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地区的史前文化

吐鲁番地区，一般都是指吐鲁番、鄯善和托克逊三县市，本文也不例外。史前文化，是指汉代以前考古学上的各个时代的文化，因为在汉代以前，吐鲁番地区甚至包括所有新疆地区并没有什么文献记载，虽然像《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等书中也曾提到过新疆地区的某些名称，但那仅是只言片语，并未构成历史脉络。所以，在汉代以前，新疆地区实际上是处于无史时代，也可以说是史前时代。过去，在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中，往往将某些遗址或墓葬称为西周或春秋、战国时代，这固然无可厚非，但仔细想来，新疆地区的历史上并没有这些朝代啊!而且这样认识，还容易受中原地区王朝体系的某些束缚或限制，从而忽略新疆地区的某些特殊情况并造成某些失误。因此，我们觉得，在新疆地区，将汉代以前当作史前时代，并从考古学角度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做出界定和研究，这样可能更符合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可能更容易较快地廓清新疆古代文化面貌。这是几句解题的话。

吐鲁番地区的史前文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所发现和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工作，兹将其概括列表如下：

表中所列，都是已经见有实物资料的遗址和墓葬，除个别重复调查者外，共计有遗址2l处，墓地13处，合计共34处，这大约是迄今为止吐鲁番地区史前文化的分布概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许多重要墓葬都遭到了严重盗掘和破坏，令人感到痛心和愤慨；大部分遗址和墓葬都仅限于地面调查和采集，个别的虽经发掘或清理，但多带有抢救性质，规模和数量都很小，大规模地科学考古发掘基本没有开展。这就必然限制和影响了科学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正因为如此，关于吐鲁番地区的史前文化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是很不清楚的。为了加速这方面的研究，根据近几年来对新疆考古工作的一些新认识，现对吐鲁番地区的史前文化谈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

旧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上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最初一个时代，其主要标志特征是打制石器和人类化石，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有与之相适应的动物群化石，其绝对年代在距今一万年以上。吐鲁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和线索，是一项空白，今后应该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探索。

二、中石器时代文化

中石器时代是介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性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打制石器比较细小，还没有发明使用陶器，绝对年代距今一万年左右。

吐鲁番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可讨论者有四处，即吐鲁番的英都尔库什遗址和雅尔湖遗址、托克逊的韦曼布拉克遗址和鄯善的迪坎尔遗址。

英都尔库什遗址今属鄯善地界，位于迪坎尔与罗布淖尔之间的库鲁克塔克山中。新中国成立前，黄文弼先生曾两次路过这里，调查和采集了许多石器。主要是细石叶，形体多窄而长，正面有单脊或双脊，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两侧缘多有加工使用痕迹，有的将一端修整成尖而为尖状器，有的则截取一端或两端而作复合工具上的镶嵌物之用。另外还有少量圆柱形石核和个别的大型打制石斧。未见磨制石器和陶片及金属器物。当年黄文弼先生将该遗址推定为新石器时代前期。

雅尔湖遗址于1959年采集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但未做详细介绍。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又采集了两件石核和一件石球。其中一件石核略呈长方体，另一件呈楔形，均有剥片疤痕。该遗址曾被认为是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

韦曼布拉克遗址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仅采集了两件石器。似均为石片石器，其中一件呈镞形，一面保留自然劈裂面，边缘有加工痕迹；另一件呈长方形，两端截断，两面通体加工，非常精细。遗址中见有陶片，但调查者认为是晚期遗物，故将该遗址定为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

迪坎尔遗址亦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采集有数百件石器，据简要介绍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等。石核呈圆锥形、半圆锥形、半圆柱形等，有的通体经过加工修整，有的则保留有一定的自然砾石面，均有剥落石片的疤痕。石叶为长条形，有的两端被截断，正面有脊，断面略呈梯形或三角形，两侧缘有加工使用痕迹。刮削器用石片做成，边缘单面加工成刮刃，有的保留局部的自然砾石面。未见有陶器和磨制石器，故被定为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

