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杨陵的高铁上，已经能听到陕西口音了。车上见到一位长相酷似兵马俑的西北老人，一张梯形面孔，皮肤粗黑，腰杆笔直，穿件西服，不系扣。
这天是10月3日，早八点多北京西站发车，到杨陵是下午三点。一人出行，感觉良好。
这次我去杨陵，倘若给个确切的说法，是去参加首届“北京·杨陵啤酒花艺术节”，本人是“嘉宾”之一。除我之外的嘉宾还有：北京阿坚，山东孙民，河北景县周军及其馓子乐队，四川贾刚，沈阳程远等。这“艺术节”是因为朋友小华刚在杨陵开了家叫“啤酒花青年空间”的小酒吧，之所以在杨陵，是因为小华的姐姐在杨陵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职，而曾在北京混迹多年的小华来这儿大概有两年了。
而这一切的总策划或叫幕后推手，无疑是阿坚。
今年年初的时候，阿坚鼓动小华在杨陵种啤酒花，为此阿坚数次赴杨陵“考察”及“指导工作”，以我对阿坚的了解或说偏见，这不过是又找了一个换地儿喝大酒的借口而已。10多年前，阿坚攒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包括鄙人）并将其命名为“后小组”，取“后现代旅行小组”之意，“后小组”成员变换不定，一直没变的组员只有阿坚一人。多年来，后小组为了换地儿喝大酒而立的“项目”不下几十，比如骑三轮跨省行，比如在三省交界轮滑、赤足、不说话、絮叨，比如以飞镖扎地图，打哪儿去哪儿（当然是中国地图，而且是专挑那几个地形险恶的省份）。最近这两年阿坚的旨趣似乎有从无厘头的后现代回归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之倾向，比如去大凉山考察麻风病村，去云贵川考察早期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去西北追怀“同治回变”，去各地著名或不著名的劳改场、监狱以痛饮的方式痛定思痛，等等。
一般来说，每逢年关，阿坚都喜欢总结去年展望明年，这样的总结与展望也是那一段阿坚以酒会友的强硬借口。这时间段一般从11月底到次年春节过后一个月，去年春节来得晚，等阿坚的总结展望结束，恨不得已经入夏了。
今年春节正常，所以，我印象中是在隆冬季节，阿坚在“总结与展望”的酒局上有了种啤酒花的念头，并与小华一拍即合。那一段，他多次出入烂漫胡同68号的高利家“商量种啤酒花事宜”，我也去过两次，每次都晚到（这些年养成了赴阿坚、老弛的酒局必晚到的毛病，老弛说我是在寻求出场亮相的感觉），每次踏进高利那逼仄的小屋，都能看到高利趴在电脑前手边一听啤酒，阿坚坐在高利身后，抽着烟喝着热啤酒（是否跷着二郎腿不记得了），一字一句地拟着章程细则一类，高利时而埋头打字，时而侧耳聆听，眼镜片闪烁着电脑屏幕的反光，在阿坚字斟句酌的间歇喝一口啤酒。
之所以喝热啤酒，是因为我和阿坚的胃早就被冰镇啤酒给搞坏了。这几年的冬天，我都是只能喝加热的啤酒，因为喝凉的胃疼，而且浑身发冷。这两年的夏天，我基本也只喝常温的啤酒，冰镇的偶尔喝喝，喝多了第二天胃也会疼。有时夏天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有的饭馆或小卖部的常温啤酒是在露天暴晒了一天的，其温度没准得有四五十度。我记得今年酷暑时节，有天傍晚我和阿坚在一个街边排档，我们坐下来要酒，并强调要常温的，服务员从饭馆门口啤酒箱里拎过来四瓶普燕，阿坚下意识地伸出大手飞快地攥了一把其中的一瓶，服务员见状（烫着了您？），有点心虚地说，打开吗？又加一句说，其实冰箱里的也不太凉，阿坚一边说打开打开，一边夸奖，哎哟，这酒好嘿！服务员没理我们。那酒喝起来确实是烫的（干脆就叫“酷暑啤”得了），正符合我和阿坚的胃口。当然，阿坚喝热啤酒主要不是因为胃疼，他是自有一套养生理论，比如凉的伤身，天越热越要喝热的才解暑，等等。
