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898年未遂政变大揭秘》：甲午之后

甲午战争败于中国士大夫素来瞧不上的蕞尔小国日本，这种刺激非同小可。如果说，鸦片战争使他们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惨败让他们明白，延续已久的皇权专制体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

甲午战败唤醒了国人，唤醒了统治者。先前几十年不断呼吁的发展实业、保护商业、改革教育、发展教育等，都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而亡羊补牢，在政府的倡导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很快从一般性呼吁、倡导变为举国共识，成为实际发展着的运动。中国人开始了艰难的维新历程，结党营私、君子不党的观念被渐渐打破，政治新气象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悄然发生，不到三年，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为再出发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能性。

但1897年的巨野教案，最终发酵成了胶州湾事件，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责任编辑/兰嘉娜

同光中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清王朝迎来了自己的喘息之机。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形容清帝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在慈禧的政变中，他们登上了中国的近代政治舞台。从那以后，清王朝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些地主开明人士学习西洋列强“长技”，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浅层次变革。事实上，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军事变革为主线、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是由中央实权派人物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主导，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崇厚、沈葆桢等一大批地方实权人物推进的。尽管掌权的慈禧太后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保持了一种默许，这是洋务运动能开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以后，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开来。中国近代重工业、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文化教育体系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建立起来，并带动了外交、政治上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中兴”——“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之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同光中兴”是清帝国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中所探索出的一条新的道路。虽然同治、光绪两位皇帝都未见得是什么英主，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自是老谋深算，而贤王能臣如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也尽心辅国。

1894年慈禧太后尽管已经撤帘归政，但她依然是帝国最重要的人物

1894年，为甲午年，在大清是光绪二十年，在日本是明治二十七年。

从开春到盛夏6月份，大清国还算海晏河清、风平浪静。自鸦片战争以来连遭外侮的清王朝，在甲午战前的二十年里终于享受到一段难得的平静。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太平天国横扫东南的危机，已经是三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这年6月，一名来自岭南的年轻医生，辗转跑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陈告“盛世危言”，劝说李大人推动大清改革。但李鸿章对这年轻人的意见，似乎并不放在心上，这个叫孙中山的年轻人大失所望，奔赴海外。

6月20日，日本发生了一场6.6级的地震，不过这跟大清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星期前，天皇派了800名士兵进驻朝鲜汉城，半岛局势稍微紧张，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大清国眼下最关切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办好农历十月份慈禧太后的六十岁寿诞。早在两年前的1892年，光绪皇帝便下了一道谕旨，要求王公大臣积极筹办太后大寿庆典：“甲午年，欣逢（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

太后的大寿，将在颐和园接受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者的隆重庆贺。随着十月寿辰临近，英国人濮兰德看到：从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花环彩纸扎成的“贺寿牌坊”迤逦五英里长。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受命特造彩绸十万匹；江西的景德镇被要求烧造大批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粤海关领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采办足金一万两，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帝为什么要如此隆重操办慈禧的寿辰庆典？他可能是想向太后表现他的异乎寻常的仁孝之心。1894年太后尽管已经撤帘归政，但她依然是帝国最重要的人物，皇帝对她充满无与伦比的崇敬——准确地说，那更是一种深切的畏惧。六年前的1888年，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慈禧给皇帝挑选了五位妙龄女子，让他从中择出一位立为皇后。光绪六神无主，说道：“此等大事当由皇爸爸做主，儿臣不敢自作主张。”太后告诉他：“皇上看中哪一个，就选哪个。”光绪相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但太后在旁边一声断喝：“皇帝！”让小皇帝吓了一跳，顿时明白了太后的心意，连忙选了太后的侄女叶赫那拉氏，立为皇后。

虽然皇帝在太后面前还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但毕竟已经成婚，大婚是皇帝的成年礼，意味着皇帝已经成人，可以亲政了。因此，在光绪大婚之后，太后结束了垂帘听政，归政于皇帝，退养于宁寿宫，间或小住于颐和园。宁寿宫为乾隆帝内禅后所建，是太上皇的居所。慈禧占了宁寿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的太上皇地位。

