至迟误。且一县之中岂可无正印官在署管辖。况知县到任后，日理簿书钱谷之事，文艺未免荒疏。倘令办事之时，犹温习举业，以为房考持衡之地，其势难以兼顾。又本省本县应试士子，皆县令所管辖之子民，于行迹亦涉嫌疑。朕意欲将外省房考之例，斟酌更定，或于邻省中举人、进士之在家候选者，临期调取数十人，交与监临之督抚，秉公掣签，令其入闱分校。着九卿悉心详议具奏。”⁽³¹⁴⁾九卿遵旨议定：“嗣后外省乡试，令所属地方官将在籍候选之进士、举人确访文行素优者，该县备造履历、经书清册，加结送府，该府出具保结，申送督抚，亲加验看，以备邻省调取。大省十八房者取用三十名，中省十四房者取用二十五名，小省十二房、十一房者取用二十名，十房者取用十八名。邻省督抚咨文到日，遣官伴送，俱限八月初一日齐集，调至省城，照例关防……主考官进闱之日，监临督抚传集调取之进士、举人，当堂公共掣签，掣得内帘者，即令入闱分校，其余即令回籍。往来路费，每人给银三十两，在本省公费内动支。并令该督抚酌量道里远近，互相调往。其附近三百里内者，不得混行咨送……至本省知县入帘之例，概行停止。”⁽³¹⁵⁾同时确定了各省调取之方案，如江南十八房，调取浙江十人，山东十人，江西十人；山东十四房，调取直隶九人，江南八人，河南八人；河南十二房，调取直隶八人，山西六人、山东六人；湖南十一房，调取江西七人，广西七人，贵州六人；云南十房，调取贵州六人，四川六人，广西六人等。以邻省在籍候选之进士、举人取代本省知县入闱，是为同考官条例之一大变动。然只行数科，至十三年，又以“地方官与士子情分相隔，而邻省举人与士子声气相通”，更应预为防范，⁽³¹⁶⁾遂停外省举人充乡试同考官之例。

至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恩科乡试，仍复旧制，以本省科甲出身之同知、州县官入闱分校。⁽³¹⁷⁾十九年复准：嗣后各省乡试，内外帘官，将直隶州知州停其调取。⁽³¹⁸⁾三十二年议准：“乡试同考官，务须恪遵定例，于现任州县内考选，其在省候补及暂行委署并借补佐贰者，概不准入帘。”⁽³¹⁹⁾三十六年，以云南现任州县不敷任用，特准用委署州县以上之人。⁽³²⁰⁾六十年，以湖南军务繁忙，特准用本年分发试用知县。⁽³²¹⁾道光五年（1825年）奏准：江西本年乡试，实缺人员堪充同考者只十二人，改于候补人员中择二员入内帘。⁽³²²⁾九年，京畿道监察御史牛鉴奏请：嗣后遴选房官，如实缺人员不敷，准以候补正途人员充补。⁽³²³⁾礼部议准：如现任各员不敷调用，准以即用分发人员一体充当。该督抚须将不敷派用缘由专折奏明。v至此，形成定制：“直省乡试同考官，各该督抚先期调取科甲出身之现任州县等官充，如不敷派，准于即用分发各员中详加遴选参用，务将现任人员实在不敷考选情形，详细专折奏明。”⁽³²⁴⁾