在高利家，除了可以随时打字随时发微博，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地热啤酒，不像在饭馆，热个啤酒往往得解释半天服务员才明白，有的饭馆没开水或开水跟不上还老得现烧，阿坚又属于那种不爱给人添麻烦的老年人。在高利家则可以敞开来。高利有个电磁炉，炉上那盆热气腾腾的开水里墩满了听啤，有时不小心就能听到嗞嗞嘎嘎易拉罐膨胀变形的声音，高利便一个箭步窜过去将电磁炉关掉。好像没炸过，但这样加热的啤酒得晾一会儿，不是怕烫（阿坚可以边吹边喝），是怕喷，如此滚烫的啤酒一旦拉开会像香槟那般，喷得到处都是，喷完后最多就剩半听。
总之，今年春节前，在烂漫胡同68号，阿坚完成了“杨陵啤酒花种植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募捐方式等，作为“筹委会”专职秘书，高利也大醉了若干回。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高利跟我一样，都属于喝酒搂不住的那类人，不像阿坚，阿坚代表另一类酒鬼，我总结为酒鬼里的理性派，他们能喝，量也大，但有个限度，以我的眼见，这个限度通常是白酒半斤八两，啤酒七八瓶，最上限能达到白酒1斤、啤酒10瓶，但一般到这个时候，他们便会找各种借口抽身而退；而我和高利这类，酒量其实和理性派阿坚差不多，区别是我们喝到十瓶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要撤，而是继续喝，理性早就置之脑后，甚至感性也已碍手碍脚，所以我和高利喝酒，多数时候是直到断片儿为止。而阿坚，这么多年来，他可能就没断过片，现场晕掉我也从未见过……总之，每次开完筹委会，阿坚晃晃荡荡从破败的烂漫胡同全身而退，高利则一个人自斟自饮奔眼前一黑而去……
我这次去杨陵，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见见周军。自打写完淄博之行，一直想就“等死”以及周军这个话头继续写下去，第一感就是，那一夜在北京小饭馆里我和周军这两个酒鬼衰人妄图以那样一种浪漫的方式来迎接死亡，未免想得太美了吧。然后我就想什么时候去一次景县，写一下景县之行，就一个人去，大喝两天，或头一天找个“七天”住下，先不招呼周军，一个人找个当地小馆小喝或中喝，实在控制不住现召唤也不是不行，那样会给周军带来惊喜吗？抑或其实周军平时也像我一样，并不喜欢如此这般半路杀出个外地酒鬼出现在他那即便百般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我先不去，就在北京凭空想象写一篇景县之行，然后再真去，对照之后再写一篇？
就在我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从托管班接完孩子坐地铁回家，刚出家门口的地铁站，我的手机响了，是周军。这个季节的北京，天黑得早了，我半小时前进地铁时还夕阳刺目，现在天已黑了下来，华灯初上了。电话里，周军高昂着那副略沙哑的嗓门像在呼唤又像在自说自话：“狗哥，狗哥，我景县周军，我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说哦，哦。周军又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他又说，狗哥，我到家楼下了，旁边是一片空地。我说，以后尽量别中午喝。周军说，好的，好的，好的。我正不知接着说什么，周军恰到好处又说了两声“好的”，就把电话挂了。
我略微想象了一下同样也是刚刚天黑的景县，大醉的周军在家门口面对一片空地抑制不住地嚎出这么两句“天问”，也只能如此了吧？
我拉着孩子继续奔家走，小孩在身边不时地问这问那，他正是好奇的年龄，一会儿又蹦蹦跳跳玩起了踩影子的把戏，我的挎包里还帮他背了水壶和一部分沉重的课本。大概真是上了岁数，每天到这个时辰，倘若不是奔赴酒局，疲惫的身体和心态肯定都是难免的。而赴酒局，身体不管怎么疲惫，心劲儿还是很足的，尤其是赴老弛、阿坚那几位酒友的大酒局，有时可以说就是兴冲冲的，哪怕是白天已经累瘫了拖着一副残躯……这是在写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又是好几天没跟那帮人喝了……