事实上，归政后的慈禧，依然是帝国的核心，权力不亚于太上皇。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懿旨者，便是慈禧的一锤定音。英国人濮兰德说得更直截了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光绪大婚的第二年，1889年，在大清国的东邻那里，三十七岁的日本明治天皇颁下《大日本帝国宪法》。立宪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天皇总揽权力的独裁获得了宪法地位。过去的天皇，类似于虚君、共主，实际权力掌握在藩主与幕府手里。明治年少时，恰好碰上日本“倒幕运动”的高潮，倒幕的长州藩武士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吓得后妃们碰倒了一个染黑牙齿（日本皇室传统）的铁桶，流出的黑色铁浆的淬火与枪声混成一片，十二岁的明治竟被吓昏，瘫在地上。

这件事让日本的大臣们相信：“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当上了明治的老师，将军事化训练带入内廷，教给他剑术、马术、角斗术。到二十岁时，明治已经长成一名好勇斗狠的武士。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天皇又带头断发，改着西式服装，食用牛羊肉等为主料的西餐（日本皇室历来只以鱼肉为食）；明治也一改不出宫帷的旧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巡141次。

几乎与明治天皇完成了权力的加冕同时，慈禧太后凭借着同治小皇帝生母的尊贵身份，也获得了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在慈禧的支持下，帝国开始“师夷之长”，启动洋务运动，开明官绅开译局、兴实业、勤兵政以“自强”。不过敏感的人已觉察出帝国的危机。

大清裱糊匠与明治设计师

甲午年，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正在紧张筹备中。

由于太后决定在颐和园受贺，这个皇家林苑的建设进程便显得无比重要。负责统筹“万寿庆典”的亲王要求，主管修建颐和园的官员每五天向太后报告一次工程进度，节假日也不得停工。

大清国修这个园子，很不容易，因为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后人估算，颐和园工程的修建经费大约为五六百万两白银，这一大笔钱，主要从海军军费拨给，及利用了海军巨款的息银与“新海防捐”的垫款。

眼看金秋十月就要到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甲午上半年的平静被日本人打破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大清国的运兵船“济远”号与“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中国人相信，日本选择在慈禧寿辰前夕发动战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但如何对付日本人的挑衅，朝廷分成了两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和”；慈禧、光绪与翁同龢却“主战”。光绪私下告诉翁师傅：“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于是8月1日，大清与日本正式宣战。

慈禧太后之所以不甘示弱，信心来自她对北洋水师的想象。坐拥两艘七千吨级铁甲舰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刚一建成入列便巡弋四海，“以振国威”。1886年8月，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号从威海卫起锚，远航俄国海参崴，返航途中停泊长崎，在日本国民面前尽逞大炮巨舰之威，慕名前来参观的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眼中满是惊叹、羡慕的复杂神色。

同一年，北洋水师在黄海之上“大操”，检阅台上，坐在两位海军大臣醇亲王和李鸿章之间的上首位，便是慈禧身边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倾泻向海面的炮弹，激起冲天水柱，看得这位面无胡须的宦官心下波澜，回去直向太后禀报，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如何了得。这次“大操”，算是李鸿章预先送给太后的贺寿大礼包。在检阅了海军操演之后，李大人给朝廷的报告称“操演成熟，技术精密，炮台坚固，布置严整”。太后看后，如何不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如今小日本寻衅，正是需要北洋水师大展雄威的时候。

只是这位身居深宫的妇人，未必知道李鸿章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支海军的底细。当时在北洋舰队中服役的舰只，最陈旧的“威远”、“广甲”号，均是福州船政局20余年前的自制产品，木壳铁骨防御力差，又兼排水量小航速慢，是整个舰队中的明显短板。即便是北洋水师引以为豪的“定远”、“镇远”两舰，其装备的“斜置炮塔”也存在着射击稳定性差、射击角度偏小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自1888年以来，六年间清廷再未购进一舰。李鸿章曾上书朝廷，请求添换各舰新式快炮、添购新式快船，却得不到应允。清政府给予修建颐和园的预算是541万两银，而甲午战争期间，户部拨给前线的筹款只有250万两。