上述四处遗址，除韦曼布拉克外，其他三处的石器主要是细石器，同时又未见磨制石器和陶器，按一般情况，似应属中石器时代。不过，第一，它们都是地面调查采集，有的范围和数量都很有限，是否绝对没有磨制石器和陶器还是属偶然性，尚无定论；第二，缺乏地层根据，没有比较可靠的绝对年代佐证；第三，细石器本身延续时间较长，有的地方直到很晚后的历史时期仍在使用。因此，这几处遗址能否肯定为中石器时代，还有困难。实际上，上面所介绍的材料中，调查者也并没有完全肯定它们就是中石器时代，而怀疑它们也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此我们还想补充—句，这就是也不能排除它们还有可能属于再晚的青铜时代甚至早期铁器时代。总之，这几处遗址可以作为探索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线索，而最终要确定是或非，恐怕还需要再做比较艰苦仔细的工作。至于韦曼布拉克遗址，一方面由于采集的石器很少，且似不具细石器特点，另一方面这里有陶片和晚期遗存，所以似乎不大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而有可能是较晚后的遗物。当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也还需要再做工作。

三、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标志是产生农业、磨制石器和制造陶器、尚未使用铜器。吐鲁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过去认为是比较多的，计有胜金口、托克逊附近河岸、辛格尔、雅尔湖沟北区、阿斯塔那、克孜勒库木、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塔西肯艾热克、阿克提热克、二村、小草湖、东巴札乡附近等遗址或墓葬。根据目前对整个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的认识，即迄今为止新疆地区真正像样的、确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过去所谓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墓葬实际上多属于青铜时代甚至是早期铁器时代。138吐鲁番地区大概也不例外。上举遗址或墓葬中的胜金口、托克逊附近河岸、雅尔湖沟北区、小草湖等可能属于青铜时代以后，下文再论；辛格尔、阿斯塔那、克孜勒库木、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塔西肯艾热克、阿克提热克、二村、东巴札等则有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关，此先论之。

辛格尔遗址位于吐鲁番南面托克逊县与尉犁县交界处，现属尉犁县。新中国成立前贝格曼在这里调查并采集了许多石器和一些陶片。石器主要是细石器和石片石器。细石器有石核和石叶，石核呈锥形和柱形，石叶多在两侧边有加工痕迹。石片石器有短刮器、圆刮器、尖状器等，其中最典型、最具特征的是桂叶形石镞或石矛，通体用压剥法进行加工修整，工艺非常精细。另外，还见有少量磨制石器如石磨盘和石磨棒等。陶片为夹砂红褐陶，多素面，个别的饰有简单的划纹和突弦纹。

阿斯塔那遗址曾进行过多次调查，前后共采集有七百多件石器和一百多片陶片。石器有细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大型琢制石器。细石器有石核和石叶，石核多呈圆锥形和多角棱柱形，石叶大部分截去两端而成长方形，有的在边缘有加工痕迹。石片石器多在边缘用压剥法进行细致的加工修整而成各种刮削器、切割器、刀形器、尖状器、锛形器、敲砸器等，有相当一部分石片通体进行精细的加工而成桂叶形石镞或石刀。石核石器较少，主要是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大型琢制石器有磨盘、磨棒、石砧、石球等。陶片基本是夹砂红陶，多为素面，少数饰有按捺纹、编织纹、篦纹和划纹，器形有缸、瓮、壶、钵、碗、碟等。其中有彩陶，红衣黑彩，花纹仅可看出一些粗细线条，母题不甚清楚。

上述两处遗址，根据石器和陶器情况，似可属于新石器时代，但由于仅系地面调查采集，未经科学发掘，故其准确性尚有疑问。这两处遗址中均有精致的桂叶形石镞或石矛，它们在罗布淖尔附近亦有发现。在那里与它们同时采集到的还有铜器和铁器139，而在历史时期的楼兰古城内外亦见有这种石镞或石矛140，这似乎说明这种遗物亦有可能会晚到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另外，阿斯塔那遗址见有彩陶，而近些年来在新疆地区所发掘的许多比较重要的墓葬中都已证明彩陶也可以与铜器和铁器共存。141因此，辛格尔遗址和阿斯塔那遗址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但也不能排除晚到青铜时代甚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可能性。

