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在叶剑英及陶铸身边工作的日子

陈小鹏

作者简介：

陈小鹏，曾任林西的秘书，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原组长，广州珠建发展公司原总经理。

叶剑英和陶铸均是我党我军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显赫人物，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叶剑英和陶铸就认识了林西。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林西基本上都是和叶剑英或陶铸在一起，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然而，很多人都知道叶剑英与陶铸的性格独特，情趣差异很大，他们的个性很强且都很硬。能够在他们二人间当好下属，安然处事，确是智慧、毅力、品德、心境的良好体现。林西凭着忠厚踏实、做事认真、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勇担风险、毫无私念的品格深得叶剑英和陶铸的赏识。林西在他们二人间频繁往来结下的深厚情谊，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春，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基本解放，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在北京精心策划、周密部署，调兵遣将、挥师南下。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同年8月1日，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即现北京市）市长的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奉命率部沿着京广线直捣广州城，彻底歼灭盘踞广东的国民党军队。9月临出发前，叶剑英在京亲自点了三个人随他一同出征，林西就是其中一个。当时部队南下全凭双腿步行，从敌方缴获的几辆吉普车以及为数不多的马匹就是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了，主要是给指挥部和通讯员以及伤病员使用。大部队徒步作战，边打边前进，并要保持整体的协调和各队伍所处位置得当，指挥部的人员费了不少精力，当时的艰辛不言而喻。顶烈日、抵风雨，长途跋涉；边行进、边作战，血洒沙场。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每到一个重镇都会作适当的休整。休整时除了总结前段的情况，还要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每逢休整，叶剑英都会把别人送的当时视为最好的食品拿来与大家分享，还同大伙交谈各种各样的所见所闻，丰富大家的见识和消除大伙在旅途中的倦意。林西第一次吃腊狗肉，就是在南下途中沾了叶剑英的光，几十年后，回想起初次吃狗肉，林西还感到十分津津有味呢。其实，腊狗肉并非什么好食品，只不过是当时食物贫乏、生活艰苦罢了。

部队到达江西赣州的时候，离广东已经不远了。休整时，叶剑英在此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也就是后来人们习惯所称的“赣州会议”。会上除了对南下前一段时间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更对下来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部署，为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是进入广州城之前的最后一次大交底和总动员。叶剑英在会上特别提到“广东地下有一股泉水，要很好地利用它”（喻指广东地下党组织有一大批得力的干部）。林西牢牢铭记这一指示，并作为进城后团结和发挥地方干部作用的行动指南。

1949年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踏步迈进广州城。从此，广州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广州解放后，身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以及华南分局办公厅主任林西，深知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在经济建设方面才刚刚起步，能否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正考验着共产党人。为谱写广州的新篇章，他们十分艰难而又积极地开始着从未经历过的新工作。

广州刚解放，敌特活动十分猖獗，为了保卫叶剑英的安全，林西经常紧随叶剑英身后，随时防备不测。参加一些集会，林西总会提前到现场巡视一番，查问保卫工作的准备情况以及了解清楚各条通道走向和疏散路线，当叶剑英来到会场后及时向他报告，让他知道周围环境情况。每当出席一些人数较多的酒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叶剑英敬酒，林西就奋不顾身地一一代为接受，杯杯一饮而尽，为叶剑英抵挡各方敬酒，同时也为防止别有用心之人对叶剑英的暗算。每当在公共场合遇到较为混乱的场面，林西就及时向叶剑英作出暗示，使叶剑英机智地提前离去，从而数次躲避了敌特行刺的阴谋。

为了缓解广州刚解放时物品极为匮乏的困境，不少港澳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向叶剑英建议，应充分发挥广州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从境外进口一些急需用品，解决眼前的困难。叶剑英觉得这些建议很好，便交代林西去负责落实，对缓解当时的困难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1951年春，广东开始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叶剑英提出，广东应与其他地方有所区别，广东华侨较多，他们从海外寄钱回来置业和在当地靠剥削致富是有性质区别的，因此应客观对待，不能一刀切。林西很赞同叶剑英这一主张，在实施过程中很注意把握好分寸，这一做法深受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高度赞扬。进驻广州后，离北京远了，由于当时的通讯设施比较落后，聆听中央的声音和指示精神主要是从无线电收音广播中获得，有些重要的文章、社论等都得通过从收音机上记录下来再刊登出来。为了领会好中央的指示精神，叶剑英经常提示机关工作人员，看社论一定要像看电报一样仔细，准确领会好中央的指示精神。林西对此心领神会，并成了日常工作的习惯。叶剑英在工作中的种种言传身教，对林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叶剑英怀着对母亲的崇敬与热爱之心所集中表露出来的“我要用伟大的母爱去爱全中国的人民”之情，更激励着林西从政为民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他常说当官就要为人民谋幸福，使百姓感到共产党的官是他们的贴心人。

