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孕育

第一节 张九龄

一、开元贤相

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人们赞颂这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时，很自然也会联想到被誉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虽然，他为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

张九龄（678—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祖籍河北范阳，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遂家曲江。据《新唐书》记载：九龄自幼聪颖，“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历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转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起宰相的重任。后遭李林甫等人谗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改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再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病逝于韶州曲江故居，年63岁。

张九龄确实是“材堪经邦”，卓有建树。开元四年（716年），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工程，为开发岭南，繁荣长江中下游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更是以刚直著称。任左拾遗期间，上书宰相姚崇，直言规劝其用人必须慎重，决不能让谄媚逢迎之徒得逞。他指出：“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陷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面结笑言，谈生羽翼，万事至广，千变难知。”可谓是义正词严，切中时弊。唐玄宗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极力反对，因此多次得罪玄宗。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九龄更是明察秋毫，他在上《请诛安禄山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女嫔。守珪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九龄所言中。“安史之乱”成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才后悔莫及，“每思曲江则泣下”，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如九龄否？”后来，人们将张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

二、《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结为《张曲江集》20卷，有明刊本，清顺治刊本，四部丛刊本。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地方文献丛书》，收入了由刘斯翰作注的《曲江集》，1994年10月《岭南文库》中罗韬选注的《张九龄诗文选》，亦是以《曲江集》为蓝本。

《曲江集》中共有193题222首诗、248篇文，其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从他的诗文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他的心态，但表现手法则诗文稍异。其文直陈时事，直抒己见，主旨明确，语言明朗。其诗则多用比兴，较为含蓄，略显委婉。这明显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诗作走的是《诗经》风雅的道路。

先谈其诗。有人批评张诗“几乎清一色的五言古诗体，而且多用骈句，未脱六朝旧制，这在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之后，更见保守得可以”。诚然，从形式上来说，张九龄确实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他的12首感遇诗，明显地受到了陈子昂的影响，直接模仿其诗体。然而，从思想内容来说，张诗却展示了自己的世界，表达了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是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诗歌表现，其审美价值、其认识功能、其教育作用，则决不可低估。清衡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时，张九龄的“感遇诗”被列为开篇之作，足见其地位。

在青年时期，九龄怀抱大志，由曲江赴广州应试，路经英德，作《浈阳峡》一诗，抒写情怀：

舟行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里写出了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更是触景生情，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发问：“这样好的美景，却处在这边远之区，谁来赏识呢？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呀！”这完全是以美景“自况”，是夫子自道了。对自己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己的才干，建功立业，这是青年张九龄的真实心理写照！

出仕后不久，九龄“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激起了他的故园情：

水闻南涧险，烟望北林繁。远霭千岩合，幽声百籁喧。

阴泉夏犹冻，阳景昼方暾。懿此高深极，徒令梦想存。

盛明期有报，长往复奚言。

美丽的故园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

张九龄非常热爱岭南的山山水水，热爱自己的家乡，向往结庐名山，与渔樵为伍，过隐居山林、回归大自然的田园生活，《曲江集》中讴歌岭南美景的篇什不少。在岭南文学史上，他是较早较多描绘山川风物的杰出的诗人。其诗作展示了盛唐时期岭南地区的自然风貌，这些篇什中所涉及的曲江、始兴、浈阳都是当今的客家地区，这些诗作也可以目为客地的早期山水诗。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在讴歌美景时的心境：“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自始兴溪夜上赴岭》）这与未入仕途时渴望被赏识、重用的强烈要求相对比，显然是少了些锐气，多了退隐的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张九龄产生烦闷的心绪，从而更感到家山故园的可爱。

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张氏于开元四年辞官回归故里。这时，他常与知己曲江县尉王履震过从。在《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一诗中，他回顾自己的仕途历程，以历史上的失意文人自况，表达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胸怀，既有一种无法再施展抱负的失落感，又有“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的自解，这是心理上的另一种补偿。原诗全文如下：