克孜勒库木、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塔西肯艾热克、阿克提热克、二村、东巴札等遗址均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亦系地面调查，采集遗物也很少。其中克孜勒库木遗址有较多的未经加工和使用的石片，同时还有少量略呈扁锥状的石核、侧边有加工痕迹的石叶和形体较大且用交互打击法加工成刃缘的斧形器，另外还见有个别的夹砂红陶片。洋海阿斯喀勒买来遗址采集有29件石器，主要有形状不甚规整的石核和用石片在边缘以单面或交互打击法加工而成的刮削器、斧形器等，也见有陶器。塔西肯艾热克遗址有椭圆柱状和锥状石核、细长石叶、用石片以单面或交互打击法制成的箭镞和刮削器、用砾石打制成的敲砸器等，同时有少量的夹砂红陶片。阿克提热克遗址的石器主要是用石片以单面加工而成的各种刮削器，同时还有一些没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石片，也采集到一些夹砂红陶片。二村遗址有略呈长方体的石核和单面加工刃缘的石片刮削器，还有未进行加工和使用痕迹的石片，陶片主要是夹砂红陶，有的拍印方格纹。东巴扎遗址仅采集一件残存一半的石磨盘，陶片有夹砂红陶和灰陶，有的敷有紫红色的陶衣。这几处遗址多有细石器，均见有陶片，有的还有磨制石器，有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但由于也没有经过科学发掘，不敢完全断定陶片与石器是共存还是属于不同时期，也不能绝对肯定遗址本身不含有金属器物。因此，也不能排除它们有早到中石器时代的可能性和晚到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的可能性。

总之，上述这些遗址都还不能斩钉截铁地说它们就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就是说，吐鲁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还不十分明确。要想确定哪些是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方面必须进行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彻底弄清其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还需要有绝对年代数据。根据新疆周围各地区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142和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143，新疆地区当然也包括吐鲁番地区在内的新石器时代的绝对年代应在距今约4000年亦即公元前2000年以前，凡是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文化遗址或墓葬，恐怕都不会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应是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四、铜石并用时代文化

铜石并用时代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时代，其主要标志是开始使用红铜器。吐鲁番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过去认为有雅尔湖沟北、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奇格曼、火什江札、艾丁湖边等遗址或墓葬，现在看来似乎都不大合适。阿斯塔那遗址已如上述，其他几处遗址或墓葬都应属于青铜时代以后，详见下文。实际上，要真正确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必须是在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和研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很难设想，当一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都还模糊不清时却能划分出比较明确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来。吐鲁番地区甚至整个新疆地区，目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都还非常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些遗址或墓葬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显然是没有多大把握的，更何况这些遗址或墓葬多是地面调查资料。过去之所以将有些遗址或墓葬定为铜石并用时代，是由于当时认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比较多的，其实如上所述，这些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是青铜时代甚至是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因此，可以说，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目前还是个空白，而且划分和确定这个时代文化的条件也不具备、不成熟。

五、青铜时代文化

青铜时代文化的主要标志是已经制造和使用青铜器。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过去没有什么认识和提及，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论述144，其开始年代在距今4000年亦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吐鲁番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大概也是如此。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吐鲁番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发现还非常少，只有哈拉和卓遗址似可当之。

