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查尔斯顿是旧南部各州的重要文化中心，既有自己的特色，又受到世界主义气氛的熏陶。它正是卡尔霍恩所不喜欢的南卡罗来纳的一个部分。他讨厌在外地的拥有地产的种植园主过的那种安逸生活，而这些人正是查尔斯顿社会和文化特色的台柱。1807年，该城疟疾猖獗，他不无幸灾乐祸地在信中告诉弗洛赖德·邦诺·卡尔霍恩，每份报纸都列出了长长的死者名单。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当地气候，不如说是“居民的胡作非为；可把这看成是对他们放纵淫逸生活的惩罚”。

从未有人指责卡尔霍恩生活放荡。从记载中看，他从未读过诗，也未想过写诗，不过，也流传过一个笑话，说他曾经想写一首诗，刚以“其实”一词开了个头，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一生中读过一本小说——因为一位女士征求他对此书的看法。他的一位朋友玛丽·贝茨曾说，“从未听他说过一句俏皮话”；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在一篇颂扬他的文章中写道，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不在所谓的娱乐上浪费生命，或不将生命用于与履行职责无直接联系的活动”。职责就是格言，因为职责就是卡尔霍恩身上的超人力量。他曾经写道：“我认为生活中的责任比生活本身更重要……我认为此生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与邪恶的斗争，对于按正当原则行事的人来说，斗争的乐趣多于胜利本身，虽然胜利可使乐趣大大加强。”成年人松懈和娱乐在某种意义上等于退回到无节制的童年时代。有理由认为，卡尔霍恩属于无童年时代可以追忆的一类人。哈里特·马蒂诺曾说卡尔霍恩根本不像有过生下来的时期，或许她感觉到的就是以上情况。卡尔霍恩的政治副手詹姆斯·H．哈蒙德在他去世后曾说过：“就我们所知，卡尔霍恩从未有过少年时代。他跃上舞台，就像智慧女神密涅瓦从朱庇特头顶跃出，已是羽翼丰满，全身披挂：他单枪匹马，可与任何人斗个高低。”

与他认真相处的人都难以忍受他那炽热的工作态度。亚拉巴马的迪克森·刘易斯参议员是个体重430磅的大胖子，休息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在某一选举年度曾写信给卡尔霍恩的朋友理查德·K．克拉莱说：

普赖奥洛法官第一次见到卡尔霍恩后就对一询问者说再也不想见他了。卡尔霍恩操着方言，滔滔不绝，整整说了3个小时，“从天上谈到地下”，他曾努力倾听，听得他精疲力竭。“我受不了让我如此绞尽脑汁的人……也不喜欢使我相形见绌的人。”卡尔霍恩很少和别人意气相投。他曾经承认，离家5英里之外他谁也不认识，可以肯定，他的政治声望并非来自个人的号召力，而是来自抽象的理论。但是，也没有理由认为不和家人在一起他会常常感到孤独。他喜欢说话有听众，但并不特别爱好交际。他喜欢一连好几个钟头独自沉思。

卡尔霍恩身高体瘦，样子像个病人，有人说，他那夹子般的嘴和沙哑的嗓音使人觉得像是位数学教授，参议院中习惯于聆听他滔滔不绝的长篇讲话的同事极为敬佩他那非凡的思想和无懈可击的正直人品，但有时也觉得他有点可笑。克莱以善意的讽刺笔调对他作了刻画，令人难忘——“高高的个子，显得忧心忡忡，前额布满皱纹，形容枯槁，目光逼人，仿佛在仔细分析玄学家脑瓜中蹦出的最后一个抽象观念，口中自言自语，念念有词，说‘真正的危机到来了’。”

卡尔霍恩也有温柔可爱的时候，他的严肃态度本身有时也颇有魅力。他的一位崇拜者曾说：“他像天真无邪的儿童一样朴实坦率地谈论最深奥的问题。”本杰明·F．佩里这位尖刻的政敌也证实他为人友善，但又说，“他非常喜欢谈论自己。”他把魅力和宽容都倾注给妇女儿童，或许他认为妇女儿童的世界与生活中的严肃世界全然无关。有一件小事十分使人感动：他在女儿的婚礼上特地把蛋糕上的奶油花饰取下来留给一个小孩子。完全可以相信他从没有对家中任何一个人发过火，因为他完全可以把攻击的火气发泄在任何一位参议员头上。而且，也正是两位妇女对他作了最恰当的刻画：一位是哈里特·马蒂诺，她称他为“铁铸之人，好像从未有过被生下来的时期，并且从不会被压制得销声匿迹”，另一位是瓦里纳·豪厄尔·戴维斯，她称他为“精神和道义上的精粹”。

