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015年军改大幕拉开

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大、气魄最大的军改全面开启。“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

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一声“号角”，吹响国防和军队重大决策的序曲。

2015年11月24日，京城瑞雪初霁，200多名军地高级干部汇聚京西宾馆，共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的召开，宣示着我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全面展开。

2016年1月1日，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意见》。另据《解放军报》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于2015年12月31日隆重举行，习近平亲授军旗并致训词。

中国军改大幕拉开，令人期待。

习近平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都认为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现实的需要。国际上，被称为“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即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而中国军队目前尚处于机械化建设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入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上升以及与全球交往的迅速扩大，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态势对军事斗争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凸显出来；国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也要求相匹配的军事力量加以维护。

截至2014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9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3。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

中国海外投资传统上集中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行业，从地域分布上，也多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地区。例如，在利比亚危机中，当时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有50多个，涉及合同额达188亿美元以上。

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随着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国要承担日益增加的国际义务，包括护航反海盗、搜救、维和、救灾、反恐怖、反核扩散等多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任务。这也要求中国海外军事能力进一步提升。

改革不单是一种行动，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即军队要顺应现实随时进行调整的理念。事实上，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国军队就发现了自己与现代战争的差距，一直在推进现代化改革。

多位军内人士表示，在军队内部，深化改革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国防和军队改革目前面临的问题也较为清楚，难在和其他改革一样，需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总体上都会赞成改革，但一旦涉及具体的部门或个人，就等于是要“啃硬骨头”。

比如军队优化结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调整官兵比例、调整军种结构等，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势必将涉及近乎全军每个团体和个人。所以，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确需要“敢涉险滩”。

另一方面，常规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要经过院校建设、基础科研、型号预研、工程型号攻坚、试制定型、装备试训部队、形成试训手册、装备战斗部队等一系列长达20年左右的长周期。而解放军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是随时准备打仗的现实需求。无论是新装备的服役还是新体系的建设，成功的改革虽然会换来整体的战斗力跃升，但客观上肯定也需要一个“过渡期”。因此，改革不仅需要魄力，而且需要统帅机关和智囊单位对于敌情我情的深入认识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

我们正在迎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黄金时期。富国强军，是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梦想。邓小平说过：什么时候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搞到一万亿美元，那时候拿出百分之一搞国防，就是一百亿美元，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今天我们国防投入已经达到邓小平梦想的10倍以上。建设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已经是现实要求。它深刻地涉及力量的重新组合、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过去的主角变成配角、过去的配角变主角这样重大的角色调整，对现有军事结构、现有军事观念冲击巨大。但它是这一代军人必须完成的光荣历史使命。再难也无从逃避，只能迎难而上。

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一定要把握好。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共产党让中国军队凤凰涅槃

1842年8月，清王朝军队在兵败如山倒中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代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为什么那场改革晚了20年？蒋廷黻找出三条原因：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最终结局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让世界惊诧，如一家澳门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缺乏历史自觉的王公大臣狼狈谢幕，极具历史自觉的新型领袖异军突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给中国军事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也给世界军事以重大冲击。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其独特现象是在最发达的城市获取最先进的思想，在最落后的山村获得最勇敢的战士。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说这是做“山大王”去了，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

成大气候要找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这是毛泽东的睿智。使先进思想在落后地区获得认可和普及，则是必须面对的艰难。在最勇敢与最有觉悟之间，间隔有巨大鸿沟。红军创建初期，队伍中存在浓厚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排外观念等，形成革命的目标先进性与队伍组成的落后性这一巨大矛盾。例如，“朱毛会师”组成红四军后不久，二十八团因为赣南人多，所以想去赣南；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也是想回家；湘赣边界的同志则主张在边界游击，谁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乡士观念导致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离开家乡就不行，甚至导致个别队伍成建制溃散。