下午三点，车到杨陵南站，下车的人不多。在站台上，感觉有点冷，我从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外衣穿上。拎包里是阿坚嘱咐我给小华的酒吧带的“不看的但又有点价值”的书，他说他带了一大包从陈嘉映家摡搂来的陈教授看剩下的书。我遵嘱带了若干期《手稿》，曹寇他们编的一本《反常》及高星编的《狗子的饭局》，赵川和子鹏拍的两部北京喝大酒的纪录片，都是所谓的“地下出版物”。
随着三三两两的旅客出站，一眼便看到栅栏外孤零零站着三位均双手插兜目光暧昧的家伙，与其说他们像来接我的朋友，不如说更像三个便衣，他们在等待一个已经被他们手拿把攥此刻正自投罗网的罪犯。三个人是小华、周军和姚练，三人都久违了，所以我一边向他们走去一边细细打量着原本他们在我脑海中的样貌。周军率先迎了上来，并伸出两只手，我以为他要握手，刚想腾出我拎包的右手，他却一把把我手里的拎包夺了过去，原来是为了给我减轻负担。三人中姚练变化最大，他比先前瘦多了。我说，你瘦多了。姚练说，是吗？想来我跟姚练已经好几年没见了，简单说他算我的粉丝吧，几年前在北京混，后来混得不好回湖北老家了，这次特意从湖北赶来。他是1989年生人。周军和小华其实没什么变化，只是好久不见，加之我的脑子越来越差，很多人和事时间稍长便模糊了起来，应该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前兆。小华依旧是卷发加眼镜，老弛说他像霍金，确实如此；周军依旧是《茶馆》里小刘麻子的那种短发，脸颊刀削斧凿般棱角分明（我以为这刀就是酒精，斧就是文艺，有相当一路的酒鬼文化人就是这副尊容），面灰白，目光凛然又空洞，我觉得有点像安迪·沃霍尔，老弛说他像刽子手，也确实如此。在这方面，老弛的形容似乎更一针见血。
小华带着我们奔车站广场边的出租车而去，此时周军已将我那手提包肩在了背上。虽说这样让他更显得身手矫健，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对年轻一代礼貌欠缺的不满，加之没控制住的“偶像”心态作怪，我指着周军身上的提包对姚练说，你来拎你来拎，姚练就凑上去说我来我来，周军一别身子，说不用不用，姚练果然就罢了手，继续自顾自地走。我有点发急地说，姚练，你来拎，都是书，沉着呢，你年轻你来拎。姚练继续凑上去，周军见状笑着把包卸给姚练，并说，难道我不年轻吗？我说，关键你得留着点体力喝酒。周军说，我头三天连着喝大，这两天没怎么喝。我又跟小华说，这包里都是我遵阿坚的嘱咐带的书。小华说，嗨，根本没必要。我说，这就是阿坚，他认定爽的事没办法啊。
“啤酒花艺术节”五天前就开始了，此时已接近尾声，阿坚一周前就到了，以我对阿坚的了解（一向只顾自己爽），他肯定是走了，他不会等我，连喝六七天，他肯定是爽够了。果然，小华说，阿坚昨晚走的，他跟贾刚俩人喝到凌晨四点，贾刚上午走的。我问现在杨陵还有谁在。小华说程远几个人去西安了，晚上回，现在家里只有皮皮。
皮皮也是阿坚的小兄弟，几年前在北京混，这两年似乎一直跟着小华，我在北京见过皮皮几面，人非常淳朴，但有点怪，或说非常怪，曾当过兵，后因为不适应军旅生活愤然退伍，家境好像很艰辛……怎么说呢，阿坚这帮小兄弟，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境贫寒甚至凄惨，个人精神状况危机四伏，物质状况穷困潦倒，按太宰治的话说，都是天下受苦受难的人啊。有好事者高星（我们都叫他“高大师”）曾总结京城文坛有三大宗师：大仙、杨黎、阿坚，三位都麾下弟子众多。区别是，大仙以带女弟子出名，而且都是美女，从80后一直到现在的00后；杨黎手下都是文坛新锐乃至文坛中坚，或者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商界精英；阿坚的小徒弟则以失去土地的农民、下岗职工、开小差的士兵、有家不回乃至无家可归者、精神或肉体或精神兼肉体的残障者闻名，这么说的话，那还是阿宗师牛啊，麾下全是被凌辱与被损害的……
