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尊·贤·亲

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令臣下议尊号：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270

秦始皇之所以称帝，是因为他自认有大功，群臣议帝号的上奏也强调了这一点。在此，始皇因功而称帝，正对应于以军功获高爵之尊。他之所以能一统六国，因为他是秦王，才能“兴兵诛暴乱”。相应地，秦王秉持国政，官吏群贤实为其僚佐，亦即秦王理应为国中最贤者。之所以能成为秦王，乃是基于其血缘，即“赖宗庙之灵”，这无疑对应于亲。

于是，与立下功劳建构权力相对应的尊、与运用权力之能力相对应的贤，以及延续权力的血缘之亲，共同构成了秦始皇称帝的正当性。但是很不幸，这三者却并未为皇帝所独占，而必然为臣下所分有。

都说秦始皇一统天下，可是他却从未亲临战场，没有一城一地是秦王本人打下来的——尽人皆知那是军功集团的辉煌业绩271——亦即军功集团，尤其高爵者分有了皇帝的功。

倘若我们不仅仅着眼于新君嗣位如何对待先王旧臣272，而是从君主与官僚体系的关系来看，官吏虽然不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但是皇权统治天下，必须要依靠官僚系统，这就必须把相当的权力赋予官僚体系，所以官僚体系事实上是分有了皇帝的权力。西嶋定生指出：“秦汉帝国基本的支配关系，是皇帝与人民的直接支配、被支配关系。在这里，作为理念的，是只有皇帝是支配者，所有人都应由皇帝进行直接的或者是个别的人身支配；在皇帝权力之外再蓄私权被看作是对国家秩序的阻碍。认为皇帝权力并不靠地方权力之媒介，但是却应贯通于族和家而及于每个人身之上。从而，在这个支配结构中，连看来像是直接与人民相接触、是事实上掌有权力之人的官僚，也是分掌着皇帝的权力，他们对皇帝总得称臣，没有皇帝的权力也就没有他们的权力了。像这样，站在这个一元化统治结构的峰顶的皇帝，因而就是无上的掌权者；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则所谓专制君主一词，就是与此相当的。”273西嶋先生本着眼于皇帝对于权力的垄断，却无意间透露出官僚对于皇权的分有。余英时发现中国历史上君权虽无形式化、制度化的限制，但仍有一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首先是“天”“理”之类更高的力量，其次是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拘束力。君权的行使在事实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传统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理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授权之下建立起来的，但它既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的轨道，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前两种的力量都相当微弱，只有最后一种限制比较真实。274后世事例当有益于我们理解绝对君权对于官僚分有权力的紧张。《汉书》卷八十二《史丹传》，元帝欲废太子，史丹涕泣极谏，曰：“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元帝乃止。275随着宋明皇权专制日益收紧，士大夫便提出“共治论”以分君权，冀舒缓其专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宰相文彦博拒绝神宗变法，神宗以为：“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竟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与王安石坚持，文彦博又道：“务要人推行尔。”276皇帝权力再大，也只能发号施令，具体执行必须依靠行政体系。如果全体官僚对君命“不悦”，那么执行的效力可想而知，这无疑对皇帝的权威构成直接挑战。然而无论皇权怎样膨胀，无论皇帝如何暴虐，又能奈全体官僚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己卯条，时高宗与金议和，甚至不惜“屈膝称臣”，吏部侍郎晏敦复等八人同班入对，上奏乃有“伏见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277。明世大儒则明确提出分权论。刘宗周《面恩陈谢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关其忠，则陛下之耳目有时而壅矣；凭一己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献其可，则陛下之意见有时而左矣。”278不将君王视为神明，而只是一个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守令》：“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279顾氏在此重新复活了先秦儒学的立君为民之论。黄宗羲则更进一步，《明夷待访录·原臣》：“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280《置相》：“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281此则认为臣之出仕，乃是为天下而非为君，故应从道不从君。

至于血缘，那只是有资格成为秦王的一张门票。谁都知道当年公子子楚为了继承王位花了多少心思。无论何时，这宝座王冠都不乏骨肉至亲惦念着。

如果说秦始皇毕竟亲自统筹指挥了统一战争的大局，总算还镇得住场子，乳臭未干的胡亥坐在龙椅上就不那么安稳了。论功，统一战争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尚功精神已深入人心，即便是君主，也不能仅凭血缘得位。项羽即颇为鄙视楚怀王：“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本定天下，诸将与籍也。”282陈胜起义，乃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号召，283其称王之过程，则是“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284。由此，君权的正当性便沦落为赤裸裸的暴力。韩非还为此提出了一个“历史道德退化论”：“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85这也正是赵高所谓“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286。于是天下草莽英雄，尽欲一试。“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287“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288五代安重荣放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289 正是此意。论贤，且不说扶苏，即便李斯、蒙恬等文臣武将，都比胡亥能干。论亲，《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始皇东巡时，“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裴骃《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290是则赵高所言“诸公子尽帝兄”291，允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