反观日本，自1883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已先后四次提出海军扩张案，又发行海军公债筹集资金，购买、建造了“筑紫”、“浪速”、“高千穗”、“松岛”、“严岛”、“桥立”等40余艘舰船，并装备新式的大口径速射炮。北洋水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但到甲午年，大清国的海军力量已不如日本。

李鸿章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886年“定远”、“镇远”号停泊长崎，李鸿章授意全舰放假一天，允许水兵上岸观光。为避免生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禁止上岸的水兵携带军械，然而水兵还是执械上岸，并与日本市民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一次亲善的访问，竟然惹出了一个“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发生后，清廷表现出相当强硬的态度，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断交、武力解决。李鸿章却不希望与日本闹翻，他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互通书信，双方都表达了愿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处理“长崎事件”。

那个时候的伊藤，自然明白现在还不是与大清国摊牌的时刻。早在1862年，二十一岁的伊藤博文即受长洲藩派遣，成为第一批赴西洋亲历现代文明的日本人。在漫长的航程中，首先让伊藤博文惊叹的还不是大洋彼岸美利坚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景观，而是中国新兴的通商口岸上海。这座几乎是转瞬之间从一片滩涂中矗立起来的远东大城，其幅员规模，让日本来客啧啧称奇。

从西洋归来的伊藤，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推手，明治天皇也给了他高度的信任。后人评价说，“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伊藤决心运用欧美经验，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他在等待一个与大清一争短长的时机。1894年甲午，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作为“老朋友”，李鸿章自然了解伊藤博文的野心，也知道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正因为此，李鸿章主张对日防备，而不是轻启战端。他的幕僚周馥建议说：“日本蓄意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筹足三军军饷，不挑战而与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练新军三万。”为维持和局，李鸿章甚至运用私人关系，致信伊藤博文，提出愿意向日方赔款三百万两银，换取双方休战，但“内意不许”。

尽管李鸿章身居高位，但是战是和，权柄却非操自于他。皇帝、太后和朝中清流，都坚决“主战”，李鸿章孤掌难鸣。对于帝国许多事情，李鸿章其实都无可奈何，只好以“裱糊匠”自嘲。日后梁启超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比，掷下盖棺之定论：“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甲午年，一边是喜宴，一边是苦战。历经奇耻大辱之后，伊藤博文所指的“变更”风暴正在中国悄然酝酿

虽然甲午战端已开，而且清军在黄海节节败退，但对帝国来说，老佛爷六十寿诞的喜庆，不可受到破坏。农历八月，光绪诏令在太后的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后面，再加“崇熙”二字。老佛爷的徽号每加两个字，国库便要每年增拨二十万两白银，作为太后的个人津贴。

只不过迫于形势与舆论压力，慈禧不得不发了一条简办寿诞的上谕：“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放弃了在工程浩大的颐和园受贺，选择在宁寿宫过生日。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诞辰，也是万寿庆典的高潮。这一天，慈禧从西苑乘八抬大轿至皇极殿，光绪诣慈禧跟前跪进表文，又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随后，光绪的嫔妃、皇室公主、满清贵族的福晋、命妇诣慈禧前行三跪三拜礼。极尽繁文缛节。

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太后与君臣“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从前线发来的战报也晢时搁置一旁。

十二日，“慈禧升皇极殿宝座，光绪率领近支王、贝勒、贝子、公等诣皇极殿筵宴，光绪向慈禧进酒爵，进舞”。

十三日，“慈禧升皇极殿宝座，皇后率领妃嫔等位、公主、福晋、命妇等诣皇极殿筵宴，皇后向慈禧进酒爵、进舞”。

十五日，“光绪御文华殿，美、俄、英、德、法、瑞典、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等国驻京使臣觑见，祝贺慈禧六旬万寿”。