说到阿坚的“一向只顾自己爽”，这个也很复杂，首先我并不怎么期待他等我。论酒友，阿坚这路理性派在我这儿远远排在老弛、高利、周军等“断片派”之后，这点我觉得我和阿坚彼此都心知肚明；其次，阿坚的“自己爽”基本建立在朋友爽的基础上，我们这帮人里，在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一点上，我们都比不过阿坚。问题是，他不太知道朋友需要怎样的爽，为了朋友，他可以浑身上下插满了刀，偶尔也会解了朋友的燃眉之急。多数时候，朋友们看着浑身血刺呼啦的他并不以为意，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坚一向以为处在婚姻或多年恋爱关系中的哥们必水深火热苦不堪言，所以对这类哥们的妻子或女友他每每以乱开玩笑的方式（阿坚又不会开玩笑）劝离不劝和，搞得有的哥们当场跟他翻车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打车10多分钟就到了“啤酒花青年空间”。酒吧坐落在西北农林大学东墙外的一条小街上，也许是十一假期，小街上没什么人，天空落下几滴雨，小华说最近天气有点反常，已经半个月没见阳光了。酒吧门面上方高悬黄色横幅“第一届北京·杨凌啤酒花艺术节”，对面学校外墙上是一幅涂鸦，主要内容是拉丁文啤酒花“LUPULUS”及迈克尔·杰克逊的霹雳舞剪影。我指着横幅上的“杨凌”问小华，我说刚才就看到街面上的招牌很多都写两点水的凌，包括你这里，但车票上怎么是耳朵旁那个陵？小华说几年前一位领导讲话，认为要想发展杨陵，应该把陵墓的陵改为凌飞的凌（杨陵本指隋文帝杨广的陵墓，就在这附近。小华说应该已经被盗空了）……大概这位领导的话说到老百姓心坎上了，此吉言一出，在没有任何政令的情况下，几年下来，除了党政机关，杨陵大街小巷各种招牌上的“陵”被越来越多的“凌”取而代之了……
酒吧三四十平方米的样子，不小不大，设施朴素，有些凌乱，大约是这几天折腾的，在一堆横七竖八的桌椅间，一个头发乱糟糟赤脚穿拖鞋的男青年披着床白色棉被。他正蹲在地上盯着面前椅子上的笔记本电脑，见我们进来，只投来淡淡的一瞥，他就是皮皮。确实天气阴冷。之后有一天，沈阳来的程远面对赤足披棉被的皮皮谆谆教导，我跟你唆（说）啊皮皮，要保暖关键似（是）脚！皮皮裹了裹身上的棉被说，是嘛。皮皮西北人，西北人爱说是嘛，这词意思不定，要看环境和前后语，可以是肯定，可以是敷衍，可以是夸奖，也可以是不服甚至动粗前的信号……
小华说酒吧楼上有房间可以住，也可以在旁边住小旅馆，我说我先看看。于是随小华上楼，楼上有三间房，小华和皮皮一间，程远一间，还有一间是阿坚刚住过的正好空了下来，我进去转了转，一间空屋，地当间稍靠窗的位置横躺一张单人床，床上是鼓鼓囊囊的褥子和半敞的睡袋，没有窗帘，阴沉的天光映射进来，此外屋内还有一根松松垮垮的晾衣绳，绳上空空荡荡连个衣架也没有。我把半敞着的睡袋合上，有心想再掖一掖，终于还是没有。像是怕惊醒已经离去的阿坚一般，我轻声对小华说我还是住小旅馆吧。
小华带我出了酒吧，隔壁十米远就是一家私人旅馆，小华说再远点条件稍好，周军两天前说想一个人安静安静自己住过去。我说先看看这家吧。是一个带天井的小院，一层房东住，二三层出租，院内有几株高大茁壮的竹子直插天空。房东老太太带我看了房，我觉得没问题，房间不大但干净整齐，一床一桌带电视，公共卫生间。我问房价，老太太看了眼小华说你们常来，就算三十一块五吧。我说怎么还有整有零，老太太说打了折的。我交给老太太100元，我说正好我住三天，老太太给了我房间钥匙，说钥匙押金五块，走时退你，我说那就算正好，老太太说好的。
出了小旅馆的院儿回酒吧，打算开喝。小华小声跟我说，你没觉得老太太有什么特别吗？我说没有啊，挺干净一老太太，像是还有点文化。小华又说这老太太养了只刺猬，总丢，总四处找，来酒吧找过好几回。我说找到了吗？小华说我们从来也没见过那只刺猬，又说，有一次老太太来酒吧找刺猬。当然是没找到，临走时看了眼小华，说，小伙子，你长得好像我那刺猬……于是我也看了眼戴着高度近视镜满头卷发的小华，我说嗯，有点意思，刺猬可是中国民间四大灵物之一啊，猫、蛇、刺猬，还有什么来着，黄鼠狼还是狐狸？我心说这老太太的眼光没准是另一路的一针见血，抑或有了什么神通的火眼金睛，一眼便认出了小华的原形……