哈拉和卓遗址曾进行过简单的小规模试掘，但详细资料一直未整理公布。遗址内发现有房址，具体形状不明，但知墙壁是用土坯砌垒，内有灶坑。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铜器。石器有石刀、石镰、石锤斧等，其中以石刀和石镰最多、最具特征，形状为半月形之一半，刃部多用交互打击法加工修理，其他部分亦稍有打制修整或保留有砾石皮面。陶器均夹砂红陶， 手制，素面，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红衣黑彩，花纹有倒三角、内填网格的大倒三角、竖条纹、横竖短线纹等，器形可见有钵、釜、盆等。铜器有一件双翼扁铤镞和一件虎纹牌饰。这两件铜器未做化学成分鉴定，暂不知是红铜还是青铜，但从其形制看，不可能是锻打制成而只能是铸造而成。一般来讲，铸造铜器应该是青铜时代的工艺技术。因此，根据这两件铜器，该遗址应该定为青铜时代。其绝对年代，已经测有一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树轮校正为距今3030±130年145，亦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据此年代，过去曾将该遗址划为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显然是不大合适的，因为绝对年代太晚了。在这里需要指出，近几年的一些发掘工作已经证实，新疆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146，哈拉和卓遗址的年代正当此时，故也有可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不过由于目前该遗址尚未见有铁器、碳十四年代数据也只有一个，所以还是将其暂时划为青铜时代。今后如果能对该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再根据新的资料予以补充或修订。

哈拉和卓遗址的资料虽然很少，但它却证明了打制石器、彩陶和铜器同时并存的事实。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一处遗址仅仅在地面上采集到石器和陶器，并不敢断定它绝对没有金属器物。前面我们对许多被认为可能是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均未敢做充分肯定，并指出它们也有可能会晚到青铜时代甚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原因即在于此。

哈拉和卓遗址出土的石刀和石镰很有特点，其他地方未曾多见，似可构成一种文化类型，而称之为哈拉和卓类型。这些石刀和石镰的存在，说明当时在吐鲁番地区，农业生产是主要经济形态。

六、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早期铁器时代是最近时期以来新疆考古工作中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其所指是从铁器开始出现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汉代即公元前后这一时期。过去，关于这一时期都称为西周、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方面不太符合新疆地区的历史情况，因为汉代以前新疆地区并没有什么纪年朝代；另一方面由于受某些传统观念即我国中原地区的铁器是出现在春秋中晚期147而新疆地区的铁器不可能早于中原地区的影响，将凡是见有铁器的遗址或墓葬都定为春秋战国或汉代，这也不尽符合新疆地区的考古实践，因为近几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新疆地区的铁器出现不但不比中原地区晚后，而且还要较其为早。148因此，在考古学科中，将新疆地区铁器出现至汉代前后这段时期称为早期铁器时代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更有利于根据新疆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来研究探讨其古代文化面貌。就目前已经发现的资料，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是比较多的，吐鲁番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吐鲁番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有下列一些遗址或墓葬：胜金口、托克逊河北岸、交河城中、让布工商城中、雅尔湖沟北、奇格曼、火什江札、艾丁湖边、苏巴什、英亚依拉克、喀格恰克、恰什塔格、小草湖、乔拉克坎尔井、克尔间、墩买来、霍加木阿勒迪、吐格曼博依、洋海阿斯喀勒买来等。这些遗址或墓葬中，有的经过发掘清理或调查，资料比较丰富，如雅尔湖沟北、奇格曼、艾丁湖边、苏巴什、英亚依拉克、洋海阿斯喀勒买来等墓葬，我们将重点介绍和讨论；其他的均系地面调查采集，资料较少，只能一般论及。

雅尔湖沟北墓葬新中国成立前黄文弼先生发掘了八座。墓葬形制有两种。一是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一是长方形竖穴洞室墓。除一墓葬三人外，余皆每墓葬一人，葬式不明，但头均向西。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骨器和石器。陶器多夹砂红陶，手制，素面，敷红色陶衣，器形有单耳把杯、单耳简形杯、钵、碗等。铜器有铜环和铜片饰件，骨器有骨镞和骨笄，石器仅有一件石斧。另外，在这里还采集一件单耳彩陶罐，红衣黑彩，口沿处绘两道平行水波纹，腹部绘内填平行竖线的正倒弧形三角纹。