1952年陶铸从广西来到广州代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他是遵照上级的指示，带领着工作组并肩负着“反地方主义”的特别任务而来的。到了广州，工作组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广东籍干部。当时身为华南分局办公厅主任、安徽籍的林西正好可以作为突破口，理由是“从境外进口物品时没有办理关税，属于走私漏税行为”（注：事实上本应按规定先申办免检免税手续，经批准后就可以免检免税了；而当时物品进口时，以华南分局办公厅名义下令放行，违反了制度规定。事后经检查，不是走私漏税）。林西因此一下子被贬到海南岛华南垦殖局热带作物研究所当副所长。此时，已调回北京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得知后，愤愤不平，拍案怒斥。还专门打电话给林西，责问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他。林西在电话里力劝叶剑英息怒，坦然道事情终会过去，真相必会大白。林西感觉到这一来势之强劲，绝非某个人的简单决断，应是奉命而为的；有些事自己能担当的，就不要连累他人了。不出所料，没多久，在广东地区反地方主义的风潮就迅猛刮起来了。那时，包括古大存、方方、冯白驹等很大一批广东籍的干部都纷纷被靠边站了，林西被贬海南，其实是为反地方主义拉开序幕而已。1955年，反地方主义告一段落后，陶铸才把林西从海南岛调回广州，叫他主持建造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即现流花路广交会旧址处），并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苏联、捷克展览会。随后又安排林西负责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工作。

陶铸对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很关心，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如对“四大人工湖”（东山湖、麓湖、流花湖、荔湾湖）的建设；对白云山的建设；对文化公园、越秀公园等多个公园的建设；对整治珠江两岸、解决“水上人家”上岸定居的决策；对城市的绿化工作；对东方宾馆（前身为羊城宾馆）、中苏友好大厦等具有时代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对城区内不雅之处的改造；对道路交通、供水排水等都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林西说，陶铸总喜欢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叫上他并带上几个工程师，大家同坐一辆面包车去当“巡城马”。东走走，西看看，当陶铸一有什么发现，立即叫司机停车，大家下了车，陶铸就指指这里、指指那里跟大家谈开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了现场办公会。有时大伙站累了，就干脆蹲坐在路边继续研究、商讨。当时讨论的问题当即作出决断；这件事定下来后，又继续转去别处。当时广州城市建设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定下来的。对决定了的事情和交办的工作，陶铸是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情况汇报的，也不需要去向他汇报。他总会抽时间到现场亲自察看做得如何，看完之后，他就会对林西说是做得好还是没做好。凡是做得令陶铸特别满意的，陶铸还会请林西到他家吃饭、交谈。林西便成了陶铸家里的常客，陶铸特别喜欢用家乡的烟熏鱼、烟熏肉来款待客人。

陶铸交办工作时，最不喜欢的就是手下的人一接任务就讲条件、摆困难。林西很清楚陶铸这一性格，所以，对于每一件工作，林西都很认真很尽力地去想方设法把它做好。有些困难特别大的工作，当陶铸去现场看到还未完成的时候，他会关心地问是否有什么困难，这时把遇到的困难向陶铸反映，他就会很重视很果断地去帮助解决。有一次，陶铸去到沿江路长堤边一块原来堆放盐酸瓶的工地（即后来搞成的海珠花园），看到工程进展缓慢，他就问林西是什么原因？林西说主要是财政紧，资金还未到位。听到这个情况，陶铸关切地问清还差多少资金后，当即对林西说：“那好，我去给省计委说，让他们马上安排解决。”就这样，一个困扰林西他们多时的困难当即就给解决了，使他们如释重负。资金到位后，这片原是堆放盐酸瓶的烂泥地，很快就成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具有岭南风格的亭台楼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还特地在这里安排接待过外宾，对此建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个城市不能只有建筑物而缺少了绿化。对于城市绿化陶铸同样非常重视。有一次，陶铸问林西，中山大学校园内砍了树，你知不知道？林西说不知道。陶铸认为管城建的市长一定要同时管好城市的绿化。从此，林西立即着手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城市绿化委员会，并亲自挂帅兼任广州市绿化委员会主任，要求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一套严谨有效的绿化管理方案，在广州城市范围内（包括中央、省、部队驻穗机构）严格实施。任何单位、部门要砍伐树木都必须报广州市绿委办批准，并按规定缴款和补植三倍以上数目的新树苗，违者一律严惩不贷。在抓绿化管理上，林西是没什么人情、亲情可讲的。当他家里人不经意地锄掉了门前的一片青草时，他回来看见后，马上通知绿委办派人前来进行处罚，很好地给家里人上了严格遵守绿化管理规定的一课。