不到五点，几个人坐在酒吧里开喝，桌上一个空啤酒扎里装满了干燥之后淡黄色的啤酒花。周军端上来两三盘他刚整的凉菜，具体我忘了，总之是拍黄瓜、豆腐丝、花生米一类，这对我和阿坚来说已是富富有余了，我猜周军也是这路子。这些年来，我和阿坚、孙民还有亚林，多少次在小饭馆里就着一两盘凉菜开喝，喝晕了阿坚还经常让早已眉头紧锁的服务员“喝五送一”，更有多次是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小板凳或台阶上就着花生米开喝，一般坐台阶上阿坚会管小卖部要纸壳贝儿垫在屁股下以免受凉，多年来阿坚的修身养性就体现在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上，阿坚有诸多类似的养生秘籍，比如撒尿时咬牙屏气可以护肾，吃羊肝可以明目，吃烤串时特意嘱咐伙计把馒头片烤煳点吃了养胃……包括喝热啤酒——这个几乎就是十全大补了吧；我喝高兴了通常会买万宝路、芙蓉王一类平时不抽的好烟；亚林喝着喝着会乱买小卖部墙上挂着的各种长年无人问津落满灰尘的垃圾食品，包括各种鸡腿鸡爪、鸭腿鸭脖以及豆制品做的羊肉串、鸡肉串、牛板筋，甚至美国龙虾，这类吃食经过大量食盐、香精、色素等食品添加剂的炮制，将咸的口味和硬的口感推到极致，我估计空口吃肯定上头，但对于痛饮啤酒来说，相比什么韩国炸鸡、英国炸鱼炸薯条，这才是正宗佐食呢……
那天跟周军聊了聊，基本是我问他，他说他年轻时“跟王朔一样”当了四年海军，后来退伍接他爹的班在银行看金库，后来某次在饭馆喝多了，在单位执勤时别在腰里的手枪不知怎么从裤腿里出溜到地上，饭馆里的食客们像发现了炸弹一样旋风般纷纷后撤躲避，瞬间旋风中心只剩下周军及地上的枪……因为这一事件的恶劣影响，周军被调换到银行的另一个闲职，直到如今。女儿大一了，在家不许他弹琴唱歌。这之间我猜他的星座，结果我三次都没猜对，我干掉一扎。他是狮子座，虽说狮子座相对难猜（特征较不明显），但也说明我对周军太不了解了。后来周军找了个什么机会又回敬我一扎。那天大概喝到快九点，周军刚开始唱歌，程远一行风尘仆仆从西安回来了。于是大家换到街上小饭馆继续，我很快断片了，直到半夜只剩我和周军两个人在街头，我的记忆又恢复了。
周军是坐的次日上午的火车，下午时周军说他女儿难得十一假期回家，他为了等我已耗掉了几天，明天回去还能跟那个不让他弹琴唱歌的女儿待一天。在半夜的杨陵街头，周军提议我俩找地儿接着喝，我说你明儿行吗，他说大不了不走了，又说要不咱们喝到天亮他直接上车。所幸的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此时已没有开门的饭馆或夜市排档，看来，杨陵还没杨凌。
说到周军当过海军，我后来恍然明白过来周军在火车站接我时抢我手中提包的举动了。这应该是当兵留下的遗风吧，我印象中我军在接送战友时就是这么抢着拎包扛行李的……
第二天，周军正常走掉了，估计是在家边陪女儿边缓了一天。到第三天晚上，周军从景县打来电话，听背景声肯定是在饭馆里，我们一帮人也在杨陵的街边小馆里，在座的轮流跟周军在电话里每人干掉一杯，我也如此。我说周军我干了，周军说我也干了，舍此别无他言。
此后的两天，自然是天天大酒，但我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起来喝茶，抽烟，上厕所，洗漱，待到出门下楼，已然是完全恢复过来的感觉。这么多年来，只要是出门在外，我的睡眠质量比之在北京都有本质的提高，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朋友家，还是高中低档各种旅馆，我都可以睡透了或说完全睡到自然醒，哪怕是嘈杂的环境，哪怕被吵醒也可以接茬再睡，这似乎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我那浪迹天涯的人生理想并非空穴来风……
在杨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逛了西北农林大的校园；在啤酒花青年空间边喝边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太宰治；农林大门口是1路公交车总站，我从头到尾来回坐了一趟，印象深的是杨陵到处都在修路，似乎非要凌一把的架势；听从山东赶过来的孙民讲了近两小时的《荣格自传》，孙民说按荣格的说法，心理问题大概是现代人特有的问题，古代人心理健康着呢，又说自我治疗很重要，尤其在当代……
