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供施”关系的实质是领属

在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看来，整个蒙古国的人民和土地都是他们的共同家产。“太祖皇帝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 15蒙古人是否在吐蕃实施了裂土分封制度呢？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6但我们从藏文史料的记载来看，分封应是客观事实。

《汉藏史集》在叙述大蒙古国之王统时，谈到拖雷（tho lo）和唆鲁禾帖尼诸子：长子蒙哥汗与必里公派（vbri khung pa）结为施主与福田，第二子额沁阔端与萨斯迦班智达结为施主与福田，第三子忽必烈（ho be la），先与搽里八噶举结为施主与福田，第四子阿里不哥与噶哩麻噶举结为施主与福田，第五子旭烈兀与必里公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17拖雷与唆鲁禾帖尼共有四子，将阔端作其第二子，误。其为窝阔台子。这里可告诉我们的有两点：其一，诸王子，除阔端而外皆是拖雷的儿子，说明其事出现在蒙哥汗当政以后与阔端去世以前，由于藏史以蒙哥1247年即位，故其时间应在1247—1251年之间；18其二，与蒙古王子结为施主与福田的主要是萨斯迦和噶举派，说明这两个教派在当时势力颇强大，且与蒙古王室关系更为密切，故此后出现八思巴（vphags pa）与噶哩麻拔合失争势就不难理解了。

蒙古王子与乌思藏诸教派的结盟，既不是他们信奉某派的结果，也不是随意组合的，而是大蒙古国分封制的具体体现。与教派的结合是表面现象，对属于教派的行政辖区的统领才是其实质。

《朗氏世系史》记，蒙哥汗时，由阔端治理吐蕃，蒙哥管理必里公派，忽必烈管搽里八噶举，旭烈兀管伯木古鲁（phag mo gru），阿里不哥管达陇，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万户。19这就清楚地说明诸王与各派的关系，并非所谓供施，而完全是管理与服从的关系，而且他们管领诸教派所属万户。这一点还得到《贤者喜宴》的证实，该书记蒙哥汗为王时，吐蕃之译师及僧人大多前来蒙古地区（hor yul）。他们凭借各自所联合的力量寻求桂本（sgos dpon，拥有私有庄园的贵族官员）之职位，必里公派和藏地之古尔摩瓦（mgur mo ba）依靠蒙哥汗本人；萨斯迦派之拉德雄巴（sa skya pa lha sde gzhung pa）等依靠阔端；搽里八（tshal pa）依靠薛禅汗（se chen，忽必烈）；达陇派（stag lung pa）依恃阿里不哥；牙里不藏思八（g·yav bzang pa）、伯木古鲁、汤卜赤三者（g·yav phag thang gsum）依靠旭烈兀，总共有十一个势力集团。20这里值得注意的几点是：第一，如上所言，乌思藏地方诸译师大德之纷纷至内地，是与萨班转达阔端旨意的“告蕃人书”密切相关的；第二，他们之归附，从本质上说是寻求“桂本”职务，保护各自的庄园经济利益；第三，诸王与所庇护的显然不只是教派，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势力集团；第四，在当时，这种较大的集团有11个，这应该是后来元朝在乌思藏划分十三万户的基础。《朗氏世系史》又谓，必里公派在依靠蒙哥汗的同时，还依靠阿里不哥；而萨斯迦还依靠薛禅汗。这一方面反映了各王封地与各教派势力范围上的基本一致，却又不相等同的状况，另一方面意味着封地的变化。萨斯迦之由依靠阔端转而依靠忽必烈即是此例。前引《汉藏史集》记，忽必烈“先”（sngar）与搽里八噶举结盟，在蒙哥汗继位之后，尤其是阔端去世之后，蒙古统治者内部权力系统的转移导致了治蕃权的变换。蒙哥继位后不久，即命其弟忽必烈插手吐蕃事务，忽必烈积极活动，最终在阔端去世后，派人从凉州蒙哥都镇守地迎走了八思巴和恰那兄弟，从而取代了阔端在治蕃事务中的地位。蒙哥都及其后裔只有蛰居凉州及周邻地区了。

对于他们能够保留自己的封地与势力，波斯史家拉施特交代得很清楚：“当窝阔台合罕和贵由汗的儿子们图谋背叛蒙哥合罕时，由于阔端的这些儿子们过去是他［蒙哥］的朋友和支持者，蒙哥在定谋叛者的罪并掳取其亲兵加以分配时，没有为难他们，而将谋叛者拥有的那些军队规定为他们所有。由于他们的份地（禹儿惕）在唐兀惕地区，忽必烈合罕和他的儿子铁穆耳合罕便把阔端家族留在那里，他们照旧为蒙哥合罕的朋友和支持者，并服从他的命令。”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