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

新疆位于亚洲腹地，是中西交通的陆路必经之地。这种地理位置，使其交通路线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凡研究西域史的中外学者，无一不用或多或少的篇幅对新疆的古代交通路线给予阐述和讨论。但是，回顾往昔的研究成果，似感有几点不足：其一，各家的论述重点多是一些主要干线，而对其他许多支线却少有论及，故嫌不全；其二，对一些主要干线在新疆境内的起始和终结路线缺乏探讨，故不甚明晰；其三，论述某一时期的交通路线者多，而比较全面地阐述新疆整个古代时期的交通路线者少，故缺乏总体概念。因此，对新疆古代的交通路线做比较全面、综合、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即拟针对上述的三点不足而对新疆的古代交通路线做一比较全面但又简略的论述。限于篇幅，除对某些争论较多的线路和地点稍做必要的考证外，其他一般以直述为主。

一、主要交通干线

《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道从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魏书·西域传》：“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1；《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 这是关于新疆古代有几条主要交通干线的明确记载。实际上，古代新疆境内的主要交通干线应有四条，即南道、中道、北道和大北道。兹分别述之。

（一）南道

这条干线位于新疆南部，处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与昆仑山北麓山前地带之间。其名称自古以来少有变化，除唐道宣所撰《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中称作“中道”外，其他史书均称为“南道”。关于这条干线，见于正史的明确记载如下：

《汉书·西域传》：“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后汉书·西域传》：“自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

《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阗”。

《魏书·西域传》：“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此虽为三道，实际上都是指南道而言。《北史·西域传》所记与之相同。

《隋书·裴矩传》：“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又西二百里至新城……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

这些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其具体路线与今天仍然通行的若羌、且末、民丰、于阗、策勒、和阗、皮山、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这一交通大道基本一致。

南道是否从汉代才开始通行？否。在先秦文献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等书中都有关于“昆仑山”、“昆仑之丘”、“群玉之山”、“钟山”、“舂山”等记载，昆仑即今昆仑山，钟山、舂山即葱岭，今称帕米尔，这都是南道上的地理特征。昆仑山产玉，“昆山之玉”在战国时已被中原各国视为宝物。2实际上，早在殷代，和阗所产之玉石就已传到了内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许多玉器经鉴定多系和阗玉就是证明。3这些情况说明，南道之通行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自汉代开始，南道大为繁荣，历数代而不衰，许多著名的使者、僧人、商旅等均经行此道东来西往。张骞出使大月氏返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4，南山即昆仑山脉，羌中即新疆南部和青海一带。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去时，“分为数军，从南北道”5，归时，“还过扜弥”6，扜弥即今于田县。东汉班超初入西域，先到鄯善，再到于阗，又复往疏勒7，鄯善即今若羌，于阗即今和阗，疏勒即今喀什。三国时，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家僧人朱士行为求梵书正本，“西渡流沙，既至于阗”8。北魏时，宋云、惠生赴印度，“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城……从捍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入朱驹波国”9，左末城即今且末，末城即今尼雅，捍城即今于阗，朱驹波即今叶城。南齐时，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道经鄯善、于阗”10。唐时，名僧玄奘从印度返国，途经佉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媲摩城、尼壤城、折摩驮那故国、纳缚波故国等 ⑩ 11，佉沙即今喀什，斫句迦即今莎车，瞿萨旦那即今和阗，媲摩城即今于阗，尼壤城即今尼雅，折摩驮那即今且末，纳缚波即今若羌和米兰一带。五代时，张匡邺、高居诲使于阗，“至大屯城……又西，渡陷河……又西，至绀州……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12，大屯城即今米兰，绀州即今且末。宋时，拂林国使团贡方物，“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13，约昌城即今若羌。当时，“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14。元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中国，道经可失合尔、鸭尔看州、忽炭州、培因州、车尔成州、罗不城等15，可失合尔即今喀什，鸭尔看即今莎车，忽炭即今和阗，培因即今于阗，车尔成即今且末，罗不即今若羌。当时，元朝在这条路线上还“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16 ，“立罗不、怯台、阇鄽、斡端等驿”17，怯台殆即《新唐书·地理志》中的七屯城，怯、七和台、屯均一声之转，地当今之米兰，阇鄽即车尔成，斡端即忽炭，均同名异译。明代，波斯国王沙哈鲁派遣使团来中国，返回时，经由和阗和喀什噶尔18；仁宗敕都指挥李英讨伐安定和曲先，“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19，雅令阔即鸭尔看。清时，该道的东段部分沙侵严重，往和阗、喀什者多由中道绕行而至，但原来的路线仍然可以通行，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五对此线记载甚详：“密远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一百里甜水泉，一百里凹石峡，五十里茄绊卡的，六十里布古里克，渡卡墙河，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敏讬海，七十里英苏，八十里塔得朗，六十里卡墙……四百一十里安多罗，又西戈壁，四站三百四十里尼雅，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克里雅庄，今于阗县，又西五驿四百五十里和阗直隶州城”，密远即今米兰，卡克里克即今若羌，卡墙即今且末。上述情况表明，南道自古以来始终通行不断。丁谦认为这条大道在元魏以后即已荒废，直到清代乾隆时复又开通20，明显与史实不合。

关于南道的起始路线，有关史籍多只言从敦煌或玉门、阳关至鄯善，但具体路线并不清楚。细考之，在鄯善以东的起始路线应有四条。

第一条是从玉门关向西至楼兰，然后再从楼兰向西南至鄯善。汉玉门关一般认为在敦煌西北约七十多公里的小方盘城，但据近年的考古新资料，关址似应在小方盘城之西约十一公里的马圈湾西侧21，楼兰即今罗布淖尔西北的楼兰古城。从玉门关至楼兰的一段路线实际上也是中道的起始路线，我们将留在下文谈及；从楼兰至鄯善的一段大约是沿罗布淖尔西岸经海头、阿不旦而至今若羌。海头即斯坦因曾经调查的LK遗址，位于楼兰古城西南约五十公里处22，阿不旦在今米兰北约二十五公里。这条路线在楼兰繁荣之时，亦即汉晋时期，是去南道的一条主要路线，大凡这个时期史书中所言从玉门关至鄯善者多指这条路线。《汉书·西域传》传首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一般人们都认为出玉门即走北道，出阳关即走南道，其实，出玉门关除了走北道外，还可走南道。试观同书同传“乌弋山离国”条“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即可表明走南道既可从玉门关出，亦可从阳关出，而从玉门关出者即是走这条路线。《后汉书·西域传》 “出玉门，经鄯善”和《魏略·西戎传》“自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即是明指这条路线。当时楼兰城是玉门关外唯一的一座沙漠绿洲城镇，来往行旅在踏入罗布泊地区的艰辛路途之后，中途取道此城进行休整，并补充旅途食用物品，以便继续前进，这是意中之事。王国维曾根据玉门关附近出土的一枚记曰“出栗一斗二升以食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的汉简指出，从玉门关至楼兰，再“自楼兰故城始，自此以南，则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亦行至莎车”，其说甚是。但他同时又认为“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止于婼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楼兰之东实未分南北二道”23，将玉门关至楼兰的这段路线当作去南道和北道的唯一一条起始路线，未免有些失之片面。玉门关是因运输玉石过此而得名，而玉石的著名产地于阗和莎车均位于南道，此可证这条路线的开通相当久远。但其通行时代却不是很长，当楼兰城大约在4世纪中叶衰亡之后24，从玉门关至鄯善无须再绕经楼兰，于是它也就逐渐荒废乃至完全淹没不通了。

第二条是从玉门关向西至今科什库都克，然后转向西南经今羊达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 科什兰孜、落瓦寨、墩力克、米兰至鄯善，这大概是在上述第一条路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条路线。当楼兰城繁盛之时，人们都走第一条路线，当楼兰城荒废以后，从玉门关西出不用再去楼兰，而沿罗布泊洼地的东南边缘直趋鄯善，反而要捷近许多，于是这条路线就通行起来。《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所记“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盖即此线。南北朝以后，玉门关迁至敦煌以东的安西境内，走南道者多出阳关，这条路线即告冷落，但并未完全断绝，而是作为民间小道继续通行。《新疆图志·道路志》三对此即有记载：若羌“城南五里牙合尔斯渠，折东行二十五里哈的铁列卡墩，三十里羊达什卡，九十里铁列苦里，九十里密远庄，五里破城子，三十五里咸水沟，五十里墩拉口，一百二十里穷得勒克，一百一十里拉乌斯，五十里火石镰子，接甘肃敦煌西南支路”，并注云“商贾至于阗亦有由此往来者”。密远庄即米兰，墩拉口即墩力克，拉乌斯即落瓦寨，火石镰子即科什兰孜。斯坦因曾沿这条路线从若羌到达玉门关，他认为唐玄奘和元马可·波罗就是走的这条路线25，其说恐怕未妥。黄文弼认为这条路线是两汉至魏晋时期去南道的唯一一条起始路线，时代既嫌偏早也不全面，而他所主张的“汉时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26的看法与实际上的玉门、阳关一南一北，相距甚远，由其出者，路径各不相同的情况并不符合。

第三条是从阳关向西南沿阿尔金山北麓直至鄯善，此即所谓“阳关路”。阳关位于敦煌西南约七十余公里的南湖附近的古董滩27，北距玉门关约七十公里。这条路线从古到今一直通行，当上述两条路线繁盛时，它与它们同时并存；当第一条路线废弃和第二条路线衰落以后，它即成为去南道的一条重要起始路线。史籍中大凡言从阳关至鄯善或南道者均应指这条路线。《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同书同传“鄯善国”条“鄯善国……去阳关千六百里”、晋时僧人智猛去印度时“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遂历鄯善”2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条“阳关……西趣鄯善、莎车”、《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和五代时高居诲出使于阗时“西至瓜州、沙州……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29等都是这条路线，七屯城、大屯城均为今米兰，大乃七之误，石城镇即今若羌。除这些明确记载从阳关走南道者外，其他一些记载从敦煌至鄯善或南道以及从鄯善至敦煌者盖亦指此线，例如：前汉时李广利伐大宛，“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30，后汉时班勇请攻焉耆，“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31，其中从南道者当行此路。设若他们不是走这条路线，而是走上述第一条路线，则李广利全军至楼兰，就会有“道上国不能食”的困难 （李广利“从北道”的大军亦经楼兰，见下文），且与“起敦煌西”、“乃分为数军”的记载不合；而班勇至楼兰，再向西南至鄯善，然后又向西北至焉耆，如此曲折，似于理不通。晋时法显去印度，“别敦煌……度沙河……至鄯善国”32和北魏时万度归讨鄯善，从敦煌“渡流沙，至其境”33 亦即此线，沙河、流沙当指阿尔金山北麓与罗布泊洼地之间的新月形沙丘地带，随风流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条“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敦煌文书《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三“沙州”条“南至寿昌县界五十里……去鄯善国一千五百里”等也应该是这条路线，沙州即今敦煌，寿昌县即今南湖附近。唐玄奘从纳缚波故国至沙州，唐太宗“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34和元代马可·波罗从罗布城至沙州35同样是走这条路线。清时，陶保廉对这条路线有详细记载：“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俄卜，七十里南湖即阳关，西行戈壁七十里推莫兔，七十里胡芦斯台，七十里毛坝，三十里安南坝，西行八十里野马泉，西北一百里深沟，四十里龙尾沟，一百二十里聚水沟，九十六里一碗泉，七十里双泉子，六十里野马沟，六十里红柳沟卡，八十里红柳沟口，六十里双十墩，七十五里大土墩，一百二十里密远，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36。今天由敦煌至若羌的公路基本上沿着这条路线铺设，只是它已较原来的古道偏南了许多，不是经过沙漠而是主要在山间屈曲蜿蜒。

第四条是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或南缘向西经过今天的芒崖、尕斯库勒湖、依勒娃其曼直至鄯善，此即所谓“吐谷浑道”或“青海路”。这条路线虽然正式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较晚，但从《汉书·西域传》在鄯善国之东南有婼羌和《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的记载看来，大概在汉代时即已通行。羌的故地在青海一带，婼羌是羌的一支，其既与鄯善相邻，相互之间不会没有交通往来。自北魏吐谷浑国在青海强盛时起，这条路线即告繁荣，此后一直通行不衰，成为除上述第三条路线之外又一条通南道的重要起始路线。北魏时宋云、惠生去印度，“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37和世祖遣军讨伐慕利延，延“走白兰……遂入于阗国”38以及西魏时犍陀罗僧人阇那崛多来中国，从于阗“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39等均行此线，白兰殆即今青海都兰，鄯州即今青海乐都。唐时太宗遣李靖、侯君集、李大亮等六支大军讨伐慕容伏允，伏允从西海西遁，“渡图伦碛，欲入于阗”，大亮西追，“俘其名王二十人，杂畜数万，至且末西境”40和宋时拂林国使团从约昌城“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榅，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檎城，又东至青唐”41以及明时李英“率西宁诸卫军及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等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贼，贼远遁，英等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42等亦即此线，黄头回纥、达靼、种榅等约在今若羌、敦煌、柴达木盆地之间一带，董毡所居地、林檎城、青唐等均在今青海西宁附近。清时，陶保廉对这条路线亦有详细记载：“卡克里克庄……东南行一百里磨朗，又一百里阿武喇司布拉克，一百里特必达坂，五十里阔什塔什，五十里一立必契曼，六十里噶斯池，东南通青海西宁”43。今天由青海通若羌的公路基本上也就是这条路线。黄文弼认为此线仅仅开通于北魏而淹没于唐懿宗咸通间44，显然是囿窄了。

