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渭河河道变迁问题

上面从西渭桥同汉长安城便门、唐咸阳城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西渭桥与汉唐交通道路的关系两个方面分别论证了西汉和唐代西渭桥的位置。上述论证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从西汉经隋唐至今，今马家寨附近到咸阳市之间的渭河河道没有发生大幅度移徙。依照上文所作论述，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因为它可以完满地解释有关历史事实。然而考古发掘者推定沙河古桥为西渭桥的基本出发点却是认为汉唐时期的渭河河道就在沙河古桥之下，今天这一段的渭河河道是宋代以来才形成的。这种观点主要是根据沙河古桥及其附近地区的地层沉积状况得出的。这种沉积相分析方法，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也是最终解决渭河河道问题以及沙河古桥性质问题的根本所在。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论定沙河古桥附近沉积沙层次的性质，这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主要是沉积沙的粒度定量对比说明、详细的剖面对比分析，以及沉积物矿物构成对比分析等。下面我想对考古发掘者已做的沉积相探查情况，谈一点自己的分析意见，同时再从文献记载来看一下渭河河道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

考古发掘工作者报告在沙河古桥及其东西延伸地带存有厚达5米左右的与今渭河沉积沙粒度一致的古渭河沉积沙，由此证明这一带为汉唐渭河河道所经。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古渭河沉积沙层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沙层的沉积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杜甫亭先生判读卫星照片，在汉长安城区内，发现了两条横贯城区的渭河古河道，结合有关地层、地貌状况分析，其向西延伸，正通过沙河古桥一带 255。这两条渭河河道显然是汉长安城修建以前的河道。因此，沙河古桥一带的渭河沉积沙并不一定就是汉唐时期的沉积沙，而更像是汉代以前的古渭河沉积。

其次，沙河古桥下的地层沉积状况是在“6米以上的沣河粗沙层”下面，“有两米以上的黑灰细沙层”，即古渭河沉积细沙层，“成不整合状叠压”。而在“沙河河床北部，地表1米以下就是红黄细沙的渭河沙系”，河床下的黑灰细沙和这种红黄细沙的粒度一样，“相交处没有明显的断裂带，它们应是同一河沙系”。这种沉积状况，可图示如左：沙河古桥残存的木桩，上部在沣河粗沙层内掩埋，下部植立于渭河细沙层中。显然，考古发掘者认为上部的粗沙是宋代以后渭河北移后沣河袭用渭河古道沉积留下的；而下面的细沙层则是汉唐时期渭河沉积所致。对于这种沉积状况，我认为完全可以提出另一种解释：即在西汉以前渭河北徙后，沣河在这一段袭用渭河故道。由于渭河北徙幅度较大，沣河在最初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在这一段河道产生堆积，相反却是下蚀，冲蚀掉了很厚一层原渭河沉积沙，这就是今沙河河道底部的细沙层大大薄于两岸同一沙层的原因。后来随着河道发育，侵蚀作用转为堆积作用，又在上面沉积了沣河的粗沙层。沙河古桥大致就修建在侵蚀与堆积作用的转换时期前后。为使桥柱坚固稳定，下头就有一部分被植立在了河底的原渭河细沙层中（沙河古桥桥桩下头有尖角，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不是建桥之后渭河沉积沙堆积掩埋了桥柱。沙河河底的渭河沉积沙与两岸的渭河沉积沙之间没有不整合痕迹就是证明。

考古发掘者根据地层沉积物分析，认为渭河在这一带的北徙先是缓慢的侧蚀平移，到今马家寨一带以后，侧蚀受阻，因此在马家寨以西冲刷开了一条新的河道，即今渭河河道。这种说法与杜甫亭先生利用卫星照片等的研究结果相吻，可以成立。问题在于新河道形成于什么时间？考古发掘工作者认为大致是在北宋神宗时期前后，论证的主要依据，是沣河入渭口的变迁。