宅生惟海县，素业守郊园。中览霸王说，上邀明主恩。

一行罢兰径，数载历金门。既负潘生拙，俄从周任言。

逶迤恋轩陛，萧散反丘樊。旧径稀人迹，前池耗水痕。

并看芳树老，惟觉敝庐存。自我栖幽谷，逢君翳覆盆。

孟柯应有命，贾谊得无冤？江上行伤远，林间偶避喧。

地偏人事绝，时霁鸟声繁。独善心俱闭，穷居道共尊。

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幽意加投漆，新诗重赠轩。

平生徇知己，穷达与君论。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与苦恼，宣泄在他那著名的感遇组诗12首中。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其表现手法是以美人香草等传统文学中常见的美好意象作比，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一）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四）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其七）

举一可以反三。从上录的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张九龄内心的创痛。“兰叶”一首，暗喻自己的品质情操；“孤鸿”一首亦是自喻，“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为自己能脱离政治斗争的风险而庆幸；“江南有丹橘”一诗则是对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谗言的怨恨。

张九龄诗歌之可贵，就在于它的“情真”，《曲江集》中的诗篇不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真情”。写自己在政治漩涡中的感受如此，写家人间的亲情更是如此，其《赋得自君之出矣》，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晖。”它从徐干的《室思》篇变化而来，却更富于想象，也更加感人。

在《曲江集》的散文中，《白羽扇赋并序》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向玄宗皇帝表明自己态度而写的名篇。客家人有句谚语：“婚后媒人秋后扇。”在炎热的夏天，扇可使“清风徐来”，人们爱不释手，而到了秋后则必弃置一旁了。汉代才女班婕妤有《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道出了世道炎凉的社会现实。张九龄正是借扇曲折吐露自己的担忧。全文并不长，却写得极有情致：“当时而用，在物所长。彼鸿鹄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烦暑，可致清凉。岂无纨素，采画文章；复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携密迩，摇动馨香。惟众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当？而窃思于圣后，且见持于未央。伊昔皋泽之时，亦有云雷之志，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忘；肃肃白羽，穆如微风，纵秋气之秽夺，终感恩于箧中。”

至于义正词严的政论文《请诛安禄山疏》《上姚令公书》，读者无不佩服张九龄的过人胆识，千载之下令人肃然起敬。而其《祭张燕公文》则可见九龄的忠厚和深情：“想德辉而不见，望仁里而徒泣；树所叹而犹存，人具瞻而永戢”，从心灵深处为张说病薨而万分哀痛。祭文既表彰张说的功绩，又抒写自己深切的怀念，乃是一篇感情真挚、文辞精美的抒情散文。

三、泽被南粤

张九龄是岭南文学的宗师。“五岭以南，当开元盛世时，以诗文名者，曲江公张九龄一人而已。”在唐以前的岭南文学，虽然亦有些名篇佳构，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赞》、南朝刘删的《泛宫亭湖》《独鹤凌云去》等诗，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直至盛唐张九龄之后才蔚成风气，他的人品、诗品，都给岭南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他的家乡韶州曲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地的客家人以张九龄为荣，自不待言。广东其他地方的客家人，也深深敬佩张九龄。据《乾隆嘉应州志·祠祀》载：嘉应州西北40里有相公坪，“祀唐丞相文献张公。雍正年乡人重修。”又有九贤祠，在嘉应州城内东北隅，祀张九龄、韩愈等9人。“乾隆十五年培风书院成，九贤神主安奉楼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客家人把张九龄作为值得永远纪念的先贤。旅港嘉属商会出版的《文丛》，梅叟《客人先正诗传》在热情赞颂张九龄的同时，对唐玄宗亦提出尖锐的批评：