同考官之挑选，顺治二年（1645年）定：同考官由监临于应选人员内挑选治行最、年力强、学识俱到之员。⁽³²⁵⁾五年曾令各省巡按、提学共同考选派用，⁽³²⁶⁾然实未进行考试选拔。八年，以江南应试者众，考官责任重大，遂定由提学会同巡按及布、按二司选用，务取洁守实学者，每十员用二十员共同阄定。十七年又令各直省由督抚将应选者倍数密取到省，即日公阄入闱。⁽³²⁷⁾向例，州县官选为同考，只许入闱一次。⁽³²⁸⁾雍正元年（1723年）停此例，始行考试选拔法。是年奉上谕：“闻各省乡试房考，凡州县官由科甲出身者，止许入闱一次。夫房考以秉公精鉴、识拔文才为主，何论曾否入闱。嗣后凡遇乡科，各省督抚临场调齐科甲出身之员，不论已未分房，监临试以时艺一篇，其文理优长者入内帘房考，荒疏者供外场执事，则分校得人，而佳文尽拔矣。”⁽³²⁹⁾这是继推行考差制度后，进而对同考官进行的考试选拔。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廷对选拔乡试考官的重视。十一年，以同考官用外省在籍之进士、举人，乃议定，增试策一道，取文理优通者咨送邻省。⁽³³⁰⁾十三年，停调外省举人例，同考官之考选仍考时艺一篇。乾隆五年（1740年）复准：“乡试同考，应令各省督抚将应行入帘之员，预访其品学素著者，调取来省，照例试以时艺一篇，策一道。其文理优长者，准入内帘房考，其次供外场执事。⁽³³¹⁾条例虽定，但各省督抚往往视为具文，多以地方不甚紧要，而办事能力平常者选任，甚至有年老体弱、精力不足者也滥竽其列。二十一年奉上谕：“今岁乡试届期，所有各省同考官，其令该督抚等慎重遴选，精加考试，择其年壮学优者，共襄试事，以副国家抡才大典。”⁽³³²⁾至此，各省同考官之选拔已成定制：直省乡试同考官，该督抚调取进士、举人出身之州县官，试以文艺，年壮学优者准入内帘，余供外场执事。⁽³³³⁾

同考官之入场，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乡试同考官，取到后严加扃钥巡察，至期宴毕，同主考入场。”⁽³³⁴⁾康熙十七年（1678年），吏科给事中张鹏条陈：“外省同考，因道里远近不一，势必先期行取，往往行取文到，本官不即起行，迁延时日，耳目既近，关节易通。今宜严定限程，刻期赴省。”下部议行。⁽³³⁵⁾鉴于各省州县官经奉调之后，常有携带稿案入闱中，而“幕友吏胥、家人子弟往来出入，或不免与士子结纳夤缘，招摇生事”，乾隆十三年（1748年）特颁上谕：“着于本年为始，各省房考于奉文调取之日，即委员署理，案件不必展限，庶该房得以严密关防，专心分校，而士子等不得妄希幸获，照应关通，以慎司衡，以重官守。著为令。”⁽³³⁶⁾四十八年议准：“外省内外帘官考试后，该督抚不必豫期宣示，即令监试官加谨查察，均俟入闱之日，临期分派。”⁽³³⁷⁾道光十三年（1833年）定：“各省督抚遇州县调帘入省，务令遵照定例，径入公所，不得在外居住，与人交接往来，启士子钻营之习。如该州县不知检束，或招致士子私通关节，或贿托书吏，指认红号，该督抚当不时查察，一经发觉，即严参究办。”⁽³³⁸⁾这里所谓之“调帘”，即指选为同考官。光绪七年（1881年）议准：“嗣后乡试调帘各员到省，即令径入公所，严禁幕友子弟等出入往来，并照主考到省例，将所寓公所门封固，由督抚委员巡逻，依时启闭，以杜弊端。”⁽³³⁹⁾

同考官既入内帘，即分房阅卷，每房一人。初，考生应试答卷，各认一经，故同考官亦按五经分房，分阅各经。顺治二年（1645年）定：《春秋》、《礼记》二经，选答者少，同考官易被揣摩，临期分派。《易》、《诗》、《书》三大经，于入帘次日，听监临官将各房官单密送主考，于分卷时，照单分房，以杜关节。⁽³⁴⁰⁾各省均以《易经》、《诗经》分房最多，《书经》次之，《春秋》、《礼记》最少。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停房考分经阅卷例，房官阅卷，均匀分派，多寡适均。⁽³⁴¹⁾

