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雅俗互动

在客家文学中，典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丰富多彩的客家民间文学，孕育了一大批客籍诗人、作家，而这些客籍诗人、作家又以他们的辛勤劳动，或搜集，或整理，或加工改造，使通俗的民间文学变得典雅，进入高雅文学的殿堂，使客家的民间文学更好地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廖燕、宋湘、黄遵宪、张资平、李金发等都是在雅俗互动过程中卓有贡献的作家。

廖燕（1644—1705年），清初韶州曲江的名士，著作等身，有《二十七松堂集》传世，是“明清八大家”之一的散文家。他认识到“古诗三百首，多出于不识字人之口”，从而自觉学习民歌，写下了《曲江竹枝词》等著名的诗篇。宋湘（1756—1826年），清中叶嘉应州人，进士出身。受客家民间文学的影响，其诗作极有个性，“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人或笑我狂，或又笑我痴。狂痴亦何辞，意得还自为”。强调要坚持“诗三百”的创作原则，认清“源头水”“纵横烂漫随所之”，写出了许多口语化、通俗化、富有客家味的诗篇。

如果说廖燕、宋湘的贡献主要是在文人向通俗文学学习取得成就的话，那黄遵宪等人则进了一步，他们有意识地去辑录客家山歌，从而加速了雅俗互动的进程。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黄遵宪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动手抄录客家山歌。尽管因远在英伦，“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歌谣，极伤脑筋，但他不改初衷，搜索枯肠，“将其能笔于书者”，记录下来，并收进《人境庐诗草》。他深情地说：“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选成篇，当远在《粤讴》之上也。”在他大力倡导下，岭东诗派的胡晓岑、温慕柳（仲和）、梁诗五等都在这方面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胡晓岑有《莺花海》四卷，温慕柳在编纂《嘉应州志》时对客家歌谣和方言亦予以高度的重视。

客籍文人对客家民间文学的重视除了自觉学习、主动辑录外，更为可贵的是，有人把客家山歌、民间童谣等通俗文学的精华，直接融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之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最早的当推清中叶黄岩的小说《岭南逸史》，其中引录的客家山歌达10多首，用以刻画人物性格，如：“大头竹笋作三丫，敢好后生冒好花，敢好早禾冒入米，敢好攀枝冒晾花！”（第七回）“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敢好娘儿郎不爱，郎心敢是铁心肠。”（第九回）在现代小说中，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也因客家山歌的妙用，而使作品生色。作品的开头一章是采樵女的山歌：“蓬辣滩头水满堤，迷娘山下草萋萋，暂时分手何珍重，岂谓离鸾竟不归。”“共住梅江一水间，下滩容易上滩难，东风若肯如郎意，一日来时一日还。”结尾也是采樵女的山歌：“帆底西风尘鬓酸，阿郎外出妹摇船，不怕西风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这几首经过作者改动的山歌，真切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态，渲染了主人公活动的环境，俗文学与雅文学融为一体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辑录客家通俗文学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辑录有《岭东恋歌》，梅县的文人管又新编纂了《岭东情歌》，客家山歌、客家说唱、客地民间故事走上了文人的案头。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现代作家楼栖更是采取客家山歌的形式，创作了著名的方言长诗《鸳鸯子》，这是雅俗文学互动的典型例证。如他借用客家山歌的比兴手法：“雕子无翼难进山，河鱼无鳍难上滩，树头唔硬唔烧炭，竹头唔硬唔做担竿。”（第十章《捉人勒索》）前两句反比，后两句正比，把鸳鸯子历尽艰辛、不屈不挠的性格突现出来。

黄岩、张资平、楼栖等客籍作家，从俗文学中吸取营养，融进自己创作的这一实践，使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加浓郁的客家生活的气息，从而更受客籍读者的欢迎。在当代，雅俗互动的过程加速，程贤章的客家小说《围龙》便是成功的例证。

另一方面，创作雅文学的诗人、作家，由于在民间的“知名度”高，这些作家本人和他们作品中的形象，也在通俗文学中得到反映，如《梅州风采》中就有《宋湘的传说》（19则）《丁日昌的传说》（2则）《胡曦的传说》（2则）以及女诗人叶璧华《洞房解围》的故事等等。

客家雅俗文学互相促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原南迁和定居山乡，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缩短了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的距离。文人雅士的平民化，使他们接近了通俗文学，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使之更有客家地区泥土的芳香，更为客家的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而通俗文学亦由于文人雅士的参与，从而又有了典雅的气质，何南凤撰写的佛曲说唱，就有许多历史典故。客家人中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较高，与文人雅士参与通俗文学的创作不无关系。

这里顺便说明：为便于行文，本书先谈广东客家的文人文学，分孕育时期、萌芽生长时期和蓬勃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叙述；最后专章介绍广东客家的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