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个星期之后，各家报纸登出消息，说林肯总统已经指定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为驻英公使；于是亨利再一次默默地将布莱克斯通的著作放回了书架上。正如几百年前罗吉尔·培根[181]的那句简短的感叹一样：时光飞逝！他似乎只读了一天《民法》，而《普通法》也不过断断续续地学了一个星期。法律也能给人以启迪，不过它却在1861年4月突然消失，让数以百万的年轻人陷入了无序世界的泥沼，开始了没有教育哺育的新生活。他们的问题极少；然而，不管提出多少问题，他们也不会得到答案——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将近50年后，回顾这段危机时刻时，他们也只能在无言的恐惧中颤动斑驳的白须。亚当斯先生再一次向儿子暗示，自己理应得到他们其中一人的照顾；而且他还表明，只有亨利可以不用像他们一样承担那么重要的责任。亨利一言不发，整好行装。尽管他明白自己将要扮演的新角色有多么可笑，但比他地位更高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因此他没理由抗议什么。几千名临时凑在一起的秘书与将军正在总统面前争宠、密谋——至少他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不是秃鹰，也不以政治恩庇的腐肉为食。他明白，父亲能当上驻英公使，完全是出于他与西华德州长的交情；但他不知道萨姆纳参议员曾经强烈反对此事，也不知道对方提出反对的理由。然而，如果萨姆纳先生向他要这方面的证据，他倒是能举出一大堆。其中最有力、最具决定性的一条就是，他认为亚当斯先生所选的私人秘书比其上司还要不称职。也许亚当斯先生真的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除了萨姆纳本人之外，合适的候选人寥寥无几。只有这位经验丰富的参议员才知道，放弃国会中安稳的职位，去当什么英国公使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因为后者所需的最有力的支持，只有萨姆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才能给予。亚当斯家族的人已经冒过无数次险，但如此地孤注一掷，这还是第一次。
这位私人秘书倒是没有为称不称职的问题伤神。他知道的事太少了，其实除了萨姆纳先生以外，别人了解的也不多——总统和国务卿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当局已经任命一家芝加哥报社的编辑为公使团秘书，而这位编辑本来是想去芝加哥邮局工作的。他叫查理·威尔逊，是个好人；他从未想过坚守这个职位，也没有给公使帮上一点忙。这位助理秘书出生于布坎南[182]时代，他十分勤奋，却不善交际。亚当斯先生也从未想过去寻求得力的帮助——也许是因为他根本无人可求，也许是因为他对华盛顿知之甚深；他甚至没对自己儿子的工作能力抱过任何希望。
其实这位私人秘书比自己的父亲还要被动，因为他看不到路在何方。萨姆纳本来是可以给他写封推荐信、帮他铺平仕途的；然而，现在就算萨姆纳先生写了信，其目的也不会是助他一臂之力。当时人们都无暇安抚他人、为别人铺路。这个私人秘书并不比周围的人差，他只是担任公职比别人早而已。1861年4月13日，风暴袭来，把几百万名年轻人卷入了狂暴的海洋之中；他们跟亚当斯一样无助，只能强忍着战争巨浪长达4年的冲刷。4月的夜晚，亚当斯还有时间看士兵们在波士顿州政府前列队、向南进发；他们鸦雀无声，脸上带着一种使命在身的神情——这些人生来就是如此——然而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兴奋与激动。他还去港口看过驻扎在独立要塞的查尔斯哥哥；此后哥哥就同十万名年轻人一起，被投入波托马克河部队的熔炉之中，在烈火中锻炼成长。后来，这位私人秘书独自一人来到了东波士顿，爬上了“尼亚加拉号”——一艘破旧的丘纳德轮船，打算再次前往利物浦；不过这件事在那个时代已经无关紧要了。然而当他的水罐再一次被捧到教育之泉时，却裂成了碎片。这个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他却毫无准备、手无寸铁。