奇格曼墓葬破坏殆尽，未进行清理发掘，仅做过多次调查。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室中有木框架葬具，葬式不明。采集遗物有陶器、木器、毛织物等。陶器基本为夹砂红陶，手制，多素面，少数有附加堆纹，器形有单耳罐、单耳把杯、带流罐、钵、碗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红衣黑彩，花纹有倒三角、内填网格或平行竖线的正倒弧形三角、竖条纹、网格纹等。木器有钵、碗、盘、弓、箭、梳等。

艾丁湖边墓葬抢救清理了五十座。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每墓葬一人，仰身直肢，头向西。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多敷红色陶衣，器形有单耳罐、单耳壶、单耳把杯、单耳筒形杯、壶、钵、碗、盆等。彩陶较多，红衣黑彩，花纹有倒三角、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变形三角、涡纹、网格纹、竖条纹等。铜器有双马对卧铜牌、带钩、镜、镞、簪、泡等，铁器有小刀、镞、泡等。

苏巴什墓葬有两处，其中一处曾经发掘过八座，并在盗掘破坏之后又采集了许多遗物； 另一处仅做过调查采集。墓葬形制有两种，一是长方形竖穴土坑，一是长方形竖穴洞室墓。墓室中有长方形木框架或用树枝条扎捆成的长方形葬具，个别墓葬一人，多数墓葬二或三人，多仰身直肢，头均向西。随葬器物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骨器、毛皮制品和毛织物等。陶器均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器形有单耳罐、单耳壶、单耳把杯、单耳筒形杯、带流罐、钵、碗、盆等。其中有彩陶，多为红衣黑彩，花纹有倒三角、变形三角、内填平行竖线的正倒三角、涡纹、网格纹、垂帐纹等。木器有杯、盆、盘、豆、盒、梳、带扣、弓、箭等，铜器有卧虎铜牌、匕首、小刀、饰件等，铁器有小刀、簪、泡等，骨器有牌饰、环、梳、尖状器等。

英亚依拉克墓葬已遭破坏，仅做过地面调查。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口部用木头棚盖，其上又铺芦苇、杂草。采集有陶器和毛织物、毛皮等。陶器有单耳罐、单耳壶、钵等，其中有彩陶，红衣黑彩，花纹是倒三角和内填网格纹的竖宽条带。

喀格恰克墓葬曾经清理过十五座。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部棚盖木头，其上铺苇苫和杂草。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基本为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器形有单耳罐、单耳壶、单耳把杯、钵、碗、盆等。彩陶很多，红衣黑彩，花纹有涡纹、内填网格的竖宽条带、多道折线纹、竖条纹、倒三角纹、内填平行短竖线的倒三角纹、水波纹等。另外还见有一件木俑，系用树枝细木刻出头部，用墨色勾出眉毛、眼睛、鼻子和嘴。

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墓葬已遭严重破坏，曾经进行过一些清理工作，但资料尚未整理发表。根据地面调查资料，墓室结构有两种，一是长方形竖穴土坑，一是长方形坚穴土坯二层台墓。墓口上多用杂草、树枝、芦苇篷盖，有的有木框架葬具。采集遗物有陶器、木器、石器等。陶器多夹砂红陶，手制，器形有单耳罐、钵、盆、碗等。彩陶较多，红衣黑彩，花纹有倒三角纹、竖条纹、横条纹、折线纹等。木器有盆、箭杆等，石器有石磨盘。

