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美国人近来津津于后顾而不思前瞻，其心态日趋消极旁观。历史小说、传记小说、各类图片集、漫画集以及关于各地区和河流的书籍纷纷涌现，以满足人们对美国文献的渴求。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探索带有感伤的鉴赏精神，而不是批判分析。诚然，重视文化的国民生活中都有历史意识，但笔者认为，过去15年来人们之所以如此一味怀旧，其根源就在于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繁荣不能稳定持久，萧条如同深渊，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对未来的信念。1920年代一片繁荣景象，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好日子将万古长存；可是如今几乎人人都又在同样肯定地预料下一次经济大衰退的到来。展望未来不见光明，回顾过去却显得美好至极。然而，大家只是借助过去来为自己壮胆，很少用作现状的镜鉴。美国历史像一个丰富多彩的有价值的演出，像许多得到实现的诺言，人们只想看戏享受，不想分析并参加演出。人们对国家生活的最共同的看法，就是像在游览车厢的平台上那样向后作全视野回顾。

国民的怀旧情绪并非新情况，只是在以往十年中加强了。这种情绪有其自身的历史，政治传统方面尤其如此。事实上，美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渴望重新了解过去，因此，政治思想史若不力求对其加以解释就算不上完备。在美国政治中，追溯和怀旧心态的发展总是与传统信念的缓慢衰退并行的。只要竞争和事业处于上升阶段，人们就想到未来；在竞争和事业繁荣昌盛时，人们就想到眼前。如今到了追求集中、大规模和公司垄断的时代，竞争和机会都在走下坡路，人们就不禁怀念起过去的某一个黄金时代了。

共和国初创时，开国元勋们尽管也有很强的历史感，但都认为是在开创崭新的体制，并且为自己从事的新事业而自豪。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情绪也逐渐消退了。开国先辈们的设想和规划都着眼于长远的未来，韦伯斯特、克莱和卡尔霍恩这一代人则已埋头于眼前的利益。北部和南部随后的一代一心要维护和捍卫先辈开创的基业。例如，林肯就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维护祖国的稳定并抵制不合要求的变革。虽然他帮助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根除了南方的奴隶制和贵族统治，革新了国家权力结构并为工业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但他做这一切的意图是恢复联邦的原貌，维护平民百姓对政府的控制并保护自由劳动的现存权利。

内战过后的一代人经历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又想到眼前和未来。但是从布赖恩时代开始，美国的主导思想又逐渐凝聚在逝去的体制和条件之上。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来说，这种向后看的眼光竟达到了十分自相矛盾的地步。诸如布赖恩、拉福莱特和威尔逊等进步复兴的英雄都声称志在纠正40年来的谬误，要使国家恢复过去的状况：权力有限而分散，具有真正竞争和民主机会以及创业精神。正如威尔逊所说，振兴国家民主机制，“其目的是挽回失去的一切……我们过去那种气象万千的状态以及个人的发展能力。”西奥多·罗斯福也是如此，他在国家经济结构方面做了一些事，有“托拉斯的克星”之誉，但行事也很谨慎，因为他认识到这样做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并且时常坦率地把这种想法说出来。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家而言，赫伯特·胡佛虽然一般被认为与这些进步主义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的方法和气质事实上也与这些人大不相同，但大致坚持同样的主张，奋斗目标也相同。他和进步主义者一样，一方面追求光明远大的前途，一方面又指望沿传统的道路就可以实现这种愿望。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家中可算是佼佼者，乃至在汉密尔顿以后的所有政治家中都可算佼佼者，他感觉到传统的无力，认识到需要创新和勇气。他在实际措施方面的创新能力令人惊叹，“新政”在许多方面也偏离了美国的传统道路；不过他在思想方面的创新能力远为逊色；他既谈不上系统性，也谈不上连贯性，没有明确与继承的信仰决裂。虽然人们一再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世界概念，用以取代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哺育了美国人的自助、自由企业、竞争和有益的致富的思想意识，但没有一种具有相应力量的新观念扎下根来，也没有一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家起来提出新观念。由于丧失了一致的似乎可行的信仰体系——“新政”虽然建树不多，却远远破坏了旧的思维方式——美国人便比以往更倾向于接受有力的个人领导，以此作为替代。这就部分地说明了罗斯福声望的奥秘，也说明了罗斯福去世后美国自由主义丧失方向和士气低落的原因。

我从以下对美国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悟出，需要重新理解我国的政治传统，注重美国舆论的共同趋向。在历史中突出政治冲突的倾向大大掩盖了这种舆论趋向的存在。一般认为，美国政治中包含有一系列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土地资本与金融或工业资本之间的冲突、新老企业之间的冲突、大小资本之间的冲突——而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未显出多少迹象，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人们认识不足的是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常常使人产生错觉。大政党内主要竞争者的视界通常局限于财产和企业的天地之中。无论在具体问题上分歧有多大，但从大的政治传统来看，人们都虔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竞争价值；他们是把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特征当作人的必要素质来接受的。即便某些财产权受到以人的权利和集体权利为名义的挑战——杰斐逊和杰克逊的门徒就是这样做的——待其转变为实际政策之后也是以某类其他财产的名义推行的。