这样的情况并不有趣；这个世界根本没什么幽默感。然而，亚当斯公使还是在1861年5月1日乘船前往英国。他的装备极为精良——有了这样的装备，杜邦上将[183]只带一名随从、划着小舟就能应政府要求前去攻打皇家港口。幸运的是，那名随从还能单独行动。如果国务卿西华德与参议员萨姆纳让亚当斯先生担任大使，给他4倍薪水，为他在伦敦造一所宫殿，给他配上一大群训练有素的秘书，再为他写封信、把他介绍给皇家成员与贵族，这位私人秘书也只能做一名随从，但会有许多人向他发号施令、让他分身乏术。在这个公使团中，他是最幸运的，因为他的上司只有自己的父亲：这位父亲大人从不焦躁，从不管教他，也从不颐指气使；而且他的外交思想还停留在18世纪。亚当斯公使还记得自己的祖父是如何在1778年仲冬乘着“波士顿号”小型护卫舰从沃拉斯顿山出发，开始那次无与伦比的外交之旅的；当时担任秘书的，是年仅11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亚当斯公使也记得约翰·昆西于1809年带着自己出使俄国的情景；当时他只有两岁，而他的父亲则要独自面对拿破仑与亚历山大沙皇——约翰·昆西与约翰·亚当斯一样，堪称外交领域的冒险家，而且他也取得了赫赫战功。因此这位公使认为，政府让他带着23岁的儿子踏上这段冒险之旅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身后连一个朋友都没留下。当然，他可以依靠西华德；但西华德又能依靠谁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吗？肯定不行。亚当斯公使在参议院里没有一个朋友；他不能指望有谁能帮助他，也从未想过向谁求助。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一名像祖父与父亲那样的冒险家，并对此毫无怨言。这种想法倒是很崇高，而且也与他自己的目标相符；然而，他的随从却为此吃了苦头。当那位年轻人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他觉得这整件事都是一种背叛。他谨慎地想到，也许自己并不适合当冒险家，而父亲比他还不够格。这是美国第一次充当法律与秩序的拥护者；她的代表们也应当知道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应该穿上戏服，彰显自己的威严。然而，当亚当斯在1861年执行使命时，唯一能替他撑场面的就只有身边的这位私人秘书；而这个小伙子的声望，还远不足以让大不列颠的宫廷与议会望而生畏。
这堂课不可避免地让它的学生变成了受害者；他对“主人们”的评判也愈加严厉。他们可以视他为无物，但他却无法忽略他们；因为他们正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为了让他学得更快，“主人们”让驻俄公使与他乘坐同一艘船。国务卿西华德应该多了解一下卡修斯·M·克莱[184]在外交领域的功绩，然而他能从后者身上学到的，一定没有亨利多。如果把卡修斯·克莱看做一名教师，他也许会有几名对手，但没有一个人能与他匹敌。任何一个不在政府领薪水的年轻人，都无法在这堂课上获得自信；而且人所皆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信任政府、或者有理由信任政府的人简直寥寥无几——其中官员更是少之又少。在美国，年轻人多半会在不满中奔赴战场，而后战死；英国的年轻人可能也会抱怨，但没有人听。
最重要的是，这名私人秘书不能向自己的上司抱怨。他知道的事情少得可怜，但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从未如此努力地去学这样一门语言：沉默；而这门语言影响了他一生。沉默寡言与满嘴空话是人必须要养成的习惯，他必须马上开始学起；当公使团于5月13日抵达利物浦时，他已经是个中能手了。随后他们马上前往伦敦——这群基督教殉道者即将闯入由雄狮守卫的竞技场，而暴君帕默斯顿则在热切地注视着他们。尽管扮演提比略[185]的帕默斯顿勋爵的笑声极为冷酷，但他一定也在这群殉道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经为他们安排了欢迎典礼。
公使跟他的儿子都不知道自己能期望些什么，也许西华德、萨姆纳和他都认为，是非功过不过是历史的云烟，应该让历史学家去评述。同样，一位私人秘书所犯下的错误也与别人毫无瓜葛，不过他自己却能从中学到许多。5月12日，他以为这里的政府通情达理，人民友好热情；他以为他们都会忠于反奴隶制原则——而他和父亲一贯把反对奴隶制奉为自己的使命。一百年来，亚当斯家族一直致力于促进英国政府与美国的通力合作，让两个国家在目标与利益上达成一致。父亲即将做出新的努力，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很明显，蓄奴州的存在会影响双方的顺利沟通；还有，那位私人秘书也像所有波士顿人一样，天生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特点。总之，亨利·亚当斯根本想不出英国有什么理由跟他们作对；他觉得自己是那个著名反奴家族中的一员，理应受到英国各岛的热烈欢迎。