沣河入渭的地点，最早见于《水经注》的记载。《水经注》多数版本仅云：“渭水东与沣水会于短阴山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可知所谓短阴山就是稍超出四周的一小块高地。《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丰水条下引有《水经注》佚文云沣水“北至石墩注于渭”，“石墩”当即“石激”之讹 256。戴震校殿本《水经注》，补有此条，当即出于《长安志》。据此，短阴山与石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文所述，石激则又与便桥、细柳等密切相关。因此，论述沣河口的变迁也要与石激、细柳等联系起来。

以往在对汉魏沣、渭水道进行复原时，一般都是将今沙河河道视为当时的沣河主流下游河道 257，因此沣、渭之会地点就是现在的沙河下游入渭口，也就是今泥河入渭口，即在今马家寨西北。泥河口东，地势稍高，当地今称“文王嘴”。“嘴”是当地人对比较坚硬而突出的河岸的俗称，如咸阳县西南还有一地俗名“铁强嘴”，渭水“冲射，激石而还，杀其猛势，纡折而东” 258。“文王”一般都是指周文王，乡俗以“文王”称呼此地，其实事有所本。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五祠庙类周文王庙条下记有：

《周地图》云：“文宪（宪字疑衍）王庙，在长安县西北五十里。”新说曰，“沣水与渭合处，属咸阳县元村矩（短）阴山，地形高爽，古庙犹存，松柏森然”。

《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初的成宗元贞二年，“新说”就是作者骆天骧自己的说法。据此，文王庙当时犹在沣、渭之会，而且与汉魏时期相同，其地仍称短阴山。《类编长安志》在这里没有明确交代文王庙和短阴山在沣、渭相合处的哪一边。在同书卷首的元《安西路州县图》上，把文王庙绘在了沣河口西侧。但在这幅图上《水经注》明确记载在沣水东岸的周灵台也画在了沣水西岸。审其缘由，当是绘图上安排失宜，在沣水东岸无处填绘，不得已而权置于此。在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咸阳古迹图》上，文王庙和灵台就都绘在了沣河口东。沣河口东也就是今文王嘴所在，因此，“文王嘴”显然得名于文王庙。《长安志图》成书于元末的顺帝至正二年 259，与《类编长安志》相互参证，可知有元一代这一段的沣、渭河道与以往一般复原的汉魏水道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元代由今咸阳西南到文王嘴这一段渭河河道，已与今天完全一致，当时的沣河仍然由今沙河故道入渭，短阴山就在今文王嘴。