关于南道的终结路线，史籍或言自莎车（今莎车）越葱岭（今帕米尔），或言自疏勒（今喀什）越葱岭，但其具体路线如何亦欠明晰。考诸舆地及有关文献，这部分路线实以位于葱岭之上的塔什库尔干（古称蒲犁和渴罗槃陀）为总汇之枢，其东、北、南各有两条路线。

塔什库尔干之东的两条路线以莎车和莎车之南的叶城（古称西夜、子合或朱驹波）为起点，一北一南，分别西入葱岭而同至塔什库尔干，这大概是唐代以前由南道上葱岭的主要路线。起于叶城的一条是由叶城向南沿提孜那甫河至莫莫克，再转西经阿孜干萨、木伦木沙、瓦卡而到达塔什库尔干。《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莎车……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为一道”应指此线，既言从莎车西南至蒲犁和葱岭，显与下述从莎车向西至葱岭的另一条路线不同。《后汉书·西域传》“于阗国”条“自于阗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和《隋书·裴矩传》“南道从……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则明指此线。德若，《后汉书·西域传》云其“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汉书·西域传》又云“蒲犁国……南与西夜子合接……种俗与子合同”，而《后汉书》又有德若国而无蒲犁国传，故德若当为蒲犁。法显从于阗国“进向子合国……于是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到于摩国安居。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45，亦即此线。于摩国应即《魏书·西域传》中的权于摩国，位于悉居半（即子合国）西南，大约在今莫莫克和阿孜干萨一带；竭叉国，据法显所云“其国当葱岭之中”，“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从此度葱岭而至北天竺，其地当为今之塔什库尔干。宋云、惠生“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如此四日，乃得至岭……汉盘陀国正在山顶”46，同样也是这条路线。钵盂城或即于摩国，不可依山应是木伦木沙与瓦卡之间海拔约五千多米的高峻山岭，过此者高山反应严重，不可久留47。从唐代起，这条路线在文献记载中不复多见，可能说明其重要性已经下降，但直到今天此路仍然通行，笔者曾亲历过瓦卡至塔什库尔干之间的一段。

起于莎车的一条从莎车向西偏南沿叶尔羌河至卡群、海散勒巴格，再西经库斯拉甫、塔尔、恨祖铁热克、幸迭而达塔什库尔干。《汉书·西域传》“蒲犁国”条“蒲犁国……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后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为一道”等均系此线。隋唐以后，该线与上述一条路线一样，亦趋衰落。但到清代时，它又升为主要路线，当时沿此线曾设有牙合哎勒克、托乎拉克、阿普里克、开子、八海、塔希代克、七里拱拜、托鲁不伦、塔尔巴什、奇恰克、申底等十一个驿站。48今天，此路犹通，但又远不如清代时重要，仅为一般小道而已。

在这里，还须说明一下僧人智猛的经行路线。按智猛“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至罽宾国”49，有人认为他是从于阗向西南越拉达克而至印度的克什米尔50。从于阗直接至罽宾是南道上的一条支线（见下文），其中途经过喀拉昆仑山，此山在古代称为昆仑山而不称葱岭，但智猛却是“登葱岭”；又智猛曾在奇沙国见有佛唾壶和佛钵，与法显在竭叉国所见者相同，故奇沙国当为竭叉国，智猛必是入葱岭而至竭叉国。因此，智猛所行也应该是从叶城或莎车至塔什库尔干之线。至于他究竟是取上述两条路线中的哪一条，现在已难廓清了。

塔什库尔干之北的两条路线均以疏勒为起点，一东一西，分别南入葱岭而同至塔什库尔干。疏勒在汉代时被当作北道（即本文中的中道）的终点站，但据《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莎车国……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和《后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莎车东北至疏勒”（按此“东北”当为“西北”之误） 的记载，从莎车可以通疏勒，故疏勒实际上也是南道的终点站。从疏勒南至塔什库尔干的两条路线从汉代起即已通行，《汉书·西域传》“蒲犁国”条“蒲犁国……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和南朝时僧人昙无竭从“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51即是例证，沙勒即疏勒。但是由于当时从南道入葱岭主要是走前述塔什库尔干之东的两条路线，所以塔什库尔干之北的这两条路线不甚重要。隋唐以后，塔什库尔干之东的两条路线开始冷落，塔什库尔干之北的这两条路线则繁荣起来，变成了主要路线。

这两条路线中的东线是从今喀什向东南至英吉沙，再沿依格孜也河南经克孜勒塔尔、卡尔隆、很祖铁热克，再转西经幸迭而达塔什库尔干。《新唐书·西域传》下“康国”条“朅盘陀，东行八百里出葱岭，又八百里至乌铩……北径碛，旷野五百里，得疏勒”和《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佉沙国……从此南行山野石碛，五百余里至乌铩国……从国城西渡河，登葱岭东岗，八百余里至福舍……又西南逾大岭至朅盘陀国”即是此线。玄奘就是按照这条路线行进的：“朅盘陀国……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大崖东北逾岭履险，行二百余里，至奔攘舍罗……从此东下葱岭东岗……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从此北行山碛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52。朅盘陀即喝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县城北面附近有一古城，建于石岭之上，城墙用石头和土坯或夯土筑成，呈不规则方形，周长约一千三百多米，有角楼和马面设施，城东紧邻塔什库尔干河。这种古迹与玄奘所记朅盘陀“都城基大石岭，背徒多河”的情况正相符合，此古城当为唐喝盘陀国的都城无疑。佉沙即疏勒，今之喀什；福舍即奔攘舍罗，其地无确考，或即今之卡尔隆一带；乌铩，从其北行五百里并经石碛旷野而至喀什的地理形势看，当为今之英吉沙，且乌、英可转，铩、沙同音。白鸟库居将乌铩断为今之莎车，认为玄奘所取之道“乃系‘自莎车逾葱岭而出大月氏、安息’的路径”53，亦即我们前面所说的由莎车西至塔什库尔干之路。如按此说，则玄奘从塔什库尔干先向东至莎车，再向西北去喀什，然后又从喀什循原路回莎车，再去叶城及和阗，如此无缘往返，断不可能。由喀什向南经英吉沙而至塔什库尔干的这条路线今天仍然通行，但已不是主要路线了。

从喀什至塔什库尔干的西线是从喀什向西南经疏附到塔什米力克，再沿盖孜河南经乌衣塔尔、布伦口、苏巴什、塔合曼而达塔什库尔干。《新唐书·西域传》上“喝盘陀”条“喝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和同书《地理志》七下“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即系此线。在今乌衣塔尔一带的盖孜河两岸，山谷狭窄，抬头仰望，仅见一线天；岩壁直立，高达数十米，犹如刀剑劈成一般，剑末谷或即此地。在布伦口和苏巴什东侧，是著名的公格尔山和慕土塔格山，海拔七千五百米以上，经行此地，有高山反应，往往头痛难受，青山岭、不忍岭殆指此山。《新疆图志·道路志》四对这条路线记载较详：疏附县“城南五十里托古萨克庄……南行过秦里布楚克河七十里波罗斯坦，六十里塔什密里克庄，折西经于鲁克奇卡，渡河八十里倭仪塔哈阿格孜，循玛雅尔河岸西南行六十里下格斯，四十里上格斯，由南山坡行一百一十里布伦可尔，一百三十里苏巴什，逾岭达蒲犁境”。今天由喀什至塔什库尔干的公路基本上是沿此线铺设的。

上述两条路线在隋唐以后有名的经行者不乏其人，但除了前述玄奘可以确定是走其中的东线外，其他诸人均因记载过于简略而无法判明究竟是走东线还是西线，但他们都是经由喀什—塔什库尔干的路线则无疑问。例如：隋时印度僧人达摩笈多“又至渴罗槃陀国……又至沙勒国”54、唐时慧超“即至葱岭镇……外国人呼为渴饭檀，汉名葱岭。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55、悟空“次疏勒国，次度葱岭”56、高仙芝“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57、宋时继业从“疏勒、大石诸国，度葱岭”58、元时马可·波罗从帕米尔至喀什噶尔59、明时葡萄牙鄂本笃“抵撒里库尔……入喀什噶尔国境”60等均是如此。沙勒即疏勒，渴罗槃陀、渴饭檀、葱岭守捉、撒里库尔均即塔什库尔干，大石亦即此地，塔什库尔干本身就是石头城之意。

塔什库尔干之南的两条路线均以塔什库尔干为起点，向南行至明铁盖后，始分为两道，一往南，一往西，分别通向印度和阿富汗以远。这两条路线是接承上述塔什库尔干之东和之北的四条路线而来，故从古至今一直通行不断。从明铁盖向南的一条是翻越明铁盖达坂，沿洪扎河经帕苏、吉尔吉特而达克什米尔 （古称罽宾和伽湿弥罗） ，然后向南可至印度各地，向西可通阿富汗和伊朗 （古为大月氏和安息、波斯） 。史籍中一些关于越葱岭、过悬度、先至罽宾的记载多指此线。例如《魏略·西戎传》“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魏书·西域传》“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智猛“登葱岭……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共度雪山，渡辛头河，到罽宾国61、昙无竭“登葱岭，度雪山……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行经三日，复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展转相攀，经日方过……进至罽宾国”62、继业“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63等均是。悬度大约为今吉尔吉特南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汇合之处，波路、波伦、布路即博洛尔，今吉尔吉特一带。辛头河即印度河。清代时此路仍通，《新疆图志·道路志》四所记蒲犁“城西南一百七十里明铣盖卡，九十里明铁盖达坂，南通坎巨提”即是。斯坦因曾两次取道此路由克什米尔而进入中国。64

从明铁盖向西的一条是沿阿比瓦汉河经良加尔至瓦汉，由此又分两路，一路向西南越兴都库什山，经契特拉尔可达印度和阿富汗等地；另一路继续西进，沿兴都库什山北麓谷地可出达阿富汗和伊朗以远。这条路线似较上一条路线重要，文献记载中多有所见。两《汉书》中《西域传》“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主要是指此线，《魏书·西域传》“自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和《隋书·裴矩传》“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亦即此道，伽倍、护密即今瓦汉。法显从塔什库尔干“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名新头河……蹑悬过河……度河便到乌苌国”65即行此线，陀历即达列尔，约为今奇特拉尔及其以东一带，乌苌殆在今库那尔河与斯瓦特河下游之间一带。66宋云从汉盘陀国出发，“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国之南界有大雪山……十月之初，至哒国……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此国渐出葱岭……十二月初，入乌场国”67，所行与法显同路。钵和国即今瓦汉，《魏书·西域传》云其“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哒，一道西南趣乌苌”，与瓦汉地势正合。哒即哒，其都城拔底延城在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之西的巴里赫，当时其势力强盛，“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而“其王巡礼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68，故宋云所到的哒并非王都，而应该是在钵和西南附近。波斯国非实际的波斯，而应是《魏书·西域传》中的波知国，它位“在钵和西南”，约为今之马斯土冶一带。赊弥国，《魏书·西域传》称“在波知之南”，当为今之契特拉尔。乌场即乌苌。阇那崛多“路由迦臂施国……便逾大雪山西足……至厌怛国……又经渴罗槃陀”69 和达摩笈多“遂往迦臂施国……便逾雪山西足，薄怯罗国、波多叉拏国、达摩悉须多国……又至渴罗槃陀国”70以及玄奘从“钵铎创那国……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行三百余里，至屈浪那国……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行五百余里，至朅盘陀国”71等亦行此线。迦臂施国约在今阿富汗的卡菲利斯坦一带，厌怛即哒；波多叉拏即钵铎创那，与薄怯罗国大约均为今阿富汗东北的巴达哈伤一带；淫薄健和屈浪那大约在今阿富汗东北的科克恰河流域；达摩悉须多即达摩悉铁帝，《新唐书·西域传》下云“护密者，或曰达摩悉铁帝，曰镬侃，元魏所谓钵和者”，当为今之瓦汉；波谜罗川即喷赤河上游阿比瓦汉河。慧超“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密……从胡密国东行十五日，过播密川，即至葱岭镇”72，与玄奘行路相同。而悟空“次度葱山，至杨兴岭及播密川五赤匿国，次护密国，次拘纬国……次乌仗那国”73，又与法显、宋云所行路线一致。五赤匿国，据《新唐书·西域传》下云“识匿……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南三百里属护密……有大谷五，酋长自为治，谓之五识匿”，赤匿即识匿，其地大约在今良加尔一带；拘纬国，《新唐书·西域传》下作俱位，又云“或曰商弥”，当与宋云路经的赊弥国同地；乌仗那国即法显和宋云经过的乌苌国和乌场国。马可·波罗从巴达哈伤经哇罕越帕米尔74、鄂本笃从巴达克山抵撒里库尔75则又是踏寻玄奘和慧超之路矣。清代时，这条路线仍见记载，《新疆图志·道路志》四曰蒲犁“城西南一百七十里明铁盖卡，九十里明铁盖达坂……西南通瓦汉”即是。斯坦因1906年第二次进入新疆探险时就是走的契特拉尔、瓦汉、塔什库尔干这条路线76。今天由塔什库尔干通向巴基斯坦的国际公路即是沿循这条古道修建而成的。