然而，5月13日，他接到了英国承认南部邦联为交战国的正式声明。这次教育的新芽被连根拔起，剩下的就只有他在哈佛学院与德国学到的东西。他必须尽快明白，自己的想法与事实正好相反；他应该知道，1861年5月，英国没有一个人怀疑，杰弗逊·戴维斯[186]已经成立了、或者即将成立一个国家。几乎所有人都为此而欢欣，只是他们嘴上不说而已。他们都在效仿帕默斯顿——格拉德斯通先生曾这样描述他：“他渴望看到美国分裂，因为这样它造成的威胁就会大大减少；然而他却能保持谨慎，对此不做评述。”英国政府并没有对奴隶制度表示反对。为了提前确定英国政府的立场，早在亚当斯先生一行抵达英国之前，外交部长约翰·拉塞尔勋爵就已经接待了南部邦联的特使，而且决定承认邦联为交战国。只要时机成熟，他们迟早会采取这种心照不宣的策略，由英国来承认邦联的独立地位。
不知道亚当斯特使有何感受，然而他的儿子却因此变得呆若木鸡；但亨利还是意识到，也许父亲受到的挫折才是致命的。现在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几周之内转身回家。在这片混沌的无边巨浪中，他也拓展了自己的眼界。后来他常常回顾这段经历；如果父亲真的像萨姆纳认为的那样，表现得极不称职，那么他也就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处境了。他对父亲有一种毫无疑虑的信心，而这恰好证明他不适合做私人秘书——这倒是小事。他觉得父亲永远不会失态；就他后来对几代政治家与外交官的理解，他还没发现谁能经受这样的打击而面不改色。这趟伦敦之旅令人生厌，让他度日如年；但他还是相信父亲绝不会犯错。不论亚当斯公使有怎样的想法，他的心情也决不可能比亨利平和；但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激动的情绪，还是平静如初、镇定自若、一言不发。
这是最后的考验，他以后再也不会遭遇如此突然而又无情的打击了；人生最糟糕的一面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这一次，这位私人秘书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他尽力模仿父亲，保持着沉默。当时正值伦敦社交季[187]，而他们就被这样丢进了摄政街尽头的毛里基酒店；身边别说朋友，就连一个熟人都没有。他宁愿因为看到父亲面对古怪的早餐不知所措而开怀大笑，也不想问点什么、表达一下自己的疑惑。这样的境地实在太残酷，让他无法认真面对。其实，如果他能对自己的处境了解得更加透彻，那么他的感觉还会更糟糕。
在政界与社交界中，他们进退两难，前景一片黯淡。在社交领域，一个刚刚涉足伦敦社交界的人要确立自己的地位，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然而亚当斯公使却一小时的空闲都没有，而他的儿子更是没有一丝机会在此立足。在政界，情况似乎更糟，就连国务卿西华德与参议员萨姆纳的日子也不好过；然而公使本人在意识到自己的立场之后，却发现危险并不那么迫在眉睫。亚当斯先生总有这种运气，既能得到己之所想，也能逃出重重危机。这场挫折击垮了西华德与萨姆纳，却饶过了亚当斯公使。在他们到来之前，约翰·拉塞尔勋爵一直表现得很和善——也许是有意而为之吧。这位公爵的目的，就是在3个月内一举将亚当斯先生打垮。英国内阁对此心存疑虑，还有些胆怯；他们觉得第一步棋已经下得够仓促了，应该等一等再走下一步。
这个冒险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而是他的儿子亨利；它的主题也不是外交，而是求学。如果以轻松的眼光来看，这则故事还有些诙谐。在伦敦，父亲的处境还不是糟糕透顶，但儿子的状况却尴尬荒谬。出于某种家族观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很自然地把所有英国官员都视为敌人。至少150年以来，如果说亚当斯家族的人有什么共同的、为人所知的事业，那就是与英国政府做斗争——其间还穿插着与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小摩擦。英国政府在海外的名声并不好，但它已经习惯了；英国文质彬彬的官员甚至能为它的无礼披上文明的外衣。