上述七处墓葬中，艾丁湖和苏巴什出有铁器，毫无疑问。其他五处未见报道有铁器，但是它们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特别是陶器却与出有铁器的艾丁湖和苏巴什基本相同或一致。例如，雅尔湖沟北的竖穴土坑和洞室墓、奇格曼的竖穴土坑和木框架葬具、英亚依拉克和喀格恰克的竖穴土坑、洋海阿斯喀勒买来的竖穴土坑和木框架葬具等均与苏巴什一样，这些墓葬的单耳罐、单耳壶、单耳把杯、单耳筒形杯、钵、碗、盆等器形和彩陶器的红衣黑彩及花纹图案等与艾丁湖和苏巴什基本一致。另外，英亚依拉克和喀格恰克墓口上棚盖木头并铺芦苇、杂草的情况及上述单耳罐、单耳壶、单耳把杯等和彩陶花纹图案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墓葬中亦有所见，雅尔湖沟北的一件饰有内填平行竖线的正倒弧形三角纹的彩陶罐与阿拉沟墓葬和乌鲁木齐乌拉泊水库墓葬中所出者几乎完全一样，而阿拉沟墓葬和乌拉泊水库墓葬均有铁器。149因此，这些未见有铁器的墓葬未必一定没有铁器，相反，它们应该是有铁器的，只是可能由于发掘数量较小或采集遗物有限而已。所以，这些墓葬都应该属于早期铁器时代。

根据上述介绍和比较可以看出，这七处墓葬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有着较大的共同性，与其他各地的古代文化遗存相比，具有一定的特征，特别是陶器组合是单耳罐、单耳壶、单耳把杯、单耳简形杯、钵、碗、盆等，似可构成一个文化类型。由于苏巴什墓葬经过正式发掘，材料也稍丰富一些，故目前拟暂称为苏巴什类型。关于它们的绝对年代，苏巴什墓葬测有两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树轮校正分别为距今3335±145年和2220±85年。150喀格恰克墓葬测有一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树轮校正为距今2715±120年151。根据新疆其他各地已经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年代情况，这几个数据基本可信。苏巴什类型的绝对年代大致可以定为距今3000—2200年，亦即公元前1000—前200年。

除了上述七处墓葬外，还有前面提到的胜金口、托克逊河北岸、交河城中、让布工商城中、恰什塔格、小草湖、乔拉克坎儿井、克尔间、墩买来、霍加木阿勒迪、吐格曼博依等遗址或墓葬。这些遗址或墓葬均系地面调查，资料较少或甚少，但都见有彩陶片，所以过去它们有的被认为是新石器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有的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或汉代。实际上，这些彩陶的风格如红衣黑彩和竖条纹、涡纹、网格纹等均与上述几处墓葬的彩陶基本相同，估计其时代似不会相差很远。另外，近些年来新疆地区的一些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都已证明彩陶与铁器共存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这些含有彩陶的遗址或墓葬在未经正式的、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证实其确实不与铁器共存，且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以上之前，我们还是将它们暂定为早期铁器时代似较稳妥一些。

总结上述，吐鲁番地区的史前文化情况大致是：旧石器时代尚是空白，中石器时代文化可能有英都尔库什、雅尔湖和迪坎尔遗址，但它们也有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或更晚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有辛格尔、阿斯塔那、克孜勒库木、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塔西肯艾热克、阿克提热克、二村、东巴扎等遗址，但它们也有可能晚到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个别的也不排除有可能早到中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尚不能确定，是个空白；青铜时代文化有哈拉和卓遗址，也可称为哈拉和卓类型，但它也有可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有雅尔湖沟北、奇格曼、艾丁湖边、苏巴什、英亚依拉克、喀格恰克、洋海阿斯喀勒买来、胜金口、托克逊河北岸、交河城中、让布工商城中、火什江扎、恰什塔格、小草湖、乔垃克坎儿井、克尔间、墩买来、霍加木阿勒迪、吐格曼博依等遗址或墓葬，其中有的似可构成一种文化类型而称之为苏巴什类型。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对吐鲁番地区史前文化的总的认识。可以看出，除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比较确定之外，其他各时代文化或空白，或模棱两可、不易确定。这绝不是我们故弄玄虚，而是由于资料所限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所决定。这种情况，给我们从事新疆考古工作的同志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这就是要努力探索和确定那些遗址或墓葬究竟是属于哪个时代，从而确立一些时代文化的标准来，以便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研究。当然，这种确定和确立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地面调查材料或试掘一两座墓葬来解决，而必须是进行较大规模的、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取相当数量的资料才行。吐鲁番地区的情况是这样，全新疆的情况也是这样。愿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原文载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内部资料准印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