（二）中道

这条干线位于新疆中部，处在天山南麓山前地带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之间。汉时称为“北道”，魏晋以后除《释迦方志》称作“北道”外，其他史书概称为“中道”，清代时又称为“天山南路”。按其地理位置和整个交通情况，实应以“中道”名之较为合适。关于这条道路，见于正史的明确记载有：

《汉书·西域传》：“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后汉书·西域传》与之同。

《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仑，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蒲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循国、琴国皆并属疏勒”77。

《魏书·西域传》：“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北史·西域传》与之同。

《隋书·裴矩传》：“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

《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州 （按指西州，今吐鲁番） 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同书同志七下：“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自拨换、碎叶（按此碎叶当系衍文）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

这些记载虽详略有别，但都说明中道就是今天仍然通行的吐鲁番、托克逊、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这条公路干线。

中道亦非始通于汉代。近些年来在这条路线上不断发现的大约属于汉代以前的许多彩陶、石刀、石镰等都与甘肃、青海和中原地区以及中亚地区有着一定的联系性，而有些地点出土的漆器和丝织品更是直接由内地传来78，设若这条路线未开通，岂能有这样的交流和往来？因此，中道的通行至少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早。

较之其他干线，中道是新疆境内最主要的一条交通路线，从古到今一直兴盛不衰。汉唐时期统治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长史府、安西都护府都设在这条路线上，而历代往来于这条路线上的使者、军旅、行僧、商队也是络绎不绝。前汉时李广利伐大宛，“至仑头……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79，仑头即今轮台；傅介子使大宛，往还均经楼兰和龟兹80，龟兹即今库车；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先定南道，接着又往来于疏勒、龟兹和焉耆间而平服之81；晋时吕光讨西域，“行至高昌……进兵至焉耆……又进攻龟兹城”82，高昌即今吐鲁番；北魏时万度归沿此线讨平焉耆和龟兹83；南朝时昙无竭去印度，“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84，沙勒即疏勒；隋时达摩笈多从印度来中国，“又至沙勒国……又至龟兹国……行至乌耆国……渐至高昌”85，乌耆即焉耆；唐时玄奘去印度，曾经高昌国、阿耆尼国、屈支国、跋禄迦国86，阿耆尼即焉耆，屈支即今库车，跋禄迦即今阿克苏；慧超从印度返回，“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87；元时耶律希亮自西域还，由“可失哈里城……至浑八升城……由苦先城至哈喇火州城”88，可失哈里即今喀什，浑八升即今阿克苏南之浑八升，苦先即今库车，哈喇火州即今吐鲁番；明时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述其从中国返回时，“过吐鲁番经嘉理斯城十日行，次至呼治城又十日行，再次至阿克苏城二十日行，由阿克苏城至喀什噶尔城二十日程”89，嘉理斯即哈喇沙尔，今之焉耆，呼治即今库车；鄂本笃来中国时，从喀什噶尔经阿克苏、库车、察里斯而至吐鲁番90，察里斯即今焉耆。清时，这条路线更为完整，沿途均设驿站，据《新疆图志·道路志》六记载，从吐鲁番至喀什共设有阳和、布干台、托克逊、苏巴什、阿哈布拉克、桑树园、库木什阿哈玛、喀喇和色尔、新井子、乌沙克塔尔、特博尔古、焉耆、哈尔哈阿满、库尔勒、上户地、库尔楚、野云沟、策达雅尔、洋萨尔、布古尔、阿尔巴特、哈尔巴、托和鼐、库车、托和拉旦、河色尔、赛里木、拜城、鄂依斯、察尔齐克、哈拉玉尔衮、扎木、温宿、温泉、浑巴什、萨伊里克、乔里呼图、齐兰台、色瓦特、雅尔库都克、车底库勒、图木舒克、察巴克、巴楚、屈尔盖、卡拉克沁、玉代里克、雅素里克、龙口桥、英阿瓦特、排素巴特、雅满雅尔、疏勒等共五十三驿。

关于中道的起始路线，除《魏略·西戎传》的记载稍详外，其他记载只言从敦煌或玉门、阳关至吐鲁番，其间的具体路线却少有述及。细考之，中道的起始路线应有三条。

第一条是从玉门关向西直趋楼兰，然后再向西至焉耆，此即所谓“白龙堆路”。 其具体路线即《魏略·西戎传》所言“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都护井，殆即《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所记“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的卑鞮侯井，其地大概为今疏勒河末流处的贝什托格拉克井；三陇沙，即《水经注》卷二所记之“龙城……西接鄯善，东连三沙”的三沙，实指玉门关外与罗布泊洼地之间的沙山地带；居卢仓即上述汉辛武贤遣使通渠转谷的居庐仓，亦即罗布泊北岸发现的木简中所见之“居卢訾仓”91，其地大约在今科什库都克附近；沙西井当在沙山之西，大概为今之羊达克库都克；龙堆，即《水经注》“稍成龙形”的“龙城”，实乃罗布泊洼地雅丹地形的形象写照；楼兰即楼兰古城，《魏略》称为“故楼兰”，是因为楼兰国在汉元凤四年（前77） 改名鄯善时已将国都从楼兰改迁到了今之若羌，所以冠以“故”字92。王国维将居卢仓、龙城和楼兰城三者混为一地93，既悖于《魏略》之记述，又与地理形势不相符合。从楼兰古城再往西，即沿孔雀河西进可直达焉耆、轮台、库车等地。这条路线在楼兰城繁盛时期是去中道的一条最捷径且主要的起始路线。李广利从敦煌“西过盐水……至仑头”94、傅介子“至楼兰……至龟兹”95 均经此线，盐水即罗布泊。《后汉书·班勇传》载班勇上议曰：“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此“径路”即是这条路线。随着楼兰城的沦亡，这条路线也逐渐荒废，大概到隋时已完全断绝不通，唐时焉耆王突骑支曾请开“大碛路”即是此线，但终因高昌国的反对而未果。96丁谦认为焉耆王“开碛道者，开博斯腾泊西南沿塔里木河经且末、鄯善至阳关路也”97，这是基于南道已于元魏时湮没不通的认识，其实阳关路已如前述一直通行未断，故不存在重新开通的问题，况且阳关路距高昌甚远，开通与否与其关系不大，高昌亦无须反对。冯承钧认为焉耆王所请开之大碛路“即《沙州图经》（按“沙”为“西”字之误）残卷中之大海道，从柳中南行入库鲁克山，后东行至敦煌”98，此又失之偏北。实际上“大海道”是从敦煌向西北直至吐鲁番之道（见下文），本在高昌境内，焉耆王既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去开通此道。

这条路线中的玉门关至楼兰的一段既是南道的一条起始路线（已如上述），又是中道的另一条起始路线（见下文），也就是说它是三条起始路线的必经路段，因此，其通行时的繁盛情况是不难想象的。“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99、“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100，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书有“都吏葛卿从西方来”、“使者王□旦东去，督使者从西方来，立发东去”、“私马至敦煌辄收入，敦煌去渠梨二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等内容的木简101，斯坦因和黄文弼在这条古道上发现的烽燧遗址及许多铜钱、铜镞、玛瑙珠等遗物102，都是这种繁盛情况的反映。

第二条是从玉门关向西至楼兰，再由楼兰向北行至吐鲁番。由玉门关至楼兰的一段已如上述，由楼兰至吐鲁番的一段大约是经乌隆铁明土布拉克，越库鲁克塔格山，经巴什托格拉克布拉克、梅里托克松布拉克、英都尔库什、底坎尔至鲁克沁，再向西北达吐鲁番。这条路线在汉代以前已通行，黄文弼曾在英都尔库什发现许多细石器，与罗布淖尔北岸及蒙古西部地区的细石器制法相同，“是不啻为蒙古与新疆及南至罗布淖尔，觅得一交通线之联系。而古时文化传播之路线，由此可以证明也”103。在楼兰城繁荣的汉晋时期，这条路线是由敦煌至吐鲁番的唯一一条主要路线。《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即为此线。车师前王庭即今吐鲁番。王国维说：“自楼兰古城始……北则东趣车师前王庭”104，其说正的，唯“东趣”应作“北趣”才是。西汉时从骠侯赵破奴击姑师，“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105，所行即是此线，姑师即车师。东汉时班勇和张朗分两道攻焉耆，“勇从南道”，已如前述是走阳关路，“朗从北道”，大概即是走此路到车师，然后再从车师向西南至焉耆，以与南道而来的班勇大军会合而击之。《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记载了当时此道的繁盛情况：“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该线与上述第一条路线一样，也与楼兰城的兴衰相一致，当楼兰城衰亡后，它也随之沦落，逐渐被下述的第三条路线所代替。但作为一条民间小道，似乎仍继续通行，如《辛卯侍行记》卷六记云：吐鲁番“厅城东南一百三十里鲁克沁，折南四十里沙白特坎尔，第二程东南行无地名，第三程英都尔哥其，第四程毛拉艾买提，第五程迷拖克生，第六程托和喇布拉克……第七程巴什托和拉克，第八程阿提米什布拉克，第九程布鲁头，第十程乌鲁铁漫吐……又东南通敦煌若干程，未知其详”。

第三条是从玉门关向西北直趋吐鲁番，即《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横坑，即《辛卯侍行记》卷五所记之后坑，其地在小方盘城西三十里，“有边墙遗址及烽墩”；五船，众说纷纭，未有确解106，按《魏略》记述的方位，其地应当在玉门关西北、罗布泊东北、哈密西南一带。既称“新道”，显然是对旧道（即上述两条路线）而言，行旧道，须到楼兰城，故必经三陇沙和龙堆；行新道，不经楼兰城而直接由玉门关向西北至吐鲁番，故可避三陇沙和龙堆。需要指出，诸家一般都将《魏略》之新道与《汉书·西域传》所记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之新道视为同一条路线，其实，前者明言是从玉门关西北到高昌，显系车师前部之地，而后者却是在车师后部之地，故二者不能同一视之（详参下文）。当楼兰城衰亡以后，去中道时不能再经楼兰，于是此道即行出现。《周书·异域传》下“高昌”条“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北史·西域传》“高昌”条“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茫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隋书·西域传》“高昌”条“从武威西北（按武威当为敦煌之误），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均系此路。唐宋时，这条路线称为“大海道”或“柳中路”。敦煌所出《西州图经》残卷“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西州”条“柳中路，裴矩《西域记》云，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乏水草，人西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惟以六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得行，兼有魑魅”，即是。柳中，即今吐鲁番东南的鲁克沁，《太平寰宇记》中的“瓜州”当为“沙州”之误，“人西行”应正为“人难行”。《元和郡县志》卷四十“西州”条“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西州”条“东南经少海，又渡碛，至伊州一千三百里”亦即这条路线，金沙州应即沙州，少海当为沙海，伊州当为沙州之误。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条路线虽然避开了三陇沙和龙堆，但仍然是在沙碛中行进，旅途甚为艰苦。事实上，从玉门关向西北至吐鲁番，中间大片地域正是不毛之地。正因为如此，所以《周书》、《北史》、《隋书》、《太平寰宇记》等在记述这条路线时都指出“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也就是说行于这条路线的旅行者是不太多的，因此，史籍中很难见到经行此线的人物和事迹。大约在宋代以后，这条路线即完全荒废，而被从敦煌向西北至哈密再西至吐鲁番的“伊吾路”和从安西向西北至哈密再西至吐鲁番的“安西路”所代替。