临走的那天上午，房东老太太的怪异终于发作了，我在睡梦中听见她在一楼的哭号和叫骂声从天井传到我住的三楼，具体叫骂什么听不太清，只能说其哭号撕心裂肺，叫骂铿锵有力……我估计老太太发作了有半小时才消停下来，我重又睡去，那天我一直睡到快一点才起来。
我在小旅馆的第一天中午起来，曾经试图看电视，但发现一片雪花，丁点信号没有，我下楼问老太太，老太太说所有房间的电视都是这样，没通信号，也就是说这家小旅馆的电视只是个摆设，大概老太太也意识到我入住时她并没提电视的事，所以她的神态稍显歉疚，我倒没介意。这些年来，我对于没手机没电视没广播的环境完全适应（当然最多也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会有一种异样的通透感，我不想说什么“回到内心”之类的，不是忌讳这套俗嗑儿，是真没觉着自己有什么“内心”，“内心”在哪儿？甚至也害怕有？难道就这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回到”没心没肺不好吗？
在这个人们以各种电子信号互相联结的时代，没了手机、电视、收音机，似乎一下子就可以独处了，甚至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独处，这应该也算是一种间歇性闭关了吧（难道这种间歇性对我还不足够吗？），我曾经叫嚷了多年并身体力行流窜全国各地孜孜以求的“闭关”，如今竟变得如此便捷，可以说随时随地就能做到，手指一按就能做到，单此一点，我们就应该歌颂这个时代了吧。
在杨陵的那三天，我每天醒来以后，就都这么“闭关”一阵。我的手机非智能，且经常处于关机状态。小院很安静，大概除我之外，还有两三家房客，都是男女青年学生，我偶尔见到，他们都很安静，似乎还透着那么点小心翼翼，我见到他们安安静静地刷牙洗脸，安安静静地出门，或买了什么吃食安安静静地上楼，回房间。
我到杨陵的第二天，开始有了淡淡的阳光。我醒来坐在三楼房间门口的凳子上喝茶，凳子是我从自己房间搬出来的，天井里那几株粗壮的竹子刚好窜到我面前不远的栏杆外，阳光映射在青绿的竹叶上。我有时会抽一支烟，烟是好烟，芙蓉王，是程远在酒桌上一人一包散的，那几天，我都抽这个。临走那天的中午，下起了小雨，我看着雨滴落在竹叶上，再一滴滴滑下去……我在想，又要回到那个北京了……
那天，我去楼下退房时大概快下午三点了，见房东老太太正一个人安安静静在堂屋里吃饭，大概是上午哭累了刚缓过来，也大概是都发泄出去了，正一个人自己款待自己呢。但见方桌上摆着四菜一汤的样子，还有瓶白酒，蓝色瓷瓶，但老太太没喝酒，正就着菜吃小碗里的米饭。我说走了，退房吧，老太太抹抹嘴，口齿含糊但却精神饱满地说，噢，你等等啊，边说边起身掀帘进了里屋，片刻出来，手里拈着五块钱递给我说，钥匙押金……她神态自若，目光似乎还很清澈，这完全是一个干干净净办事细致利落的房东老太太啊，是因为她刚刚通过上午的那通哭号叫骂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治疗吗？但愿如此吧。
在杨陵的三天就是这样：大酒、胡说八道、遛弯、睡觉、闭关（还顺带格了竹子）……
没去啤酒花基地，我跟小华提过一次，他似乎热情不高（我就更不高了），他说有点远，而且，几乎荒了。之前在北京的大半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从阿坚嘴里听到关于杨陵啤酒花的长势，播种那会儿阿坚说小华“引进”的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啤酒花品种，初夏时阿坚说杨陵啤酒花长势喜人，后来又说和孙民去郊区爬山见到有野生啤酒花，他们采了不少，再后来有阵子没见，再见，阿坚说，不好！遇着大旱了，说小华正跟工人一起每天下地浇水抗旱救灾呢……然后就是“几乎荒了”，而啤酒花青年空间桌上的那扎啤酒花是孙民从北京西山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