打个比方吧，所有外交代表都会被塞到一个角落里，但他们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亚当斯公使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只要还在担任公使，他的仕途就算平顺。他要担心的事，就只有那场战争。然而他的儿子却无法这样安慰自己。他来这里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而现在却一筹莫展；此外，他很清楚，自己还必须要接受父亲的帮助。在他眼中，公使团所面对的，是社会的排斥——这是他所知道的最可怕的事情。他不能在伦敦的广阔社会中孤独终老，因为他是一名私人秘书；他的职责就是去了解每一个人，陪同父母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没人告诉他应该耐心一点；他在这里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敌人。如果有人劝他要耐心，他肯定会大发雷霆，告诉对方耐心不过是傻瓜与智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他要助父亲一臂之力，那么他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父亲以后再也不会遭遇如此无助的时刻了。实际上他从未给予过父亲一点点帮助；他只是扮演着侍从、文员与小孩子的同伴。
他发现，当前情况对于人才倒是相当有利。当他进一步分析眼前的状况时，他开始怀疑秘书是否也属于“人才”之列。战争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外交手段，还不足以打乱那位外交官的阵脚。大多数秘书都很讨厌自己的上司；他们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就是不想让自己变得“有用”。圣詹姆斯大街上有一所上流俱乐部，除非有会员引荐，否则外人不得进入。亚当斯公使的儿子曾应邀去过那里；他看到有好多跟自己一般年纪的年轻人在酒桌边闲逛，而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只有“这该死的国家！”或者“亲爱的，你今天可真美！”这群人看起来比自己还要无能。人人都不想谈论正经事，更不愿意与别人交换有用的消息。正经事是归他们的上司管的；要是政府部门不专门指定谁去负责什么工作，他们的上司也绝不会去主动找事做。如果说美国公使刚刚碰了钉子，那么俄国大使则早已受过了挫折，而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法国公使了——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也无需谁来操心。帝国随时都在崩塌，而外交官也总是在收拾那些断瓦残垣。
这就是他在外交之旅中所学到的一切；此外他还发现，每位上司与其手下之间，都交织着猜忌与戒备。他在社交界愈发显得笨拙，让自己丢尽了脸面；他还为礼仪与处世方面的小错误而苦恼不已。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参加的前几场社交活动。有一次，伯德特·库茨小姐在斯特拉顿大街宅邸中组织了午后聚会；当时他躲在了窗扇后面，希望没人会注意他。还有一次，来自奇斯威克的萨瑟兰公爵夫人召开了游园会。年迈的夫人一直在与亚当斯夫妇聊天（她对奴隶制度是持反对态度的）；谈话结束时，客人已经全部离场，只剩下年幼的公爵与他的表兄弟在草地上玩跳背游戏。在那之后的30年里，亨利·亚当斯还会时不时地遇见这位公爵；奇怪的是，他还是喜欢玩幼时的游戏。再就是萨默赛特公爵夫人举办的舞会了——那可真是场伴着响板的噩梦。公爵夫人逮到了他，逼他跟土耳其大使的女儿在一群贵族与上流人士面前跳苏格兰高地舞。在别人看来这个场面也许很有趣；不过对他来讲，这段经历无异于世界末日。
伦敦社交季已接近尾声，这位私人秘书却还没有在这里结识一位朋友。当《泰晤士报》登出布尔溪战役[188]打响的消息时，他却为自己孑然一身而暗自庆幸——这时他更希望能形单影只，因为对他来讲，这场战役是外交上的灾难，比军事灾难还要恐怖。这次战争已经成为历史，公立学校也会对它加以讲解。奇怪的是，布尔溪战役对公使团的影响竟然会与日俱增，这让他们也始料未及。他们已不再有什么疑惑。在下一年中，他们只是一周又一周地继续等待着，做好了在3个月内离开英国的准备；欧洲也在等着看他们离开。既然结局已经注定，那么就不必心急了。