“伊吾路”和“安西路”是除上述三条路线之外中道的又两条起始路线。由于这两条路线都要先经过哈密再转西到吐鲁番，而哈密又是北道的起始点，所以它们也是北道的起始路线。因此，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情况我们将留在下面叙述北道时再具体说明。不过哈密至吐鲁番的一段路线却属于中道的范畴，故须在此予以述说。这段路线大约在汉代以前即已开通，近年来在哈密、五堡、鄯善、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彩陶的联系性可作旁证。107《后汉书·西域传》“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就是此线，伊吾即今哈密，车师前部即今吐鲁番，唯“北通”应正作“西通”才是，因为吐鲁番是在哈密之西。《新唐书·地理志》四对此线记载较详：“纳职……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纳职，即今哈密西之四堡拉布雀克，赤亭即今鄯善之东的七克台。据此记载，由哈密至吐鲁番又有南北二线，其北线即《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独泉、东华、西华驼泉、神泉、罗护守捉、达匪草堆一线，亦即今天紧靠天山南麓的鸭子泉、梯子泉、一碗泉、车轱辘井、七角井、西盐池之路；其南线即《新唐书》记载的所谓“伊西路”，亦即今天穿越戈壁沙碛的老了墩、三间房、十三间房之路，伊西路即伊州至西州路之简称。此南北二线分途于纳职县而合于赤亭守捉，然后向西同至于鄯善后又分南北二线，北线沿火焰山北麓经今之连木沁、胜金台至达高昌城（今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高昌故城），南线则沿火焰山南麓经今鲁克沁而至高昌城。玄奘西行到伊吾后，“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108，既涉南碛，当行南线，白力城即辟展，今之鄯善。贞观十四年，唐兵伐高昌，行军总管姜行本“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109，而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则是“兵奄至柳谷，进趋田地城……攻拔其城……进逼其都”110，柳谷或即今四堡西北的柳树泉一带，田地城即今鲁克沁。姜行本既“依山造攻具”，当行北线，侯君集既“进趋田地城”，当行南线，是二路大军从南北两线合攻高昌矣。宋时王延德使高昌，“次历伊州……次历纳职城……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用本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次历地名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111，鬼谷口殆即今之三间房一带，此地是有名的大风口，经常有十级以上的大风，今日火车过此，若遇大风，亦须停车，否则便有出轨之险，当地人称此地为黑风口，鬼谷口一词或即与此有关；泽田寺即赤亭，宝庄即辟展，六种即柳中，是延德亦走南线。元时耶律希亮从西域还，“至哈喇火州，宕柳中，经铁堠子，宿伊州”112，哈喇火州即吐鲁番高昌城，铁堠子殆即赤亭，是希亮从高昌至赤亭一段是走南线，而从赤亭至伊州的一段是从南线或北线则不得知。明时陈诚使西域，从哈密“向西行，有古城名腊竺……向西北行，高低沙碛……上坡下坡……入大川……有小山，山下有大泉，山上有土屋一所，地名赤亭……向西行……地名必……向西北行，道北山青红如火焰，名火焰山，道南有沙岗……至鲁陈城……向西行……至火州城……向西北行……至土尔番城”113，腊竺即纳职，必即辟展，鲁陈即鲁克沁，火州即高昌，土尔番即吐鲁番，是陈诚所行是先从北线至鄯善，再从南线至吐鲁番。其他像达摩笈多“渐至高昌……又至伊吾”114、沙哈鲁使团从吐鲁番经哈喇和卓到柯模里城 （即哈密）115、哈智摩哈美德“由哈密至吐鲁番十三日程”116、鄂本笃从吐鲁番经蒲菖 （即鄯善） 至哈密117等皆不能确定是从南线抑或北线。清代时，从哈密至吐鲁番设有驿站，初设于南线，后又改设在北线，《新疆图志·道路志》二云：“南路驿程旧由瞭墩走三间房、十三间房以达齐克腾木，因此路恒有怪风，乃改由一碗泉凡八程而至齐克腾木”，并记载共有头堡、三堡、三道岭、瞭墩、一碗泉、车轱轳、七角井、梧桐窝、惠井子、西盐池、土墩子、齐克腾木、辟展、连木沁、胜金口等十五驿。今天，由哈密至吐鲁番的公路与清时驿路相同，而铁路线则沿南线铺设，但过七克台之北后，又经火焰山北麓而去，与古道已相去较远。

中道的终点是疏勒，而疏勒实际上也是南道的终点，所以前述南道的终结路线之一即疏勒至塔什库尔干之线也必是中道的终结路线，实际上像昙无竭、达摩笈多、慧超、鄂本笃等人都是经由这条路线而来往于中道的。除这条路线外，中道还有一条终结路线，这就是从疏勒西度葱岭至大宛（今费尔干纳）和康居（今撒马尔干）之线，其具体路线是从今喀什向西经栏杆、明尧勒、乌恰、乌鲁克恰提、萨雷塔什，然后向西北经奥希、安集延而至费尔干纳和撒马尔干。《汉书·西域传》“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汉书·西域传》“疏勒国”条“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魏略·西戎传》“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魏书·西域传》“疏勒国”条“西走钹汗国千里”和《隋书·裴矩传》“其中道从……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等，都是这条路线，钹汗即今费尔干纳，苏对沙那即今列宁纳巴特。李广利伐大宛，从中道“平行至宛城”、陈汤伐匈奴郅支单于，分军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118就是经由这条路线。在乌鲁克恰提曾发现大量的波斯银币119，说明隋唐时期此线仍通行不衰。明代时，沙哈鲁使团由喀什噶尔经俺的干而达撒马尔干120、哈智摩哈美德由喀什噶尔至撒马尔汗共行二十日程121也是走这条路线，俺的干即今安集延。清代时，此路犹通，《新疆图志·道路志》四记载：从疏附县“城西六十里木什素鲁克卡，六十里明约路内卡，六十里喀浪圭内卡，五十里安鸠安卡，八十里坎素，逾达坂八十里库什阿依托海，六十里乌胡素鲁克卡，九十里也斯克奇卡，循河西行七十里乌鲁克恰提卡……西北行八十里业干卡，一百里至爱坎什唐木达俄国费尔干省之鄂什县路”即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结束时就是由此线离开中国的。122

（三）北道

这条干线位于天山北麓山前地带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之间，汉时未明，魏晋时始称“北道”，其后名称基本不变。关于这条道路，见于正史的明确记载如下。

《后汉书·西域传》“车师国”条：“后部西通乌孙”。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

《隋书·裴矩传》：“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

《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北道基本上就是今天仍然通行的天山北麓的哈密、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这条公路干线。

这条路线虽然最早见于《后汉书》，但从在巴里坤、木垒、奇台、伊犁等地发现的大约属于汉代以前的一些彩陶和石器的相互联系性123来看，它也与南道和中道一样，在汉代以前即已通行。两汉时，其重要性似不如南、中二道，故文献中记载不多。两汉以后，其重要性不断加强，故《魏略》和《隋书》将其与南、中道并举。唐代时，北庭大都护府设于吉木萨尔，这条路线即与中道一起成为新疆境内最主要的交通路线。由于此线向西可通达碎叶城，故当时又称为“碎叶路”，《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沙钵镇在府西五十里，当碎叶路”，“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即是。庭州即今吉木隆尔，沙钵镇大约在今双岱河子，俱六镇可能在今米泉附近。唐以后，此路一直繁荣不衰。元时耶律希亮避难西域时经行此线：“涉雪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124，昌八里即今昌吉，马纳思河今仍其名，叶密里即今额敏。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从中国回归时，曾经别失八里、阿儿里黑、曲鲁格、英格黑、彰八里、古塔巴、仰吉八里、额果波鲁、丁柯八里等地而至亦刺八里125，亦即此线。别失八里即今吉木萨尔，阿儿里黑似即唐地志所记耶勒城，约为今之阜康，曲鲁格似即唐地志所记俱六城，约在今米泉，英格里或即轮台，其地为今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古城126，彰八里即昌八里，古塔巴即今呼图壁，仰吉八里即今玛纳斯，额果波鲁或即今乌苏一带，丁柯八里即今精河，亦刺八里即今伊犁。长春真人去中亚谒见成吉思汗，经“鳖思马大城……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127，亦是此线。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昌八里。阿里马城为今何地，诸说不一128，综观元代的有关纪行 （参见下文） 及近年来在伊犁霍城县附近出土的元代遗物129，其遗址或当今霍城县西北的破城子。明时，太祖遣官送蓝玉征西域时俘获之萨马尔罕商人还国，“道经别失八里”130，亦行此线。清时，沿此线设有驿站，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五、六载，从哈密越天山向西直至伊犁共设有南山口、松树塘、 奎苏、巴里坤、苏吉、下肋巴泉、乌兔水、芨芨台、头水、乌浪乌苏、阿克塔斯、木垒河、屏营、奇台、保会、三台、柏杨、康乐、黑沟、巩宁、宁边、景化、乐土、靖远、乌兰乌苏、安集海、奎屯、库尔哈喇乌苏、布尔噶齐、墩木达、固尔图、托多克、沙泉、精河、托里、托霍穆图、瑚素图布拉克、鄂勒著依图博木、鄂博勒齐尔、沙喇布拉克、绥定等四十一驿。今天，天山之北的公路干线基本上就是这条古道的继续。

北道的起点是哈密，在哈密东南有两条起始路线，从哈密向西北至吉木萨尔又有两条路线，兹分述之。

哈密东南两条路线中的第一条是从敦煌向西北至哈密。在南北朝以前，当玉门关还在敦煌西北之时，这条路线应是从玉门关出发向哈密，《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自敦煌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当即此线。“涉鄯善”往往被误解为经鄯善，如丁谦就说：“考《后汉书》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伊吾即今哈密，知前时赴伊吾，必经鄯善，再北越白龙堆戈壁而始至”131。如此解释，于理难通，当时鄯善在敦煌西南约一千多里，伊吾在敦煌西北约六百多里，若从敦煌先至鄯善，然后再从鄯善折向东北至伊吾，行程达两千多里，且要经过艰苦难行的罗布泊洼地，较之从玉门关直向西北至伊吾，实在是舍近求远，弃易从难。所以，“涉鄯善”只能理解为涉入鄯善之境地，而并非经过其都城。实际上，当时敦煌以西、伊吾之南均属鄯善之地，从玉门关至伊吾，经其地而过，正当其实。这条路线早在西汉时即已通行，戊己校尉徐普欲开的“新道”的一部分即是此线（见下文）。东汉时，“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窦宪“因遣副校尉阎槃将两千骑掩击伊吾”，“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132，大概均是经由此线。南北朝以后，玉门关东移至今安西境内133，于是这条路线不再自玉门关始，而稍东移至今之敦煌，并且称为“伊吾路”（前面叙述中道的第三条起始路线即“大海道”和“柳中路”时已涉及）。“伊吾路”的名称一方面说明它与“大海道”或“柳中路”不同，另一方面则指明它就是从敦煌至达伊吾的道路。唐宋时这条路线又称为“矟竿道”。《沙州图经》“新井驿”下云：“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矟竿道停”，“双泉驿”下亦云：“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伊州”条曰：“正北微东取稍竿馆路至沙州七百里”，稍竿馆路即矟竿道，当以道经矟竿馆而得名。查敦煌所出唐光启元年所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有云：“伊吾县……戍三：□亭、赤崖、矟竿”， 矟竿戍当即梢竿馆，是矟竿地在伊吾县境。因此，矟竿道就是从沙州向西北至伊吾之道。据此，《太平寰宇记》所云“正北微东”应当正为“正南微东”才是。《元和郡县志》卷四十“沙州”条“北至伊州七百里”和“伊州”条“正南微东至沙州七百里”亦即这条路线。伯三七一四号敦煌文书背面所记唐总章三年从沙州派差传马驴“送帛练往伊州”、“给使人杨玄往伊州”、“送殷大夫往伊州”、“送铁器往伊州”134，宋时继业去西域，历“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135，元时耶律希亮走西域，“抵沙州北川，公与昆仲等雪中徒步负任，不火食者数日，数濒于死，次伊州”136，都是此线通行之例证，伊吴即伊吾。明清时，此道犹存，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七引明代无名氏《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记路程有云“沙州西三百里为哈密城”137即是此路，唯“沙州西”应正为“沙州西北”，而“三百里”之数显然过短。《西域图志》卷八“疆域”—“青墩峡，地以峡名，在黄墩堡西北一百五十里西北山中，为敦煌县北境，入峡口西北行，经博罗特口、大泉、酤水、红柳峡、哈什布拉克、柳树泉，五百三十五里至哈密”和《肃州新志》沙州“外境西北二百二十里至博罗砖井，又一百五十里至博洛兔肯，又八十里至呵呵砌，又一百五十里至苦水，又六十里至哈受布剌吉墩，去哈密仅一百余里。其间六百余里多系戈必，并无夷人住牧，亦无行人往来，系通哈密要路”，是对这条路线的详细记载。又《西域图志》卷九“疆域”二云：“自安西镇抵哈密分二道，一由安西镇为东道，一由沙州为西道。后因安西镇为往来总汇，始专行东道，即今由得胜墩经格子烟墩至哈密之路。乾隆二十七年，移设安西府于敦煌，专行沙州之西道。三十二年，仍改由东道云”，是当时此道与“安西道”相对而称为西道。与今地比附，这条路线大致是从敦煌向北过疏勒河，越白峡尼山，然后再向西北与今之铁路线相并而直至哈密。

