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进入烟台

在美国内战之前，因为在废奴问题上的认识分歧，美国长老会一直存在新派与旧派之争。1857年新派脱离美国长老会总会，在南部另设长老会，成为南部联合大会。至此，美国长老会分裂为南、北两大宗派。南、北两派长老会都先后派遣传教士来华。如1856年，应思理（E. B. Inslee）就受美国南长老会委派，前往宁波传教，并在此后长期在杭州活动。但就山东地区而言，主要是北部长老会所派遣的传教士，一般称为北美长老会、北长老会，或直接简称长老会。

近代基督教新教在山东的传播，其实早在烟台开埠之前就已经开始。第一个踏上山东土地的新教传教士是郭实腊，他曾于1831年或1832年间到山东游历，在当地群众中散发基督教书籍。⁽¹⁾1835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美国的史蒂芬（Edwin Stevens）也曾乘坐美国货船“福隆”号，到达山东半岛的威海和烟台等地游历，并散发基督教印刷品和出版物。⁽²⁾如上节所述，1843—1844年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也曾到达登州、烟台。但此时他们的行为，还属于非法行为，只能算是短暂游历。首先在山东建立传教组织的新教团体，则是美国南方浸信会。1860年，该会传教士花雅各（J. L. Holmes，或译为霍姆斯）自上海抵达烟台后，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新教组织，也正式开启了新教在山东近百年的传教历史。

基督教新教在山东的传播始于烟台和登州，与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其温带半湿润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特别是夏无酷暑，对无法忍受南方夏季炎热的传教士具有极大诱惑力。而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尤其是作为山东仅有开埠口岸的特殊地位，为传教士提供了生活、工作上的诸多便利。著名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传记作者费丹尼（Daniel W. Fisher）曾说：

在那个时代，中国北方的北戴河、南方的牯岭和莫干山都还没有开辟为避暑地，烟台和登州是唯一可以避暑的地方。⁽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权。登州（后改为烟台）等地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此前被限定只能在沿海五口活动的传教士们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前往各新开口岸建立基地。就像此后长期驻留烟台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所说：

长江和华北现在若干地区正在向我们开放。我们应该看到，事实上是全中国都已经向我们开门了。从条约方面来说，它是开了，其余开放工作就要由我们传教士自己来干。⁽⁴⁾

除去前述短期游历的麦嘉缔，美国北长老会最早来到山东的传教士是1861年5、6月间抵达登州的盖利夫妇（Rev. and Mrs. Samuel R. Gayley）、丹福斯夫妇（Rev. and Mrs. J. A. Danforth）和倪维思夫妇，由此正式拉开了北美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事业。1862年，美国北长老会海外传教部同意山东传教士的请求，在中国北方建立一个新的差会，称为“山东差会”，成员包括倪维思、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郭显德（Hunter Corbert）、格林（David Green）和麦嘉缔等，总部设在登州，并要求尽快建立其他布道站、学校等。此后，在这些传教士们的努力下，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事业，从19世纪60年代的登州、烟台肇始，通过教堂布道和旅行布道，建立了差会—布道站—外部布道站三级布道体系，并逐渐向南、向西扩展，传教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山东省。到1910年，北美长老会就成为进入山东的欧美各主要新教宗派中最大的一支力量，有外籍传教士69名，建立教堂58座、学校187所，发展教徒8 962人，远远超过其他新教组织。⁽⁵⁾到1920年，北美长老会更是在山东有外籍传教士135人，建立教堂60座、学校454所，发展教徒14 789人，更是远超其他新教传教组织，蝉联山东最大新教差会。⁽⁶⁾从以下更为详细的1912年山东基督教新教各差会各项事工统计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这一点。

美国北长老会在烟台的传教事业，则始于稍后的1862年。是年，作为北长老会医疗传教士的麦嘉缔夫妇和另一位传教士格林，乘坐法国商船“Maric”号来到登州，适逢美国长老会总部批准成立长老会山东差会，并要求尽快建立其他布道站，而此时烟台已经开埠，但还无长老会传教士活动，麦嘉缔遂决定在烟台开展传教工作。1923年出版的《烟台要览》也记载：“烟台之有耶稣教，始于清同治元年（1862），有美国长老会教士麦嘉缔至烟传教。”⁽⁸⁾1863年，麦嘉缔在烟台的通申村建造了住所，并计划在烟台租一间房子，作为行医和布道之用。但由于当地民众的反对，麦嘉缔在烟台的传教工作进展缓慢，不得已之下，1865年，正好此时同为北长老会传教士的郭显德夫妇从登州迁往烟台，麦嘉缔遂将烟台的传教事业交由郭显德夫妇，自己返回了宁波。

麦嘉缔虽然离开了烟台，但他毕竟开辟了长老会在烟台的教区，为在其后到达的郭显德、倪维思等人的传教活动做了一定准备。在麦嘉缔离开烟台前夕，麦嘉缔和郭显德建立了长老会在烟台的第一个教堂，吸纳了许多来自登州的本地教徒。⁽⁹⁾“麦嘉缔离烟返宁波后，郭即迁入市内麦氏居所，以此地为立足点，一方面外出在闹市传教，另方面留意寻觅新的据点。”⁽¹⁰⁾1869年倪维思夫妇自美国返回山东后，也将烟台作为其永久居留地。在郭显德和倪维思的领导下，长老会在烟台的传教事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传教士及中国助手举办了大量的教堂布道和巡回布道。至1876年，北长老会烟台教区人数增加到238人，创办了三所学校（一所男子寄宿学校、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一所男子日校），共有学生52人，成为长老会在山东最大的教区。虽然自70年代开始，长老会山东差会已不再以登州、烟台为中心，而是拓展到东部的登州、烟台，中部的济南、潍县（今潍坊市），西部的济宁等地，呈全面发展之势，但直至1912—1913年间，北美长老会在山东设立的9个教区（滕县1913年设教区）中，烟台教区各项事工依然非常突出。通过下表的各项数据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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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W. Schmidt, Glimpses of the History of Chefoo. James Macmillan & Co. 1932．译文见史米德著，刘惠琴、陈海涛译《烟台历史一瞥》，收入《烟台一瞥—西方视野下的开埠烟台》，齐鲁书社2015年，第15页。

(2)　Edwin Stevens, Voyage of the Hur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No. 7．转引自王妍红：《美国北长老会与晚清山东社会（1861—1911）》，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22页。

(3)　费丹尼著，郭大松、崔华杰译：《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狄考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4)　Helen Nevie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e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

(5)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Being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Relating to Shantung, Including Brief Histories with Statiatics, etc.,of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Life—sketches of Protestant Martyrs, Pioneers.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284.

(6)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23页。

(7)　此表格数据，来源于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年；季理斐：《中国差会年鉴》，上海广学会1913年；参考了王妍红《美国北长老会与晚清山东社会（1861—1911）》（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190—192页部分内容。

(8)　郑千里：《烟台要览·宗教篇·耶稣教》，烟台要览编纂局1923年，第23篇第5页。

(9)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aCartee,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22.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芝罘文史资料》1989年第4辑，第201页。

(11)　此表格数据，来源于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年；季理斐：《中国差会年鉴》，上海广学会1913年；参考了王妍红《美国北长老会与晚清山东社会（1861—1911）》（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170页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