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精神分析领域的进步。书中的许多内容，是对患者及对自己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书中的理论也是经过多年时间逐步形成的。美国精神分析研究会曾经邀请我做系列讲座，我的观点都是在着手准备讲座时整理成形的。我第一次讲座，题目为“精神分析的技巧”，那是1943年，讲座主要讨论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第二次讲座是在1944年，题目为“人格的整合”，讲座的内容囊括了这本书中提到的问题，兼容“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疏离心理学”和“虐待狂倾向的含义”，这些内容都不陌生，我曾经在专科医学院和精神分析推进学会上讨论过。
我希望这本书，能为那些想改良我们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精神分析师提供帮助，希望他们把书中描述的这些观点用到患者和自己身上。精神分析若想进步，只有加大攻关力度，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若一味地安于现状，不思改变，那么理论终将沦为空洞的教条。
我确信，一本书若不是单纯地对技术问题和抽象心理学理论进行讨论，总能令那些想要认识自我，并且还没有放弃成长的人受益。生活在这种复杂的文化中，大多数人都存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内心冲突，并且他们也渴求得到帮助。虽说严重的神经症只能靠专家治愈，但我觉得，只要通过不懈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内心的矛盾冲突完全有可能自己解决。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患者，在心理咨询的工作中，我们相互沟通，所以我才能很好地认识神经症。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的兴趣和热情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这里所指的同事，涉及范围较广，不仅仅指比我年长的那些同事，也包括正在研究所里培训的年轻同事，即便是他们提出来的具有批判性的不同意见，也给我带来了启发，使我得到了鼓励。
其次，我还要提到三个人，他们虽是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但却用独特的方式，支持和促进了我的工作。第一位是埃尔文·约翰逊博士，在弗洛伊德的经典分析法成为唯一受到认可的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情形下，他让我有机会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发表自己的观点。第二位，我尤其感谢的是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和人文学系的主任克拉拉·麦耶。多年来，她一直对我的工作感兴趣，是她鼓励我把我的新发现与人分享和探讨。第三位是我的出版人诺顿先生，他提出了有用的建议，协助我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最后，我要感谢米内特·库恩，在很大程度上，她帮我更好地组织了材料，更清楚地陈述了我的观点，对此，我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