白云山不仅是人们休闲出行的好地方，而且对调节广州的环境气候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陶铸对林西说一定要把白云山建设好、保护好。遵照陶铸的指示，林西首先狠抓了白云山的绿化，亲自出任白云山护林大队首任大队长，制定白云山林木管理保护条例，安排并参与护林队员的昼夜巡逻，制止白云山周边村民乱砍滥伐白云山树木的恶行，并通过组织全市各行各业人员参加白云山的义务植树活动和专业人员的日常性种植护理相结合，有效地促进了白云山林木的覆盖率和良好的生长态势。为了让人民群众有一个休闲消遣的好去处，尽管当时政府财力还很微薄，拿不出太多的钱投入白云山的建设，林西就带领着园林局的专家多次登上白云山，精心研究策划，因陋就简、以最少的钱搞出最佳效果的建设方案，凭借着不怕苦不怕累的大无畏精神和一定要把白云山建设好的那股冲天干劲，开始了白云山的修复建设。经过一年左右时间，从山南一直通往山北的道路修通了，把原来只是一条窄小的便道，变成了能双向行车的道路。山顶公园出现了，东边有白云晓望，西边有白云晚望；半山中的能仁寺，缕缕烟香飘渺，缭绕云山绿林间。天南第一峰以其雄姿，威武屹立镇守山崖。滴水岩潺潺流水的美妙泉声伴随着林中的鸟鸣，奏出了迷人动听的乐曲。双溪的修复、山庄的落成、松涛别院的推出、明珠古楼的重现，为游客提供了品茗小歇的优雅之地。从此，白云山以其空气清新、树木葱茏、景色雅致、居高眺远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一举评为羊城的新八景之一，成为人们消遣、健身的好地方。当年的白云山还是广州为数不多的免费公园。就是这座在中国无数名山大川中排不上队、列不上号，且并不显眼的广州白云山里，却留下了众多名人的足迹。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邓小平、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郭沫若、罗瑞卿……都来过；甚至当年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在白云山上召开。当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每次出国途经广州（当时国内的人出国，主要都是从广州经香港再抵达目的地），都十分自豪地赞誉广州的城市建设，说广州完全可以建成“东方的日内瓦”。

在刚刚度过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久，上海研制出一种耗电不多而亮度极高的碘钨灯，陶铸就对林西说，想办法买几盏回来挂一下，以振作人心、振奋精神。林西叫人把灯买回来后，究竟放哪好呢？白云山太远，越秀山中山纪念碑地势太险，爱群大厦周边又太窄……想来想去，最后，觉得还是放在海珠广场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早期的馆址）大楼顶上比较适合。那里比较开阔，有几条南北和东西走向的道路，便于安排、指挥人流的走向；而且，那里又是市中心（当年的城区中心），人们容易知道和方便来去。为了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还特地为这次灯光展示起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美名——“人造小太阳”。人能造小太阳？这个太阳究竟是怎样的？……一连串的问题，让人恨不得先睹为快，期待早日见识“庐山真面目”。灯亮之日轰动全城，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亲戚朋友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涌向海珠广场，小小的几盏灯使整个沉静多年的羊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每天晚上七点半至十点半亮灯，整个海珠广场如同白昼。连续亮了五个晚上，每天晚上人潮汹涌、熙熙攘攘，如同过节、热闹非凡。每晚灯熄后清扫路面，清洁工人都捡回满满的几大箩筐各种各样丢下的鞋，集中存放等候认领，可见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热闹和令人开心。不少人边走边看还边议论，“这下好了，天亮了，经济发展会好转了，很快有猪肉吃了（经济困难时期真的连见到猪肉都不容易，所以人们能吃到猪肉，就感到是最幸福最满足的了）! ”林西把这些市民群众观灯的情况转告陶铸，乐得陶铸哈哈大笑。

