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霸上的交通地位及位置变化

刘邦进军霸上，子婴出降，说明霸上对咸阳安危举足轻重。汉兴建长安，移都渭南，霸上的地位益加重要。如汉高祖十一年刘邦东征黥布，为屏卫长安，即征集北地、上郡、陇西各郡兵，由太子统领，驻于霸上 138。此后迄于唐末，历代攻守长安，相争霸上，不胜枚举。此乃其交通地位所致。

长安与关东之间，自来有三条要道。即沿渭河南岸、经函谷关的函谷道，沿灞河、丹江经武关的武关道和经东渭桥、蒲津关的蒲关道。三条道路在灞河至长安城之间并为一路，中间介以霸桥（秦咸阳在渭北，虽蒲关道不经霸桥，但函谷、武关两道仍须经霸桥）。霸桥为横绝灞水的唯一桥梁，绾毂东方三路。地位十分重要，唐代特置勋官、散官各一人专门掌治 139。霸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位于霸桥东端，为东方各地出入长安之门户。霸桥在隋初曾迁徙重建，霸上的位置也随之有所变化。

汉霸桥在灞浐之交以下，魏晋霸城之西，西对汉长安城 140。今西安市东北灞河东岸有地名上、下桥子口，其地距魏晋霸城不远 141，或即因霸桥得名。《水经注》谓霸城为“高祖旧停军处”，似乎隋以前的霸上仅指霸城（秦芷阳、汉霸陵），其实不然。称某水畔为“某上”，本是泛称，如《诗》云“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河上即泛指河畔 142。霸上本意亦当仅为“霸水之上” 143，后虽用以特指一地，其范围依然不够明确。汉代要在霸上举行祓禊 144，霸上应含有灞涘。刘邦入关时先经芷阳，再到霸上 145；由鸿门逃归霸上时也曾经过芷阳 146，都说明霸上并不等于芷阳城，而应当包括芷阳以西的灞水沿岸地区。隋以前的霸上当指今谢王庄、王家围墙、上桥子口一带。

由于刘邦灭秦影响深广，后世研究者往往只注意武关道与霸上的关系。其实函谷道经由霸上，更是史不绝书。如汉初刘邦东征黥布即与群臣别于霸上 147。景帝时周亚夫东击吴楚，初拟兵出函谷，但当其行至霸上时有人献策说：“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黾阸陿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周亚夫信从其计，在霸上转赴武关，大获全胜 148。说明武关、函谷两道交会于霸上。桓温北伐由武关道至霸上，与秦军相持不下后转向潼关撤军，同样说明这一点 149。《史记·高祖本纪》谓刘邦“先诸侯至霸上”，正是相对于诸侯由函谷道入咸阳也必经霸上而言。

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云中、上郡，文帝一面遣兵拒战，一面在长安周围设置防线，其中刘礼一军即驻于霸上。匈奴既来自北方，说明霸上也控制着蒲关道 150。其实蒲关、函谷两道相交于霸上，南宋程大昌早已指出：“若夫霸上者，东距潼关、北望蒲关，又皆代郡、太原虏可犯雍之路也。” 151东晋时有人从河东蒲坂送佛骨入长安，长安僧尼也到霸上迎观 152，《晋书》还记载苻融由长安赴冀州，“融将发，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霸上” 153。

隋在汉长安城南营建大兴城（唐复名长安），旧日的霸桥及通往汉长安城的道路均已无法适应新的需要。开皇三年，大兴城建成，城东道路随城址南移，霸桥徙至今霸桥稍北重建 154，霸上之名也随之南迁。

唐肃宗乾元元年，上皇李隆基自华清宫返回长安，肃宗曾迎于霸上 155。黄巢由潼关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等也至霸上迎接 156。此时函谷道已改经新建霸桥，自汉新丰城西转趋西南，原霸上、霸桥均西邻禁苑，无路可通，霸上显然已随霸桥南移。南移后的霸上仍在霸桥东端 157，武关、函谷、蒲关三路依旧在此相交，霸上的交通地位一如既往。如黄巢入长安后遣朱温攻南阳，朱温回师时黄巢曾至霸上相迎 158。朱温归来时途经蓝桥，乃取道武关 159。说明函谷、武关两道仍交会于霸上。隋仁寿四年，文帝死后，汉王杨谅起兵并州，有人献策直取长安，声称要“直入蒲津”，“顿于霸上” 160。李渊起兵太原，进军长安，亦取蒲关道经霸上而入 161。可见蒲关道依然须经霸上进入长安。隋开皇十六年在霸上置滋水驿（又名霸桥驿） 162，唐人诗文中常常沿用汉代故事而称其为霸亭。唐代武关、函谷、蒲关三条驿路即在霸上的滋水驿并为一路，西入长安。

霸上的交通地位同样表明其不在白鹿原。白鹿原在灞水西岸，汉、唐霸桥均在白鹿原下游，与白鹿原南北一线并列。汉霸桥更远在灞浐之交以下，过霸桥东趋长安的武关、函谷、蒲关三路，无论在过桥前后，都无由南绕到白鹿原上，三路更不可能同趋于白鹿原相交。况且汉长安东出大道就在霸陵城南，唐灞浐之间的道路也与白鹿原无涉，都是史有明文的。汉时每于霸桥折柳话别，唐亦因之，称霸桥为销魂桥，正与霸上送往迎来事相应。尽管唐代诗文中亦有称灞浐之间为霸上者 163，但那只不过是诗人附会旧说，不足为信。五代以后，国都东移，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交通地位随之下降。于是，霸上变为一个普通的交叉路口，在史籍中淹没无闻了。

写成于一九八三年四月，改定于一九八四年四月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