再如顽固的宗族观念。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说：“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长期的小农经济和散漫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队伍不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还成问题，来来去去十分自由。官兵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见稻谷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得而复失。贺龙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还有严重的享乐观念。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你方唱罢我登场；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也要千方百计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做人上人。部分士兵以为“打土豪、分浮财”就是共产，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耳边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

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全新队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中国历史上，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从来不乏其人。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而已。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覆辙，不成为“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军事创新必须面对的严重历史考验。

把一支落后队伍改造成一支先进军队，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先例。近代以来认识到旧军事体制必须变革、着力创建新军的不乏其人，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与旧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无法避免重蹈覆辙。

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型军队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建陆军”——后人称为“小站新军”。“小站新军”在军事变革方面展现了旧中国前所未有的力度，不但训练、教育、战术、操法等方面有全新改变，还开创性地用民本思想文化影响官兵心理素质和观念情操，在笼络人心、凝聚士气方面开中国军队建设先河。但这支军队最终未能成为“新军”，仍然回到旧军队窠臼，根本原因是袁世凯通过个人独断、拉帮结派、选人用人大搞“公权私恩”，大力培植人身依附关系，为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挤进权势圈子的利益之徒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以北洋军阀集团的标签，留下祸国殃民的千古骂名。

袁世凯集团之后的蒋介石集团同样如此。黄埔党军的建立，本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事件。清末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争雄的工具，形成军阀混战、相互割据的局面。黄埔党军不仅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将党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更以党员为士兵表率，对破除旧军队私有化弊端、改造旧军队有重大作用。但这些东西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把党指挥枪变为蒋（介石）指挥枪，蒋介石通过“四·一二”政变一夜之间就做到了。然后是枪指挥党，国民党的政治趋向、势力划分、派系倾轧，都由枪杆子最终决定。旧的军阀衰亡了，新军阀产生了。国民党最终仍然落到党权屈于军权，军权屈于蒋（介石）权状态。“党国”变成“蒋国”，“党军”沦为“蒋军”，最终未能脱离新老军阀的历史覆辙。

真正完成对一支队伍脱胎换骨改造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对红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毛泽东毫不妥协，坚决斗争，其间多次出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境况。这是一场少数先进分子对多数人的改造。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没有百折不挠的韧性，没有极富历史自觉的领袖集团，这支队伍不可能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

习近平说：“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其中的关键与核心，是通过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根本原则，确立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改造，最终使这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完成向先进革命军队转型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与军队建设创新几乎同步的，是这支队伍的战法创新。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斗争。朱毛红军以空前的变革精神，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整套战略战术。这是对旧军事传统最大范围、最深程度上的扬弃。它成为这支新型军队在战法上与其他所有军队的重大区别，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向胜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创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的重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说起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军事革命，美国人总不忘提醒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

警惕新一轮“落后要挨打”

我们昨天就是这样成功走过来了。

但今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中叶以来，空间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最近几十年的科技成果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千多年的积累，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军事和战争中，甚至首先反映到军事和战争中。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复制，胜利却不可以。不明白新的方式，不懂得新的工具，不理解新的技术，不熟悉新的空间，前面等待的就是新一轮“落后挨打”。

今天中国军事变革就外因来看，主要牵引力来自世界军事的日新月异——武器装备、作战方法、战争样式、军事思想、组织指挥等都在出现革命性变化。就内因审视，则是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国家安全结构变化带来的重大需求。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待别人打进来分区独立作战、陷对手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必须在海洋、太空、电磁频谱空间和网络空间以及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维护日益扩大的中国国家利益。与形势和任务相比，制约我们的一是信息感知能力弱，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不适应。

二是战略投送能力差。随着战争形态演变，投送能力、信息力、火力成为军队有效作战能力的三大基本要素。战略投送能力的欠缺，不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成为制约我军完成任务的能力瓶颈。

三是战略威慑能力不足。威慑是制止对手于冒险之前的能力。其第一要素是实力，第二是决心，第三是让对手知道。三者缺一不可。事实证明，坐在家里坐不出威慑，开会开不出威慑，用贬损我军能力去消除“中国威胁论”也建立不了威慑。只有行动和展示行动的决心，才能产生威慑。就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讲过的那句话：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这种精神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如果别人以为我们只能和平发展，只想和谐共处，只会委曲求全，就无法形成威慑。