如果能够知道约翰·C．卡尔霍恩夫人对他有何评价一定很有意思。不难想象，他对妻子一片深情，但卡尔霍恩的深情决非一般男子的热爱。他在考虑与她结婚时曾写信给她的母亲说：“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她的品性完全适合于我。”他们婚后的生活堪称典范，妻子给他生了9个孩子，他给予他们慈父的爱抚。然而，当他的大女儿两岁那年夭折时，他曾给他敬爱的岳母写过一封令人惊讶的信，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个生活在抽象概念之中的人；他这样的人竟会把治理人间之事当作他的职责，这确实令人惊奇，也多少令人感动。

卡尔霍恩对自己那种以逻辑理解生活的能力有着一种令人感动的信念。他的政治推理过程就像他生活中的许多阶段一样，由一系列的三段论演绎构成。设定一个前提，他可以创造奇迹，但有时他在选择前提方面却极其缺乏判断力，而且常犯诡辩的错误。 ^[3] 他之信赖逻辑，使他的自信几乎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他曾经写道：“我不知道是否过于自信，但我认为我看到的，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别无其他道路可以选择，这使我感到是在按命运的力量行事。”他在去世前6年写给达夫·格林的信中说：“回顾往事，我看不到有什么可后悔的，也很少需要改正。”

卡尔霍恩的同时代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他的全部精力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担任总统，就连对他赞扬备至的传记作者也不否认这一点。然而他本人对此从不承认或有所认识。1847年，他在参议院竭力辩白道：“我不是沽名钓誉之徒——从来不是。我不会去追逐总统之职。”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最受世人误解之人”。不过，应当说他的动机还是较为纯洁的。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般来说，他虽然力求提高自己的地位，但确实是遵循自己真正相信的某些首尾一贯的明确原则。诚然，他有时对某些个别人并不十分直率——多年来对杰克逊就是如此——但从不是思想上诡计多端的人，这两种情况并不相互矛盾。他在金钱问题上有所顾忌，或许只有亚当斯可与之相比，而且完全可作韦伯斯特的榜样。他经营的种植园正在败落，却得靠这方面的收入来养活一大家子——把9个孩子中的7个养大成人——并且真心诚意地表示对赚钱不感兴趣。1845年，他向韦伯斯特在波士顿的富有的主顾艾伯特·劳伦斯提出要借一笔3万美元的贷款，而劳伦斯在回信中却用话暗示，对于像卡尔霍恩这样地位很高的人，他也许可以超越商业性贷款慷慨借给他，卡尔霍恩以极其尊严的行文去信撤回了贷款的请求。

卡尔霍恩不懂政治要依靠人民，也不懂搞政治不仅要忠实于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有一批愿意长期效忠的人。他的追随者和党内人士对此都颇有怨言。詹姆斯·H．哈蒙德曾抱怨说，这位领袖“只会争取敌人，从不照顾朋友”。并说：“他把所有追随者一会儿推向前，一会儿拖向后，终至脱离了大多数追随者，然后又与朋友们一个一个断绝了关系，把不久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拆散完——终于把一切都毁了。”雷特和哈蒙德都认为他过于耿直，不近人情，不适于做一位大党派的领袖。正如雷特所说，“他懂得原则……但对用人之道……却一窍不通。”

当然，卡尔霍恩也是奴隶主，从这一身份出发，他如何看待自己是可以预料的：“我相信，作为主人我是无可指摘的，我想如我所希望的，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声称，他以“主人兼保护人的双重身份”看待自己与奴隶的关系。他的邻居证实他对奴隶是仁慈的，而且从他的出身的阶层来看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然而，关于他同奴隶的关系，如今只知道一件事，这件事表明，在南部，对待奴隶的仁慈具有混杂的性质。那是1831年的事，一名叫阿莱克的仆人冒犯了卡尔霍恩夫人，她扬言要狠狠鞭打他一顿，于是此人逃跑了。几天后，他在阿伯维尔被抓获，卡尔霍恩通知一位朋友：

阿莱克之事和“着实挨30下鞭子”一语比卡尔霍恩关于国会法令废止权原则和一致多数的辩证论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多数与少数的问题。