元代如此，那么元代以前的情况如何呢？骆天骧是长安当地人，他称所见文王庙为“古庙”，说明设庙由来已久。《周地图》又作《周地图记》，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据罗苹《路史注》，乃出自北周宇文护之手 260。《周地图》云文王庙在长安西北50里，与今汉长安故城到文王嘴的距离是基本一致的，也与《汉书·武帝纪》注引曹魏苏林语云便门桥去长安40里的距离大体相差不多，而便门桥就在短阴山上或短阴山旁，因此从方位和距离上看，北周时的文王庙与元代的文王庙应在同一地点，即沣河口东的短阴山上。这一点可以从其他记载中得到证明。其一，《隋书》卷七《礼仪志》二载：“高祖既受命，……使祀先代王公。……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郊”义与国邑相对，于此无解，当是通“交”。周祚隋替，隋立文王庙于沣、渭之交，当是袭依北周旧制。又《唐会要》卷二二载玄宗天宝七载五月，诏令在历代帝王肇迹之处立祠庙致祭，以丰都为周文王肇迹地，注云：“今咸阳县见有庙。”同时并以周武王入文王庙同享。《唐会要》同卷又载：“元和十四年正月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阳县，宜令有司精加修饰。”如黄盛璋先生所论，由于丰京城邑宫室很早就已荒堙殆尽，唯有附近的灵台迄于唐代仍岿然独存，所以汉以后一般均据灵台以解说丰京位置，唐人也是如此。黄盛璋先生考证认为，周灵台当在今马营、斗门镇以西的沣河东岸 261。这种看法不够十分准确。《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下引《水经注》佚文云，沣水“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径灵台西，又北至石墩（徼）注于渭”。据此，灵台在昆明池水口之下、石徼之上。今马营虽然是昆明池水入沣口所在，但正如黄盛璋先生引证《三辅黄图》等文献所论证的那样，西周灵台在唐长安县的西北方，而马营却是在唐长安城正西偏南，方位稍有不合。又今马营周围唐代设有丰邑、昆明和司农三个乡 262，马营属于其中哪一个乡虽然现在还不清楚，但大致不会出于这几个乡之外。然而唐朝在长安县西北界别设有灵台乡，在沣水上 263，显然是得名于西周灵台。据《长安志》记载，长安县西北界在马坊村一带，隔界与咸阳县相邻 264。今沙河古桥东北有东、西二马坊村，当即由唐马坊村沿袭而来。由此看来，唐灵台乡和西周灵台也都应当在今马坊村一带。马坊村在唐长安县西北，这样比定灵台的位置，就与《三辅黄图》等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了。同样，这里也符合《水经注》所记灵台在沣河东岸、昆明池水口之下、石徼之上的情况。唐人颜师古、杜佑直至元人马端临等都认为这个灵台也就是周文王丰邑的所在 265。这可以看作是唐宋间人的一般看法。文王嘴上的周隋文王庙，虽然属于唐咸阳县管辖，但是与马坊村相互毗邻，完全可以满足玄宗诏书中于丰都肇迹之地建庙的要求。所以《唐会要》自注云在天宝七载下诏时咸阳县已经存在的旧庙，应该就是指文王嘴的周隋故庙。反过来说，北周和隋代所以要把文王庙建在今文王嘴，也应该是由于西周灵台与这里毗邻的缘故。宋代也有周文王庙，这个庙与唐代相同，也是既“在丰”，又在“京兆府咸阳县” 266，根据上述同样的道理，这也就是文王嘴上的先代旧庙。其二，《类编长安志》卷六山水类沣水条下在记载短阴山和周文王庙的同时，还提到当地有“堰头”，云沣水“北流至长安县西北堰头元村周文王庙，西合于渭”。“堰头”是指水坝的端头，宋元时代这里没有什么水利工程，唯隋唐时代漕渠渠首堰水堤坝名兴成堰，在唐咸阳县西十八里，堰渭水入渠 267。核其里至，兴成堰正当今文王嘴一带，“堰头”之名显然当得自于此。堰头在短阴山，距咸阳十八里，这与《元和郡县志》咸阳县下记载短阴原（即短阴山）在县西南二十里，也基本吻合。这样看来，从北周历隋唐直到元末，沣河口一直都在今文王嘴西，文王嘴以北一段渭河河道也与今天基本一致。

北周以前，即汉魏时期的渭河河道也有踪迹可寻。第一，《元和郡县志》咸阳县下记“细柳仓在县西南二十里，汉旧仓也”，这与上述唐代短阴山的位置是非常相近的。前已论及，汉细柳仓东临石激、渭河、便桥，即隔渭河与短阴山相望，因此从细柳仓的位置可以推断汉魏时期这一段沣、渭河道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据咸阳市文物部门的邓霞、时瑞宝、曹发展几位先生介绍，在文王嘴对面渭河西岸的两寺渡村附近，已发现大型汉代建筑基址，并出土有“百万石仓”瓦当。结合《元和郡县志》等文献的记载，他们已初步断定这里就是汉细柳仓故址。第二，《水经·渭水注》在渭水过短阴山、石激、便门桥之后，紧接着又经过太公庙，在渭水南岸。从郦道元说“庙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无可寻”的情况来看，此庙建立已久。太公庙即姜太公吕尚庙。这座庙后代再未见于记载，但今两寺渡对岸有村名钓鱼台。姜太公垂钓渭滨而得遇文王是见于载记世代相传的佚事，村俗之间由太公庙而讹传为太公钓台，是自然而然顺情合理的事情。如果以钓鱼台当《水经注》的太公庙，那么汉魏时期的渭河河道自然当在今钓鱼台村以西。第三，前已论及，唐代漕渠渠首应在今文王嘴一带。在唐代以前，汉代也开凿过漕渠。唐文宗开成元年重新疏凿漕渠时，宰相李石说，“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湮废”，若修复其旧迹，则无需多用功日 268。因此才决定兴工开凿。按照李石的说法，唐代的漕渠渠首，就在汉代渠首旧处 269。由此看来，汉代的渭河河道也应当在今文王嘴以西。第四，从《水经注》等记载汉长安城西渭水上的便门桥“与便门对直”的情况来看，这一段的渭河河道也应当同今天一样，大致作南北流向，而不会是像沙河古桥附近一段的沙河河道那样作东西流向。南宋程大昌《雍录》在解释汉便门桥的作用时，曾联系河流流向说明道：渭水“又东北行，则汉便门桥横亘其上。此时渭方自西南来 270，未全折向东，故便门桥得以横绝而径达兴平也” 271。这里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综上所论，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初步推断，从西汉初年开始直到元代末年，今文王嘴到咸阳市之间的渭河河道基本上没有大的移徙，沣河也一直是在文王嘴西经今沙河河道入渭。渭河由今沙河古桥一带的古道改徙到文王嘴以西，应当发生在西汉以前。

