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离开阿拉贡1。因为我们家的一些朋友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做客，他们当时正在靠近桑坦德的维加·德·巴斯度夏。在穿越巴斯克地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了一片崭新的﹑意想不到的、迷人的景色，与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我看到了彩云、霏雨、雾气蒙蒙的森林，还有石上湿漉漉的苔藓……这种美妙悦人的印象一直延续不断。我则酷爱北方，是严寒冰雪和山中风暴的宠儿。下阿拉贡的土地十分肥沃，但是极为干燥，尘土飞扬。有时一两年里也看不到云团在冷漠的天空汇聚。偶尔，有一块大胆的积雨云从山背后探出身来，这时候开食品店的邻居就要来敲我家的门。我家屋顶上有个尖型的小瞭望台，他们爬上去观望云团缓慢地飘移达几个小时，然后摇头悲叹：

“刮的是南风，云要飘远了。”

他们说得有理，那块云彩果真一滴雨都没落就飘远了。

有一年苦旱，卡斯德塞拉邻村的居民们由神父带领，组织了一场祈雨降恩的仪式。那一天，乌云在村子上空点点滴滴地洒了点儿雨水，看来祈雨几乎毫无用处。

更糟糕的是，祈雨尚未结束，乌云已经消散，酷日当空普照。

几个村都有的那种鲁莽汉子拎起队伍前面的圣母像，在经过一座桥时，把圣母像扔到了瓜达卢佩河里。

可以说，我出生（1900年2月22日）的村镇一直处于中世纪状态，这种情况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社会，阶级划分的标记明显。劳动者对于上层人士及地主的尊敬与驯服代代相传，扎根于传统的习俗之中，看起来是坚不可摧的。平缓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比拉尔教堂的大钟具有组织和指导生活的绝对权威。大钟宣布宗教仪式开始（弥撒、夕祷、奉告祈祷），以死亡钟声和弥留钟声告知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如果一位村民将要归天，大钟即为他发出沉重的哀鸣。为与死亡做最后抗争的成年人敲响的是大钟，声音深沉、肃穆；为弥留之际的孩子敲响的是一个比较轻的铜钟。不管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路上、街道中，人们会驻足询问：“谁要升天了？”

我还记得火灾发生时的警钟声，以及盛大节日期间做礼拜时的洪亮钟鸣。

卡兰达的居民人数不足五千。这座特鲁埃尔省的大村镇距阿尔卡尼斯十八公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供给匆匆过往的旅客。火车把我们从萨拉戈萨带到阿尔卡尼斯。车站上有三辆马车等着我们。最大的那辆马车叫“花园女工”，后面是“战船”，这是一种封闭式的马车，最后一辆是双轮的小马车。由于我们家人口多，还带着行李，并有用人跟随，所以虽是三辆马车也坐得满满当当。我们用了近三个小时走完十八公里的路程，到达卡兰达，头顶炎炎烈日，不过我不记得有哪一分钟让我感到索然无味。

除了在比拉尔节和九月节，卡兰达很少来外乡人。每天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会来一辆由两匹骡子拉着的从马甘来的驿车，车后尘土飞扬。这辆车带来邮件并不时地带来流动贩货的客商。直到1919年，这个村里才有了第一辆汽车。

这位买车的人叫堂·路易斯·冈萨雷斯，他开明、现代，甚至还是个反教权者。他的母亲堂娜·特立尼达德是一位将军的遗孀，来自塞维利亚一个贵族家庭。这位显赫的夫人由于仆人们的不慎轻言吃了些苦头。事情是这样的，夫人为了自己沐浴方便，使用了与众不同的洗浴设备，它呈吉他形，设计豪华。而卡兰达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认为特立尼达德夫人有伤风化，长久以来不和她讲话。

当葡萄蚜虫大肆侵袭葡萄园的时候，这位堂·路易斯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当时，葡萄秧无望地死掉，而农民们拒绝像全欧洲做的那样，把葡萄秧拔掉，改栽美国的葡萄秧。一位专程从特鲁埃尔赶来的农艺师在镇办公大厅安放了一台显微镜，为的是能让人们观察到这种寄生虫。可结果还是毫无作用，农民们依旧拒绝改换秧苗。这时，堂·路易斯树立了榜样，下令把他地里的秧苗全拔光了。为此他受到死亡的恫吓，他去葡萄园散步的时候都得带着猎枪。阿拉贡人特有的群体的固执最终被克服了。