四是作战组织指挥能力不强。核心还是邓小平当年指出的“两个不够”：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部队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其中关键是第一个。俄罗斯1994—1996年《车臣战争报告》中说：“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的士兵来力挽狂澜。”这句话深刻指出了指挥员素质的重要。指挥员素质不高，士兵素质再好，打胜仗也难。陈毅1947年底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说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这番话很值得回味。将强兵强，将弱兵弱，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现代战争更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的素质由军官队伍素质决定。军官队伍素质由高级军官的素质决定。军队的高级军官，决定全军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效的军事变革，最终是产生让优秀军事人才脱颖而出担当大任、集中精力于训练作战的军事运行机制；同时淘汰那些只想升官发财、特别贪生怕死的利益之徒。这方面的变革其实是完成历史欠账。我们长期忽略了革命化与现代化之间横亘的那个不能跨越的阶段：正规化。必须通过正规化建设，堵塞军队建设转型中出现的漏洞。

历次军改经验：决不允许任何人为个人利益干扰

我党在领导军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历来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当前，在我军改革大幕开启之际，回顾我军历次重大改革实施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和启示，将能激发新的战略智慧和勇气，开拓新的战略视角，以更加深入稳妥地推动改革进程。

经验一：坚持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我军建设发展历程中，每逢有重大调整和改革时，都高度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头脑，统一官兵行动，充分调动官兵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形成改革的巨大合力。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我军为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对体制编制进行了调整。然而，有些人看不到中国革命发展之大势，固守游击主义、自由主义等落后观念，产生了消极和抵触情绪。为此，毛泽东亲笔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指出“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也指出：“红军本身的编制，必须力求进步，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要有统一的训练，集中的指挥。”这些重要论述，为统一官兵思想、消除思想误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为红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抗战时期我军实施精兵简政，涉及部队编制体制调整、人员去留和工作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精不简”和“精简主义”两种错误观点。前者看不到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症结所在，产生了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倾向。后者一味主张要精要简，急躁盲动，缺乏韧性，极易损害部队战斗力。

针对这些问题，我军注重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官兵。1942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彻底实行精兵政策》社论，指出：军队实行精兵主义，是“敌后军事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坚持敌后斗争和准备反攻的重要步骤”。

9月7日，毛泽东发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文章，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强调各根据地机关庞大、指挥不便，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

在强大的理论指导下，广大官兵对精兵简政的目的、意义有了深刻认识，进一步增强了革命觉悟和紧迫感、责任感，绝大多数都能服从组织决定，有效化解了精简整编中的阻力和矛盾。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针对军队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等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论述和深入剖析；各级指挥员深入一线进行思想动员，引导广大官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这次会议在我军正规化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两年以后，党的八大对此作了深刻总结：“这次改革从规模来说，比我军历史上的几次转变都大，可是在实现这个转变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顺利，震荡较小，成绩较大。”

经验二：加强督导调控，确保改革方向。

改革既需要各单位、各部门密切配合，主动作为，也需要注重宏观调控，强化跟踪督导，使各个层级环环相扣、各个领域相互呼应，使工作落实前有牵引、后有推力，确保改革按照既定目标、方向和路径顺利推进。

抗战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精兵简政的决策部署后，高度重视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对认识不到位、改革不彻底等情况进行了有力督导。

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将其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在华中，有些人提出“地区特点论”，认为中共中央的精兵建设指示只适用华北，华中特殊不能精简。

1942年1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和中央军委军事建设的指示。陈毅在会上作《论军事建设》的报告，指出应纠正建军工作中的几种不正确倾向，主力实行精兵主义建设的新方针。

4月17日，新四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华中执行精简“稍有出入”。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就华中精兵简政发出指示，要求下最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并指出：“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