最后需要对考古发掘者的有关看法作一说明。首先是《长安志》记载的沣河入渭地点问题。考古发掘者认为，“宋敏求在《长安志》中对沣水路线有矛盾的记载。第十二卷中言‘由马坊屯（村）入咸阳合渭水’，第十三卷中言‘至宋屯（村）合入渭水’”，“同在一本书中记载了两处沣河入渭口，说明这期间渭河已经北移”。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像《长安志》这类方志，往往是抄撮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总萃隐括”而成的 272，出现一些矛盾歧出的地方往往是资料来源不同造成的。《长安志》中颇有一些这类问题。南宋程大昌已指摘其“时有驳复” 273。因此，不能仅仅抓住《长安志》本身的某些矛盾，脱离其他证据而求之过深。第二，所谓《长安志》关于沣河入渭地点的不同记载，也是可以做出其他解释的，未必就是渭河北徙的反映。《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下关于沣河入渭问题的记载为：

沣水出县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丰谷，自鄠县界来，经（长安）县界，由马坊村入咸阳，合渭水。

斟酌上文可以看出，马坊村只是沣水由长安县界流入咸阳县界的两县交界地点，而不是沣水入渭地点。沣水由马坊村入咸阳县界以后的流向，就是《长安志》卷一三咸阳县下记载的情况了。即沣水“自长安县界来，流至宋村合入渭”。这样解释，既顺畅又合于《长安志》叙述河流的一般体例。

其次，考古工作者发现，在上文所述两寺渡附近的汉代细柳仓遗址对岸，也有大型汉代建筑遗址，而且两岸的遗址都有一部分已被河水冲蚀掉。考古发掘者由此推测两岸的汉代遗址原来应是连结在一起的，汉以后渭河北徙至此才从中冲开。此外，考古发掘者依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和当地耆老口碑，认为今文王嘴东的马王寨为汉武帝朝丞相田千秋的茔墓所在。因此，若将汉、唐、宋渭河河道及西渭桥定在这里，“则解释不通为何两处的汉代建筑基址都在河边，汉丞相墓紧邻渭河亦解释不通”。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可以解释的。第一，汉代这里有石激，也就是石护堤岸，可以免却渭水噬啮之患，因此才会近水布置建筑。时过境迁之后，无人维护，石激冲毁，河流也就冲蚀掉了一部分建筑基址。第二，如上所论，汉代的漕渠渠首可能也在这一带，堤坝、堰口及其附属设施，都只能设在水上或水边。另外细柳仓的设置很可能与利用渭水转运粮食有关，如果是这样，仓储也只宜设在岸边，以便于搬运。第三，文王嘴被称为短阴山就是由于当地地势高亢；渭河河道在文王嘴至咸阳一段束狭不散，也是由于两岸土质坚硬，地势稍高。因此，在这一段建筑房屋或修置坟茔，条件也都并不算很坏。至于田千秋墓的问题，是否属实还需要确证。况且马家寨离渭河还有2里左右距离，相距也不是特别近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