下阿拉贡地区出产西班牙甚至全世界最好的橄榄油。有几年收获丰硕，但也经常处于干旱的威胁下，旱情会使树叶全都落光。一些卡兰达的农民常年赶往安达露西亚2地区，到科尔多瓦和哈恩省学习修枝，那里的大行家们身怀绝技。初冬时节开始收获橄榄果。劳动时，农民们高唱橄榄霍塔曲3。男人们登梯上树，用棍子敲打树枝，女人们则拾起落地的橄榄。橄榄霍塔曲是如此甜美，旋律悠扬、细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这与阿拉贡民歌颤动而粗犷的音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我的记忆中，在恍惚与睡梦之间还保留着那时的另一支歌曲，恐怕眼下已经失传了，因为它的旋律只是代代传唱，没有人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曙光之歌》。天亮之前，一群孩子跑遍各条街巷，唤醒那些应该清早起来干活的摘葡萄工。也许有几个“唤醒人”仍然在世，还记得歌词和音乐。那美妙的歌声，既带宗教色彩，又带世俗情调，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在摘葡萄时节，歌声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唤醒，而后我又睡着了。

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由两个更夫手执木棍提着灯笼，为我们催眠：一个呼叫“赞美上帝”，另一个应答“永远赞美”，第一个人接着又说“十一点了，打更的”，或者，有时兴奋地喊“阴天了”，还有时候是（真是奇迹）“下雨了！”

卡兰达村有八个油坊。其中一个油磨是水力驱动的，其余的，仍像在罗马时代那样运转：一块锥形石头由马或骡子拉着，在另一扇石块上磨橄榄油。看起来一切都不会改变。同样的表情，同样的希望，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难得听谁说起来的改进，长久以来总随浮云飘忽而过。

死亡，信仰，性

每个星期五的早晨，有十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靠着教堂的墙坐在我家门前对面。他们都一贫如洗。一个用人会出去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他们恭敬地吻着面包，此外还给他们每人一个十生太伏的硬币，这种施舍比起村里其他富人“每人一生太伏”的施舍要慷慨些。

在卡兰达，我和死亡有了第一次接触，死亡连同一种深深的信仰以及性本能的觉醒构成了我的青春活力。一天，我和父亲路过一片橄榄园的时候，微风中传来一股甜腻腻、臭烘烘的气味。大约百米之外，一头死驴被残酷地啄食，它正成为十几只秃鹫和几条狗的一席盛宴。那景象既吸引我又令我厌恶。那些秃鹫吃得特别饱，甚至都飞不动了。由于农民们相信腐肉可肥沃土壤，故从来不掩埋动物。我被这幅景象迷住了，我在猜测着，不知那堆腐肉的奥秘是什么。父亲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离开了那里。

还有一次，我家的羊倌在与别人的争斗中背上挨了一刀，死了。那时所有的男人腰间都插着短刀。

在公墓的灵堂里，村里的医生和他的助手在为死者做尸体解剖。这个助手还兼干理发师的职业。到场的还有四五个人，都是医生的朋友。我也溜了进去。

装烧酒的瓶子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我也贪婪地大喝起来，想以此壮胆，因为当我听到锯子锯开头颅的吱吱声和肋骨一根根断裂的噼啪声，我难以保持镇静了。我烂醉如泥，他们不得不送我回家。父亲因我酗酒兼有 “虐待狂” 倾向，狠狠地惩罚了我。

在本村人的葬礼上，棺材先开着，棺盖摆在教堂门前。神父们祈祷吟诵着，一位副主教在裹尸布掀起后的片刻，绕着肮脏的灵台洒几滴圣水，并把一小铲灰撒在死者的胸口上（在《呼啸山庄》的最后一个场景，我安排了缅怀过去的这种仪式）。大钟为死者敲响。男人们抬起棺材，要走着把它送到离村子百米之外的墓地里。这时传来了死者母亲的哭声：“啊呀！我的儿啊！ 你抛下我走了，我多孤单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死者的姐妹，家里其他女人，有时甚至是邻居的大妈大嫂们、朋友们，也和着母亲的号哭，形成了一场哭丧妇的大合唱。