哈密东南两条路线中的第二条是从安西（古称瓜州）向西北至哈密，即所谓“安西道”。这条路线在汉魏时未见记载，可能当时尚未开通，或许其开通时间与玉门关的东移相一致。南北朝时，此路渐开，以后愈来愈繁荣重要。《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记云“初，唐契自晋昌奔伊吾”，晋昌即今安西，从晋昌直奔伊吾，中间不经沙州，其所行当即此线。隋时，达摩笈多从高昌“又至伊吾，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路纯沙碛，水草俱乏……越山求水，冀以存济……寻还本途，四顾茫茫，方道迷失，踟蹰进退，乃任前行，遂达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138，从伊吾达瓜州，其间未及沙州，当亦为此线。薛世雄“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139。此处之玉门，即东移后的玉门，由此度碛直趋伊吾，是世雄大军亦行此道。唐时，此路曾称为“第五道”，并设置驿站。《沙州图经》“新井驿”下云：“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矟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双泉驿”下亦云：“仪凤三年闰十月，奉敕移矟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新井驿”下又云：“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按《沙州图经》所记共残存八驿，即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和赤崖驿，据其所志方位和道里，系由瓜州向西北顺序排成一线，其中前四驿属“瓜州常乐县界”，而由“沙州百姓越界供奉”或“越界捉”，第五驿、冷泉驿和胡桐驿未明属界，但也由“沙州百姓越界捉”，最后一驿即赤崖驿则属“伊州柔远县界”。如是，则《沙州图经》所残缺的两驿应在赤崖驿之西北，必亦在伊州境内，很可能就是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所记“伊吾县……戍三：□亭、赤崖、矟竿”中的□亭和矟竿。因此，“第五道”就是由瓜州向西北至伊吾之道，其名称可能是因为道经第五驿而得之。这条路线又因通过莫贺延碛（安西与哈密之间的大戈壁）而称之为“莫贺碛路”或“碛路”，《元和郡县志》卷四十“伊州”条“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九百里”和《旧唐书·西戎传》“高昌”条“文泰谓所亲曰：……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即是。玄奘就是循这条路线而至达伊吾：“遂至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140，其中的第五烽或即《沙州图经》中的第五驿。《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瓜州”条的“西北至伊州九十里”亦即此道，“九十”当为“九百”之误。明时，沙哈鲁使团从哈密经沙漠直至肃州141、哈智摩哈美德“从肃州至哈密十五日程”142、鄂本笃从哈密行九日至嘉峪关143，均似经行此线；陈诚出使西域，从卜隆吉向西北经斡鲁海牙、可敦卜剌、大烟墩等地而至哈密144，卜隆吉即今安西附近，大烟墩即今烟墩，斡鲁海牙和可敦卜剌不可考，从其所行方向看，当亦是此线。清时，这条路线与上述第一条路线相对而称为东道，已见前引《西域图志》卷九“疆域”二，同时沿线设有驿站，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五载，从安西至哈密共设有白墩子、红柳园、大泉、马莲井子、星星峡、沙泉子、苦水、格子烟墩、长流水、黄芦岗等十驿。今天，由安西至哈密的公路线基本上仍然是这条路线。

由哈密向西北至吉木萨尔的第一条路线是从哈密向北越天山后，再向西经巴里坤、木垒而达吉木萨尔。东汉时，窦固和耿忠出击匈奴，“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145，匈奴呼衍王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146，来往大军均经行此线，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伊吾卢城和伊吾屯城均为今之哈密。窦固与耿秉“复出白山击车师，车师有后王、前王……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乃上马，引兵北入，众军不得已，遂进……后王安德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147。白山即天山，车师后王居吉木萨尔，前王在吐鲁番，耿秉当时是从伊吾出兵，不取先王，而“引兵北入”，先服后王，显然也是走这条路线。在巴里坤发现的《裴岑纪功碑》148和《任尚碑》149以及至今还存留在哈密至巴里坤的必经之地南山口附近崖壁上的《沙南侯碑》150等都是这条路线在东汉时通行的实物见证。《隋书·裴矩传》“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伊州”条“西北至时罗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连大碛，入歌罗禄住处”，是关于这条路线的较明确记载。铁勒部，据《隋书·北狄传》“铁勒”条载，“其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洛职、乙咥、苏婆、那曷、乌灌、纥骨、也咥、于泥灌等”，是天山之北的木垒、吉木萨尔等地均在铁勒部范围之内；时罗漫山即天山，山北大川即巴里坤湖，大碛即巴里坤西北、奇台之北的沙漠戈壁；歌罗禄，据《新唐书·回鹘传》下云“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是吉木萨尔一带亦在其范围之内。元时，耶律希亮“次伊州……十月，涉雪逾天山……十二月，卧疾北庭都护府民家”151，亦行此线。清时，这条路线变为主要交通大道，据前引《新疆图志·道路志》五、六，从哈密经巴里坤至吉木萨尔共设有十五个驿站。今天，此路仍然通行。岑仲勉认为这条路线“古代曾否通行，今无可考”152，又说“哈密西北至巴里坤之路，疑元初始渐通行，其非汉代熟途，可断言矣”153，似可商榷。

由哈密向西北至吉木萨尔的第二条路线是从哈密西行至七角井，再转西北越天山与第一条路线合而至吉木萨尔。《新唐书·地理志》四所记“纳职……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即是此线。其中纳职至罗护守捉一段是哈密至吐鲁番路线中北线之一段，前已述及，而罗护守捉至北庭都护府的一段则诸说不一。陶保廉疑罗护守捉为今之三间房，赤谷为今之西盐池，故说此路即是西盐池西北的歧路“八十里高泉，逾天山六十里莫家地沟入奇台境”154；岑仲勉同意陶氏“西盐池西北歧路”之说，但认为罗护守捉是今西盐池，乏驴岭在察罕托罗海一带155；冯承钧则认为“罗护守捉今七角井，七角疑为赤谷之转”，但未详说156。考诸道里和形势，以七角井当罗护守捉为是。按唐地志记载，罗护守捉位于伊州至西州道路中的北线上，由其“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今七角井正位于北线上，西南至七克台约二百里，与志记的方位道里正合。西盐池虽也位于北线上，但其西南至七克台仅约一百里，与志记里数不合，如若比作达匪草堆，或较合适。三间房虽然西距七克台约二百二十里，与志记里数相差不多，但它位于南线上，与志记方位不合。又据唐地志载，从纳职县至赤亭守捉是五百八十里，但未言伊州至纳职的里数，而此五百八十里数与今日哈密至七克台约六百里数基本一致，故唐地志所记的纳职至赤亭守捉的距离实际上就是伊州至赤亭的距离。同样，志记从纳职至罗护守捉的三百九十里也就是伊州至罗护守捉的距离，而今哈密至七角井恰三百九十里左右，二者相合。相反，西盐池距哈密约五百里，多于志记里数，三间房距哈密约三百三十里，少于志记里数，均不合。因此，罗护守捉必为今之七角井，而非西盐池或三间房。笔者曾从七角井越山至北庭，据实地观察，从七角井向西北行，即登天山南麓山坡，此坡度不大，但却漫长乏人，乏驴岭或指此而言；坡尽入天山山谷，谷峡且长，光秃不毛，赤谷或即此地；出谷即为天山北坡，一路直下，向西直达吉木萨尔。长泉、龙泉盖即沿途所经的三个泉和一碗泉，独山守捉应即海屯和成吉思汗曾经经过的独山城（见下文），地当今之奇台；蒲类与木垒音近相转，当为今之木垒，疑唐地志将独山守捉与蒲类二地次序误倒。这条路线并非始自唐代，早在汉代时即已开通。《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国”条所记载的“新道”即是：“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已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之半，避白龙堆之阸。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柱置，心不便也”。关于此新道，诸说纷繁。徐松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今哈密至吐鲁番，经十三间房风戈壁，即龙堆北边也，新道避之，又省道里之半”157。按小南路，据林则徐《荷戈纪程》“别有小南路一条，亦通古城、乌鲁木齐，其路较近，由哈密西南二百八十里之瞭墩分途往北，既避北路达般之雪，又避南路十三间房之风，行人无不乐由”，倭仁《莎车行记》“初五日瞭墩宿戈壁住一日，初六日夜行百二十里至芨芨草子，入巴里坤界，此为小南路，既避十三间房之风，又免橙漕沟之险”，当为今从瞭墩向西北越天山至木垒、奇台之路。是徐松认为这条新道就是从吉木萨尔向东经七角井、哈密而至敦煌玉门关。陶保廉曰：“汉元始中，车师后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所云出五船北者，盖从火州北行至胜金口，又北入穆图拉克之沟，过可洛达坂，即通济木萨，古北庭也；所云通玉门关者，由火州东南度碛也”158，认为此道是由吉木萨尔向南经胜金口到吐鲁番，再由吐鲁番向东南至玉门关。丁谦曰：“安西驿路即元始中所议未开成之五船新道”159，认为此道即是从安西至哈密之道，但如何通往吉木萨尔却未言及。冯承钧曰：“《沙州图经》残卷，高昌国通道中有大海道……徐普所欲通者或即此道”，并认为此道“与天山北之车师后国毫无关系”160。岑仲勉曰：“徐普欲开之道，乃敦煌西北至伊吾之道”，认为此道是从玉门关至伊吾，再向西至高昌，然后由高昌北至车师后国161。上述诸说，唯徐松所述较为可取。但包括徐氏在内，诸家都将此道与《魏略》之新道混为一谈。诚然，这两条路线都称为“新道”，也都是出五船北，避白龙堆，但是它们的具体路线并不相同。《魏略》之新道，前已言之，它是从吐鲁番向东南直至玉门关；而车师后国的新道则是从吉木萨尔向东南经哈密至玉门关。新道显然是相对旧道而言，旧道即前文已述中道的第二条起始路线，亦即从敦煌玉门关西至楼兰古城，再北至吐鲁番，然后又北越天山到吉木萨尔（关于吐鲁番至吉木萨尔的路线见下文）。据计算，旧道行程八百多公里，新道行程仅六百多公里，故新道是“往来差近”，“省道里半”。若按岑氏将新道指为敦煌—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则其行程至少也有八百公里，何言“往来差近” 和“省道里半”？若按丁氏将新道指为安西驿路，则不通过玉门关，此与“通玉门关”记载不合。又该新道行经车师后部之地，故需由车师后王国负担沿途供应，所以车师后王姑句才“以道当为柱置，心不便也”。柱置者，设驿支供之意也，犹如《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言楼兰国“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也。若按陶氏和冯氏将此新道指为由吐鲁番向东南直至玉门关，则其所经为车师前国地，理应由车师前国负担供应，与后国无涉，“姑句以道当为柱置，心不便也”之语岂不无的放矢？ 若像冯氏所言，此新道本来就是在车师前国境内，那么它既省近，又可“避白龙堆之阸”， 有何“心不便”呢？ 如果怕负担供给，原来的旧道不同样要负担吗162？何况“改前国为后国”说亦无确据。总之，车师后王国之新道就是由吉木萨尔向东南经七角井、哈密至敦煌之道，行此道，既较旧道省近，又可免行白龙堆，故徐普方欲开之。从七角井向西北至吉木萨尔一段路线在清代时已成为主要路线，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一载，从七角井向西北九十里设有头水驿，然后即接于巴里坤至吉木萨尔大道。今天，此线仍为比较主要的道路。

