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动笔写小说从未有过这么多的疑虑。我叫它小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别的什么名字。我的小说情节寥寥，结局既不是死，又不是结婚。死亡是一切的终结，因此能够让一个故事全面收场，但结婚也能让故事很恰当地结束，老于世故的人瞧不上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幸福的结局”，其实他们这么做是不明智的。普通人有一种明智的本能，觉得这样一来，该说的就都说了。男女主人公历经各种波折终于结合，也就完成了他们的生物学使命，读者也就把兴趣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但我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局。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人的回忆，我与此人关系紧密，却很久才能见一次面，至于在此期间他都经历了些什么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我可以运用虚构的手法，很巧妙地填补这些空白，从而让我的叙述更连贯；但我无意这样做。我只想把我知道的写下来。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名为《月亮与六便士》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描写了一位叫作保罗·高更的著名画家，关于这位法国画家，我知道的很少，我创造这个人物，就是受了我所了解的这点儿可怜材料的启示，我利用小说家的特权，虚构了一些事件来刻画这个人物。而在当前这本书中，我连一丁点儿这么做的想法都没有。我没有虚构任何的东西。为了免于让一些仍然在世的人难堪，我给出现在本书中的人物改换了名字，我还费了一番周折，用别的方法确保无人能看出书中写的就是他们。我要写的这个人并没有名气。或许他永远也不会有名气。或许当他的生命终于完结之时，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短暂停留，所能留下的痕迹也并不比扔进河水中的一块石头在水面上留下的痕迹多。因此，倘若我的书还有人读，那也只是因为书本身可能有些意思。但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那异常坚强而温和的性格，或许会对别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他久死之后，或许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年代曾出过一个非凡人物。那时候，我在此书中写的是谁也就很清楚了，那些至少想知道一点儿他早年生活的人，或许能在此书中发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书，尽管有其公认的缺点，却可以作为我的朋友的传记作家们的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
我并没有说我记录下来的谈话可以作为一字不差的报告。我并不记录别人在这个或者那个场合都说了些什么，但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只要是跟我有关的谈话我都能记住，尽管我是用自己的话描述这些谈话的，但我认为，它们能忠实地代表对话者的原话。我刚才说过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但我现在想把这句话改一下。我采用的是自希罗多德[1]那个年代起历史学家们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是擅自将我自己没有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谈话，交由书中的人物去说。我这么做的原因，跟那些历史学家的一样，都是为了让情节生动、逼真，假如只是转述一下当时的谈话，艺术效果就差多了。我想让别人读我的书，我觉得尽我所能让我的书有可读性，这么做是正当的。聪明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我在哪些地方用了这种手法，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
我写这本书颇感忧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主要描写的人物都是美国人。人是很难理解的，我觉得除了本国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任何人。因为男人或者女人不只是他们自身而已；他们还是他们的出生地、城市公寓、他们学步的农场、儿时玩的游戏、他们偶尔听到的荒诞故事、他们吃的食物、他们就读的学校、他们热衷的体育运动、他们读的某位诗人的诗歌以及他们的信仰。是这所有的一切让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这一切仅凭道听途说是不可能了解的，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了解。你只有变成他们才能了解。正因为你无法了解异国的人，只能靠观察，所以要想在书页上将他们描述得具有可信性并不容易。甚至连亨利·詹姆斯这样聪明、细心的观察家，尽管在英国住了40年，也从未创造出一个百分百的英国人。就我本人来说，除了几个短篇小说，我从未想过要写英国人之外的任何人，我之所以胆敢在短篇小说中这么做，是因为在短篇小说中你可以将人物描绘得粗略些。你留给读者一个概括性的提示，让他自己把细节填满。或许有人要问了，既然我可以把保罗·高更当作英国人来写，为什么不能在这本书中采用同样的办法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我并没有说他们这些美国人和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是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我没想过要去复制他们说话的特点。英国作家试图模仿美国人说话时所造成的混乱和美国作家试图模仿英国人说话时所造成的混乱是一样的。最容易出错的是俚语。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小说中常常使用俚语，却总不如英国人说得地道，因此并未达到他想要的口语化效果，反而常使英国读者很不舒服地为之一惊。
注释：
[1]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誉为“历史之父”。所著《希腊波斯战争史》为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