在这名私人秘书看来，父亲就是这样得救的。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十分迷惘，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做私人秘书的资格；他想立即去波托马克河参军，接受最后的教育——他大多数朋友都在那里，也许还比他快乐得多。抱着这样的想法，他熬过了夏天和秋天，然后冬天来了。伦敦的冬天不啻为一场严酷的考验；而第一次在这过冬的人，更是要吃些苦头。但是1981年12月，在波特兰区的曼斯菲尔德大街上，忍受力最强的人也会被这片阴郁淹没。
一天下午，他独自一人走在曼斯菲尔德大街上，在抑郁的痛苦中奋力挣扎。当时亚当斯夫妇正在进行乡间访问；办公室收到了路透社发来的电报，称英国邮轮上的两名特使梅森与斯莱德尔被劫走[189]。在场的3名秘书兴奋地叫喊起来。尽管他们明白这封电报不仅是自己的驱逐令、标志着英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决裂，而且还是英国的宣战书；但他们犹如笼中困兽，实在是压抑得太久了。现在终于到了面对结局的时刻，这让他们满心欢喜，欢呼雀跃。英国正在等待着发起攻击的时刻，而他们也想先发制人。
他们给亚当斯公使发了电报，当时他正在约克郡弗莱斯顿镇的蒙克顿·米尔尼斯家做客。至于他当时作何反应，霍顿勋爵与威廉姆·E·福斯特（当时他也在场）的《生活》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对于亚当斯公使来讲，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危机；而对于那3位秘书来说，这不过是又一次漫长等待的开始——他们仿佛是一群前哨士兵，正在等待撤离废土的命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亲王病逝了。哪怕在圣诞夜，笼罩在黑雾之中的波特兰地区也绝没有一丝欢快的气氛；而在1861年，意志最坚定的伦敦人也会变得面无血色。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位私人秘书还有一个心感宽慰的理由：他马上就要卸任了。
他当然想错了。一到自己教育的紧要关头，他就会犯错。他总觉得这场外交之旅马上就会结束——这个错误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待了近7年之久。特伦特号事件发生以后，他觉得自己要做的，无非是把它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上，殊不知这件事还会对他本人产生某些影响，而这是无法记载在公使团的日志上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完全放弃“成才”这个想法了。身为一名独立、自由的美国公民，他当时还没进政府任职，因此仍与美国报社保持着联系。他经常给亨利·J·雷蒙德写信，后者会把这些来信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此外，他跟《每日新闻报》、《星报》和《旁观者周刊》等伦敦报社的关系也不错，经常在上面发布消息与评论——当然都是无关痛痒、不会引发舆论冲突的那种。他甚至还去曼彻斯特调查过那里棉花歉收的情况，并就此写了一篇长长的社论；这篇文章后来被查尔斯哥哥采用，发表在了《波士顿邮差报》上。可惜社论是以他的名字发表的；《伦敦时报》也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长文予以回应，各种讥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好在该报并不知晓他们讽刺的对象是公使团的人——尽管他并非政府官员，因此他们错过了机会，没能给亨利·亚当斯以致命的一击。然而亨利马上发现，自己能摆脱乔·帕克斯[190]的机会简直微乎其微。帕克斯为人传统，也爱管闲事，从1930年开始就频繁出入伦敦。他先是跑到《伦敦时报》办公室，把亨利·亚当斯的一切都告诉给了他们；随后又急冲冲地来找公使团，向亨利·亚当斯透露了该报的情况——尽管亨利并不想知道这些。亚当斯曾经认为，就算自己在别处无用武之地，为报纸写写文章还是可以的；然而在这一两天里，他却了解到了默默无闻的好处。他原本就是个无名小卒；他没有参加什么俱乐部，在伦敦也没人认识他。至于《伦敦时报》的那篇文章，除了老帕克斯会偶尔提起以外，根本不可能有人去回顾。这个世界上的名人太多了，比如林肯总统、西华德国务卿、威尔克斯准将，等等，他们才是人们永远津津乐道的谈资。