十七日，又是君臣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回宫。万寿庆典至此结束。

几乎与慈禧大寿同一时间段，在距离北京不太遥远的黄海上，1894年9月，北洋水师与日军展开了激战。这一役，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官兵死伤千余人；日本虽有损失，却一举夺得了黄海的制海权。

之后，经鸭绿江大战、威海卫大战，李鸿章一手缔造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曾经耀兵于东洋的“定远”号以自杀式爆炸的惨烈方式沉没于海底，“镇远”号触礁受损，投降敌军，被编入日本海军。1895年2月11日晚上，陷身于包围圈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上饮下一杯浓浓的鸦片水，挣扎至次日凌晨，才咽了气。

北洋水师覆灭的消息传回国内，深宫之中的慈禧、光绪母子相对痛哭。深宫母子对哭之时，明治天皇已移驾前往日本西南部重镇广岛，面朝朝鲜海域坐待前线捷报。李鸿章被当成了造成甲午惨败的罪人。光绪皇帝拔去他的三眼花翎，夺去黄马褂，革职留任。然而，甲午战争留下来的烂摊子还得需要“裱糊匠”去收拾。在慈禧的授意下，朝廷又发布上谕：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这是李鸿章人生中第一次出访外国。在老对手伊藤博文那里，他却受到了超乎意外的礼遇。故人相逢，伊藤一语就戳到了“裱糊匠”的伤心之处：“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顾左右而言他，徒有羡慕的份。不过，在中国，历经甲午奇耻大辱之后，伊藤博文所指的“变更”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中兴”梦碎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说“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关于甲午年这场败仗的前前后后，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地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和约》实在的动机。

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俄、德、法三国的做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予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中国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做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订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利。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利益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中国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德俄两国的不义之举无疑是中国的外交失败

德国想在中国占领一港口作基地觊觎已久。

到1897年6月迪德里希接任远东舰队司令时，各方面都“认为胶州湾是建立一个德国基地的最适宜地方”。既已定下要取得的口岸——胶州湾，德国人就视此为该有之地。可否取得不决定于清廷能否答应，而要看英、俄、法等列强的态度。他们相信俄国对胶州湾有优先权，俄国人答应，德国就可以占领。

在德国公使封海靖与清总理衙门的一次谈判中，公使竟对李鸿章说，“我们呆在这里，把胶州湾用作我国军舰的庇护地一事，已经取得了俄国同意。”李鸿章跳了起来：“这是什么话？！俄国完全不该对胶州湾说什么，它在这件事上毫无权利！”

对李鸿章的否定，德国人并不理会。

柏林命令迪德里希：“只有在得到俄国舰队司令的许可后，方可驶往胶州湾。”其后又电报秘密通知迪德里希，“俄国已放弃了对胶州湾的要求，但只有在它确保了在中国北方找到其他港口之后，才会将其转让给德国，在这之前，德国强行占领是不适宜的”。

在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后，1897年11月7日，威廉二世皇帝直接给沙皇打了电报。下午，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答复就到了。电文说，他在目前情况下不会对占领提出什么异议。11月8日中午，迪德里希接到了海军总司令发来的由威廉皇帝签署的命令：“将整个分舰队迅速驶向胶州湾，占领该地合适的地点和村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外交思维是联俄制日，并与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性质的密约。俄国人在清政府的请求下，先是答应劝阻德国人，继则竟与德国人合谋，狼狈为奸。俄国舰队于1897年12月15日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

德俄两国的不义之举无疑是中国的外交失败，特别是俄国刚刚与中国签订过密约，保证中国二十年无事，现在自己动手将三国干涉还辽要回来的大部分东西重新拿走，这不仅使中国政府极其尴尬，也使吐出这块肥肉的日本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胶州湾事件催生了新一轮变法维新思潮

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曾对日方说：“这次战争证明，欧洲海战陆战的方法不仅白人能用，黄人也能用；贵国非常之进步，最使我惊醒，我们中国长夜迷梦，会因为贵国打击而破灭，然后大步进入醒悟阶段。”