派出之同考官遇有患病等事故，不能入场，则知会正副主考官，令入场之同考官通融校阅，无须另派。其丁忧之规定，一如主考官。⁽³⁴²⁾

3．顺天乡试同考官的资格及选派

顺天乡试之同考官也多有不同于各直省之处。其入选资格，顺治二年（1645年）定：“分考京闱，用中书、行人及候选进士，如不足，取在外推官、知县，到京即送都察院衙门严加扃钥。”⁽³⁴³⁾十一年，以内阁中书可参加顺天乡试，同僚当回避，故不用内阁中书入内帘。⁽³⁴⁴⁾十七年，从科臣杨雍建之请，顺天同考除郎中不差外，其员外郎、主事、中行评博、国子监科甲出身官员，以及近京之廉慎素著之科甲推官、知县，一并开列。⁽³⁴⁵⁾且定：先取进士出身者，不足，兼取举人出身之员。⁽³⁴⁶⁾康熙十七年（1678年），吏科给事中张鹏，以顺天同考，小京官居多，与应试士子素相交好，非慎重关防之道，建议停用京官，概取知县中素有文誉者。⁽³⁴⁷⁾未准。二十六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董讷再次疏请，礼部议定：“顺天乡试分房各官，俱用直隶所属进士、举人出身知县。”⁽³⁴⁸⁾是年秋，以进士知县不敷调用，又准将员外郎、主事以下小京官及守部进士一并开列。⁽³⁴⁹⁾五十一年，改内帘用翰林，外帘用部属等官。⁽³⁵⁰⁾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科，庶吉士为同考者八人；乾隆九年甲子科，庶吉士为同考者十人，皆后来所无也。⁽³⁵¹⁾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定：顺天乡试同考官不再取外官知县，一律用京员。嗣后与主考官同时开列。⁽³⁵²⁾至此，顺天乡试同考官专用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詹事府庶子以下，科道、部属、评事、博士、监丞以上官。⁽³⁵³⁾五十一年，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者众，停用国子监官员。⁽³⁵⁴⁾

顺天乡试同考官之选派，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由礼部会同吏部于合例人员内选用。自十七年始，改由吏部开列应选人员题请钦点。⁽³⁵⁵⁾雍正元年（1723年）定同考官考试例后，顺天同考一并考试，入选者开列具题。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礼部议准：“顺天同考官，向因调取近京州县，独由吏部题请。今改用京员，嗣后应与顺天暨各省主考官，均归礼部开列具题。”⁽³⁵⁶⁾

至同考官入场，顺治二年（1645年）定：凡外取之推官、知县，到京后送赴都察院衙门，严加封闭，候顺天府会宴之日，伴行入朝，同主考、监临等官陛辞入院。⁽³⁵⁷⁾十七年定：京官入选者，点用当日即同主考入闱。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定，专用直隶科甲知县，起送三十名，限八月初一日到京，不许私寓外城，候题请钦点。⁽³⁵⁸⁾专用京官后，又恢复顺治十七年定例。五经分房阶段，顺天也有别于各直省之处。康熙五十六年，顺天乡试仿五十四年会试例，每房派二人，然不得派同省之人。⁽³⁵⁹⁾雍正元年（1723年）奉上谕：“近科以来，皇考慎重辟门吁俊之典，于顺天乡试及会试房考官，虑其人邪正不一，特命每房各用二人，同阅试卷，使之互相觉察，彼此钤制。用意良为周密。但法久弊生，一房两考官，岂皆遇秉公持正之人？设有一狡黠者参杂其中，即为贤者累。况两人或皆不肖，则朋比作奸，其害不更甚乎？嗣后仍着照旧定科场条例，一房止用一人校阅。其责既专，其功罪亦难推诿。”⁽³⁶⁰⁾顺天同考向例于聚奎堂拈阄分经。其后每于十八房考内择官阶优者，分《易经》第一房，如有官阶并优者，分《诗经》第一房，名曰领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监察御史吴玉纶以设领房易滋弊混，奏请无论官阶大小，悉令拈阄分校，以昭公慎。⁽³⁶¹⁾礼部议准：嗣后同考一体掣签分房，毋得更立领房。⁽³⁶²⁾四十二年后，同各直省，停房官分经阅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