死亡就像中世纪一样，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并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信仰也是如此，我们深深地置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之中，无论何时，对任何教义都不能产生怀疑。我有一个当神父的叔叔，他十分英俊。我们叫他桑托斯叔叔。夏天，他教我拉丁语和法语，而我也帮他主持做弥撒。我还参加了卡门圣母的唱诗班。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我拉小提琴，一个朋友拉低音提琴，慈善学校的校长拉大提琴。我们和一些与我们年纪相仿的歌手一共演了二十多场。人们经常请我们去的是位于村口的卡门教派的修道院——而后它属于多明我派了。修道院是19世纪末由一个叫弗尔顿的人修建的，他是卡兰达镇人，是一位卡斯卡哈雷斯贵族妇女的丈夫。这对夫妇极为虔诚，从未误过任何一次做弥撒。后来，内战初期，那个修道院的多明我会修士全都被枪杀了。

卡兰达有两座教堂和七名神父，还有桑托斯叔叔。桑托斯叔叔在一次事故——他打猎时从山崖上跌了下去——之后，让我父亲代他经管事务。

当时宗教无处不在，渗透到所有生活细节里。比如，我和扮作教民的姐妹们在谷仓里玩做弥撒的游戏。我有几件铝制的礼拜装饰物、一件白袍和一个十字褡。

卡兰达的奇迹

我们的信仰确实很盲目——至少在14岁之前——大家都相信在1640年出现的著名的卡兰达奇迹是真的。奇迹被归于比拉尔圣母的名下。这样称呼她是因为早在罗马统治时期，她在萨拉戈萨的一根柱子上向使徒圣地亚哥显灵。比拉尔圣母是西班牙的守护神，是西班牙两位大圣母之一。另一位当然是瓜达卢佩圣母，我自然而然地把她看作是低一等级的（她是墨西哥的守护神）。

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一个叫米格尔·胡安·佩伊塞尔的卡兰达居民，他的一条腿被大车轮子轧了，不得不截掉。于是，这个令人同情的人天天往教堂跑，把手指浸入圣母长明灯的油里并用油擦他的残肢。一天夜里，圣母带着天使从天而降，天使们给他安了条新腿。

像所有的奇迹一样——不这样就算不上什么奇迹——这件事得到了当时大量的教士和医学权威的认证，并为不少肖像画和许多书籍提供了素材。这是一个美妙的奇迹，相形之下路尔德斯圣母的奇迹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一个人，“腿已坏死并埋掉了”，但又得到一条完好的腿！我父亲献给教区一座精美的耶稣受难像，是每逢复活节抬出来游行的那种雕像，内战期间无政府主义者把它烧了。

村里——在没有人怀疑历史的村里——据说连费利佩四世都亲自来吻过天使重新恩赐给他的那条腿。

你们别以为我夸大了不同的圣母之间的争执。在同一时期，萨拉戈萨一位神父布道时谈到路尔德斯圣母，他承认她的业绩却又指出这不能与比拉尔圣母的业绩相提并论。听众中有十几个法国妇女，她们是在萨拉戈萨几户显贵家中当家庭教师的。她们被这位神父的话激怒了，跑去找红衣主教索尔德维亚·罗梅罗抱怨（此人几年后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她们不能容忍这样贬低法兰西圣母的说法。

1960年，我在墨西哥向一位法国多明我修士提到卡兰达奇迹。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的朋友，我觉得您有点言过其实了。”