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等发出指示，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

1975年至1982年，我军又先后进行精简整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但离中央军委“精兵、合成、高效”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邓小平看到1982年的改革方案后仍不满意，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调改方案，并对机构改革、建章立制、选拔人才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直到百万大裁军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出台。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宏观统筹和强力推动下，各级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贯彻落实军委的决策部署，逐级督导落实，层层细化分解，坚决贯彻执行，使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相互衔接配套，有效化解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力确保了改革按既定目标和路线顺利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验三：注重以人为本，保障官兵权益。

我军在历次重大调整改革的过程中，都不是靠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而恰恰在于能够同现实生活以及官兵的切身利益相联系，能够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广大官兵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同时，注重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各个方面关心体贴官兵疾苦，为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战争年代，我军在物质条件十分贫乏的条件下，也高度重视从政策上解决官兵的实际利益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的精简整编中，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八路军、新四军采取送学深造、参加生产、地方安置、发放补助等措施配合体制编制调整工作，受到热烈拥护。

1946年4月，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处理复员问题的规定给各中央局、各分局的指示》，对复员、转业人员的待遇作了统一规定，其中包括：按军龄的长短发放生产补助金，入伍1年以内者发小米250斤，2年以内者发小米350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住房、生产工具等切实问题，从而使走者能够安心。

新中国成立后，为搞好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毛泽东专门指示：“对准备减下的人，必须做出适当的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了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义颁发了复员工作条例；地方各级政府均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具体负责复员战士的安置工作。此次复员的原则是：对每个复员战士，务使各得其所，尽量做到人人满意。在中央和军委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军队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基本结束，整个精简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同时摸索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借鉴。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邓小平反复强调，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有两个，“一是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地方的安置问题”。为配合军队改革，1985年7月，中央专门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指出：妥善安置转业干部，是搞好军队精简整编的关键。接收安置好转业干部，是当前地方对军队改革和建设的最大支持。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调整改革中，我军都把保障官兵利益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有力促进了军队建设和社会稳定。在军队改革中，国家成立“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小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转业干部安置条例》，对转业人员的工作安排、职务待遇等作出政策性规定，由于措施到位、工作细致，无论是单位的撤、并、降、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从而有效地确保了军队稳定，维护了大局利益。

经验四：坚持严明纪律，确保精确落地。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涉及领域多、层次深，自然会遭遇诸多障碍。这就不仅需要理论指导和思想教育促进认识上的统一，还要严明组织纪律，刚性约束各层级、各领域和各环节行为，严格按照法规制度确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各项建设，通过强有力的贯彻执行，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在调整改革中严明组织纪律，需要在执行纪律上下工夫。纪律的意义在于执行，越是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越要靠严格执行组织纪律来维护、作保证。朱德曾指出：“要使部队能正确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部队的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邓小平也指出：“对不执行命令的……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

我军历次调整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坚决维护改革的权威性与严肃性，通过强化纪律约束，切实把调整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视为“高压线”，让人不能碰、不敢碰。特别是对那些违反政策、规定和纪律的行为，要敢于批评、严肃处理，决不允许任何人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干扰改革，确保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实现既定目标。

在新一轮改革的大潮中，我们既要有“中流击水”、直面未来的时代勇气，又要有以史为鉴、把握规律的深邃智慧。

军改由人来改，军改首先改人

2015年12月30日，《参考消息》刊载空军上将刘亚洲的署名文章《军改是一场革命，军人需要谭嗣同精神》，文中提到“军改由人来改，军改首先改人”：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如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中原军区李先念。由于拥有这批人才，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时的薄弱环节。

1963年，毛泽东在凭吊罗荣桓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既是一个分野，又像一个谶语。自第一代将领凋零之后，我军一直期待出现席卷天下时那股人才潮。一支守天下的军队，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有难度，但用几个优秀人才应当有可能。问题是在不良政治生态影响和平庸守旧思想氛围的笼罩下，这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容不下。这带来两个后果：一、不敢讲真话。关起门来也没有人讲真话；二、生存第一。为了避免吃亏，我们甚至在没吃亏前就已经懂得如何防范了。