亨利·亚当斯逃过了一劫，不过他再也不想让自己成才的事了；在特伦特号事件的影响下，他的努力显得无足轻重。还好，这件事至少让他看到了自己教育的分量。“Surtout point de zèle!（最重要的是，不要被热情冲昏头脑！）”对于一名公使的儿子来说，以满腔热情面对特伦特事件与叛军的船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热情会操控人的意志。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写过信，也没跟任何一家报社联系。不过他还年轻，当然会对《伦敦时报》的编辑心怀不满。
德莱恩[191]先生很少会放过折磨他的机会，不过他觉得自己是没什么机会反戈一击了。然而，特伦特号事件如暴风雪一般过去之后，公使团却留在了原地——这让他们万分惊讶。他觉得这是西华德先生做出的决断。尽管不论在这里再住多少天，这位私人秘书也不会改变对英国政府的看法；但他只能回到桌前，抄文件，整理来信，读报纸，看看英国人眼里的林肯有多无能、西华德先生有多野蛮——不过有时报上也会洋溢着对这两位先生的赞美之词。漫漫长冬从眼前走过，春季已经到来，但他的处境与心绪却没有得到一点改善。让他感到欣慰的只有一件事；他将怀着对它的感激之情走完一生：菲利克斯山庄的拉塞尔·斯特吉斯夫妇请他去泰晤士河畔的沃尔顿游玩。这个冬季极为沉闷，之后的几个月也是平淡无奇；只有这段经历如几缕灿烂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内心。
尽管老乔治·皮博迪[192]与他的合伙人朱尼厄斯·摩根[193]都是极具实力的盟友，但可惜亨利·亚当斯并没有受过金融业的教育；约书亚·贝茨[194]忠心耿耿，托马斯·巴林[195]古道热肠——巴林在格罗夫纳大街上举办的小型宴会无疑是一流的。然而，这些人的宅邸都不能与菲利克斯山庄相比；他的第一次通才教育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聪明的男孩子都会对拉塞尔·斯特吉斯夫人心生好感。亨利·亚当斯并不是很聪明，而且也不懂如何为人处世，但他明白，年轻人是需要塑造的；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一名迷人女子的引导。斯特吉斯夫人比他大12岁，温文尔雅，轻轻松松就能让他获益良多。在她的身边，亚当斯几乎忘记了波特兰的阴郁。他独自一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苦苦支撑了两年，只有斯特吉斯夫人给了他温暖与光明。
当然，公使馆也能算是一个家。压力如此之大，公使团的人只能团结一致；但亚当斯从他们身上根本学不到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还活着，但已经被剥去了皮。这也许只是年轻人的感受，亚当斯夫妇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步步为营，终于站稳了脚跟。出于某些历史原因，英国社会早就对林肯、西华德与除萨姆纳在外的共和党领袖持有强烈的偏见。亚当斯家族中，整整有三代人对英国人无可救药的愚昧知之甚深；第四代的亚当斯们已经厌倦了告诉英国人他们的利益何在，但还是无法相信对方产生新的偏见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位私人秘书怀疑，这种成见也许与纽约人与波士顿人有关；铜头蛇[196]在伦敦的蓓尔美尔街上简直肆无忌惮。英国人无疑是野蛮的动物，他们也喜欢这种野蛮。如果林肯和西华德是货真价实的恶棍，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就不会这么恶劣了；因此，亚当斯公使平和的举止与无懈可击的社会地位也绝不会赢得他们的肯定。英国人想，既然无法嘲弄他，干脆就无视他好了；约翰·拉塞尔勋爵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这样，尽管公使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政界中的英国人却视他为无物——他在英国不过是个摆设；伦敦与巴黎都在效仿约翰勋爵。每个人都在等着看林肯和他的追随者如何一败涂地；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马上就会垮台，亚当斯公使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目前的状况使得亚当斯公使成了外交官中的特例。