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

1936年7月13日，天尚未拂晓。三名刺客攀上了特纳利夫岛上一处花园的高墙，企图在不知不觉中将武装守卫拿下。而此时正熟睡在斯图加特的小房间里的我，人生刚刚揭开序幕。

这是一群职业杀手，无须观察同伴，不假思索，只专注于下一秒的行动。他们无声无息地沿着藏匿的绳子滑下来，如猫般轻巧敏捷地跃下，隐身于阴影中，静静地朝目标匍匐前进。

仿佛一场交响乐的序章即将奏响。他们的计划是先挨个割破守卫的喉咙，然后从游廊另一头破门而入，悄悄登上大理石台阶，潜入小女孩的房间。这个十岁的孩子名叫玛丽亚·德·卡门，正在梦乡中甜睡，而她的脖颈很快会被绳子勒上，小脸将被枕头狠狠闷住。接下来是主卧，他们要解决掉最后几个守卫，用不着开枪，一切便会妥当。门的另一侧，将军和他美丽的妻子仍毫无察觉地在床上安然酣睡，姿态犹如委拉斯凯兹的画中人，等待着死亡降临。

计划一触即发，然而一个守卫忽然察觉转身，机关枪的声响划破长夜，刺客四散逃走，勉强捡回一条命。将军被枪声惊醒，待手下报告了经过后，他却又回到床上继续酣睡了。有人想取他性命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正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发生，如同猛虎在荫蔽处静静守候。

五天后，摩洛哥爆发了预谋已久的政变。将军在广播中呼吁全体军官加入起义，推翻西班牙政府。他将妻女送往法国躲避，自己在护送下穿过特纳利夫枪声四起的街道，一架德哈维兰迅龙正等待他登机。他一身平民装束，戴着墨镜，为了乔装得更彻底，甚至刮掉了他那标志性的小胡子。

一切就绪，小运输机顺利起飞，载着它的乘客前往北非。他将在那里整备军队，一举颠覆西班牙政权。他在飞机内换上军装，硬挺的卡其布配上红金色相间的绶带。穿上这身装束的他变成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刚刚从流放中逃离出来不久的他，正蓄势发动一场将陷世界于危机中的战争。

而就在佛朗哥上演他的政变大戏时，二十七岁的我又在做什么？只是站在日渐加深的阴影里，跟所有人一样——即使不是每个人都有所察觉。

德国军队近来已长驱直入莱茵兰地区，《纽伦堡法案》开始施行，禁止犹太人与“纯种”德意志公民通婚、生子，限制犹太人接受公立教育，禁止其从事特定商业活动，并将他们与非裔德国人和吉普赛人一道宣告为“民族共同体”的公敌。这样一来，纳粹分子便能在种族上维护他们的雅利安血统。如此令人震惊，离谱至极。然而我们却大可假装它不存在，事不关己地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我断断续续在巴黎住了多年。这些年间我努力成为一个作家，也常常坠入爱河——两项都算不上多成功。我真想在笔下创造出像《太阳照常升起》中布莱特夫人一般强烈而耀眼的角色，但我写不出来，所以我便努力让自己向她靠拢，这样也无妨。我穿着编织毛衣和长裙，坐在咖啡馆里不停地抽烟，眯起眼睛对几乎不相识的人招呼着“嗨，亲爱的”。我一边喝着烈得过头的鸡尾酒，一边对绝望的事物大肆嘲笑，投入各种各样无果的恋情——和已婚男人。但最令人垂头丧气的是在这一切过后，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灰蒙蒙的紫色天空下，只觉得自己哪里像布莱特夫人，不过是一个悲伤、孤独、困惑至极的女人，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生活缺少了一块，而我认为写作能修补这一缺口，填平丘壑，或是治好我自己的毛病。虽说只是个笼统的想法，但我一直坚定地把它当作信条，从圣路易斯到纽约，到巴黎、戛纳、卡普里岛，到现在的斯图加特——我打算在这里做些研究。最近我开始写一部小说，主人公是一对年轻的法国夫妇，他们以政治和平主义为名，行事大胆，事迹众多。从和煤矿工人一起参加罢工游行，到忍受宪兵的警棍……一切都为了社会正义。

在当代历史图书馆里，我弓身埋头于笔记中，自认为这是个英勇而庄严的故事。然而每天当我踏出图书馆，面对真实世界的那一瞬间，望着街上无处不在的褐衫队，和平主义却显得那么幼稚无望。

有天在电影院，我亲眼看着两个德意志士兵进来拖走了坐在我前面的年轻犹太女子。他们拎起她的后颈就像拎着一条狗，一路拖到了街上。灯光暗了下来，放映机的胶片轴开始旋转，我却如坐针毡，无心欣赏。走回公寓的路上，我几次从商店橱窗中瞥见自己映出的模样，每次都令我一惊。从外表看，我是个十足的雅利安人：金色鬈发，浅蓝色瞳孔，高挺的鼻梁。这相貌继承了我父母的特征，他们在反闪族主义盛行的圣路易斯被当作新教徒，所以一直平安无事。但其实我父母双方都来自有犹太血统的家庭。