陶铸以其工作作风踏实而著称，这对林西有很深的感染。林西常会提起：1964年“四清运动”的时候，有一次，他乘车路过花县（即现广州市花都区），远远看见一个头顶草帽，肩扛锄头，卷起裤脚，赤脚而行的身影，似是熟悉但又不敢肯定，当车子走近了，这个一身农民装束的人果真是陶铸！看到陶铸一额的汗珠和晒得黝黑的脸庞，林西连声喊道：“陶书记，请上车，天气这么热，太阳这么猛，我送您一段路！”陶铸挥挥手答道：“不用了，到农村和农民 ‘三同’（注：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点苦都受不了，怎么行呢？”林西深为感慨地目送着陶铸渐渐走远的身影，觉得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自觉地时刻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同甘共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坐上中国政坛第四把交椅的陶铸，凭着向来讲求实际的作风，很快就和林彪、“四人帮”闹翻了，被扣上“叛徒”的帽子押送到安徽农村改造，最后身患肝癌惨死在安徽农村的泥砖屋里。在陶铸挨批受整的日子里，林西没带半点的个人恩怨，客观评价陶铸说：“尽管陶铸来广东第一个整的就是我林西，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给我恢复原来的级别；陶铸在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时候，确有部分地方干部受到了伤害，但这些都是在特定环境下造成的，不能完全归罪于他。陶铸很有干劲、作风踏实，在广东还是做了很多实事，成绩是很大的。”为了能让后人铭记陶铸在广东的功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林西交代园林局的人在白云山上立了一座叫“松风”的石碑以纪念陶铸。为此，还指派专人到陶铸落难安徽时所住的泥屋里，把陶铸临终时因受肝癌痛苦折磨而留在泥砖墙上的手印拓印回来刻在石碑上，这是一种多么形象而又能引发各种思绪的纪念！自从“松风”石碑树立后，每年清明时节，林西都会前往那里，献上一束用白云山的松枝衬托着山上的野花来寄托哀思。尔后，又走到石碑前面山边的“想亭”里静坐思索片刻，才缓缓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8年是政治风波接连不断的时期，风波过后才开始转入安稳的经济建设上。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意识到加快经济建设的春天即将到来。他向来十分赞赏广州的城市建设，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之后，他关切地问林西：“你在广州工作得怎样？如不开心，可到北京来。”此时的叶剑英在中国政坛上正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他的话是极有分量和算数的。林西毕竟在广州已经工作了将近三十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冲击下，当时居然还有不少包括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等老百姓，敢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挺身而出保护他。此时“乌云已经过去”，他怎舍得离开这片辛勤耕耘多年的地方呢？他随即回复叶剑英：“我在这里工作多年了，这里的百姓了解我，我对这里的情况也熟悉，就继续留在这里工作不走啦！”叶剑英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勉强了。此后，叶剑英每次到广州，都抽时间单独约见林西，天南地北、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因病在京逝世，当时叶剑英治丧委员会通知京外人士不安排到京参加追悼会，林西也就没打算前往了。那时林西也正生病住院，他给叶剑英的家属发去了唁电，还准备在广州地区的报刊上发表悼念叶剑英的文章，以此寄托哀思。考虑到林西夫妇同叶剑英多年的深厚交情，10月26日叶剑英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发出通知，请林西和夫人陆坚到北京参加叶剑英的追悼会。10月28日下午林西夫妇匆匆前往北京，参加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叶剑英同志追悼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沉痛的心情使林西未能在30日护随叶剑英的灵骨返回广东，悲伤与病痛使他稍作休憩后才能离京返穗。叶剑英的灵骨运回广州，初期临时摆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翌年清明前夕，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墓碑建好后，叶剑英的灵骨从此就安放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整整六十年，当年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叶剑英又回到了故地，和他当年的战友们一起长眠在红花岗上。林西每逢到烈士陵园散步，都会走到叶剑英的墓前，默默地凝视、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