大多数欧洲统治者都会结成同盟、共同战斗，一般不会考虑自己与盟友可能会被一网打尽。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欧洲政府与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当局已经不会再有什么作为，它的官员也如同废物。亚当斯公使受到的待遇要比普通“废物”稍好一些，因为他安安静静、不吵不闹。慢慢地，社会习惯了他的存在、开始接受他。当然，在他们眼中，亚当斯先生并不是一名外交官，而是敌方的成员，是被他们扣下的外国政要；而且凭他的血统与举止，亚当斯先生理应赢得认可与尊重，英国人也应该把他当做自己人看待：怀着这种愚蠢而又奇怪的想法，他们给亚当斯公使的待遇要比给欧洲使节的好得多。所有障碍——种族、语言、出身、习惯，等等，统统消失了。为了保护政府，应当让外交官与本国保持距离；但拉塞尔勋爵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亚当斯先生已经与伦敦人一般无二了，即使伦敦人也很少能像他一样在英国的社交界游刃有余。他人格复杂，社会分量更不一般——这样的人简直是少之又少。
直到亚当斯公使到了弗莱斯顿村以后，特伦特号事件这道晴天霹雳才落到了他的头上；好在那时他身边还有蒙克顿·米尔尼斯[197]与威廉·E·福斯特[198]作陪——这也是一种运气吧，其实好运总是伴随着他。米尔尼斯和福斯特都需要支持；而如愿以偿时，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看到了那位私人秘书在5月里忽视了的事。他们知道，如果这名美国公使有什么差错，那么大家就都会陷入无助的深渊；他们明白，自己将与这位公使一荣俱荣。因此他们马上向全世界宣布这位公使有多么崇高伟大，一刻都没有耽误。有了他们的保护，亚当斯公使安然无恙。
至于米尔尼斯与福斯特谁更可靠，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力量。蒙克顿·米尔尼斯代表着伦敦的社会力量，他的影响也许比伦敦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别处，愚钝无知者总是占多数，而蒙克顿·米尔尼斯往往是这种人嘲笑的对象。他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他的外号：“驴子米尔尼斯”和“夜之凉风”；而他自己也像个怪人，对周围人的嘲弄冷漠以对。他知道自己是整个伦敦最聪明的人，也知道自己成就了许多人。他的话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有谁被他请去吃早餐，那么这个人就会一夜成名。他戴着福斯塔夫[199]的面具，挂着西勒诺斯[200]的微笑，但它们所掩盖的，却是一颗知识渊博、聪明睿智的灵魂——这一点无人质疑。年轻时他也写过几行文字；某些读者看来这些作品应该是诗，但绝不能算作散文；后来他还在国会中做过演讲，只可惜曲高和寡。他遍游四方，广交朋友，见识广博，而且受到了官员们的重视——这样的人可是寥寥无几。不过与其他智者不同的是，他在得到爵位之后就心满意足了。他在布鲁克大街上有一幢豪宅，大多数应邀前去的聪明人都会感到荣幸。他家的早餐出了名的精致；没有人会拒绝他的邀请，因为比起跟他意见不合的人来，米尔尼斯更讨厌胆小鬼。他是求知欲极强的读者，是犀利的评论家、某些艺术领域的鉴赏家与书籍收藏家；总之，他是个深谙世故的人，喜欢与社会打交道；或者说，他喜欢的是与社会的碰撞。他的胆子甚至比亨利·布鲁尔姆[201]都大，但后者却令人无法藐视。米尔尼斯代表着伦敦可爱的一面；他集文雅与粗俗于一身——其实这样的人在伦敦市中心比比皆是。
与他相比，海沃德、德莱恩、维纳布尔斯与亨利·里夫等人就有些相形见绌；但威廉·E·福斯特跟他们不一样。福斯特是约克郡人，跟中心城区毫无瓜葛，从各个方面来讲，他跟米尔尼斯正好相反：他在社交界与政坛上都没什么地位，也不像后者那样聪明灵活。他个子高高的，举止有些粗野不雅，防备心总是很强——约克郡与兰开夏郡的人似乎都是如此。然而，他粗犷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感情丰富、甚至有些脆弱的心。如果祖先是贵格会[202]信徒的话，也许他也会继承一些谦良恭和的品质，然而他却已经偏离了贵格会的教旨。想来他以前应该是一位多情的男子，否则阿诺德博士的女儿就不会被他吸引、下嫁于他了。他是一块不含任何杂质的纯金；他诚实、无私、脚踏实地；他选择站在北方联邦一边——真正的约克郡人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还怀有贵格会反对奴隶制的信念，更因为这个选择能为他打开议会的大门。初涉政坛，他需要自己的立足之地。