死亡与信仰。生存和权力。

相对而言，生活的欢乐会因此更加强烈。人人向往的欢乐在人能够将其消解之时才更有味道。经历逆境才尽得其乐。

尽管我们信仰虔诚，但对性的急不可待的好奇感和不断产生并难以摆脱的欲望却是无法平息的。12岁时我依然相信婴儿都是从巴黎来的（即使没骑白鹤，也是简单地乘火车或汽车来的），直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伙伴——他后来被共和派枪杀了——把我引向那个巨大的奥秘。他们那时已开始议论、怀疑并朦胧地进行解释，学手淫，换句话说就是性的不可抗拒的功能，总之那是所有的青年人都知晓的一个过程。我们被告知最崇高的美德是贞洁，是尊贵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冲动和贞操之间水火不相容，哪怕没经过什么思考，也会造成我们难以忍受的愧疚。比如，教士们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当希律王向基督问询时，基督为什么不回答吗？因为希律王是个淫荡之徒，我们的主对他的恶习深恶痛绝。”

在天主教中为什么会有一种对性的恐惧？我时常问自己。毫无疑问，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神学的、历史的、道德的，也有社会的。

在一个组织完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性既不尊重界限也不尊重法律，随时会变为扰乱因素和真正的危险。无疑，正因为如此，一些教会的神父以及圣徒托马斯·德·阿奎诺谈及这一微妙的肉体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严厉态度。圣徒托马斯甚至认为既然淫欲不可能被扑灭，那么夫妻做爱就属于一种几乎永远可宽恕的罪孽。淫欲天生就是邪恶的。欲望与享乐是必要的，上帝也希望如此，但是应该从肉体结合中抹去一切淫荡的形象（它只是爱的欲望），抹去所有杂念，只留下一个必要的想法：把上帝的一名新仆人带到世上。

很明显，我也常这样说，这种严酷的禁令造成了一种可能很微妙的负罪感。有几年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同样，由于我未曾触及的原因，我总是在性行为中遇到与死亡相似的东西，一种神秘却又永恒的关系。我甚至曾经试图将这一不可解释的情感注入一些形象中。在《一条安达鲁狗》中，当男子抚摸女人裸露的乳房时，突然转换成一幅死人面孔的场景。这难道是因为我的童年和青春成为最残酷的性压迫的牺牲品的缘故吗？

卡兰达那些放任自己的青年每年要到萨拉戈萨的妓院去两次。有一年——那是1917年——在比拉尔节的时候，卡兰达的一家咖啡馆雇了女招待。那两天，这些通常被认为轻浮的女孩子不得不忍受顾客粗鲁的掐拧（阿拉贡人说“啄”），直到他们吃饱喝足后离去。当然，顾客除了掐拧也再无过分之举。如果他们真想干别的，警察早来干涉了。

这种邪恶的快乐是作为滔天大罪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无疑又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我们尽力想象，和女孩们玩看医生4的游戏并观察动物。一个小伙伴甚至想看看一头母骡的性器官，其结果不过是从蹬着的凳子上摔了下来。幸运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存在性变态行为。

夏天，午睡时分天气闷热，苍蝇在空荡的街上嗡嗡乱飞。我们聚在一家织品店的阴影里，关着门，拉下百叶窗。店员借给我们“色情”杂志（天知道那些书是怎么到这里的），有《葡萄叶》，或《K.D.T》，它们的印刷极其逼真。今天看来，这些被禁的刊物犹如天使一般纯洁。几乎都看不清大腿根和乳房，但这些足以激起我们的欲望，燃起我们的信心。男女间完全的隔绝更加剧了我们卑俗的冲动。直到今天，当回想我最初的性欲情感时，我仿佛又感觉到了那些织品的气味。

在圣塞巴斯蒂安，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浴池的更衣室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渠道。更衣室是由薄墙板分隔的，很容易钻进一间，通过小孔看那些在另一边脱衣服的女士。

那时正风行一种长长的帽子别针，一旦知道有人偷看自己，女士们就毫不客气地把别针扎入小孔，刺窥视者的眼睛（日后在《他》中我回顾了这一细节）。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别针的伤害，我们在小孔里塞上玻璃片儿。

卡兰达最粗鲁的人之一是堂·莱昂西奥，他若听说我们的道德良心问题会捧腹大笑，他是两位医生之一，坚定的共和派，他的办公室都用《暴动》杂志的彩页裱糊，这是一本当时西班牙极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反教权的刊物。我还记得其中一幅画，两名肥胖的教士坐在大车上，而被绑在棍子上的基督则汗流满面，喘不过气来。

