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都功德使司的沿革

都功德使司在至元十七年（1280）建立，世祖去世后不久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六月庚寅，新继任的成宗皇帝又诏罢功德使司及泉府司冗官冗员。50这与当时体制变革有关。此年五月壬申，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成宗命与中书省议之，都功德使司之裁员即是其产物。“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51武宗至大四年（1311）二月，复玉宸乐院为仪凤司，“改延庆司为都功德使司”52。似乎存在两个处理有关佛教事务的功德使司，疑后者为改隶。延庆司，在《元史》卷89《百官五》也有两个：一属储政院（曾隶詹事院与徽政院），一属内史府，前者“掌修建佛事”，后者则“掌王府祈禳之事”，以功德使司的职能度之，改者当属前者。又延庆司属储政院管，而储政院又在“至大四年罢”，遂导致将延庆司改为都功德使司之举。在此同时，又罢除了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将僧人诉讼事宜“悉归有司”办理。53

泰定三年（1326）八月甲午，罢行宣政院及功德使司。随后，朝廷的佛事活动有所减少，且多限于以帝师为首的佛事活动。如同年九月辛亥，“命帝师还京，修洒净佛事于大明、兴圣、隆福三宫”。十二月己亥，“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 54。泰定三年十一月癸卯，中书省臣针砭西僧每假元辰疏释重囚之事，以为其“有乖政典”，请罢之。帝命“自今当释者，敕宗正府审覆”。次年七月朝廷“籍僧、道有妻者为民”，九月“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没其直”55。限制了僧人的不法行为。

《元史》卷33记，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丙寅“罢功德使司，以所掌归宣政院”，与前相叠。此有两种可能：其一，此前或并存两个功德使司，即至元十七年所立者和至大四年改延庆司新置者，两次罢除各去其一；其二，前次所罢仅是限制措施而并未落实。因为与功德使司一同被罢的行宣政院，在致和元年（1328）十一月的再次请求中才被罢除56，功德使司或与此同。何者为是呢，我们更倾向于后说。

文宗至顺二年（1331）二月戊申，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秩正三品，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宣政院选流内官拟注以闻，总管则以僧为之。57这应是功德使司被罢后新设立的替代性机构。选官由宣政院主之，僧人出任总管是其特征。次年三月再立功德使司。同时还置兴瑞司，掌中宫岁做佛事，其秩正三品，可谓变本加厉。

元代为何屡次废立功德使司呢？我们认为其最根本的一条是取决于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功德使司的主要活动如上所示，是组织建寺祀佛与奏请释囚，这些都必须掌握在一定的“度”内，过之即损国财而坏王法，不足则难以表达皇帝礼佛之诚。又功德使司与宣政院职掌几近，颇有重叠之嫌，非议之声自属难免，泰定帝时的平章政事张珪之论可为代表。58然而，佛教已是元王室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其于巩固统治，尤其是在吐蕃地方的施政，意义更大。所以，在每次罢除之后，又往往很快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