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私利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向有限的社会秩序的自然演化等，都是美国政治思想意识中的中心信仰的主要原则；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布赖恩、威尔逊、胡佛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持这种观念。从这些信念来看，从事政治就是要维护这个竞争的世界，不时加以扶持，偶尔出现弊端就予以制止，但决不要以什么共同的集体行动的计划使其致残。美国政治传统还表现为强烈偏重平均主义民主，但这只是贪欲的民主，而不是博爱的民主。

现行宪法制定以来的美国历史全过程几乎都是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过程同时发生的。就物质力量和生产力而言，美国堪称繁荣昌盛。具有如此良好运转状态的社会自有其默契的有机一致性。这样的社会决不扶持那些与其主要的运转安排敌对的思想。这些思想也会冒头，但总是被慢慢地、持续不断地隔绝起来，就像牡蛎不断分泌珍珠质把体内的刺激物裹起来一样。这些思想局限在少数持异见分子和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圈子内，除革命时期外一般不会在讲求实际的政界流传。因此，这些政界人物不假思索即可相信的思想范围一般都受到维系其文化的舆论趋向的限制。他们对当前的论题会各执己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总的思想框架上又是一致的，因而竞选结束后又可以相互合作。本书力求在不忽略重大冲突的同时注意中心信仰，并追溯其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利益而发生的变化。

政治斗争的性质决定冲突处在突出地位，史家也常常怂恿政治家把冲突放在突出地位。两个力争控制政府政策的特殊利益集团，会采用有所不同的思想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一种物质利益会在适当时机为另一种所取代，但原先已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思想却会一次又一次地去适应新情况，只是略作修改而已。后代如发现自己遇到的问题与先辈遇到的问题有某种大致相似之处，便会暗暗拥护早年的竞选者；史家当然也谈不上完全超脱党派之见，总是根据以当时的经验和信念判断最可理解的往昔留下的思想来重现当年的冲突。故此，人们如今还在用杰斐逊时代的语言辩论20世纪的问题，而我们编写的杰斐逊时代的历史也同样受到20世纪先入之见的影响，这种见解对杰斐逊及其反对者来说可能都是十分奇怪的。杰斐逊年代的冲突因一再提到而使人们经常想起，而那些共同的信念却不为人们注意。

这些共同信念决非无足轻重。虽然杰斐逊派和联邦主义派互相猛烈攻击，简直势不两立，但杰斐逊掌权后实际政策的差别归根到底微不足道，不久两党就难以区别开来了。若要用实践来检验他们的思想，我们必须适当强调，这些思想反映在他们提出的政策中的差异相对来说是很小的。我认为这就是历史分析的线索之一，因为这引导我们去思索杰斐逊派和联邦主义派共同达到的终极，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一样。把这一原则推广到美国历史的其他时期也很有用。如果说就某些较严重的冲突而言是如此，那么无数次总统竞选运动的情况必定更是如此，因为在总统竞选中一致之处极多，分歧之处极少，根本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美国文明就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建筑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统一体之上，它超越了各种暂时和局部的冲突。这种文化的国家性极强，大部分是孤立主义的；它是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烈体现。在一个要求承担国际义务、凝聚力、集中权力和规划的统一为一体的社会，传统的基础正在我们脚下动摇。在一个文化危机的时代，必须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本书各章选述的都是代表人类独特利益的人物，他们突出地代表了美国政治情绪的主流。除温德尔·菲利普斯是个例外外（他显出宣传鼓动家与讲求实际的政治活动家大不相同），那些政治活动家都是主要政党的显赫人物，都曾身居高位。也许大可再列出一些人物来，但本书中的这些人物至少是非论及不可的。

本书对这些人物绝无粉饰之意。笔者在本书中将他们作为以大众思想领袖身份行动的人加以分析，而这恰恰不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作用。此外，我力图把他们生涯中我认为未得到足够注意的方面重点展现出来，因此我必然要绕过虔信的传记作家常常很欣赏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对这些人是较为有利的。本人的论述可能并不全面，例如杰斐逊的民主或杰克逊和林肯的国家主义就大有发挥的余地；然而，但凡撰写史书和传记，尤其是短论，都必须在浩瀚的史料和众多的主题中进行选择。即便是传记巨著也不可能做到全面理解一位知名人物，本人亦无此奢想。最后，我也无意增添一部英雄崇拜和全民族自称自赞的著作，那种风气已经够盛的了。我以为，评价政治人物如何伟大并不像分析他们的历史作用那样重要。在民主社会中，对待政治领导的态度，苛求毕竟比过分宽容要令人安心一些。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194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