为了能对这本杂志有印象，我们来看看它如何描述发生在马德里的一次游行，这次游行中一些工人野蛮地袭击了几个教士，打伤了过路行人，并砸碎了商店橱窗：

昨日下午，一群工人沿着蒙特拉街安静地走着，突然人行道对面走来两名教士。面对这种挑衅……

我经常引用这段文章作为精彩的“挑衅”的例子。

我们总是在复活节和夏季去卡兰达，直到我在1913年发现了北方和圣塞巴斯蒂安。我父亲刚刚让人修建的房子吸引了许多好奇者，连本镇的人也来看。它按照当时的品味装修布置，那种“糟糕的品味”现在又在艺术史上恢复了地位，它在西班牙的杰出代表就是加泰罗尼亚人高迪5。

打开房子大门让人出入的时候，就能看到一群八岁至十岁的孩子们坐着或站在台阶上，惊奇地朝“豪华”的屋内张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抱着还不会自己把苍蝇从眼角或嘴角赶走的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的妈妈都在田里干活或在厨房做砂锅土豆加菜豆，这是乡下人长年的主食。

在离村子不到三公里靠近河流的地方，我父亲命人建造了一座我们称为“别墅”的房子。周围用果树建起一个花园，果树延伸到一个小池塘，那儿有一只小船，有些果树还延伸到河边。一条小灌渠横穿花园，看园人在那里种了蔬菜。

全家人——至少有十口——每天乘两辆“花园女工”去别墅。坐在车里的快乐的孩子们经常在中途遇见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孩子，他们拎着草筐拾粪，好帮助他们的父亲给菜田施肥。看来，当时我们对这些贫困的形象是完全无动于衷的。

我们时常借着几盏乙炔灯的微弱光线在“别墅”的花园中共进丰盛的晚餐，直到深夜才返回。这是一种清闲无忧的生活。如果我曾是拾粪并以汗水浇园的那些孩子中的一员，那么我今天对当时的回忆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那时肯定是陈旧制度的最后代表。缺乏商品流通，一味服从上苍，思想僵固。榨油业是国内唯一的工业。什么都是外来的，纺织品、金属制品及医药用品，更恰当地说，这些是药剂师用以处理医生处方的基本用品。

当地的手工匠人就能应付亟需：钉掌匠、铁匠、杂货商、皮匠、泥瓦匠、面包师、织工，就行了。

农业经济仍然是半封建式的。地主把田地租给佃户，后者要付给他一半的收成。

我保存着1904年到1905年间我家的一个朋友拍的二十几张照片。多亏现在的一种仪器，能让照片看得很清楚。我父亲身材魁梧，胡子花白，几乎总是戴着一顶古巴帽（只有一张他戴着窄沿草帽）。我母亲那时24岁，皮肤黝黑，微笑着站在做弥撒的出口处，镇里的头面人物都向她致意。我的父母在树荫下乘凉，还有我母亲骑在驴背上的照片（这一张名为“逃往埃及”）。有一张是我6岁时和其他孩子在玉米田里。还有的照片上有洗衣妇、剪羊毛的农夫，以及我的妹妹孔齐塔，那时她还很小，我父亲和堂·米卡里奥谈话时她就站在他的两膝之间，我的祖父在给爱犬喂食，一只美丽的鸟儿在它的巢里……

今日的卡兰达已经没有逢周五坐在教堂墙下乞讨面包的穷人了。这个村庄相对而言比较繁荣，人们生活得不错。那些典型的服饰，像腰带、缠头巾、紧身裤也早已消失了。

街道上柏油铺路，路灯照明；还有了自来水、下水道、影院和酒吧。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电视有效地促成观众的非人格化。汽车、摩托车、冰箱，我们这个社会精心挑选安排的物质利益应有尽有，而科技的进步也把道德和人性的感受远远搁置起来。能量的转换——混乱——已经以人口爆炸的形式日趋恐怖。

我有幸在中世纪度过童年，如惠斯曼所言，那是个“痛苦而美妙”的时代。在物质方面很痛苦，精神方面则很美妙，这与今天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