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管理国民财富的理论成为一门科学对象以前的国民财富的管理

人类形成社会团体以后，就必须管理由自己的财富所产生的共同利益。社会形成的初期，就有一部分公共财产必须用于满足公共的需要。于是，如何征收和管理这种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入，就成为政治家的一门重要的科学知识。我们把这部分知识叫做财政。

另一方面，私人财产使每个公民的利益复杂化了；私人财产随时有遭到贪婪和诈骗的侵害的危险；依照社会基本契约的规定，私人财产应该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因为公共权力就是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个人利益的联合。所有权、财产的分配和财产转移的手段都成了民事法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合理分配国家财产是立法者的一项最重要的天职。

工业在需要的刺激下，依靠日常的经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财富。随着人们知识的不断增长，对于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也有了进一步的考虑；人们把这种手段归结成为一门实际的科学，并且由于对一般自然规律的观察，他们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农业远在成为一种科学以前就满足了人类的最初需要；但是，当农业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居民提供了最宝贵贡献的时候，某些天才人物便把增加这部分国家财富的手段归纳为一门实际的科学了。手工业和作坊都是从家庭内部产生的；可是不久，实业家从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那里得到有关各种植物的特征的知识和仿效大自然提供的生产方法的知识，即人们所能掌握的静力知识，最后，还有力学的计算知识；于是，城市工业便像农艺科学那样产生了工业科学。对各国人民的需要和财富进行比较，以及通过交换使财富有益于一切人的商业也有了商业科学；商业科学是以多种多样的知识为基础的，它需要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既要研究数量，研究人，又要研究法律。

公共财富所属的每个部门都有一种理论，可是公共财富本身却没有任何理论。古代人从来不想研究有关公共财富的性质或由来的问题。他们把公共财富全部交给那些从事创造公共财富的个人去管理；而当立法者必须对这种人加以某种限制的时候，还自以为他管理的只是个人的利益，从来未注意到普遍的经济利益。以各个国家财富部门为对象的各种科学并非出于一源；任何科学绝不是某一门总的科学的分论；它们都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科学，好像它们本身都各有各的原理。因此，在制定税率的时候，财政家只考虑在纳税人方面所遇到的或大或小的障碍，只考虑如何平均分派和征收能够落实而从不考虑各种课税给公共财产的增减带来多大的影响。法学家十分注意给财产带来的种种困难，特别着眼于把财产永远保存在家庭中的方法，专心注意他企图全部保留或恢复一切停止使用的权利；然而，他在创立这些抵押权、继承权，以及在实际与有益的范围内的显贵地位，却从不想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促进国家财产的价值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从不考虑使增加财富价值的人获得或失掉利益能否增加财富。农学家则总是只从奴隶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考虑利用奴隶进行耕种的残酷问题；农、工、商各方面的立法，一向也不是以寻求公共财富最大发展为基础的。在洋洋大观的罗马法汇编里，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有不少深奥的哲理，其中也给我们阐明了立法的基础，并且讲得很有条理，但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制定的罚则却一条也没有，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法律中仍然存在着这种缺点。古代的哲学家，主要是专心教他们的弟子，说什么财富对于人类的幸福没有好处，很少给政府指出促进财富增长的法律，而是给政府制定了妨碍财富增长的法律。 ^[1]

然而，希腊的理论家曾追求过人类的各门科学。希腊人给我们留下了希腊哲学家研究经济的少量著作；我们应该稍微谈一谈这些作品，哪怕只是为了弄明白社会已经达到高度发展，而且那些很多聚集在一起过幸福生活、体质得到充分发展并培养出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在创造财富的原理方面无知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必要的。