今天我军人才队伍建设又到了“爬坡”阶段。这个“坡”，比当年的“坡”艰难百倍。因为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不进行一场革命，不足以焕发青春。革命覆盖三个方面：

高层：此次军改，应在高级将领中刮起一场头脑风暴。当今世界，“战略为王”。《春秋》云：“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战术的，将军必须是战略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战略的胜利。所有失败都是战略的失败。毛泽东的成功在于选择了正确战略。邓小平也是战略起家。我国“将军团”如果能成为“战略团”，军必兴焉。

中层：铸造一个全新的“参谋团”。“参谋团”即精英集团。一战后，德国总参谋部被撤销，军队只能保持十万人。德军最高首脑冯·西克特设法保留了一个军官团。冯·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每一个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正是这些精英，构成了德国的“十万陆军”，后来发动了二战，一下把世界打懵了。

俄国近代虽然拥有一批伟大的军事统帅，也诞生过一些军事思想家，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军官团。虽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优势，但先败克里米亚，再败旅顺，又败对马。

日军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参谋，不仅把日本搅得天昏地暗，还翻腾过亚洲大陆。联合舰队参谋秋山真之策划了日本海大海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一手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在我军历史上，参谋也曾起到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中，在西柏坡几间简陋的土房里，雷英夫和几个参谋指点江山，横扫千军。正是此人，不久后还准确预测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自那以后，我军参谋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头浩荡，鲜有卓见和建树。

今天我军参谋队伍有两大问题：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气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就是辛辣而真实的写照。其二，缺少干事业的追求。中层军官必须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军人不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就更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参谋团”应由我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在我军“参谋团”里，让未来的将军更早相遇。

基层：士兵要有知识和文化。我国过去所进行的战争中，一名士兵无非就是练了两天射击的农民。这名士兵阵亡后，三天之后就又可以补上一名。但现代战争却不是这样，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解放战争中“即打即补，随打随补”的现象再也不复存在。在美军近几场战争中，一个班长五分钟内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击，一个单兵两分钟可呼叫来地面炮火支援。在美军设计的未来战争中，士兵只需敲击计算机键盘就可以达到攻击对方军事枢纽、破坏经济命脉等多种目的。键盘就是武器，鼠标即是炮火。这些都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识。我曾访问过美军一个步兵连队，和士兵交谈。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维让我吃惊。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印度洋至太平洋，他们侃侃而谈，激昂得很。

从2015年10月27日起，《解放军报》推出《面对改革大考，我们如何作答》系列谈文章。首篇为《忠诚，就是面对改革绝对服从》，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集团军军长石正露少将。文章指出：

能否绝对服从改革、支持拥护改革，是真忠诚还是伪忠诚的“试金石”。平时忠诚的口号喊得再响，表态再坚决，如果落到行动上，特别是涉及自身利益时，就想方设法打折扣、千方百计搞变通、拖沓犹豫不落实，“忠诚”的品质就要打上问号。特别是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经常教育部队要坚持党性原则，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如果“刀子”动到自己头上，更要拿出应有的觉悟和过硬的表现。一千句表态不如一个行动。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自觉服从大局，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落实指示决定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不搞变通，深化改革这场攻坚仗就一定能打得赢。

绝对忠诚落于行动，就是要敢于挑重担，敢于担压力，乐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闯、在矛盾困难挫折中研，在艰苦复杂环境中钻，遇到矛盾不回避、遇到困难不退缩。对上级定了的事、本级看准了的事、经过充分论证的事、符合部队实际的事，风险再大也要干、困难再多也要上，决不彷徨犹豫，错失良机；把该改的改好、该担的责担起，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上一份优秀的改革答卷。

“将军带头吃苦，对部队是无言的命令”。号角吹响，共和国军队将领们将以另一种方式“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