关于北道的终结路线，在伊犁之东即从今精河至伊犁有两条路线，在伊犁之西这两条路线先合为一条，越伊犁河后又分两路而至楚河流域。

从精河至伊犁的第一条路线是从今精河西之沙山子向西南沿阿恰勒河入婆罗科努山和科古琴山之间的山峡，然后折西行，沿吉尔格浪河西南至伊宁市，再西至霍城西与第二条路线合。《后汉书·西域传》“后部西通乌孙”和《魏略·西戎传》“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大概就是通过这条路线，乌孙即伊犁地区。《新唐书·地理志》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密城”亦即这条路线。石漆河即今精河，车岭即今婆罗科努山，弓月城可能为今伊宁市东北的吐鲁番圩孜古城163，思浑川约为伊宁市附近的哈什河，蛰失密城无考，或即今霍城县之北的破城子、元时的阿里马里城。这条路线在元代时似不如下述第二条路线重要，但直到明清时仍然通行。陈诚出使西域时，从吐鲁番崖儿城（今交河故城）起分为南北两路西进，大约到今伊宁市附近两路相会，其北路人马即经过这条路线。164《新疆图志·道路志》二载：精河厅“城西南一百二十里登努勒台，自此入山峡，经博罗布尔噶苏山，折东南出峡达宁远北境”，“登努勒台山峡东西长二百余里，为伊犁东境要隘。乾隆二十七年，伊犁办事大臣阿桂疏言，前者臣等奏明，今秋添设额林哈毕尔噶路军台，自精河、博罗布尔噶尔苏、登努勒台一带至伊犁安设”，即是此路。今天，此路犹通。

从精河至伊犁的第二条路线是从精河向西经赛里木湖，出果子沟，至霍城西而与上述第一条路线合。这条路线在元代以前未见记载，似从元代起始成为主要交通路线，此后一直通行不衰，今天已成为天山北麓通往伊犁的唯一一条主要公路。元代时，一些著名人物来往都是经由这条路线。例如海屯从中国返回时，由精河经乳海而至阿罗里165，乳海即今赛里木湖，阿罗里即阿里马里。长春真人去中亚时从昌八剌城西行约十五程后，又“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薄暮宿峡中……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166；从中亚返回时，“至阿里马城之东园……晚抵阴山前宿。又明日，复度四十八桥，缘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东北过阴山”167。天池即赛里木湖，峡即今果子沟，四十八桥即成吉思汗之二太子察合台在果子沟中所修的栈道，阴山即指天山。耶律楚材西游中亚，从不剌城南行，“南有阴山……其山之顶有圆池，周围七八十里许。既过圆池，南下皆林檎木，树阴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168。不剌城即今博乐，圆池即赛里木湖，其南的“树阴蓊翳，不露日色” 即果子沟。常德西使波斯，“过孛罗城……城北有海……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耳忏察……关经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169。孛罗城即今博乐，“城北有海”即赛里木湖170，铁木耳忏察关即果子沟。清时，此路设有驿站，据前引《新疆图志·道路志》五、六，从精河经赛里木湖至伊犁共有八个驿站。

上述两条路线在霍城县西北的阿里马里城合为一路，向西约行至潘菲洛夫后再向西南渡伊犁河，然后又分为两路而至达楚河流域乃至中亚各地。其中一路大约经今查林、克金，沿阿拉套山南麓和伊塞克湖北岸而至楚河流域。《新唐书·地理志》四“蛰失迷城，渡伊犁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似即此线。碎叶城即今楚河流域托克玛克以南八至十公里的阿克·贝西姆遗址。171明陈诚使西域，“十九日……于阿力马力口子出……二十八日……地名阔脱秃……二十九日……向西入山……六月初一日……向西行平川……道北山甚高……初四日，明起向西行，平川地有一海子，南北约百里，东西一望不尽，名亦息渴儿……初五日晴，明起向西行，沿海岸约行五十里……初六日晴，明起向西行，沿海岸约行七十里”172，亦即此线。阿力马力口子即果子沟口，阔脱金殆即今克金，“道北山” 即指阿拉套山，亦息渴儿即伊塞克湖。清代时从伊犁至喀什也是先经行此线到伊塞克湖，然后再向南至达喀什，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五所记“伊犁领队每岁一人送换防兵于喀什噶尔仍由兹路”即此。另一路则不经伊塞克湖而是沿阿拉套山北麓经契列克、阿拉木图至楚河流域。元代诸旅行家的记行均未提及很有特色的伊塞克湖，说明他们都是经由此线。例如海屯经阿里马力，渡亦剌速，越托罗斯山之分支而至答剌速173，亦剌速即伊犁河，托罗斯山盖即阿拉套山，答剌速即今塔拉斯。长春真人去中亚时，从阿里马城“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辇……十有六日，西南过板桥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174；从中亚返回时，由“吹没辇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马城西百余里，济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马城之东国”175。答剌速没辇即塔拉斯河，但此处的答剌速没辇实为伊犁河之误写，前人已有指正176，“过板桥渡河”，从行程推算应是渡楚河，大石林牙即西辽都城虎思窝耳朵，亦称八剌沙衮，其故址为今托克玛克以南十五至十六公里的布拉纳遗址177，吹没辇即楚河。耶律楚材至阿里马城后，“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思窝鲁朵，即西辽之都”178，亦列即伊犁河。上述两条路线今均在苏联境内，仍然通行。

（四）大北道

这条路线位于新疆的最北端，东与漠北蒙古草原大道相接。它被正式辟为交通要道，大约与蒙古军队西征中亚有关。“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179，即指此。三太子即成吉思汗之第三子窝阔台。不过，在蒙古之前，它也可能已经通行，因为有许多民族的迁徙往来似乎都经过这里，只是缺乏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罢了。从蒙元时期的一些记载可以得知，这条路线从今蒙古西部的科布多向西南进入阿勒泰地区后，又分为两路，一东一西，分别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南下而与前述的北道相接。

东路大约是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南下，即从今富蕴、二台、将军庙、奇台而至吉木萨尔。长春真人来去中亚均行此道，去时，“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南出山前，临河止泊……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当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间，得达彼城矣……翌日，过沙陀……抵阴山后，回纥郊迎……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西即鳖思马大城”180；回时，“东北过阴山后，行二日方按原历金山南大河驿路。复经金山东南，北并山行”181。金山即阿尔泰山，所渡之河当为乌伦古河，大沙陀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回纥城盖即今之奇台，鳖思马大城即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海屯也曾经行此线，他从蒙古进入新疆后，“抵达胡木升吉尔，然后到达别尔巴里，又至别失八里”182。胡木升吉尔无确考，大约在乌伦古河上游一带；别尔八里即独城之意，应是《新唐书·地理志》中独山守捉之遗名，地当今之奇台。成吉思汗亲征中亚，往返均经驻于也儿的失河即今之额尔齐斯河183，而据《元史·哈喇亦哈赤北鲁传》云，子亦朵失野纳从帝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 对曰：独山城”，此独山城即上述之独城，是成吉思汗亦经行此道。耶律楚材西游，过金山后的一段路线虽不太明确，但他是扈从成吉思汗西行，故亦必与成吉思汗同行此道。清代时，沿此线设有驿站和军台，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一记载，从奇台向北至科布多共设有北道桥驿、黄草湖驿、元湖驿、鄂伦不拉克台、锡伯图台、布敦哈喇腰站、察罕尔通古台、沙斯海台、玉音齐台、达布苏图台、博多浑台、苏吉台等十二个驿站和军台，但从鄂伦不拉克台以北的诸台站均较元时路线偏东了许多。

西路大约是先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缘西进，即溯乌伦古河西上至布伦托海，再西经今和布克赛尔、额敏，再向西南至博乐而与去伊犁的北道相接。常德西使即行此线：“行三百里，地渐下。有河阔数里，曰昏木辇，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北相直……河西潴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多鱼，可食……行渐西，有城曰业瞒。又西南行，过孛罗城”184。昏木辇即额尔齐斯河，龙骨河即乌伦古河，乞则里八寺即乌龙骨河潴成之布伦托海，业瞒当为今之额敏。郭德海从柘柏西征，“渡乞则里八海”185，即常德经过的乞则里八寺，是柘柏和郭德海大军似亦经行此道。清时，此道仍通，据宣统元年《新疆全省舆地图》图一和图三，从乌伦古河上游开始，向西经额敏再西南至博乐，沿途主要设有和硕一台、和硕二台、土尔扈特一台、土尔扈特二台、乌里雅苏台、厄依尔克台、布尔噶济台、布克呢克台、西伯图台、德克板津台、鄂伦布拉克台、布呼图台、乌鲁布拉克台、巴音鄂博图台、鄂博图台、哈拉戛图河阿台、乌兰朗吉尔台、乌兰哈达台、台敏、固尔图、老风口、土布林布拉克、乌兰董台、科别台、乌宗布拉克台、和佳恺额等军台和驿站。

除上述两条路线外，清代时于塔城和阿勒泰地区又开设了两条道路。其中一条是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向东南至库尔哈喇乌苏（今乌苏），沿途共设有定远、二道桥、平安、托里、雅玛、昆都、庙尔、什纳、鄂伦布拉克、小草湖、沙喇乌苏、库尔河等十二个驿站。186另一条是从承化寺（今阿勒泰）向西南经布伦托海至绥来（今玛纳斯），沿途共设有喀拉通古、沙拉呼逊、穆呼尔岱、喀拉托罗盖、乌图布拉克、布林、合斯托罗盖、库克申仓、乌纳木、黄羊泉、唐朝渠、三岔口、小拐、新渠、沙门、撞田等十六个驿站。187今天，这两条路线已成为北疆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

二、主要交通支线

上面叙述的几条主要干线是新疆古代交通的大动脉。在这些干线之间，还有许多支线，犹如细小的血管一般将它们连接了起来，正如《隋书·裴矩传》所云：“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现将见于文献记载并具有较重要意义者分述如下。

（一）南道往南的支线

在南道上，往南有两条较重要的支线，一条是于阗—罽宾线，另一条是皮山—罽宾线。

关于于阗—罽宾路线，文献中虽未见直接明确的记载，但从有关记录分析，它是古代从南道去印度的一条捷径。《法显传》载：法显等人在于阗国观行像盛仪以后，“僧韶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法显等进向子合国”，这说明僧韶与法显是从于阗起分别沿不同的路线前进的。法显所行之路，已如前述是西经莎车上葱岭再南行至罽宾。僧韶所行，既与法显不同道，又是从于阗“向罽宾”，显然是沿这条捷径而去，他所跟随的胡道人当是明晓这条路线的行者。北朝时，慕利延从吐谷浑“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188，从于阗南征罽宾，也应是走这条路线。《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条云：“昔者，此国佛法未备，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国王“既嗣位已，威慑遐迩，遂逾雪山，伐迦湿弥罗国。迦湿弥罗国王整集戎马，欲御边寇”。这种相互往来的情况也说明了这条路线的存在，瞿萨旦那即今和阗，迦湿弥罗即罽宾亦即印度克什米尔，“逾雪山”当是翻越今和阗与克什米尔之间的昆仑山脉。清代时，此线犹通，据宣统元年《新疆全省舆地图》图五十五，从和阗沿喀拉喀什河逆上至苏盖特后，再向南经古鲁巴露、康西伯、松各下、阿不多兰干、阿拉克巴什、他勒巴什、克子布拉克、克奇克库里、苏格特、昌器利满达坂，出国界往西即达克什米尔地区。对照今地，这条路线当是从和阗向西南沿喀拉喀什河经普萨、康西瓦、克什尔村、迪拉村、萨木崇岭、科塔村、越空格山口而至克什米尔。有人认为，慕利延自于阗南征罽宾是经蒲犁、兴都库什山之道189，显然是忽视了这条路线的存在。

关于皮山—罽宾路线，《汉书·西域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皮山国……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今县度之阨，非罽宾所能越也……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侯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经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阨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后汉书·西域传》亦记曰：“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县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这条路线大约是从今皮山向西南经克里央、苏盖提，再向南越喀喇昆仑山口而至克什米尔，沿途均行于高峻艰险的昆仑山中，杜钦所说的“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当是经行此路的高山反应。这条路线虽然非常艰险，且有盗寇骚扰，但在汉代时商旅往来还是不断的。汉代以后，这条路线情况如何，未见史载。清代时，此线仍然通行，《新疆图志·道路志》四云：“素盖堤卡为皮山东南门户，凡赴条拜提贸易、赴麦加朝山之缠民暨英俄游历之士，冬春通克里扬达坂，出入克里扬卡，夏秋通桑株达坂，出入桑株卡，而素盖堤则为两路总汇之区，亦南疆一大关隘也”。同时还记载了具体路线：“皮山县……城南九十里合什塔，三十里司马晒，二十里克里阳卡，八十里阿克受，五十里拉木笼，五十里居什肯，折东南绕西上达坂，南行下达坂，约百里抵土古里克，折东南四十里波思塘，四十里阿瓦未克，折西南四十里托里苏，十里赛的拉合浑，三十里素盖堤，一百二十里素盖堤达坂，一百二十里奇里布，六十里阿哈塔黑，折南行十五里密里克下，三十里特哇孜色立克，五十里哇普知里皆，五十里巴阳斯，折西南六十里哈拉合拉木达坂，与条拜提交界”，“又城东九十里木吉驿，折南行九十里桑株庄，五十里克伯孜，六十里阿卡孜，三十里桑株达坂，折西南三十里过达坂，抵塔乌孜卡，四十里而立尼则合浑，三十里瓦未克，四十里托克苏，三十里素盖堤，与前路合”。由此可知，这条路线在素盖堤以北有两条路线，冬夏易行，至素盖堤之南合为一路。