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讲到经济学的定义时，把经济学说成是改善家庭的艺术，并且声称他所指的家庭包括家庭所拥有的和使用的一切东西， ^[2] 他主要是从哲学观点，而不是从立法观点来阐明这种经济学。他在物品分配和劳动分配方面特别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他特别注意应该在家庭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妇女性格的培养；他用管理奴隶的方法来培养妇女的性格，尽管他提到奴隶的教育使奴隶变得愈来愈像牲口，而不像人，并一再强调用温和与奖励的办法来教导奴隶。然后，他把工艺和农业这两种引起发财致富的职业作了对比；他说当时普遍轻视工艺的情况是正确的，因为工艺使人们的身体衰退，破坏健康，毒化灵魂，削弱毅力。他把农业描绘得非常美妙，说农业是农家的幸福源泉，他指出农业和勇敢、好客、慷慨以及一切美德有密切关系。这部著作表达出作者爱美、爱诚实的情感，洋溢着温雅的慈爱、热诚和真挚的同情心，读起来颇引人入胜，然而，这绝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政治经济学。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共和国》第一部中用四、五章（第8-13章）的篇幅论述政治经济学：他甚至给这门科学起了一个比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更恰当的名称：Chrématistigue，χρηματιςιχη（理财学）。他给财富下的定义是：“属于家庭和国家的经过加工的丰富的物资”——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的。 ^[3] 关于货币发明的叙述也同样正确。他那擅长下定义和辨别是非的智慧，极其明确地通过农业、工艺和资本的利息来区别出获得财富的各种手段。如同所有古人一样，他特别喜爱农业；后来，他放弃了他的全部狭义的政治的“理财学”，并且说：这种理财学只是行使法律的根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根据这个论断，人们本希望可以从他那两部《论经济学》的著作中找到更确切的东西。可是，这两部著作的希腊文本大部分都已散失，只剩列奥纳尔·阿雷坦的不可靠的拉丁译本了。第一部论述构成家庭的成员，第二部论述家庭中的什物。第二部开始谈到君主、诸侯、城邦和私人等各种经济管理的分类，俨然要对公共财富做出惊人的论述；其实，只不过是可笑地罗列了一些关于暴君、总督或自由城邦在饥荒时期横征暴敛的各种卑劣的手段罢了。几乎可以说，近代出现的一切非法的税收，很少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先例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或是某个隐名作者竟把这些事情无原则地和杂乱无章地写了下来，就是对最粗暴、最不合理的税收也毫不加谴责，或指出其危害之甚。

后来，柏拉图终于在他的《理想国》的第二部里阐明城邦或人类社会的起源，他以亚当·斯密的门徒绝难办到的方式，阐明并精确地发挥了他的经济学说。按他的说法，人们由于相互间的利益便彼此接近起来，并且使人们不得不把力量结合到一起。柏拉图指出，为什么只有根据这个原则进行分工，为什么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单独做的事情，以及大家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对他来说，商业是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商业方面首先需要得到鼓励的就是自由。他把活跃的商业和小铺主那种足不出户的古老经营方式截然分开，小铺主只不过是零售商人聚集的一些财产。只有社会进步了，才会有一些人过豪华生活，他们所以有空闲、快乐或进行研究的机会，正是因为有另一些人替他们干活。他根据财产不均和体质的强弱，以及相互竞争的城邦不断增长的需要等等现象，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有一部分理财的人，这些人要依靠其他人生活，分享别人的劳动果实。 ^[4]

这位哲学家精确地分析了经济利润的起源和社会的形成，他在未来的共和国里至少要任用他的理财人，要建立共产共妻的制度，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必然会感到惊异。古代的人们有时由于自己的幻想而想入非非，他们过于用纯理论的论文代替他们所缺乏的实际经验。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从未忽略只有财富对国民幸福有利，只有财富有价值；并且正因为他们永远不抽象地对待财富，他们的观点才有时比我们更正确些。

罗马人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关于农业经济的著作，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一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著作。

此外，哲学家在研究财富时，就个人利益讲也没有必要先讲一套财富的道理；今天仍然保存下来的某些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代文明遗迹证明：即使没有促进国家富强的科学的发展，国家也能够发展到富强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