相才相器两堂堂，金鉴千秋式表坊。

帝语独论风度美，知人犹自恨明皇。

当年开济负臣心，海上孤鸿意自深。

曾过曲江祠下拜，眼中桃李总阴阴。

清道光年间诗人林承镌的《梅岭谒张文献公祠》，则将其“相业”与“文章”并举，赞颂张九龄泽被后人：

石破惊开岭外天，斯人斯地并堪传。

岂徒相业追姚宋，自有文章敌许燕。

七宝昔曾登讲座，一祠今更靖蛮烟。

最怜剑阁銮舆回，遥祭孤臣瘴海边。

一线中原路远通，衣冠肃拜往来同。

瓣香心事应怜我，箧扇遭逢尚忆公。

风度千秋犹想象，云容半岭剧溟蒙。

试登绝顶东西望，落落尘寰眼界空。

张九龄的诗歌对后代广东客家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继承《诗经》传统；二是其描绘广东客地风光的篇什，为客地的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具有“冲淡”的风格，具有闲静、幽远的韵味。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张九龄“感遇诗”一类的作品，对客家人（包括客籍文人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在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仅以《咏燕》一诗为例，作简略的说明。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为什么自比“微眇”的海燕？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张九龄的远祖家在中原，本是“晋司空（张华）之后”。张华，范阳人，“强记默识，博学多闻，当时推为第一”，晋惠帝时官至司空，是有名望的大臣。后因赵王司马伦谋废贾后，张华不从，遂遭杀害。这样的一位远祖，对张九龄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他的近祖定居广东后，却都是职低位微的官吏，其父张弘愈只不过是新州索虏丞而已。曲江，地处岭表，远离长安而较近海隅，故张九龄以“海燕”自况。“乘春亦暂来”，是感激唐玄宗的知遇之恩。一个“暂”字，道出了张九龄的心态，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清醒预见。尽管“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有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他始终不会忘记自己卑微的出身。“岂知泥滓贱”的反问，仿佛是用《易》提醒自己：“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张九龄深知自己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无权贵集团作依托，他斗不过那些心怀叵测、惯用权术的小人，从而发出了“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感喟。

这首五言诗影响深远，而理解各异。孟棨《本事诗·怨愤》：“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深识器之，李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咏燕诗以致意。”《全唐诗话》亦有记述，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燕诗以贻林甫，云云。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而今人黄志辉、龙思谋则力排此说，他们在《粤北历代名人诗选》中提出：“张九龄为人正直，‘每见帝，极言得失’，该不至于要向李林甫乞怜。所谓‘惶恐’献诗，贻诗‘致意’之传闻，不应轻信。”“可能只求自我解脱而作”，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我认为张九龄的《咏燕诗》，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心与物竞”的内心表白，是善良的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明哲保身的思想表现。他不是向李林甫乞怜，而是在设想：“鹰隼们”大概不会再节外生枝，再“搅是搅非”了吧！这首诗透露出张九龄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在张九龄的其他诗作亦时有表现。如：

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复，修干欲何施？

高冈地复迥，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

《杂诗·其一》

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

鸿鹄虽自远，哀音非所求。贵人弃疵贱，下士尝殷忧。

《感遇诗·其六》

张九龄的这种思想和心态具有典型意义。长期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通过个人奋斗，能达到张九龄那样高的地位者，乃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客家人乃是南迁移民，虽然可向中原地区追溯祖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难以得到支持，没有什么靠山。张九龄在政治上感到势单力薄，在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政治斗争后，会产生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不愿与亦不屑与小人计较的想法，是毫不足怪的。《咏燕》诗体现了张九龄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而这种个人的品格又因为张九龄的地位和影响，而成为后来许多客家人的群体性格：不忘贫贱，不怕艰苦，终日乾乾，善良天真，洁身自好，而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鹰隼”又只是徒唤奈何，作“莫相猜”的慨叹，这不能不说是软弱性的一种表现。这恐怕不必为贤者讳，亦不必为我们客家人讳。

文学是人们心灵的镜子。广东客家文学不少作品中的这种思想和情绪，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此有关。张九龄在思想、心理方面对广东客家文学的影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