（二）南道与中道之间的支线

南道与中道之间横亘着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其间仍有路线可以相通，主要有下述四条。

第一条是鄯善—焉耆路线，即由今若羌向西北沿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经阿拉干、铁干里克、尉犁而至焉耆。《后汉书·班勇传》云：“勇上请攻元孟，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班勇既从南道至焉耆，显然是先行军至若羌后再沿此线而进。魏晋时，这条路线比较繁荣，来往不乏其人。例如法显“至鄯善国……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190，乌夷即焉耆。智猛“出自阳关……遂历鄯善、龟兹”191，其间虽然未言及焉耆，但从鄯善至龟兹，必经焉耆，故智猛也是经由这条路线。昙无谶从罽宾来中国，“乃东适龟兹，顿之，复进到姑藏”192，据《魏书·沮渠蒙逊传》，“昙无谶东入鄯善……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是昙无谶曾从龟兹至鄯善，所行路线与智猛相同而方向相反。沮渠无讳从鄯善进据高昌，也是先经过这条路线到焉耆，再从焉耆至高昌：“无讳遂渡流沙……据鄯善……留安周住鄯善，从鄯善东北趣高昌”193。清代时，在这条路线上设有驿站，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三，从若羌至焉耆共设有罗布、和罕、托和莽、阿拉干、哈喇台、都拉里、合什墩、古斯拉克、乌鲁可力、英格可里、河拉、英气盖、克宜尔、库尔勒、紫泥泉等十五个驿站。今天，此路仍是一条主要道路。

第二条是焉耆—和阗路线，即由今焉耆向西南横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直插和阗。这条路线穿行于沙海之中，艰辛异常，行者甚少，似乎只有法显和继业二人经行过。法显到焉耆国后，由于其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所以“直进西南……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194。由焉耆向西南直至于阗，其间未记他国，当是此线。宋时继业去印度，所行路线是“高昌、焉耆、于阗、疏勒”195，在焉耆与于阗之间未见他国，说明他也是从这条路线由焉耆直接到和阗的。近现代，未见有行此路线者，当已淹没断绝。

第三条是库车—和阗路线，这是一条从北向南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路线，其具体路线应是从库车向西南至沙雅过塔里木河后，再向南循克里雅河而至和阗。《魏书》、《北史》和《隋书》的《西域传》“龟兹”条“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安西大都护府”条“南至于阗二千里”等都是关于此道的简略记载。智猛和宋时僧人行勤去印度，均历“龟兹、于阗”196，当行此道。清代时，此路仍通，《新疆图志·道路志》三记云：库车“城西南六十里过渭干河，三十里托克苏，又经沙雅尔暨阿克苏草湖，以达和阗，计马行十二程”。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沿这条路线进行过考察。197今天，此线仍有少数乡民往来，但已濒于荒断矣。

第四条是阿克苏—和阗路线，这是与上一条路线大致平行的又一条纵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路线，其具体路线当是从今阿克苏微向东南行，渡塔里木河后，再循和阗河而至和阗。《汉书·西域传》“姑墨国”条所记“姑墨国……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即为此线，姑墨即今阿克苏。《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安西大都护府”条“又从拨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东南经昆岗、三义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阗大城，约千余里”亦即此线。拨换即今阿克苏，赤河即今塔里木河，思浑河即今阿克苏河，昆岗无考，神山当为今和阗河中段左岸的麻扎塔格山，其山顶上有古堡，发现有乾元通宝及汉文、梵文、古藏文文书和铭刻等唐代遗物198；睢阳、咸泊、疏树、三义等亦难明指，但均应在和阗河上游玉龙喀什河沿岸。唐时悟空从印度返国时，“次至于阗……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199，即历此线，钵浣、怖汗均为拨换之转音。清代时，此路仍通，《新疆图志·道路志》三所记由温宿东至哈喇玉尔衮后，“分道南行，六马程达和阗境”即是。日本渡边哲信和英国斯坦因都曾经行过这条路线200，黄文弼也经过此线201。今天，此道作为民间往来经道仍然继续通行。

（三）中道与北道之间的支线

中道与北道之间横亘着天山山脉，但其间亦有许多支线相连通，主要有下列诸道。

（1）《西州图经》所记各线。敦煌所出唐代《西州图经》残卷共记载有十一条道路，其中有七条明确是由中道翻天山而通往北道的，兹转录如下。

花谷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按“中”当为“谷”之误），向庭州，丰水草，通人马。

移摩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四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

萨捍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萨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

突波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

乌骨道，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崄石鹿，唯通人径，马行多损。

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

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

上述诸道中，他地道比较清楚，即《新唐书·地理志》四中所记载的交河至北庭之道：“交河……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元和郡县志》卷四十“西州”条“北自金娑岭至北庭都护府五百里”、“庭州”条“东至西州五百里”（按“东”当为“南”之误）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西州”条“北至北庭都护府四百五十里”、“庭州”条“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均即此线。其具体路线当是从今吐鲁番西北的交河故城向西北溯大河沿河逆上，途经红柳河、三岔口，入天山山谷，越天山大坂，过泉子街而至吉木萨尔。龙泉馆可能在三岔口一带，金沙岭、金娑岭即天山大坂，柳谷可能指天山大坂南北两坡之狭长山谷，石会汉戍或即泉子街。唐宋时，这条路线是联系西州和北庭的交通要道，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来往于西州和北庭两地间的长行马的文书即反映了此道的繁盛情况，文书中所见的酸枣戍、柳谷镇202等地名可能就在今之红柳河、三岔口一带。王延德从高昌去北庭见回鹘王时即走这条路线：“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砦，又五日上金岭……度岭一日，至北庭”203。金岭即唐地志中的金沙岭，汉家砦或与唐时之龙泉馆和柳谷镇位置相当。这条路线早在汉代时即已通行，《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即是，高昌壁即今吐鲁番，金满城即今吉木萨尔，当时车师前、后部之间实以此道为主要来往路线。今天，它仍然是吐鲁番与吉木萨尔之间的捷径，民间往来不断。笔者曾亲历过从北庭古城经泉子街至天山大坂北坡山谷的一段路线，从泉子街入天山后，随着山势的不断升高，道路逐渐变成羊肠小道，顽石累累，曲折盘旋，仅容人马通过，此正与《西州图经》所云“唯通人马”相合。陶保廉认为唐地志所载交河至北庭之路和王延德所行之道是“白杨河东北经四道桥之路”204，按白杨河位于交河故城西北至乌鲁木齐之途中，若由交河先向西北至白杨河，再从白杨河折北或东北越天山而达吉木萨尔，既嫌迂回过甚，方向也与史载相悖。

白水涧道是由交河县向西北至处月以西之道。处月之所在，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和同书《突厥传》下“永徽四年，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当在金满、轮台一带，亦即今天山之北的吉木萨尔和乌鲁木齐一带。因此，这条路线应是从吐鲁番西北的交河故城向西北越天山而至乌鲁木齐之道，揆之今日地形，非吐鲁番、白杨河、达坂城、柴窝堡、乌鲁木齐大道莫能当之。今白杨河与达坂城之间的天山山谷中有一水名白杨河，与公路相伴从西北流向东南，白水涧道或即因此而名。杜佑《通典·州郡》四“交河郡”条“西北到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西州”条“西北至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即为此线。清代时，沿此线设有驿站和军台，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五记载从吐鲁番至乌鲁木齐共设有根特克、哈必尔罕布拉克、白杨河、达坂城、柴俄堡等五站。今天，这条路线已成为沟通天山南北的主要交通干线。岑仲勉认为此道“应即吐鲁番、焉耆界山阿拉癸之通路，直出空格斯河”205，也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托克逊至伊犁之路，但其方向是从吐鲁番向西南，而与“西北向处月”不符，故不从。

乌骨道是由高昌县向北至北庭之道。高昌县即今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古城，由高昌古城向北至北庭，按之地舆，应是经今胜金口、木头沟过火焰山，再经七泉湖、黑沟，越天山而至吉木萨尔，乌骨山或即此路上的一座山名。《旧唐书·突厥传》下云：“咄陆…专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此乌骨可能即乌骨山，是孝恪所行，当与此道有关。清时，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记载此道曰：“从火州北行至胜金口，又北入穆图拉克沟，过可洛达坂，即通济木萨”，但他将其当作车师后国的新道（已见前述），则未确当。

花谷、移摩、萨捍、突波四道都是从蒲昌县向西北通北庭之道。蒲昌即今鄯善，故这四条路线当是在鄯善境内向北越天山而至吉木萨尔。上述乌骨道是由胜金口入山，而《西州图经》残卷在花谷道之前又有“赤亭”和“新开”二道（仅残存道名而缺具体走向），赤亭即今七克台，又《图经》所载诸道的排列顺序是从东到西，所以这四条路线必在七克台与胜金口之间的范围内。今考在此范围内恰有四条山道可通天山之北：第一条是从鄯善之东的台子向北，沿克尔其河经克尔其，越天山而达木垒境，此或即为花谷道。第二条是从鄯善向北，沿科克牙河经柯柯牙、巴哥，越天山而至木垒境，此或即为移摩道。《辛卯侍行记》卷六所记鄯善“其北九十里柯柯雅尔，又北入山经夹皮泉、回回沟，通木垒河，可骑行”，即是此道。第三条是从鄯善之西的连木沁向北，沿二塘沟水经吉格代、二塘沟，越天山而达奇台境，此或即为萨捍道。第四条是从连木沁之西的苏巴什向北经恰勒汗牧场，越天山而至奇台境，此或即为突波道。据《图经》云，这四条路线都是向西或西北合于柳谷，然后再到北庭，而上述他地道也是经过柳谷，这说明它们可能在翻越天山之后向西合为一路而达吉木萨尔。需要指出，这些路线中的柳谷与《旧唐书·姜行本传》“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和同书《西戎传》“高昌”条“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进趋田地城”以及《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伊州”条“柳谷水南流入莫贺延碛”的柳谷是同名异地，不能混为一谈。

（2）托克逊—伊犁路线。这条路线是从今托克逊向西入天山，经阿拉沟，越科雄达坂，至巴仑台后再向西北经裕勒都斯，沿巩乃斯河直至伊犁。该线在明清以前的文献中未见记载，但从有关的考古资料看，早在汉唐时就是一条很重要的路线。在今阿拉沟东口有一座烽燧遗址，曾清理发现一些残文书，上面记有“名岸峰”、“小白水峰”、“黑鼻峰”、“赤山峰”、“壃石峰”、“临番铺”、“鹤鹆镇”、“鹤鹆镇游弈所”、“名岸游弈所”等名称，还有“牒件状如前”等字样206，其内容和字体特征均与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同类文书完全一致，说明此处在唐代时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关隘。同时，在烽燧附近，有很多春秋战国至汉代时期的墓葬，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和漆器显然是来自中原地区。207这类墓葬从阿拉沟口一带向西延续不断，一直分布到巴仑台以西乃至伊犁地区。另外，在阿拉沟内还有古城遗址，城内出有汉代前后的彩陶片。208这些情况表明，汉唐时期甚至汉代以前这条路线即已通行。明时，沙哈鲁使团从撒马尔罕向东经达失干、赛兰，渡崆吉尔河，进入由勒都思平原，又穿越河谷和山岭，然后抵达吐鲁番209，即走此线。崆吉尔河即今巩乃斯河，由勒都思平原即今裕勒都斯草原。陈诚西使，到吐鲁番后，继续西行，“二十五日……有小地名托逊……二十八日……有一大烟墩，地名阿鲁卜古里，过此入山峡中，沿石涧西行……初九日……地名尹秃司……十五日……有河水西流，地名孔葛思……十三日……衣烈河边”210，亦经行此线。托逊即今托克逊，大烟墩当指阿拉沟口之烽火台，阿鲁卜古里殆即阿拉沟口，尹秃司即裕勒都斯，孔葛思即巩乃斯，衣烈河即伊犁河。清时，关于此线的记载较多，例如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小裕勒都斯……大裕勒都斯……地当西域东西之中，东达阿拉癸山，西接伊犁空格斯河源。准部未靖时，自哈密至伊犁者恒取道于兹”；王树枬《新疆山脉图志》卷二载雍正中使臣至准噶尔行程记：“正月初九日，自伊拉里克一百四十里住阿拉癸峪口，路途宽阔……阿拉癸峪内河水清澈，树木成林，但行人在两边崖坎上下行走，驼马甚苦。初十日，仍在阿拉癸内，六十里住，过河七八次，树木稠密，径道险窄。十一日，仍在阿拉癸峪内，七十里住，山口有土城，已坏，城内凿山为石梯。出阿拉癸山口时，过一岭，名阿拉癸即爱达巴汉。自阿拉癸山口至空格斯河，凡九日程。阿拉癸山口西行四百七十里，至大裕勒都斯”；《西域图志》卷二十三：“自托克三出有三道，其一出伊拉里克，由阿拉癸鄂拉入谷口，经裕勒都斯以抵伊犁”等。阿拉癸即阿拉沟，空格斯河即巩乃斯河，托克三即托克逊，伊拉里克即托克逊西边的伊拉湖。今天，这条路线已很重要，从吐鲁番通往库尔勒的铁路就经由阿拉沟，而巴仑台以西至伊犁已变为主要公路。