《马关条约》刚刚签订，李鸿章就开始向光绪呼吁变法：“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混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甲午惊雷，如当头棒喝，有识之士达到了“身心脱落”的境地，“自强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国人陡然从四千年的迷梦中惊醒。士林风气焕然一新，读书人“因而感奋，发奋进有用之学”。过去他们沉醉于章句小楷，案头摆满了八股试帖，如今人人争先研读“格致天算”，物理化学等西学之书。流风所及，竟然连那些除《四书》之外一书不读的“冬烘先生”，也家家藏有“时务大成”之西学。民间报刊、学会林立，书院改革风起云涌，士子诸人纷纷以不知“西学”为耻。

原本保守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时势逼迫之下，变成了变法群体。

清流派领袖翁同龢，此前是厌恶西方的，经过甲午战争，翁同龢开始跟西方人接触，支持变法。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后的日记里记载着自己读普法战记、看变法著作，他还推荐给光绪看。他和美国人谈练兵、谈西法、造铁路，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谈安民养民，他每次谈完都有详细的记录，认为他们讲的都对。

此时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尝试，试图为国家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现一个尴尬，一个外交难题突然而至。而此时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还像一个雏儿。

中德、中俄之间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获悉，《国闻报》立即发表言辞犀利的政治评论，批评德俄两国政府的强盗逻辑，进而批评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中国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谋自立之道，紧随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亡；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谋取和平，以战止战。

《国闻报》的政治评论主要出自严复之手。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监督，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情结。他的同学、学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战争，所以他不仅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进展，而且在这场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大受刺激，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檄文，探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并着手翻译《天演论》，期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所以当德国、俄国背信弃义，用强力瓜分中国，强占胶州湾、大连湾和旅顺口时，严复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严复激烈的政治言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南方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同样具有亡国的幻灭感，他们甚至试图改变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以为亡国之后图，计划假如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独立，为将来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础。

中国思想界正在酝酿新一轮变法维新思潮。

（参考资料：《南都周刊》、《不为人注意的光绪十六年：同光中兴名臣凋零殆尽》《东方早报》2013年03月17日、《甲午战争之后，保守的中国士大夫被迫做出改变》《东方早报》2014年7月25日、《家国重生：三个中国人的甲午心灵图》《同舟共进》；作者：吴钩、黄修毅、姜鸣、石剑峰、王龙等）

链接 1896年中俄结盟：早年的“同志加兄弟”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而李鸿章几乎是嘉宾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员。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玄伯）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国际的反响是强烈的，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其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俄方强调其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在与沙皇的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倒是李鸿章本人因为对日和谈后成众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另一个政界大佬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角，法国依仗教会诱骗中国百姓（当时法国正担任天主教护教国），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并不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当时奉行门罗主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张之洞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这在凡事推诿、拖沓冗长的大清来说，的确创造了一种“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举行的换约仪式中，翁同龢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签字后“举酒互祝”，互赠礼品。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早请示、晚汇报，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却依然将这笔“卖国”的账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了三百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在其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为感谢李鸿章推动建筑铁路一事，将付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后出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在其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中，也提到了的确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

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最大的特别经费，虽然名为“李鸿章基金”，但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一百七十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有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官方从合资铁路公司中获得的津贴）；四、该笔基金更多地是被沙皇本人当作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维特本人对此是否认的，但国内有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他在为李鸿章掩饰。其实，细读维特回忆录，他还提到当1897年俄国因侵占关东地区而与中国关系紧张时，他曾提议给李鸿章赠送五十万卢布，维特说这是他和华人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贿赂，而且李鸿章是否收下该款尚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维特并没有为李鸿章作尊者讳，他对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收受贿赂的否定，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超规格的接待、加冕典礼的极尽奢华以及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这些都令李鸿章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中俄密约墨迹未干，“同志加兄弟”的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

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责任编辑：兰嘉娜；参考资料：《广州日报》200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