福斯特从不缺乏自信。很快，他凭借脚踏实地的作风与充沛的活力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的魅力，而是他的勤恳。在政府中有了这样的朋友，身在英国的公使团开始振作了起来。现在，亚当斯公使诚挚的盟友——那些政要已经开始行动了，而公使本人只要冷眼旁观就可以；人们正在为这群魁梧的约克郡人清理拳击场，等待他们进行一场英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搏斗。当那位私人秘书看到这一幕时，他甚至也得到了一丝鼓舞。米尔尼斯和福斯特并不算轻量级人物，而且布莱特[203]与柯布登[204]也是最难对付的斗士。以他们为后盾，就算帕默斯顿勋爵在对决中使出什么卑劣的手段，亚当斯公使也不必太担心。
约翰·布莱特与理查德·柯布登从不在社交界露面；甚至在议会中，他们都没有多少支持者。他们被划为秩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憎恶现有的秩序。在政坛上，他们从不胆怯；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北方联邦一边，选择了讨厌的帕默斯顿的对立面。他们初涉英国社交界，在美国公使馆却如鱼得水；他们在宴会上说说笑笑，令人十分愉快。柯布登性格温和，却极具说服力；布莱特倒是有点不好接近。然而这两人亨利·亚当斯都很喜欢；他甚至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他们与约翰·拉塞尔公爵在下议院中谈笑风生。
有了这4位盟友，亚当斯公使就不再无助了。特伦特号事件过去之后，英国内阁再一次胆怯起来，决定三思而后行。慢慢地，公使团的朋友越来越多，这些朋友也绝不是见风使舵的小人。古老的反奴隶制协会令对方头疼，阿盖尔公爵[205]也成了亚当斯公使在社交界与政界最重要的朋友之一；而公爵夫人跟她的母亲一样，十分正直可靠。在这张关系网中，甚至连那位私人秘书也沾了点光。亨利·亚当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场在剑桥大学校长宅邸举办的晚宴，当时他还向约翰·斯图特·穆勒介绍了美国贸易保护制度特有的优势。尽管有各种可能，他还是相信，自己如此多嘴并不是因为喝了公爵的红酒——是穆勒一直在附和他的观点，怂恿他说了好多话。穆勒先生并不很热衷于辩论，公爵似乎倒是乐在其中。然而这位秘书后来不得不承认，尽管在一生中受够了英国人的白眼，这一年可是最难熬的；英国人的粗鲁让他叫苦连天。
他的身边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不过他感受到的，都是长辈对他的爱护，却没有来自同辈上层人物的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他跟好心的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206]走得很近，因此后者把他介绍给了德文郡议会；通过像美国人一样热情的鲁尔夫·斯坦利[207]，他结识了斯坦利家族，常去他们家里小坐；而洛恩——未来的阿盖尔公爵，也永远是他的朋友。然而，在正常的社会进程中人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查尔斯·特里维廉[208]爵士是第一个邀请亚当斯去家里做客的人，他们之间的友情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一直到爵士去世。莱伊尔女士跟查尔斯爵士的关系不错，被拉进了这个圈子；后来汤姆·休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社交界的大门在亲王去世之后又再度开启，甚至连这位私人秘书都能偶尔看到几张认识的面孔；不过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等待着最终的结果。不论广泛的人脉给父母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对他来讲，这段外交及社交经历没有任何意义。他想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