（3）焉耆—伊犁路线。这条路线是从今焉耆向西北经和静至巴仑台后，与上述托克逊—伊犁路线相合而至伊犁。《旧唐书·突厥传》下“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和《新唐书·突厥传》下“自焉耆西北得南庭”即为此线，南庭即西突厥牙帐，其地大约在今伊犁特克斯一带。211唐以前，未见有关此线的明确记载，但从《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所云“北与乌孙接”之语揣测，汉代时可能已经通行。清代时此路仍通，《新疆图志·道路志》三记焉耆“城西北十五里太平渠，五里北大渠，七十里喀喇木墩，四十里垓布齐山口，六十里巴仑台，一百四十里小裕勒都斯，三百里大裕勒都斯，二百里巩吉斯达坂，出境接伊犁东南之路”即是。今天，此线已成为主要公路。

（4）库车—伊犁路线。这条路线大约是从今库车向西北至黑英山，沿阿勒吞库什河北上，翻越木孜塔玛斯峰后，再向北经特克斯而至伊犁。《汉书·常惠传》记云：“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击龟兹”，其中乌孙兵至龟兹当行此道。同书《傅介子传》记楼兰王曰：“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龟兹王曰：“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西域传》“渠犁国”条云：“时乌孙公主遣女来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说明当时来往乌孙多要经过龟兹即今库车，因此这条路线应是汉代时经常通行的，而至今仍存留在黑英山口石壁上的东汉永寿四年“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石刻正是此线通行的实物见证。212从汉代以后直至今日，该路一直通行，吐鲁番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中，就记载了当时商人“从弓月城向龟兹”的来往贸易情况。213《新疆图志·道路志》三记载这条路线曰：库车“城北四十里过苏巴什，沿铜厂河，折西北入山峡行，有经道达伊犁，约马行十余程”。

（5）阿克苏—伊犁路线。这条路线是从今阿克苏微向东北经扎木台、盐山口，沿木扎提河北上，翻越木素尔岭，再经昭苏而至伊犁。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未见关于这条路线的明确记载，但从上一条路线中所引述的汉唐时期的有关史料分析，这条路线在汉唐时也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从库车至伊犁也是可以经过阿克苏而到达的。不过，有很多人都将此线指为汉代陈汤伐郅支和唐代玄奘去碎叶的路线则值得商榷（见下文）。清代时，此路是一条比较主要的路线，沿途设有军台和驿站，据《新疆图志·道路志》二、三和祁韵士《西陲要略》载，从伊犁至阿克苏共设有巴图蒙古台、海努克台、索果勒台、博尔台、霍诺海台、特克斯台、沙图阿瞒台、噶克察哈尔海台、他木哈他什台、胡素图托海台、图巴拉特台、亮噶尔台、阿尔巴特台、扎木台等十四个军台或驿站。

（6）阿克苏—伊塞克湖之西路线。这条路线是从今阿克苏向西经乌什、阿拉勒，又西北沿别叠里河至别叠里山口，越山后向西北至伊塞克湖南岸，再一直向西抵达托克玛克、塔拉斯等地。汉代陈汤攻伐匈奴郅支单于，其北路大军即行此线：“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214。温宿国，据《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当为今之乌什，姑墨则为今之阿克苏；赤谷应为别叠里山之北的山谷，与乌孙国赤谷城并非一地215；阗池即今伊塞克湖。如果陈汤北路大军是走上述阿克苏—伊犁路线，则要先从乌什引军向东至阿克苏，再向北至昭苏、伊犁，然后又向西至伊塞克湖，如此迂回曲折，其行程较从乌什向西北至伊塞克湖多出将近两倍，这与陈汤矫制发兵、欲从速取郅支的军事行动是不相符合的。唐时玄奘从“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之北原，水多东流……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216，亦即此线。跋禄迦即今阿克苏，由此西北行三百余里正是今乌什，石碛即乌什西北山前砾石地带；凌山即今别叠里山，此山南与阿赖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相连，故曰“葱岭之北原”，又别叠里山势基本是南北走向，故“水多东流”；大清池即今伊塞克湖，今由别叠里山口向西北至伊塞克湖南岸之距离，与“山行四百里”基本吻合；素叶水城即碎叶城。如若玄奘是走前述阿克苏—伊犁之道，则是先向东北行而不得云“西北行”，将凌山指为木素尔岭，则该岭为天山中脉，与帕米尔高原远不相及，何以能称“葱岭之北原”？且木素尔岭是东西走向，山南之水皆是南流而不是“东流”，而由此岭“山行四百里”是远远不能到达伊塞克湖的。杜环《经行记》所云“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又有碎叶城”217，也是这条路线。勃达岭即今别叠里山，热海即伊塞克湖。今由库车西到别叠里山恰约千里左右，而由此山西北至碎叶川亦近千里，均与《经行记》相合。相反，若将勃达岭指为木素尔岭，则由库车西北至此岭仅四百余里，而由木素尔岭“北行千余里”只能到达伊犁之北，根本不可能到达碎叶川。《新唐书·西域传》对这条路线亦有记载，其中“龟兹”条下的记载基本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相同，“碎叶”条下的记载基本与杜环《经行记》一致；而同书《地理志》七下对这条路线的记载更为详细：“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宿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峰，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拨换城即今阿克苏，小石城或即今乌什之东的阿奇塔格，大石城即今之乌什，拔达岭即今别叠里山，赤山城即汉代陈汤大军所经过之赤谷，真珠河即今纳伦河上游。《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安西大都护府”条所记“又从拨换西北二百里大石，又西北经拔达岭，傍热海西，又西北至碎叶城约一千四百里”亦即此线，大石即唐地志中的大石城。这些记载说明，这条路线在汉唐时期是一条经常通行的重要路线。清代时，此路仍通，沿途设置卡伦，并为通商要道，《新疆图志·道路志》三所载乌什“城西北五十里沙头卡伦，一百九十里伊布拉伊卡伦，八十里至别叠里山口，抵俄罗斯界”，“山路险峻，中俄通商以来，为商民往来要道”即是。

（四）北道之北的支线

北道之北的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巴里坤—居延路线，另一条是吉木萨尔—蒙古漠北路线。

巴里坤—居延路线是从巴里坤向东经哈密，沿河西走廊过明水、马鬃山直趋居延，然后由居延可达蒙古或中原。汉代时此线是否通行未见明确记载，不敢妄断，但唐代时业已通行似无疑问。当时回纥菩萨在马鬃山大破突厥至天山218，当行此线，马鬃山应与今日的马鬃山同名同地。宋时王延德使高昌，“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茅女娲子族，族临黄河……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经马騣山……次历格啰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次伊州……乃至高昌”219，即行此线。夏州即统万城，地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合罗川即今酒泉之北的弱水，居延在其末流，马騣山即今马鬃山，格啰美源即今之巴里坤。清代时，此线是一条重要的运粮道路，《清德宗实录》卷八载光绪元年夏四月丁亥，“拟于阿拉善旗设台运粮，另雇蒙驼，分段转运至巴里坤”即此。斯坦因当年在居延黑城盗掘后，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巴里坤城的。220

吉木萨尔—蒙古路线与前述大北道之东路不同，它是由吉木萨尔向东经木垒后，再向东北方向进入蒙古中部地区，唐代的“回鹘路”殆即此线。《旧唐书·回鹘传》云：“初，北庭、安西假道于回鹘以朝奏”；《新唐书·回鹘传》曰：“初，安西、北庭自天宝末失关陇，朝贡道绝，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数遣使奉表皆不至。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载：“自艰难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悟空入竺记》云：“贞元五年九月，沙门悟空从北庭与本道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六年二月来到上京”。这些记载说明，在吐蕃切断河西走廊的交通后，唐朝中央与西域的交通往来主要是假道“回鹘路”。回鹘在西迁以前，主要活动于漠北广大地区，其牙庭在今蒙古鄂尔浑流域，故回鹘路必经蒙古地带。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庭州”条“东北至回纥界一千七百里，至回纥衙帐三千里”，此路当是由北庭向东北而至蒙古境地。又《元和郡县志》卷四十有记云：“郝遮镇，在蒲类县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盐泉镇，在蒲类县东北二百里，当回鹘路；特罗堡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围约二千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郝遮镇、盐泉镇和特罗堡子今地未确考，但它们均在蒲类县东北，而蒲类县即今之木垒，故它们应在木垒东北一带。这几个地点均“当回鹘路”，所以“回鹘路”应是由今吉木萨尔向东到木垒，再向东北方向可能经过今巴里坤北部的黑山头、三塘湖、老爷庙而进入蒙古境地。840年，回鹘从漠北举众西迁时，进据新疆吐鲁番一带的一支人马可能就是由此路而入。这条路线在汉代时很可能也是匈奴铁骑驰骋于漠北与西域间的一条通道。王国维认为“长春所行之道，正唐时由回鹘往庭州之道”221，但长春真人所行之道是从奇台向北至科布多，与从木垒向东北方向不符；又有人认为上述巴里坤至居延之路是回鹘路222，但该路是由巴里坤向东而行，亦与从木垒向东北经过巴里坤北部方向不合，故均不可从。由吉木萨尔向东经木垒再向东北至蒙古的这条路线在清代时仍然通行，当时由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向西至古城（今奇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此线，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对此线记载甚详，兹录其从蒙新交界处至古城的一段于下：“一百三十里甲会，七十里俄农鄂博，四十里明安子山，七十里哈拉迭里，六十里扎木善丹，四十里明冈，六十里柳树泉，五十里乾湖子，九十里老爷庙，西南一百二十里炭窑，九十里三塘湖，西行八十里天生川，七十里白墩子，六十里专金，七十里锅底山，六十里菜子地，七十里鄂龙吉，九十里黑山头，九十里芨芨湖，九十里三个泉庄，八十五里新疆古城子。”

除上述这些比较重要的支线外，另外还有一些支线，如且末—西藏路线、和阗—西藏路线、乌什—喀什路线、乌什—伊犁路线、阿克苏—莎车路线等，因为这些支线仅见于清代文献记录，清代以前的情况不明，故从略。

结束语

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蔚然成风，涉及面亦较广泛。不过，细究起来，真正关于“路”的研究却似嫌不足。实际上，无论是政治交往，还是经济贸易，无论是文化交流，抑或是军事行动，都与赖以进行的交通路线分不开。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路线不能仅限于“南道”、“北道”几条主要干线，还应该包括其他许多支线，因为它们在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整个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的全面深入研究，必将更加充实“丝绸之路”的内容。

综观新疆整个交通路线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除个别路线外，大部分路线都是古今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今天的每一条路线基本上都是古代早已通行的路线的继续，只是繁荣程度和重要性有所变化而已。这些交通路线中的一些重要地点如若羌、和田、喀什、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哈密、吉木萨尔、伊犁等也是古今一样，始终起着枢纽作用。这种古今一贯性对于研究新疆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以及今天的交通建设规划都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第二，新疆地区虽然崇山峻岭绵亘，戈壁沙漠纵横，但是也并不像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交通异常闭塞。实际上，新疆境内从东到西、从南至北都有许多条交通路线相互沟通。这种情况决定了新疆各地区之间必然有文化交流和影响，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明白，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由于某种原因而造成某些路线滞断不通时，并不会绝对影响各地区之间及其与境外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往来，因为此线不通有彼线，彼线不通又有此线。第三，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交通路线行途中的艰难性：涉沙漠，滴水难得，人马困乏；过风区，飞沙走石，暗无天日；越高山，冰天雪地，寒冷异常；度悬崖，提心吊胆，命在旦夕。然而，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未阻止各族人民战胜艰险、加强友谊的前进步伐。“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一真理在这里得到了光辉的实践。

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特别是需要历史、地理、民族、语言、考古诸学科的密切配合。我们希望这些学科的研究工作者都能做出有益的贡献，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原文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新疆古代交通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