我离开斯图加特搬到慕尼黑，时局变得更加黑暗，阴云密布。我在纳粹党报上读到佛朗哥政变的消息，充斥着自大和蔑视一切的口气。迅速垮台的共和国政权被报纸称作“红猪狗”，而佛朗哥则被写成西班牙人眼中耀眼的王子。他们不在乎佛朗哥和其党羽推翻的政府正是六十年前首届民主选举的产物，也不在乎少数人宣告统治与权力的背后，有多少被屠杀的无辜者。

待我回到巴黎时，佛朗哥已下令军事管制，宣誓要不惜一切代价“统一”西班牙，即使这意味着戕害国家半数的人口。西班牙军队大多加入了民族主义军，而手无寸铁的平民则拼死保卫着城镇与村庄。潘普洛纳、阿维拉、萨拉戈萨、特鲁埃尔、塞哥维亚和整个纳瓦拉省，在短短一个月间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沦陷。任何反对政变的声音都被当作靶子。在摩尔人的城市巴达霍斯，民族主义军迫使近两千人集中到托洛斯广场，有民兵、农民、妇女和儿童，他们朝这些人开火扫射，将尸体留在原地便直接朝托莱多进发，在新的城市重复这一切。

更糟的是，可怕的战线联盟正在形成。纳粹德国派了顶尖的空军轰炸机与三千精良部队前往西班牙，以交换矿产、粗铜和铁矿石——很快这些原材料将成为希特勒实现他致命目标的帮凶。接着潜水艇也被遣送而来，还有更多的轰炸机，数百艘载着军用物资的船舰和一批高技术军官——他们将训练佛朗哥的手下，精进他们杀戮与拷打的能力。

墨索里尼也帮佛朗哥出了不少力，“出借”给他八万军队，连上了法西斯三角联盟的致命第三边。正是这样，经过数年的阴险密谋，几乎一夜间，欧洲已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危险迫近，一切似乎随时可能发生。

苏联那头，斯大林也盘算着自己的行事，但眼下他还在通过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军从中谋利。斯大林盼着西方大型民主政权贩卖军火，加入他这边的阵营，但法兰西政府正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英国此时似乎更关心国王爱德华八世和沃丽斯·辛普森之间的风流韵事[1]。美国这厢，罗斯福正忙着处理大萧条的后遗症，还得兼顾焦灼的连任竞选。何况是否回应西班牙的求援，在美国尚有诸多争议。已有令人不安的流言称，美国提供了军火给意图投奔共和政府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民兵——国内的共产主义倾向已经引发了足够的恐惧，这样的立场未免难获支持。

罗斯福决定施行全面覆盖的军火贸易禁令，誓令美国远离国外战事，越久越好。但在我们中一些人看来，眼见着大战的阴影自1936年秋天起逐渐加深，所谓的国外战争实际是不存在的。民族主义军蔓延的毒手伸向无辜的村庄，所到之处被屠戮者数以万计。等到他们炮击首都马德里，将整座城市三面包围时，我们感到了肩上的责任。西班牙共和国曾谋求民主，却迎来惨遭毒打和腰斩的结局。我们如何能不心系这个国家？

人渐渐集结，渐渐——然后突然在某一刻，成千上万的人们作为志愿者走上了前线。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志愿军组成了国际纵队。他们大多未曾接受过士兵训练，大多数人连枪杆也没真正握过，但他们拿起了手边任何可得的武器，从父辈留下的左轮，到猎枪、手枪，还有五金店买的防毒面具，便登上了火车、轮船和运输机。

那是一场漂亮的远征，即便我并非即刻明白自己的角色该是什么，但许久之后我回想此时，感到能见证时间迫近某个节点，也许是最幸运和最纯粹的。感受着整个世界升腾而起，将你搅得不得安宁，似乎促使着你也以某种方式站起来，醒过来，伸一个剧痛的懒腰。它要你彻底且不可逆地改变自己——以什么方式则全由你做主——变成你本应成为的那个人。

这来之不易的转变，使西班牙内战在我生命中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芒。像是陷入爱情，又像抬头望见一支燃烧的箭呼啸着划破天空，亟待我跟随。那样简单却又那样复杂。即使会发生更多我预料不到，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也做好了点头接受的准备。即使我很快会泄气，此生一蹶不振，彻底失去所有，我也通通做好了心理准备。那仿佛是我的生命所渴求的，召唤着我向前。最终我没有抉择的余地，只能朝它走去，睁大双眼，张开双手，心甘情愿为此付出一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